《为党生活的人》书评——兼论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融工”路线（下）

目录

一、《为党》意识到了经济主义但不知道怎么做政治灌输

二、《为党》的“融工”路线中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典型体现

三、《为党》里的错误做法和对待革命同情者的正确原则

四、无法靠“苏维埃超人”拯救错误的“融工”路线

五、《为党》发表时期日本共产党的路线与佳士斗争路线的相似之处

六、总结与答问

上篇包含了目录的前四节，下篇包含了后两节。

五、《为党》发表时期日本共产党的路线与佳士斗争路线的相似之处

《为党生活的人》（和上篇一样简称《为党》）写于1932年，是日共在1922-1935年革命活动的缩影。日共在这段时间屡次被警察破坏，最终完全失败。另一方面，本文第一节已经提到，《为党》中佐佐木小组的工作方式，与当代中国冒险主义者的“融工-盲动”路线是一样的；这一“融工-盲动”路线，以佳士斗争的失败为代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日共和佳士斗争的相似之处，来理解“融工-盲动”路线的实质：经济主义-冒险主义。

关于日本共产党的这段历史，日共于1980年代出版的官方史料——《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简称《六十年》）提供了一些材料。然而，二战后日共的主要领袖宫本显治、野坂参三等，早已带领日共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被毛主席批判为“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详见196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第4版）。因此对这份由宫本集团主编的《六十年》，读者在参考时需要批判地看待。

1. 都坚持了革命的方向

日共在1922-1935年间的纲领，基本坚持了正确的革命方向。以其1932年纲领为例，日共指出日本革命的性质是“必须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趋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反对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警察天皇制”、“争取大米、土地和自由”、“建立工农政府”等(《六十年》第59-60页)。

佳士斗争的组织者虽然没有提出过正式的纲领，但贺鹏超等领导者在其“认罪视频”中承认自己要“暴力革命”；另一方面，自称领导了佳士斗争的中毛共也在其“告人民书”中表明了“造反有理”的态度(详见“道德绑架”一文第三节)。因此佳士斗争在大方向上也是革命的。

总之，在“要革命不要改良”这一点上，二战前的日共与2018年的佳士斗争是一样的。

2. 工人工作都有经济主义的缺点

《为党生活的人》反映了二战前日共做工人工作的路线：以纯粹经济鼓动为主，缺少工人政治教育小组，从而陷入了经济主义。对于《为党》的详细分析，可参看本文第一、二节。

而佳士斗争的“融工-盲动”模式，则与《为党》中的方式一模一样：进厂当普工、交朋友、发动经济罢工，没有政治教育小组。因此佳士斗争在工人工作方面也犯了相同的经济主义的错误，详情可参见“道德绑架”一文第四节。

《为党》与佳士斗争的不同之处在于：《为党》展示了一次成功的经济斗争和公开冒险，而佳士斗争则是失败的。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有：(1)当时日本社会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危机深重，加上苏联的存在，工人和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了解同情程度较高；反观2018年的中国则没有这种形势。(2)日本共产党虽然因路线错误而屡遭破坏，但生命力较强，多次重建，又有共产国际帮助，因此其组织力量高于佳士斗争。(3)《为党》中的仓田工厂面临大规模裁员，工人群众有进行自发经济斗争的动力；佳士厂的工人则没有。(4)佐佐木小组在仓田工厂做经济鼓动的时间较长、效果较好，群众基础好于佳士斗争，表现在须山公开撒传单时有积极群众掩护；反观佳士斗争的组织者，在本厂工人没有自发罢工诉求的情况下，还发动了冒险程度和公开程度均高于佐佐木小组的“建工会”斗争，以薄弱的组织力量与中特黑帮的政治警察进行公开决战。

冒险主义者可要反驳说：佳士斗争不是经济斗争，而是政治斗争。对此我们要说，这样的“政治”也只是工联主义的政治。看看佳士斗争的“政治”诉求吧：建工会，放工友，依法维权，向黑帮头目呼吁（“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不要忘了，工会或工联仍然是经济诉求，是经济主义的自发斗争，还不是革命的政治斗争：

