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抗争中的所谓“道德绑架”问题及其掩盖的策略和组织错误

一、“道德绑架”的实质是道德领域的阶级斗争

二、佳士抗争中所谓的“道德绑架”是黑帮用来压制无产阶级道德的话术

三、《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对佳士抗争“道德绑架”的不实污蔑

四、被“道德”问题所掩盖的策略错误

五、被“道德”问题所掩盖的组织错误

一、“道德绑架”的实质是道德领域的阶级斗争

“道德绑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内涵至今尚未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却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地起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用。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入了对佳士抗争的总结，让个别人得以把佳士抗争中许多正确的做法抨击为“道德绑架”，影响了今天我们在佳士抗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为此，有必要对“道德绑架”这个概念进行科学分析，并驳斥那些将佳士抗争中的正确做法污蔑为“道德绑架”的谰言。

资产阶级舆论中所使用的“道德绑架”概念，由于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看似抨击道德绑架，实则进行着道德灌输。在百度百科中，道德绑架被定义为：

“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

在资产阶级的“学术期刊”中，虽然有争论，但相互之间的差别以及与百度百科的差别都不大。得到较多引用的一个定义认为：

“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道德绑架内涵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在这些定义里，既没有谈道德的阶级性，也没有谈道德冲突背后的阶级冲突，有的只是对“道德绑架”的抽象否定。至于被否定的“道德绑架”概念中的道德是哪个阶级的道德这一问题，并没有出现在这些讨论的视野里。我们不妨看看这个被掩盖的问题。在前文所引的那篇《道德绑架内涵探析》文章和百度百科里，都举了这样一个“道德绑架”的例子：吉林贫困农民刘福成有个11岁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为治病花光所有家产且向亲友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他向网易老板丁磊等六位国内富豪写信并登在了报纸上，希望他们捐钱给自己患病的女儿治病。这位贫困父亲的求助在舆论上造成了“胁迫”富豪的结果，竟然有两位富豪因此捐了款，贫困父亲的无奈之举就被“学者”们指责为“道德绑架”。这里“道德绑架”之争的实际阶级内容，并不是贫农在道德上支配了大资产阶级，而是恰恰相反，是大资产阶级及其学者试图在道德意识形态上控制贫困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小资产阶级接受自己因资产阶级的贪婪掠夺造成的悲惨命运，而不要去打扰富豪们的安宁。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作为应急方式向统治阶级中的个人求助的做法。列宁的党甚至向英国资本家借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直到革命胜利后才还钱给资本家的后人，因为超过约定的还款时间过长，那位资本家已经去世了。但需要指出，将向富豪救助作为一条路线就完全是幻想了。劳动者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只有通过推翻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实现。仅仅在道德上“绑架”大资产阶级是不够的，首先还必须在政治上“绑架”他们，这和建立劳动者专政是一个意思。

“道德绑架”反映着现实中的道德冲突。这种道德冲突，如前所述，可以是不同阶级之间道德的冲突，例如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同一个阶级不同道德主张的冲突。例如在2015年9月3日上午，黑帮为了营造民族主义舆论，进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一众靠着生产精神毒品为生的影视明星都转发了有关阅兵的图片、视频，而这一天台湾女星范玮琪则继续在网络上晒自己的双胞胎儿子，范因此遭到了网络围攻。这一事件也常被作为“道德绑架”的典型案例来讨论。实际上，无论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的家庭意识形态，都是黑帮的道德武器。只不过，在黑帮准备战争时，常常是前者压倒后者；而在通过纪念战争强化民族主义的时候，常常是后者压倒前者。今年被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特别推崇的《永远的〇》这部电影，就是表现家庭意识形态支配民族主义的典型。这种披着“道德绑架”外衣的统治阶级道德内部的冲突，对于多数劳动者，特别是工人来说，是道德洗脑的不同表现。它们的区别并不大，就像枪决和绞刑的区别不大一样。

马克思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也服从唯物史观的这一规律；具体而言，就是在特定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通常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所谓“道德绑架”的批评往往在实质上是隐蔽推销、强行灌输统治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理念。恩格斯曾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说明要唯物地、历史地、阶级地分析道德。他说：

“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未来利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恩格斯的结论提示我们：如果工人阶级能够用一套自己的道德理念去对抗资产阶级的道德，如果统治阶级需要为自己的道德进行辩护，如果统治阶级高喊不要进行“道德绑架”，那么这恰恰说明工人阶级此时正在变得强大起来。列宁更进一步地指出：

