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生活的人》书评——兼论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融工”路线（上）

编者按：该文收稿日期为2024年5月18日。作者显然不可能针对布站的文章“回顾《为党生活的人》对革命的经验意义”，因为布站文推送于2024年5月26日，晚于我们收到稿件的时间。同样显然的是，该文与布站文对《为党生活的人》（以下简称《为党》）里所体现的路线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我们希望两篇观点迥异的评论能够促进读者对未来革命道路的思考。

目录

一、《为党》意识到了经济主义但不知道怎么做政治灌输

二、《为党》的“融工”路线中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典型体现

三、《为党》里的错误做法和对待革命同情者的正确原则

四、无法靠“苏维埃超人”拯救错误的“融工”路线

五、《为党》发表时期日本共产党的路线与佳士斗争路线的相似之处

六、总结与答问

《为党》这篇小说写于1932年8月，作者是日本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和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小说通过讲述佐佐木、须山、伊藤三位同志在仓田军需品工厂进行斗争的故事，向读者介绍了日共的一个地委支部在工厂里做宣传鼓动工作的方法。

这本小说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例如为党牺牲的精神，为了革命事业愿意抛弃掉资产阶级赋予的“道德绑架”——抛弃了亲情、非革命的爱情、以及个人生活其它的一切，又如在困难时期革命者是怎么做地委、联络、写宣传材料（名为《防毒面具》的经济鼓动小报）的工作。这篇小说同时也暴露出每个熟悉列宁主义的同志都能一眼看出的错误：“经济主义”、"冒险主义”，以及由这两个路线错误所导致的一些后果：觉悟力量增长不快，知识分子被迫做“苏维埃超人”，也无力做好革命同情者的工作。下面我们将分点进行阐述，看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吧。

一、《为党》意识到了经济主义但不知道怎么做政治灌输

《为党》的主人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工人工作犯了经济主义错误：

S听我说了前天厂子里撒了传单后的情况，又问了问各种问题，然后说：“从厂子里大家经常关心的问题出发提问题固然好，不过缺乏的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问题。”

我吃了一惊，看着S的脸，感到确实是这样。我只是陶醉于传单博得了好评，而忘记了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S接着说：“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追随大家的自发情绪而行动。要想使大家从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来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还需要作特殊的、有计划的、而且是相当深入的努力。——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是完全必要……。”

他说，过去散发的很多反对战争的传单，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而现在反过来了，又犯了把问题局限于经济要求的错误。由于这种右的倾向是作了群众的尾巴，所以往往暂时会获得群众的好评。因此对于“好评”，也需要慎重地加以考察。——我们一边走，一边谈着这些事情。（《为党生活的人》，第一节，黑体是我们加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线人S提到不能只搞经济斗争、不能顺应群众的自发性，而要往政治方向去引，否则就是做了群众的尾巴。而佐佐木(即主人公“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往政治方向去发展，所以还是继续做工厂里经济相关的宣传鼓动。

意识到了经济主义错误，却不知道怎么做政治灌输，这表明小说中的日共党员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够深入，也缺乏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经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建立秘密的政治宣传小组(又叫工人小组、讲课小组或政治学习小组等)，而不是一门心思只搞经济罢工。

1895年彼得堡斗争协会时期，马尔托夫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应当从“小组内宣传”转向“群众性鼓动”。而列宁虽然同意要转向鼓动，但认为同时也不能放弃宣传小组。（《列宁年谱》第一卷第11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巴布石金在小组中听列宁等人讲课，成长为觉悟工人，然后去创办新的宣传小组的例子，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

1895年，他<指巴布石金，引者注>这个彼得堡工人和另外一批有觉悟思想的同志，热烈地对涅瓦关外的塞棉尼可夫…等工厂的工人进行工作。他建立政治学习小组，创办图书馆，自己也总是很用功地学习......