在俄国，乍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碰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碰到”会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107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斗争呢？列宁在上面这段引文也提示了，那就是(政治)“小组”，以及通过政治报将各小组组织成政党。关于政治小组的意义，读者可参见本文第一节。

3. 组织路线中都有“形式建党”的缺点

为什么说日共是“形式建党”？这可以从日共的组织活动史中看出(1922-1935年；以下页码均为《六十年》的)：

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

1923年2月，日共在日本国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3年6月，天皇警察对日共实行了第一次镇压，约有80人被捕，包括大量党的领导人。

1924年2月末左右，党内失败主义者宣布了解散日共的决定。

1925年9月，负责重建日共的干部创办了一份合法机关报。

1926年12月，日共在国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建党。

1927年12月，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着手实施《二七年纲领》。

1928年2月，创办了秘密的中央机关报《赤旗报》。

1928年3月15日，天皇政府对日共进行了大规模镇压，逮捕了约1600名党员及支持者，史称“三·一五”大逮捕。4月，日共恢复了全国性的联系，并重新发行了《赤旗报》。10月，时任日共委员长渡边政之辅被日本政府杀害。

1929年4月16日至6月，日本政府再次对日共展开大逮捕，被捕者达1000余人，史称“四·一六”大逮捕。自此，“党几乎失去了建党以来的所有干部(第44页)”。

1931年1月，日共中央重建，6月，《赤旗报》复刊。

1932年7月，《赤旗报》刊载了日共的《三二年纲领》，反对侵略战争和天皇专制。

10月，日共准备于国内的热海市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日本政府再次对日共实行全国大逮捕，以党的领导机关为首的约1500名党员被捕。

1933年2月，日本政府又逮捕了1500多人；小林多喜二于2月20日被奸细告发，当天被捕并被警察拷打致死，壮烈牺牲。

1933年5月，野吕荣太郎、宫本显治等人重建了日共中央。

6月，佐野学、锅山贞亲两名被捕的日共领导人公开发表“转向”声明，赞美天皇专制和侵略战争，反对日共和马克思主义。《赤旗报》立即发表声明谴责二人的叛变行为，并将其开除党籍。7月，又有几名被捕的日共领导人发表“转向”声明。

1933年11月，野吕荣太郎被奸细出卖而被捕，于第二年2月在狱中牺牲。

1933年12月，宫本显治被捕。1935年3月，日共最后一名中央委员袴田里见被捕，“至此，中央委员会消亡了(第75页)”，《赤旗报》也于2月20日后停刊，直到二战之后才恢复。

(《六十年》第13-15、21-22、27、37-39、42、44、46、62-64、69-73、75页)

日共每次召开代表大会之后都遭到了大逮捕，失去大量干部，最终完全被破坏，实质上一直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党，因此我们说它是空有代表大会的“形式”建党。

与俄共进行对比，更能体现日共的错误。1898年，俄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沙俄境内的明斯克市召开，“由于大多数与会人员在一个月内均被逮捕，因此本次会议未成立真正的政党(维基百科)”，属于形式建党。此后，列宁和俄共党员吸取了这次形式建党的教训，通过办工人小组和《火星报》，在实质上建立了俄国党，此后才于1903年在国外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形式上把党巩固下来。之后，俄共的历次大会都在国外召开，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

反观日共，每次都在国内开代表大会，开完不久就遭到专制政府的大逮捕大破坏；重建以后又继续冒险在国内开大会，然后再次遭到大逮捕。日共深陷形式建党和冒险主义的错误，直到最后也没能总结教训和纠正错误。日共屡败屡战的精神和勇气是对的，但屡战屡败而不总结经验教训的低修养状态是错的。我们既要有勇气，又要有修养。要学俄共，不要学日共。

日共在组织上的薄弱，还表现在被奸细严重渗透这一点。哪怕是日共官方的党史《六十年》(第63、65、71页)，都承认当时的日共党内有三个后世闻名的间谍：饭冢盈延、三船留吉和大泉兼藏。网络资料显示，这些间谍潜伏在日共高层，多次出卖了中央委员会和各地组织的情况，小林多喜二同志就是被三船留吉出卖而被害的。