“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这里面蕴含的意思是：不能消极地等待无产阶级道德自发成长起来去代替无产阶级中间流行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影响，而是要由先锋队自觉地用无产阶级道德去灌输无产阶级群众，用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付出自己个人一切的道德意识，去激发出勇于与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进行彻底斗争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只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有刻骨的仇恨，只了解要建立革命政党来教育和组织工人用暴力推翻现政权这条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还不足以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除了这些之外，还须具备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把服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要求作为自己自觉意识的人，才是真正的先锋队成员。

二、佳士抗争中所谓的“道德绑架”是黑帮用来压制无产阶级道德的话术

我们来看看对佳士抗争中所谓“道德绑架”的批评。在佳士声援团官网上，曾经公布过一份认罪视频的文字整理。曾是佳士抗争领导者之一的贺鹏超这时已经叛变。他在认罪视频中说：

“我们这个组织也认为，学习是搞资产阶级学术，学了就是注重自己的私利，（讽刺不屑的语气）不愿意奉献，用这样的道德绑架让学生们放弃自己的个人前途呀，自己的个人私利，甚至家庭，爱情。

而且这个组织还有一点，个人的恋爱情况也要汇报，不允许和组织外的人谈恋爱，谈了也要分手，即使是组织内的人，也要经过组织审查，向组织汇报，聊天内容不能避开组织，没有一点自己个人的隐私。”（“道德绑架” 一词的黑体为引者为了方便读者查找所加。）

在承认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的录像中，投靠了黑帮的贺鹏超用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去攻击自己曾经施行的正确的东西。学生不放弃自己去当资本主义螺丝钉的小资产阶级前途，不放弃自己评黑帮奖评黑帮优的私利，不为革命放弃一定会被黑帮用来要挟自己的家庭，不放弃把自己往黑帮和资产阶级那边拉的旧恋人，他怎么能够变成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呢？不用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去“绑架”、去排挤、去代替资产阶级社会处心积虑灌输给他们的旧道德，他们又怎样能放弃这一切呢？在道德问题上，不是资产阶级道德通过所谓“道德绑架”的话术战胜无产阶级道德，就是无产阶级道德揭露、“绑架”、战胜资产阶级道德。在这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黑帮处心积虑炮制的认罪视频中，为了呼应叛徒贺鹏超的论点，让他攻击革命的“道德绑架”之说能够有证据支持，还专门加进了另一个曾经立志于投身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后来却告别了革命的女学生侯长珊的呼应之辞。她说：

“我从小和我的家人感情特别好，但是组织说，家庭是什么封建束缚，亲情是面具，实际上有利益的考量。感情上我才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哭了），我和我的男朋友就是因为他们才分手的，当时贺鹏超逼着我给李仁钬（前男友）发短信，在旁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我输，‘永无复合可能，再不见面’，说要彻底批倒批臭他这个投机分子。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告别革命之后，曾经放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舒适生活的做法，自然就显得很可惜了。马克思说：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在佳士抗争中，黑帮针对革命学生的首选恶毒招数，就是把父母喊到现场劝自己的孩子回去，借家庭要挟、分化学生。在感情上不“受害”，不自觉把自己“道德绑架”一下，就挺不过黑帮这第一轮迫害。革命爱情和革命家庭是革命道德的体现，会让黑帮的这种迫害无功而返。革命青年应该寻找革命爱情，就像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那样。而他们的爱情，某种意义上恰恰都是在“组织内”找到的。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做些解释，那就是贺鹏超谈到的学习问题。他把否定学习看作“道德绑架”。那到底要不要学习呢？答案是有的不要学，有的要特别认真学。不要学的是贺鹏超自己曾经正确地否定的资产阶级学术，要特别认真学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学生，以及较少受到资产阶级学术影响的工人而言，清洗自己身上的旧意识形态影响时，总体上否定资产阶级学校的生活和痕迹，是成为革命者的必要步骤。另一个必要的步骤则是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这是树立科学世界观的唯一途径。没有系统世界观的人无法稳定地参加政治活动。没有系统科学世界观的人也无法稳定参加革命活动。没有道德和立场的教育不行，但像佳士抗争的准备过程那样，只注重道德和立场的教育，而没有系统科学世界观的教育，结果很多参与者，包括贺鹏超本人，都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其次，不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极其容易犯路线和策略错误。佳士抗争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贯彻了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进行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宝贵尝试，但却不知道要利用政治报刊和工厂支部去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把那个能够推翻黑帮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用自己的日常活动创造出来，结果在策略路线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让先锋队与优势敌人进行了决战。（这个问题第四部分还会详细谈。）贺鹏超还是一个革命者的时候，他否定资产阶级学术的历史是不错的，但这个不错的历史是和忽视科学世界观教育的错误夹杂在一起的。我们相信，很多佳士抗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离开了政治活动，不仅和他们的立场、他们的道德没有彻底转变过来有关系，也和他们没有深入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因缺乏修养而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策略路线，陷入已经竭尽全力却无力改变失败的困局有关。