巴布石金这样的人…十年如一日地在革命中把自己完全献给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这些人决不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枉然无益的个人的恐怖行为上，而是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顽强地而又勇往直前地工作，尽力提高他们的认识、他们的组织、他们的革命独立性。当危机来临、革命爆发的时候，当千百万人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就起来领导武装的群众斗争，去反对沙皇专制政权。(《悼伊·瓦·巴布石金》，引自《巴布石金的回忆录》，也可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黑体是我们加的。)

宣传小组或工人小组，对于培养职业革命家来说，是绝对少不了的。这是因为工人不可能在每天受12小时剥削，下班后看着互联网合法信息的情况下，自发地成为革命者，而只能靠革命者(最开始往往是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对ta进行全面的政治灌输才行(《怎么办？》第二、三章)。全面的政治灌输，就是全面的政治教育，具体来说就是：(1)发现那些向往革命、愿意进行政治学习的先进工人，(2)带着这样的工人全面地学习马列理论，并且(3)在工人面前对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要让工人进行全面而扎实的政治学习，就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较稳定的组织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可参见《巴布石金的回忆（上）》)，因此光靠发几次传单、喊几次口号、搞几次“厂闹”(然后很快被捕)，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要靠秘密的讲课小组和政治刊物。

在全国政治报稳定地出版发行之前，政治宣传小组的工作就更显重要，因为它是培养觉悟工人的唯一方式；在有了全国政治报之后，我们依然不能放弃宣传小组，而是要如列宁所说，进一步提高宣传员的理论水平，对宣传员定期培训，成立全国巡回宣传小组以统一宣传工作等等。（《列宁全集》第7卷，第10页、第23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可惜我们在整篇《为党》中，都没有看到这种列宁-巴布石金式的宣传小组。结果就是培养不出数量足够的优秀革命家，就会感受到革命力量极其缺乏。这在小说中是非常明显的：身边的同志被捕后，主人公佐佐木不得不一个人承担好几个人的革命工作，感到身体难以承受。如果各个工厂支部都有宣传小组，多培养一些佐佐木和巴布石金，那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在《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这本日共官方史料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日共介绍自己当时的宣传小组工作。缺乏宣传小组和政治教育，应当是日共失败的根源之一。

再来看《为党》中的另一个例子：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可以了解厂子里每天每天的“动态”，并且马上能反映到第二天的传单里去。现在这些工作都让须山和伊藤去负责了。起初我还担心脱离工厂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可是现在由于和须山他们在组织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但没有浮在表面；有意义的是，离得远一点，反倒了解到须山和伊藤（也包括以前的我）只被眼面前的事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而不能进一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时看起来好像观察的非常仔细，其实应该说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坐井观天。当然，这还由于我担当了便于展望全局的“地方委员会”之类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体会到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漂浮在上面。（《为党生活的人》，第三节，黑体是我们加的）

读者可以看到，佐佐木意识到须山和伊藤局限于工厂里的群众的自发性而不能发觉，但佐佐木并没有像线人S那样跟须山、伊藤说，告诉他们像这样沉溺在落后群众的自发性当中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佐佐木自己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不懂得应该办宣传小组，结果为他们之后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佐佐木还体会到：知识分子全员进厂当普工，将会陷入“坐井观天”的片面性，因此必须有人在厂外进行组织。巴布石金在其回忆录中更是写道：自从他参加学习小组和革命工作以来，就自觉拒做工厂的大小夜班和急件，否则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和干革命。这恰恰有力地反驳了当代中国的“融工-厂闹”路线：进厂当普工，交朋友，然后发动经济罢工，没有政治教育小组——简直和《为党》中佐佐木小组的工作方式一模一样！

可惜，佐佐木只是有所体会，而没能从政治路线的高度批判“融工-厂闹”路线。这条路线在小说中还有许多体现。

二、《为党》的“融工”路线中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典型体现

“融工”知识分子经济主义的典型场景之一：

伊藤在大伙儿当中，已经被人们叫做“那个”（共产党人）了，所以她在小点心铺子里说一些“那一类的话”（革命道理），也并不显得怎么不自然，辻和佐佐木担任“敲边鼓”的角儿，一到跟大伙儿在一起，就故意给伊藤提出种种的话题，有时甚至说些反动话，好让伊藤就这些话题发挥一通……

女工们一凑到一起，所谈的不外乎是谁和谁的关系可疑，谁和谁有没有勾搭上这一类的话题。伊藤来和我联络的时候，跟我谈过这样一件事。——防毒面具车间的一个正式工吉村，给降落伞车间的女工小娟写了一封情书，情书上写着：“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跟您细细地谈谈。”……有一个机灵的女工叫阿繁，她说小绢跟她谈心时诉苦说：“说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细细地谈谈，可是工厂里整天这么丁丁当当的，上完夜班往家走，已经是九、十点钟了，人累得像一摊泥；再说那人七点来钟就下工，又不能走到一起。”听了这些话，不知谁说了一声：“真可怜呀！”于是“敲边鼓”的佐佐木赶紧接着说：“咱们真是连和爱人说句贴心话儿都办不到呀！”于是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是呀！”“真是这样！”