组织上的涣散、薄弱、不保密、被间谍严重渗透，是经济主义(落后的手工业方式)组织路线的结果。列宁在《怎么办？》第四章中批判了经济派落后的组织路线，并言简意赅地指出了政治报实质建党阶段正确的组织原则：

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13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也出现过马林诺夫斯基这样的间谍(此人在1914年甚至还成功应付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但并没有导致全党遭到出卖和逮捕，和日共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原因正在于是否真正理解和执行了上面所引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以及非法作为合法基础的工作方式。日共的形式建党路线缺乏政治小组，因此培养不出修养高超、经验丰富、判断敏锐的职业革命家(列宁和巴布石金正是在彼得堡和火星报小组里成长起来的)，做不到“严守秘密”(几个间谍就能掌握大量党员的情报)，更没有“严格地选择成员”(反而是被间谍严重渗透)，且无法及时地识破、开除和揭露间谍。落后的组织路线，导致了小林等烈士的牺牲和日共的失败。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要是落实到了组织路线上，是要以同志的生命和革命的失败为代价的！

没能“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和“培养职业革命家”，也表现在日共党员的个人素质上。本文第二节已经提到，小说中的伊藤等日共干部“缺乏认真训练和革命教育”，不仅不懂得办政治小组，甚至在经济鼓动的一开始还说不过法西斯主义者。

而这仅是问题的一个表现。网络材料还显示，日共高层的生活是比较腐化的，生活费很高，锅山贞亲和三田村四郎这两个领导人甚至是在同艺妓过夜时被捕的(“袴田里见回忆录”第110页)，成为当时的一大丑闻。另一方面，像《为党》中的佐佐木这样的基层党员，活动经费却极其缺乏，穷困到只能靠吃茄子、开水泡饭和同情者的经济支援过活。这样的组织状况、党员素质和腐化的高层，根本无法与全副武装的日本政治警察抗衡，简直就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让党员拿着木棒去和政府的正规军作战：

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再来看看现代的冒险主义者，即自称领导了佳士运动的中毛共。其形式建党(开会建党)，然后遭到大逮捕的失败过程(参考资料)，和日共是何其相似啊！佳士斗争的战士们公开冲击中共的政治警察，最终败下阵来，这和“拿着木棒与正规军作战”又是多么相似啊！

总之，日共和佳士的失败用实践证明：形式建党、“开会建党”的组织路线要不得，没有政治小组和革命训练也要不得，尤其是在专制国家。工人小组(培养职业革命家)-办报建党这条实质建党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4. 冒险主义的共同归宿

在本文第二节中，我们分析了《为党》中的佐佐木小组从经济鼓动走向冒险撒传单的过程，这是日共的冒险主义策略的一个表现。我们也已在本节的第2小节指出了佳士斗争和佐佐木小组的相似性，即都是从经济主义的工人工作走向公开盲动的冒险，只不过因为具体条件的不同，使佐佐木小组取得了险胜，而佳士走向了失败。

日共的冒险主义策略还表现在“武装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大森银行暴力抢劫事件”(《六十年》第45、65页)等行动之上。日共的官方史料《六十年》把这些冒险错误归咎于奸细的渗透、“缺乏革命运动经验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占据了党的核心地位”等，又把其《三二年纲领》中对革命形势过度乐观的估计，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倾向(《六十年》第61页)。可我们却没有看到日共对自己路线错误的反思。为什么日共为什么会被“小资产阶级人物”领导呢？为什么会被奸细渗透并发起冒险发动，却不能识破和制止呢？为什么会听命与共产国际而缺乏自己的独立性呢？如果日共有正确的工人政治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那么即使犯了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也能及时纠正而不会导致全党的覆灭。

佳士斗争中的冒险主义策略也是明显的，主要的表现有：公开要求工会(缺乏厂内工人支持的情况下)、冲击派出所、组织全国声援团。声称领导了佳士的中毛共，也从来不承认自己犯了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与日共又是相似的。

5. 高层“转向”的相似结局

战前日共的干部被捕后，除了小部分有气节的同志（其中相当比例都牺牲了），大部分人都发生了“转向”即变节，还有像锅山贞亲、佐野学这样恶劣的公开“转向”声明(《六十年》第70页；本节第3小节)。没有“转向”的宫本显治等人，也在战后带着日共走了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这实际依然是“转向”或叛变。