三、《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对佳士抗争“道德绑架”的不实污蔑

署名“清道工”的《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是一份传播较广的对佳士抗争的总结，但却是一份极其糟糕的总结。《备忘录》罗列了27个问题。正如列宁所说，一个笨蛋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能够回答的多得多。我们只能选择两个与所谓“道德绑架”相关的方面做点分析。《备忘录》称佳士抗争是：

“力图裹挟工人大造声势的一场政治投机冒险运动”（第14页，原材料未编页，页数为引者所编，pdf文件的首页为第1页，原材料在google上很容易搜到），

“‘道德绑架’，很可能是佳士运动主导组织原有的组织特点”（第44页）。

这两个方面，前一个涉及到佳士抗争的总体性质，后一个方面涉及到佳士抗争中的“道德绑架”问题。《备忘录》将抗争定性为“政治投机冒险运动”，与我们在肯定其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批评其“政治冒险主义”路线策略错误的看法，似乎只有“投机”二字之差，实则是根本否定和原则肯定的性质差别。为什么应该原则肯定佳士抗争呢？这就需要回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这场抗争的方向是改良还是革命？第二，如果是革命的话，如何看待抗争中出现的相当多的原则性动摇？第三，如果是革命的话，如何看待贺鹏超等人的叛变？

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是对佳士抗争进行定性的核心问题。贺鹏超和宗扬两人在认罪视频里即使背叛了革命，但并没有否认自己过去要革命。贺鹏超说：

“学会的学习都是围绕文革逻辑展开的，让我们觉得前三十年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走资派掌权的过程。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重新建立社会主义。”

宗扬说：

“我是大一的时候加入了北大马会，因为自己本来有些激进思想，进去马会后就更加认同极左思想，觉得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回到社会主义。”

郑时友说：

“我加入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这个党在类似纲领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中已经声明：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郑时友承认自己加入了这个党，应当理解为他要造反动统治集团的反、革反动统治集团的命。这三个佳士抗争的重要组织者都确认了他们要通过革命在中国重建社会主义，是在这个总的方向下发起了佳士抗争。佳士抗争的一线参与者当时又是一个怎样的思想状态呢？是主张改良还是革命呢？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他们大多和前两个组织者一样，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培养出来的，他们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参与了佳士抗争，而且在被捕之后总体表现得比组织者更好。佳士抗争的主要力量，即其组织者和参与者的革命立场，是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的直接根据：

“不能用佳士抗争的策略错误导致的失败去否定其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方向。”（《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

可惜的是，抗争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动摇，主要表现在向黑帮中央和首脑的呼吁上。像《声援团代表岳昕致中共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信》这样的与上一段讲到的革命立场背道而驰的声明，在声援团的官网上可以用比比皆是来形容。这无疑既会极大削弱抗争本身的政治教育意义，也会因为没有统一的原则立场削弱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备忘录》用抗争中的原则性动摇这个方面去否定抗争的革命方向这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作者强烈的政治偏见，还遮蔽了这样一个需要解释的矛盾：天壤之别的两个方面为什么会结合在佳士抗争里？原因首先在于缺乏修养，不能用系统一贯的理论立场去支撑原则的坚定性，不知道正确的路线方向需要一系列的组织原则和策略方法去保障。应该在理论上就放弃的做法，却只能在实践上一再尝试失败后才放弃。声援团自己在11.9大抓捕之后的反思中就已经意识到：

“想象一个策略来避免国家和资本的破坏与打压的运动是不现实的、过于天真的”，“应该放弃对所谓开明上层的幻想……冲撞警察、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佳士运动的争论与反思》）