……

“是呀！劳动时间不减少，工钱不增加，恋爱也谈不成！”

“工厂实在是太刻薄了！”

……

这些话使伊藤也感到吃了一惊。伊藤还没有意识到，话题就已经从恋爱而转到工厂待遇的问题上了。这时候，连“敲边鼓”的也傻了眼。以后的谈话，丝毫没有牵强地，自然而然地转到攻击工厂的做法了。（《为党生活的人》，第五节）

“融工”知识分子经济主义的典型场景之二：

一看表，还只有九点，于是决定闲聊一会儿，我们都把身子横躺了下来，我一看伊藤的梳妆台，那比笠原的梳妆台要漂亮的多了，连黄的、红的，绿的胭脂香粉都样样齐全，我就说了一句，“啊哟哟，可不得了。”

伊藤明白了我的意思，站起来说，“讨厌死了！”

……

在工厂里，只要是稍微能看上眼的漂亮的女工，工头、各部门的主管人和一块儿干活的男工，一般都会给她们买礼品，带她们上松板屋，或者一块儿上小点心铺请她们客，伊藤对那些看来有培养前途的普通职工，只要他们一邀请，伊藤就跟他们出去，当然她自己也愿意主动地去邀请他们。所以她总是把脸蛋儿打扮的漂漂亮亮地才去上工。而男工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是穿着还干净整齐、相貌长的还不错，就会像太田所说的那样，“直接而具体地”被女工们缠上。（《为党生活的人》，第六节）

在第一个典型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佐佐木们是用一些“去政治化”的问题吸引工人的兴趣，然后再从中灌输“工厂太黑”、“工资太少，干的活太多不公平”、“干活时间长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等话题。甚至有时“融工”的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开口，工人就已经自发地攻击起工厂的待遇了。这恰恰说明了《怎么办？》揭示的真理：经济斗争是工人自发就能做到的事情，因此不是革命家最应该着力的问题。

在第二个典型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发展人，伊藤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陪工人吃饭，用打扮漂亮、约会吃饭的这种“物质刺激”吸引工人去做工作——这仍然是经济主义。

经济主义路线的总问题在于，它只是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去抨击工厂、工头，把注意力集中在工资太少、活太多等问题上，要求高工资和改善眼前的经济待遇。这跟列宁、巴布石金他们做工人工作的办法截然相反，没有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

先进的工人必然要反对这条经济主义路线。先进的工人往往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ta们在自学的时候往往能够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视频、文章里，看出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端倪。当ta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思想觉悟已经相当高了，以至于问他什么人才算是做左派的时候，他的回答会是：只有掌握马列主义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知道要教育工人阶级，而不是只搞“厂闹”、去顺应落后工人的自发性。反之，如果眼里只有反对厂主、提高工资和待遇的话，就会把工人的眼界困在工厂这片“小天地”里，谈的、想的、做的全是跟工资、工厂、加班、下班这样的事情相关，这就局限在经济主义的圈子里而无法让工人的视野跳出本厂、本地，无法让工人从政治上去看待问题。这样只是使工人对这个厂不满，而不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皇帝和专制政府不满，不是因工人无权、受到阶级压迫而对整个制度不满。

《怎么办？》里有一段话，也讲了先进工人的政治要求和对经济主义者的不满，和我们刚刚提到的类似：

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有责任比过去多千百倍地供给我们这种知识...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揭露出来。(《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71-7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在小说里，长期只进行经济鼓动的“融工”知识分子遇到了在乡军人和青年团这样的反动法西斯。这些反动组织也在工厂里活动。当跟工人谈到侵华战争时，法西斯们感慨说：打仗使得黑火药股票价格大涨，造子弹的锑也涨价、钢铁产业也活跃了起来，就连穷人也因为打仗而有了工作，算是沾了战争的光了。因此，我们要支持战争，把满洲打下来搬过去建立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社会主义王国。这种反动谬论抓住了侵略战争暂时缓解了失业等国内矛盾，使部分工人暂时改善了经济状况等片面现象，意在掩盖工人在工厂内做牛马、在战场上当炮灰的事实。但伊藤却一时说不过这些反动的组织，于是出现了“融工”知识分子经济主义的典型场景之三：