中特政府在镇压佳士运动时，也采取了“认罪视频”这种让人“转向”的策略，果然和天皇政府一样，都是法西斯专制政府。另一方面，佳士斗争的领导人和参与者的“转向”，也和日共很相似。

发生如此大量“转向”的根本原因，仍是日共错误的理论、政治、组织和策略路线。在专制的帝国主义国家，忽视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共斗争史的学习，忽视对自身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更忽视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和组织，这就无法让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正确地结合，就好比在战斗前不给战士装备和训练。理论修养低下，无法用马列主义研究国情，就找不到正确的路线。经济主义-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形式建党的组织路线、忽“左”忽右的策略路线，导致日共和佳士培养不出足够多的修养高超、信念坚定的职业革命家，做不到严守秘密，反倒是经常遭到破坏。狭隘的经济主义工人工作越走越窄，被迫发动公开罢工、盲动冒险。冒险而又没有严守秘密的组织，就容易受到镇压。一受到镇压，就有大量成员脱离或背叛，因为他们缺乏认真的政治学习和革命训练，因此缺乏对正确路线的认识和信念，也缺乏革命气节。

6. 不能重蹈日共和佳士的覆辙

佳士斗争实际上是在较小的规模上重复了日共的失败，以至于二者在政治、组织和策略上的错误都十分相似。如果佳士斗争的组织者有足够的列宁主义修养和共运史知识，研究了日共的失败，发现了背后的路线问题，那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但现实却是他们由于缺乏修养而没能做到，又把前人的失败照抄了一遍，这是非常可悲的。

日共在《六十年》中没有充分反思自己的路线问题。自称领导了佳士斗争的中毛共也一样，不反思自己的路线问题，却把失败归咎于个别叛徒，不懂得自己的“左”右倾的路线正是制造叛徒、而没能培养出革命家的根源。

我们必须彻底总结和清算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否则就会再次重复相同的失败，让工人阶级和小林多喜二这样的烈士白白流血，这无异于对革命犯罪！

六、总结与答问

在本文第一节中，我们指出《为党》的主人公佐佐木意识到自己犯了经济主义错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给工人办秘密的政治宣传小组。我们引用《巴布石金的回忆》和《怎么办？》的原理，指出了政治宣传小组的意义和建立方法：(1)发现先进工人，(2)学习马列理论，(3)揭露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第(2)和第(3)点应同时进行)。我们还根据《为党》的原文指出：做工人工作的知识分子不能全员进厂当普工，否则会陷入“坐井观天”且没有时间做政治教育工作的状况，必须要有人在厂外办政治宣传小组。《新十月》频道的融工故事也用访谈证明了这一点：当普工不利于长期做工人工作。

在第二节中，我们列举了《为党》中的“融工”知识分子进行纯粹经济鼓动和冒险发动的典型场景，指出经济主义工人工作的结局往往是公开冒险的经济斗争(或者因为工作没有成效而离开革命)，很容易和佳士斗争一样以冒险失败、工作中断为后果。在经济主义的路线下，革命者自己也将缺乏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我们还指出先进工人必然反对经济主义的“政治稀粥”，向往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这也符合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观察。最后，我们推测佐佐木们不懂得政治教育路线的可能原因是缺乏对《怎么办？》等列宁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学习，希望同志们利用好今天《列宁全集》的资源，学会列宁主义，走上革命正路。那些认为读读黑帮编的《列宁选集》（更不要说只读《怎么办？》了），或者读《列宁全集》里黑帮编的“前言”后就能挑选《全集》“精要”篇目、就能走捷径的人，多半会倒在黑帮为阻止革命者掌握真理而精心设下的最后一道防线前。中特帝国主义血汗工厂里那些已经明白必须拒绝经济主义的半觉悟工人，都能在繁重劳动之后以顽强的毅力用两个月读完一卷《列宁全集》，从而成为真正觉悟的工人，那些立志要帮助工人获得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理由在读《列宁全集》上“偷工减料”呢？全力以赴的知识分子，最多一周就可以读完一卷《列宁全集》，一个月就可以读完四到八卷、从而摆脱经济主义的理论枷锁！