此文从革命方向出发反思策略的错误，映证了我们关于佳士抗争中社会主义革命方向是比原则性动摇更根本的方面的看法。

社会主义革命方向与原则性动摇纠缠在一起的第二个原因，是幻想不通过路线策略的斗争就统一所谓“左派”的愿望。这种愿望，甚至在刚才提到的反思文章中仍然表现得很明显。工人阶级革命派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产生出来，在起步阶段势单力孤时有联合的愿望很自然。列宁在划定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小组的范围时，排除了否定社会主义目标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但把经济派划了进去，原因不在于经济派的斗争手段，而在于经济派的斗争目的。列宁后来与孟什维克等派别也有过联合的尝试，但在这些尝试中列宁始终坚持着自己在方向、组织、策略等原则上的系统一贯性。在与这些小资产阶级派别联合的愿望上，佳士抗争的领导者与列宁并无区别；在是否坚持原则的系统一贯性上，佳士抗争的领导者就与列宁有极大的差距了。为了获得这些“左派”的支持（事实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原则性的让步和动摇就发生了。

署名《备忘录》作者的清道工在批评佳士抗争中所谓的“道德绑架”时还胡说什么

“……佳士运动的多数积极分子是多么脱离群众……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官僚机器，旁观群众一直搞不清究竟该对谁反馈意见才会有效果……”（《备忘录》第45页）

清道工这个“旁观群众”提了什么高明的建议呢？

“工人阶级因为大工业的兴起而聚集发展，其社会生活、组织性和斗争性的水平有自己的发展动力，左翼或其他NGO即使不介入，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斗争水平也会自行发展。”（《备忘录》第18页）

一个连经济派都不如的货色写了117页的材料攻击、污蔑、抹黑佳士抗争，然后提出了旁观到底的建议！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为什么佳士抗争的参与者以至组织者，不仅没有接受类似这样“旁观到底”的“反馈意见”，甚至内心里面对之有多么鄙视。贺鹏超、宗扬确实认罪了，做了可耻的叛徒，我们对此坚决批判，也绝不原谅，但他们毕竟革命过。像清道工这样“即使不介入”的白璧无瑕者，从不革命，自然也就不会叛变了。原则性动摇的建议不仅来自清道夫这样的攻击者，也来自像“怀火”网站这样的同情者。不能因为多数建议都是错误的、甚至是恶意的而对所有的建议都不加理睬，也不能因为原则性动摇的建议来自同情和支持者就加以接受。唯一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一贯的原则和实际情况来进行甄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而不是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接受建议甚至结成联盟，同时也准备着联盟的破裂。由于缺乏修养，由于过于迫切的建立“左翼”联盟从而推动抗争的愿望，佳士抗争表现出了强烈的原则性动摇。这样的动摇，在下一次沿着佳士抗争正确方向上的斗争中不应该再次发生。

第三个问题是叛徒问题。前面已经提到了，虽然有工人米久平、学生徐忠良等并没有认罪的同志，但像贺鹏超这样在佳士抗争中曾经威望很高的领袖背叛了革命。有多达十几个人录了认罪视频，当时批判了他们叛徒行径的邱占萱、展振振后来也跟革命告别了。那能不能像《备忘录》那样，据此就倒推回去，把佳士抗争说成是“力图裹挟工人大造声势的一场政治投机冒险运动”呢？在对这个判断做出否定的回答和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列宁，是如何对待那位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

列宁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彻底否定、批判考茨基的叛徒言行；二是肯定他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著作是

“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肯定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功劳；三是根据考茨基后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结局，去回溯他在取得那些成绩和功劳时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动摇，说明最终的背叛由以发展起来的历史线索。在考茨基没有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主义之前，列宁并没有强调这些动摇的表现。也就是说，列宁并没有因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较小的程度上）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去完全否定他们过去光荣的历史和他们所领导的斗争本身。