伊藤说，她自己和她的那些伙伴，想要在群众的面前揭穿这些论调的老底，让女工们正确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一到实际做的时候，就很不得手，不能对他们进行有力的反驳，“恨得牙痒痒的，就是没有办法。”（《为党生活的人》，第五节）

这说明像伊藤这样的干部自己都“缺乏认真训练和革命教育”(《列宁全集》第七卷第1页)，说明经济主义的路线阻碍了干部自身的政治水平和宣传鼓动能力的提高。这还说明经济主义的鼓动无法教育工人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可能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谎言，因为这种鼓动也把工人的思想局限于改善眼前经济状况。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明确了支部应该把新的斗争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要想杜绝清川、热田这些家伙在临时工中散布的影响，就得要大家在僚友会里提出“反对加强劳动强度”、“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等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就会提出种种的谬论，到最后，他们决不会站到这一斗争的前列，反而要拉群众的后腿。那么，我们就立即抓住这一点，在群众的面前，揭露他们不是站在工人的一边。我们还决定要在《防毒面具》上，重新提出工厂里的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问题，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揭露。把这作为支部会议的决议。（《为党生活的人》，第五节）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战胜反动青年团的欺骗言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融工”知识分子给工人争取经济改良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为争取工人的经济改良而继续经济斗争的道路越走越窄，以至于到最后，为了所有临时工人不被开除、为了破除“共产党人是天上的神仙，不和群众联系在一起” 的谣言，他们决定派小组成员须山去证明自己，走向了经济主义通常的归宿：冒险主义。

 “融工”知识分子进行公开冒险的典型场景：

仓田工厂的屋顶上，正准备建造第三车间。一到午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跑到屋顶上……须山把自己人布置在自己的周围，准备一旦来抓他时好进行阻拦。

十二点三刻，须山猛地使出全身的力量，把传单一束接一束地抛向天空，大声地喊着，“坚决反对大批解雇！”“举行罢工！反对解雇！”……后面的话立刻被群众的声音遮盖了。红的黄的传单在阳光中闪耀着。传单刚一撒，大家一下子给愣住了，但立刻就喊叫着朝传单落下的地方拥去。其中还有几十个人，把拚命抢到的传单，又高高地向上抛去，这样一来，最初在一个地方撒的传单，一眨眼的工夫就分散到六百名职工的头上。——工厂好像已经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预先让守卫在屋顶上各个地方布了岗。守卫们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喊：“喂！喂！不准拾传单！”一边硬往人群里挤。可是，早已看不出传单是谁撒的了。乍一看，好像谁都在撒传单。

......

后来工头捱个儿问：“传单是谁撒的？”虽然有的人明明知道是须山撒的，可是谁也没有说。青年团的那些混蛋们恨得要命，气得了不得。当天，须山所在的第二车间和伊藤的降落伞车间，群众的情绪很高，选出了代表和其他车间联系，准备向工厂提出抗议。 （《为党生活的人》，第九节）

虽然他们冒险成功了，但也是险胜，并且把须山暴露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内，这样的做法是以宣传鼓动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代价去进行经济鼓动，是这个阶段不应进行的冒险。他们既没有像列宁那样，对专制政府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也没有像巴布石金在做地方工作的时候那样，有组织生活、工人夜校、给工人办讲课的教育小组。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革命意识的觉悟工人，从而扩大组织，为以后的公开斗争奠定基础。只是用聊天说话、请客吃饭和逗哏捧哏的方式去引起工人的注意，并不能使得工人能坚定地跟你走，而仅仅会使工人想要工资、想要升为正式工。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职业革命家组织是什么、政治揭露是什么，工人通过类似的经济主义鼓动不可能意识到。工人不觉悟，又发动公开经济斗争，就造成先锋队与优势敌人直接遭遇，结果只能是损失本就不多的同志。于是日后开展革命工作就会更加地困难，因为损失了一份宝贵的革命力量——这是所有马列主义者都理应知道的最基本的道理。