在第三节，我们批判了佐佐木在对待同情者时存在的错误。一方面，我们同意革命者应当选择同志而不是同情者作为自己的伴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同情者采取“要么加入革命，要么置之不理”的态度，否则会从正确的原则出发得到孤立自己的结果。我们不能对同情者提出党员的要求却又不帮助他们提高，不能丢下几本马列原著就走开；而应耐心引导，主动帮助，因材施教。我们还要拒绝经济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以免因革命力量不足而无暇照顾同情者。

在第四节，我们观察到佐佐木之所以被迫做“苏维埃超人”，是因为日共的经济主义-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导致革命家数量严重不足。我们要学习佐佐木们做“为党生活”的人，但不能为错误路线而生活。在错误路线上越努力，只会越失败；“苏维埃超人”拯救不了错误路线，牺牲再多的红军也不可能让王明的冒险主义路线取得胜利。我们不仅要有牺牲精神，而且要为正确路线而牺牲，要与错误路线做斗争。

最后，在本文第五节中，我们比较了战前日共与佳士斗争的相似之处，发现二者在革命大方向、经济主义的工人工作、形式建党的组织路线、冒险主义的错误策略和高层“转向”悲剧性结局这些方面，是几乎一样的，说明佳士斗争是在较小的规模上重复了日共的失败。我们着重研究了日共的组织活动史，指出日共总是屡教不改，屡次冒险在国内开代表大会然后遭到大逮捕，和经过一次教训就改正的俄共相比相差太远。这条经济主义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导致日本工人阶级缺乏政治教育，日本共产党员缺乏革命训练，日共缺乏优秀的职业革命家，最终被间谍渗透却无能为力，犹如拿着木棒与法西斯警察的正规军较量。佳士斗争也是如此悲壮的结局。不清算这条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我们就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再让小林多喜二等烈士的鲜血白流。总之，在通过工人小组和全国政治报完成实质建党的当前阶段，要工人政治教育，不要纯粹经济鼓动；要秘密政治小组，不要公开经济冒险；要办报(实质)建党，不要开会(形式)建党；要坚定革命信念，不要“转向”背叛革命。

我们还考虑了以下几个问题。

(1)有人可能会说，在小说的结尾，佐佐木三人虽然被裁离厂，但也领导了一次还算成功的经济斗争，在工厂里也发展并留下了两个正式工，这不是成功的工人工作吗？但问题是，这两位正式工以及将近十位被“发展”的临时工，并不是通过长期的政治教育培养的，而是通过交朋友、吃饭、聊厂内经济问题等经济鼓动的方式“培养”的。光靠经济鼓动，不可能让工人获得革命的政治觉悟。另外，连佐佐木这样的党员都不知道怎么进行政治教育和灌输，那么这些靠经济鼓动发展来的工人就更不可能懂得。

(2)还有人可能认为，不提工厂内的经济问题，怎么吸引工人呢？佐佐木们遇到了经济斗争的形势，就该搞经济鼓动和发起经济斗争。

这其实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在大规模的自发经济斗争到来之前，和工人提经济问题，最多只能起到吸引兴趣的作用，绝不能以此代替政治宣传和教育。俄国社民党人吸引巴布石金，完全没有依靠经济问题，而是观察到他“是个愿意走上争取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光明大道的人”，然后问“你家里有些什么书吗？”；随后又让巴布石金读了他一生中第一份秘密读物——一张民意党(甚至只是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的传单，内容是责骂神甫、政府和沙皇，“从此我就永远成了一个反政府的分子”；再之后巴布石金就定期地参加小组政治学习(《巴布石金的回忆（上）》)。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先进”工人是愿意参加政治学习的工人，他们往往“自发地”对社会主义和政治问题感兴趣（感兴趣不等于已有政治自觉，还需要政治学习才行），不一定需要经济鼓动和罢工这种局限于眼前利益的事来吸引ta。