我们应该借鉴列宁的态度，去评价贺鹏超等叛徒的功过，既不文过饰非，也不以今非往。第一，我们彻底否定、批判他们这些人的叛徒言行，而且要加强革命气节教育，把“道德绑架”更深入一步，同时建立革命者完整的世界观，让先锋队的成员们有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去面对考验。第二，我们肯定这些现在的叛徒过去曾经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做出过贡献。而且为了做出这些贡献，他们在那时做出了许多个人的牺牲。声援团官网曾有题为《贺鹏超——那只翱翔天空的雄鹰：翱翔蓝天，浩志长存！》的报道。报道说，贺鹏超常去工地和工人交朋友，去工人居住的地下室拜访工人，一开始工人都不敢相信著名学府的天之骄子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不仅拜访工人，还参与工人的斗争，为了替被不公正对待的学校保安讨回公道，甚至遭到过保安公司老板的殴打。《备忘录》对贺鹏超们裹挟工人的指责，更是基于作者自己偏见的想象。佳士抗争之前形成的“厂闹”经验，事实上是由于组织内具有影响力的一线的积极工人的支持，才成为佳士抗争冒险主义策略的基础。不是工人出身的人则难以坚持反对意见。（这个问题第五部分会进一步分析。）贺鹏超曾作为北大山鹰社的组织者之一受到两任黑帮总理和北大校长的接见。他不去黑帮那里投机，却跑去找激进工人投机，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无论是贺鹏超，宗扬，还是等着一个台阶下的邱占萱、曾经有过自焚抗议想法的展振振，都缺乏足够的修养去把革命引上正确的道路。在穷尽了个人和小组的力量后，他们的信念崩溃了，做了可耻的叛徒。但这不应抹去他们曾经进行过的斗争中那些无私无畏的方面。如果无视这个方面，“即使不介入”先生们就会借机把佳士抗争正确的方向否定掉，为了自己旁观到底的丑行能够心安理得，不惜保持工人的自发状态。这也是我们费了叛徒所不应获得的笔墨的原因。第三，在这些后来的叛徒领导斗争的时候，他们之所以会深陷政治冒险主义，或多或少都与最终取代了革命信念的私心杂念有关。在2018年8月24日清场之前，有许多建议撤退、保存力量的正确声音，但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除了理论上修养不足而难以批判哪怕是受到激进工人支持的政治冒险主义，除了经验上欠缺而未能判断建议是否合理等因素之外，认罪视频中提到的“个人的私欲”也妨碍了找到如果是完全无私无畏的斗争所可能寻得的道路。

“道德绑架”这样的叛徒言论和拾叛徒牙慧的《备忘录》，总会一再出现。英雄的阶级及其先锋队鄙夷叛徒对革命的悔恨之辞和“即使不介入”之流的诛心之论，在理论上批判他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集中制原则和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将“道德绑架”，即无产阶级解放的道德教育进行到底，那个改天换地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一定会被创造出来。

四、被“道德”问题所掩盖的策略错误

即使有正确方向和许多正确做法，佳士抗争还是遭遇了惨重的失败：秘密的组织力量，公开的声援团力量，相关各高校的学生社团，几乎都损失掉了。这些力量，直到四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恢复起来。这有客观的原因，比如说群众觉悟不够、敌人强大等等。这就需要采取既符合原则、又适应客观条件的策略路线，以及保证正确的策略路线能够出现并取代冒险主义策略路线的组织路线。列宁指出：

“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是“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无论是争取还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都只能依靠工人的觉悟和基于觉悟的组织。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队伍越大，革命和继续革命才越有力量。工人的觉悟只能通过持续系统的政治教育，因此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构成了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与革命高潮时期以行动示范为主要方式进行政治教育不同，在革命准备时期，政治教育的基础形式是向工人提供思想材料。而没有全国政治报和以全国政治报为脚手架组织起来的工人政党去进行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能让这种基础形式真正起到基础作用，工作就不能有持续性和继承性。秘密中央，秘密出版物，秘密的各地支部组织的工人学习小组，是进行持续的、有继承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物质力量。列宁说：

“这位彼得堡人强调必须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必须研究新的问题，必须用一切办法鼓励和发展学习小组，这些小组可以从工人中间培养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领袖，——这是十分正确的。在这方面，党支部的作用特别大，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职业革命家’也应当起新的良好作用。”（《关于两封来信》，《列宁全集》第17卷第270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如果不愿意去做这样长期的言即是行的政治教育工作，不愿意去耐心地改造工人的头脑，而是试图用发动脱离工人思想状况的斗争去“培养”工人的觉悟，就是一种政治冒险主义。这和沙俄时期的社会革命党想用刺杀沙皇及其官员的方式去激荡群众情绪的政治冒险主义一样，不能起到真正政治教育的效果。

佳士抗争中的政治冒险主义，从“厂闹”模式中的冒险主义倾向发展而来。“厂闹”模式的做法，一般是以三个月为周期，先调研筛选一些合适的厂，然后派人进厂，伺机鼓动工人闹事，看能不能从闹事工人中发现和培养觉悟的革命者。2014年的“江森十六硬汉”即是“厂闹”模式的代表性案例。在选定了湖南长沙广汽江森汽车内饰厂后，3个人进厂，边上班边观察等待了一个多月，看到群众自发经济要求后发起了罢工。估计罢工中有骨干分子19人，随大流25人，动摇分子16人，一共60人，结果最后坚持下来的有16人，因此得名“江森十六硬汉”。这十六硬汉中，除去作为发起者的3个人外，涌现出来了13名工人。这13名工人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也有本来就不想再在江森厂继续呆下去而跟着闹的。但这次“厂闹”毕竟涌现出来了13名工人，从数字上来看，三个月就从3个人增长到了16个人，增长了好几倍。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去几何增长，那么让工人阶级觉悟起来似乎就很快了。但这种“厂闹”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事实上并不能将比如说江森厂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这13名工人看作觉悟了的工人，因为他们虽然在罢工斗争中受到了一些教育，但这些教育和那种能够较彻底地改造世界观的、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根本不是一回事。这13名工人，也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罢工，就转变成像那3个发起者那样的、能够持续进行革命工作的火种。“江森十六硬汉”的这次斗争，偏离了觉悟者办全国政治报、建立秘密组织后对工人进行各种形式政治教育的大道，但其冒险主义只能说是可能倾向，因为发起者控制了斗争的程度。为了不暴露自己，3人小组只提了兑现原来承诺的全厂每人1200元补贴以及每月加300元底薪的经济要求，并且有意没有去做60人中剩下的44人的工作，以免事情闹大引起黑帮警觉，然后就准备进下一个厂了。（这些人数都是为了说明情况所编的，真实数字出于安全方面的理由不便公开。）

“厂闹”模式其实是经济主义的工作模式，冒险主义只是隐藏在其中的一种倾向。“厂闹”模式如果发展成先锋队直接向优势敌人进攻，比如3人小组直接向警察进攻，就转变成了冒险主义。列宁已经透彻分析过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在那时表现为暗杀的恐怖主义）分别崇拜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自发性，批评两者都没有发挥自己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自觉性：

“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事件已经明显地证明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74、75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佳士抗争是秘密小组发动“厂闹”这一模式的升级。2016年佳士工厂即被选中作为工作对象，到2018年发起佳士抗争，秘密小组工作的时间比“江森十六硬汉”中的三个月要长了很多。可是因为没有利用政治书刊，没有工人学习小组等政治教育组织，能够响应秘密小组号召的工人基础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2018年4月，秘密小组发起了反对“佳士十八禁”等苛刻厂规的斗争，并在5月提出了组建佳士企业工会的要求。到了7月，7名建会积极分子（可以理解为“江森十六硬汉”中那样的秘密小组的成员）均被佳士工厂开除。他们向厂内工友的呼吁，去工头所安排的安抚工人的饭局上散发的传单，都没有得到厂内工人的响应，证明了之前的群众政治教育工作效果不佳。7月20日建会积极分子在佳士厂门口要求复工、建会并被警察抓捕，就已经是先锋队脱离群众、独自决战的冒险主义做法了。后面的声援活动，特别是脱离工人的学生声援团的抗争，既是佳士抗争的高潮，也是冒险主义的顶峰。这条“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路线，葬送了本来就不大的组织力量和群众力量，让本应用于大规模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力量丧失了。

在佳士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8月24日清场和11月9日的大抓捕之后，就有参与者提出这是一条类似王明路线的“左”倾路线的实践。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左”倾，结果既造成了红军被迫退出苏区，也造成了白区工作的几乎完全损失。佳士抗争中的“左”倾冒险主义，无论是路线的“左”倾实质，还是结果的惨淡，都与王明“左”倾路线类似。如果能够把“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纠正过来，无论是组织的力量，还是觉悟群众的力量，都可以发展壮大。但这样的看法以及一切对佳士抗争中策略路线的错误的正确批评，和来自类似清道工《备忘录》那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批评一起，都被冒险主义者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向革命的进攻，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而全部予以拒绝。策略路线的争论被道德化，被“道德绑架”掩盖起来，从而难以发展。不进行路线争论，“遵义会议”也就不能发生。