当我们培养了足够的觉悟工人，并且所在地区的工人有了自发组织经济罢工的形势，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秘密地领导这个罢工，通过有组织的经济斗争来为广大工人群众争取生活改善，让那些只有中等和落后觉悟的工人也感受到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从而对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兴趣；我们还应当引导工人把罢工争取到的经济改善用于进行政治学习。但使用这个策略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在宣传小组中培养了足够多的工人，有了强有力的秘密组织，并且当地的工人群众有自发罢工的形势。在当前阶段，绝不能把经济罢工、冒险“盲动”当作工作的主要方式；日常的、主要的工人工作方式始终是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人小组-办报建党。我们可以看到，佐佐木们一方面没有建立工人政治小组，另一方面该厂工人并没有自己起来罢工，而是在须山的冒险撒传单行动下才响应的，这说明并没有自发罢工的形势。

总之，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正确关系是：我们主要的和日常的工作是办工人政治小组、培养职业革命家，其目标是通过全国政治报来建稳固的革命政党；经济鼓动要服务于工人小组-办报建党的政治工作，不能用经济鼓动-“盲动”冒险来代替和破坏小组和建党的工作。

(3)日共也有机关报《赤旗报》，但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首先，列宁的《火星报》编辑部在国外，而日共的《赤旗报》却始终在国内编辑和印刷(《六十年》第35、65页)，很容易遭到破坏。最重要的是，“办报建党”这条路线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工人小组”，即各地有许多政治宣传小组，它们培养巴布石金式的觉悟工人，然后巴布石金们再到各地去建立新的小组(见本文第一节)，培养更多的觉悟工人。但《为党》反映出日共缺乏这样的小组，那就没有政治报建党计划的基础，因为政治报是把国内分散各地的工人革命家小组联合起来，但日共缺少足够多的这样的革命家和小组。因此日共的《赤旗报》没能起到可与《火星报》相比的组织作用。

为了彻底清除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我们要从理论基础做起，从学懂列宁主义开始。今天很多左派同志不开展，普遍读马恩和毛主席著作居多，读列宁著作的人反而很少。这也是黑帮党力推的结果，使得很多人反资本不反黑帮党。

我们不否认应当读马恩和毛主席的著作：马恩的著作是原理，是起源；毛主席继承了列宁主义，还是从彻底的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毛主席所处条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三不管”地区，有苏共帮助建党(我们今天是没有的)，因此他在建党方面的论述比较零散，况且还受到黑帮的严重阉割。而列宁的著作就是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在一个专制国家组织起来，怎么建立一个党。我们当今的任务是尽快将组织建立起来，尽快将觉悟工人教育好、教育得多，使真正愿意革命的同志越来越多，组织越来越强大。一句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工人阶级最根本的利益，要进行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进行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利用民主革命胜利后短暂的政治自由时期进行“扩大再生产”：工人有了罢工、集会、出版、言论自由，这有利于我们教育更多工人，让更多的先进分子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有了足够多的觉悟工人，我们就能马上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府推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让工人阶级掌权。这些过程的具体内容都在《列宁全集》里写着；列宁的理论是最能直接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理论。

资本主义的积聚和集中并形成垄断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为什么这么说？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因素有哪些？生产集中、人口集中、资本集中；资本家、工人、军队、大生产资源等等全部都集中在大城市，剩下的问题就是夺权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谁说了算的问题。只要教育并组织好工人就等于掌握一支军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工人掌握生产力，生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改造世界的先进性都具备，又经过了民主主义斗争的锻炼和社会主义觉悟的灌输，因此只要给觉悟工人发枪或者提供枪支的图纸，由先锋队组织好和协调好就能批量生产，就能做到列宁讲的人民自卫军，即“民兵”。有了民兵，完全可以跟专制黑帮的白匪军抗衡，完全可以组织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去推翻专制政府——这一切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是列宁的思想。我们现在的条件和列宁的条件很类似，都是没有政治自由的帝国主义国家，重走列宁道路是我们当代左派同志必须认识的一个重要事实。相反，如果只读马恩和毛的著作而不读列宁的著作，还是想“上井冈山”，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发生。

我们现在就像在1899年年末的俄国一样处于第三个时期：小组普遍不开展，左派尚未联合，只有原子化的革命者存在。这怎么能行呢？这第三个时期必须尽快结束，进入第四个时期：工人小组-办报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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