王明的“左”倾路线是从批判李立三“左”倾路线中发展起来的。李立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在党内反“右倾”，批评毛泽东有保守观念。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已经向“左”边偏离了正确路线，而王明却批评李立三是“左”表右里，还不够“左”：

“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反对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立三同志等隐藏在全国范围内革命一齐胜利的‘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断送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可能。”（《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王明也同样批评李立三“左”倾的路线使党落在了群众的后面：

“尤其重要地好些地方党部同志对于职工运动，多半没有过经常刻苦深入的系统计划工作，时常成为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今年某厂有斗争，便上自上级领导同志，下至整个支部都出马到这一厂，明天另一个厂有斗争，又是一齐出马跑到另一厂里去，斗争一完，大家又把这个厂放弃了。”（同上，第125页）

李立三在城市工人运动中过“左”、缺乏长期系统的工作，是事实。王明反“左”的结果，是让一条比李立三更冒险、更完备的“左”倾路线统治了党。毛泽东思想不得不在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毛泽东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看法，在“左”倾冒险主义看来，可以说是相当“机会主义”的：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0、34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毛泽东强调在工人运动中要认真进行秘密工作，要利用合法机会以保全和积蓄力量，与列宁关于在革命准备时期言即是行的主张实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毛泽东和列宁都是“怕”字当头，但“怕”革命力量遭到损失，怕把党和群众力量闹个精光，并不可耻。相反地，因为冒险主义而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才是可耻的。

在中国上一轮革命中，如果“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一直持续下去，那么革命走向胜利将是不可想象的，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也将长久地稳固下来。“左”倾冒险主义形式上最激烈地反对反动派，但实质上却违背他们主观意愿地在帮助反动派。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上一轮革命中出现了毛泽东的正确策略路线并最终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而在佳士抗争中却没有？

五、被“道德”问题所掩盖的组织错误

毛泽东曾经公开讲过，他受列宁影响比受马克思恩格斯影响要多一些。我们能从列宁那里学到的东西，比毛泽东能从列宁那里学到的东西，应该还要多。列宁处理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处理的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像列宁那样通过全国政治报建党这样的做法，对毛泽东几乎没有借鉴意义，而对我们则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毛泽东所特别重视的列宁思想，是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斗争。他在1932年率红军占领福建漳州时，在漳州龙溪中学的图书馆中得到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是列宁分别与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代表性著作。毛泽东自己读了多次，还推荐给其他人看——这与佳士抗争的准备过程中反对大家读马列著作是何等不同。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先要他看《两种策略》，后来又要他看《“左”派幼稚病》：

“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自述》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彭德怀所回忆的毛泽东荐书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秋天，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候，而到了1934年“左”倾冒险主义就使得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陷于失败并被迫长征。毛泽东此时已经受到“左”倾中央的多轮打击和排斥，跟彭德怀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是有感而发。他已经从临时中央多次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军事路线上切身体会到了“左”倾冒险主义葬送革命力量和前途的危害，列宁的著作则让他从经验中得到的认识因有理论的支撑而深化了。如果毛泽东没有下相当的功夫去读马列著作，没有这样的理论支撑，那么他就会像1927年自己面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那样，虽然从实际中看到了党因为放弃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而面临反革命政变的危险，但这种观察只是一种朦胧的认识，他还不能从理论上去确认自己观察的正确，也没有自信去坚决地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纠正错误路线。佳士抗争在准备力量的时候，如前所述，在正确地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同时，错误地反对同志们认真地研究马列著作，导致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了佳士抗争并造成严重损失的时候，大家最多也只能有类似毛泽东在1927年那样朦胧的认识，而不能像毛泽东在1933年那样清晰地看到路线错误的实质、系统地说明错误路线的各个方面表现并自信地与之进行斗争。

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之所以能够战胜第三次“左”倾路线，除了因为正确路线成功地进行了前四次反“围剿”而让许多人认识到了其正确之外，还受益于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原则上的保障。路线错误必然伴随着宗派主义的组织错误，因为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总是要排斥反对自己的干部。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也伴随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但总算守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底线。他们把毛泽东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追查“邓、毛、谢、古”的“小组派别活动”，但并没有把毛泽东开除出党。毛泽东在王明博古“左”倾路线支配中央之前的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支配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上仍旧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第三次“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甚至还转正为政治局委员，否则毛泽东可能连参加遵义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资格都没有了。毛泽东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宗派主义的组织方面可以说深恶痛绝：

“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批评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组织方面的这些表现，不同程度地在佳士抗争中也存在着。在佳士抗争的准备过程中，就有意识地在组织上排斥了对“左”倾冒险主义苗头可能有怀疑的同志。即使在佳士抗争已经遭遇严重挫折、面临极大的失败和极严重的损失的时候，佳士抗争的领导集团仍然坚持其“左”倾冒险主义策略路线，把对策略路线的批评等同于对革命本身的批评，在将路线斗争道德化的同时，习惯于用组织手段解决不同意见的分歧。这就突破了王明“左”倾路线那样的宗派主义都没有突破的民主集中制的底线，彻底断绝了通过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来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道路。正确的策略路线即便能够产生出来，也没有集中制前提之下的民主来保证它能够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战而胜之。于是，佳士抗争中的“遵义会议”没有能够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佳士抗争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遭到严重失败的同时，那些怀疑抗争中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并没有发展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来与错误路线相抗衡，也对失败负有责任。这固然与“左”倾冒险主义者将路线问题道德化，并以组织方式进行处理有关系，但这些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危害的同志自身也缺乏修养，没有组织起来，更没有去做工人的教育工作，没有通过争取觉悟工人的支持、自下而上地去战胜已经不可能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来战胜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之所以能够面对严重的失败和严重的质疑而仍不倒下，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内受到冒险主义影响的、工人出身的革命者支持冒险主义。激进工人的支持使得“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道义上的优势。实际上，这些激进工人之所以支持冒险主义，是因为他们在冒险主义的路线之外没有看到正确路线的实践，于是将冒险主义路线与革命本身划了等号。有觉悟工人支持的路线不一定是正确路线，但没有觉悟工人支持的路线一定不是正确路线。正确路线要证明自己的正确，除了求助于工人阶级先进阶层，除了通过这条路线指导下的实际工作，去争取比支持冒险主义的工人多得多的觉悟工人来支持自己之外，没有其它的办法。

通过支持冒险主义的觉悟工人来建立道德上的正当性，同样曾是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一时统治革命队伍的因素。1931年9月，毛泽东已经领导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胜利地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发展出了一条正确路线，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相对立。这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通过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中央苏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为了取得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组织优势和道义优势，曾要求在“左”倾中央在取消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之外，再通过

“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传》第2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即剥夺毛泽东对苏区政府工作的领导。如果这位支持“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人政治局委员来到中央苏区取毛泽东而代之，毛泽东和正确路线就会面对更大的困难：毛泽东当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正式委员相比在组织关系上处于劣势；毛泽东也不是工人出身，与工人在道义比较中更处于表面上不可变更的劣势。但由于这时毛泽东的路线已经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本人在党内和国际共运中也已有很高的威望，“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历史经验也再次提示我们，有激进工人支持的路线也可能是冒险主义的路线，不能因为冒险主义路线有激进工人支持就放弃对之的批评和斗争。毛泽东这样分析激进工人支持冒险主义的原因：

“即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工人出身的同志因为自己的生活条件，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但这不等于工人出身的同志就天然具备科学世界观。工人同志同样需要无穷的实践磨练和理论学习，才能洗刷掉自己身上的旧世界的痕迹，哪怕这一洗刷的过程比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总体上要顺利一些。

最后，再回到我们对佳士抗争的总体评价上来。佳士抗争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走向工人阶级的尝试都是正确的，不能用所谓的“道德绑架”去否定。但道德归因掩护下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集中制基础上缺乏民主，则是必须予以改正的错误。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的同志往往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们通常比右倾机会主义者更容易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上来，继续为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而不计较自己个人威信因此受到的损失。历史上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在党、红军和革命陷入绝境的时候挽救了工人阶级的事业，离不开许多“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真诚反思。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等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通过遵义会议扭转中国革命的局面就不可能：

“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的主要成份，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些，乱子闹的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现在大家把这个帐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谈话（节录）》，《遵义会议文献》第61、6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今天，我们要在总结佳士抗争的基础上重新起步。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坚决地走向工人阶级。但不改正造成英勇的佳士抗争终于失败的冒险主义的策略路线错误，不通过政治报计划实质建党并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自佳士抗争失败起一起延续到今天的困难局面就无从改变。改变这一困难局面，需要在策略方向上反对佳士抗争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和犯过冒险主义错误但愿意改正的同志，一起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