之所以这样融合了经济主义与冒险主义的“融工”路线得不到改正，可能是由于当时革命书籍传播不广，《列宁全集》也没整理出来，因此日共党员应当很少有人认真系统地读过《怎么办？》等相关著作，更没有读过列宁的灌输理论和政治报建党理论。这些理论全都集中在列宁全集4－6卷里：从第四卷《俄国社会民主单的抗议书》到第六卷《怎么办？》，详细说明了通过全俄政治报计划来建立俄国工人党的方法。关于如何建立教育小组培养觉悟工人(《怎么办？》第四章+《巴布石金的回忆》)，怎么通过政治报建党，即用政治报把全国零零散散的小组联系起来合并组成政党，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去教育工人、培养工人、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进行反专制斗争，所有的这些都集中在4－6卷里。6卷往后就是具体怎么把这些组织建立起来，实现党中央、代办员、地方委员会、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职能小组等等重要的分工：党中央实行集中领导制，指挥各地小组开展工作并制定具体策略；地方委员会实行分工负责制、定期向中央汇报，把地方的工作情况、党员信息、人数、工作性质、成立哪种小组、要不要发起游行示威等，通过代办员秘密地传达给党中央；党中央经过开会、讨论、商量，再下达指示并通过代办员将秘密文件送到地委去（《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列宁全集》第7卷开篇文章）。如此循环往复地发展党的力量，逐渐将党的实力不断扩大到能组织公开自觉罢工、举行游行示威、发动革命武装起义去推翻沙皇/天皇/中特专制制度。这美好的蓝图是我们应当去幻想的事！

 三、《为党》里的错误做法和对待革命同情者的正确原则

 因为身份暴露，佐佐木失去合法身份而走投无路时，唯一可以去找的一位朋友就是笠原，一位左翼运动的女性同情者。由于佐佐木不合法的身份，白天不出门，傍晚去联络，又没有工作，当别人问起来时，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佐佐木找到笠原，问笠原能不能同居；笠原虽然犹豫了一晚上，但第二天还是同意了跟佐佐木同居。

佐佐木跟笠原同居是为了有个半合法身份能去做地委、联络、写经济鼓动读物的工作，当别人问起时就可以说是谁的丈夫，靠老婆薪水过日子的，别人也就不好再继续问下去；可是笠原作为同情者并不完全理解这些，她答应同居更多地是出于对佐佐木的个人感情；佐佐木最初并未认识到这个潜在的矛盾。后来因为革命工作繁重、革命力量不足，佐佐木没有时间照顾笠原的情感，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笠原也来做革命工作、读革命书籍，这就使得笠原在思想上不能理解佐佐木。

“自从跟你在一起，没见你一个晚上呆在家里，没有一次带我出去散过步！”

笠原终于说出了这样明显的糊涂话。

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曾经想过也让笠原参加我们的工作，而且也试着这么做了好几次。可是，自从跟她一块儿生活之后，我发觉她不是适合做这样工作的人。她是一个感情脆弱、缺乏毅力的女人。我跟笠原说过：“你是个气象台！”为了一点点琐碎的小事情，她就犯急躁，或者相反，动辄就跟你怄气。这样性格的人，根本不可能干我们这样的工作。

当然罗，她一天的大半时间，在打字员这样一种脱离工人生活的工作上消磨掉了，回到家里还要做饭，逢到星期天什么的又赶着洗两个人衣服，很少有空闲，生活的负担重，确实是够可怜的。可是，她自己没有决心从这儿摆脱出来的勇气和愿望。我想帮着她这么做，她就是不跟着来。（《为党生活的人》，第六节）

尽管佐佐木是迫不得已和没有办法去照顾笠原，我们也不能这样对同情者做工作。列宁就认为，对于不同觉悟程度的人，应当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不能拿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不是党员的人，这样只会吓跑群众而让群众离你远远的而不敢靠近。相反，我们应该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地帮助他们提高，比如带着笠原读书，或邀请她进入适合她当前程度的学习小组当中，而不是空口提出“要有觉悟”的要求，又仅仅甩给他们几本马列原著了事。我们应该让他们承担合适的工作，乃至保护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做出超出其当前觉悟的牺牲，然后又看着他们远离和堕落。这需要足够的革命力量才能做到，但没有工人小组和足够革命家的佐佐木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所有这些“帮手”去担风险，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专门培养一批人来担任这样的职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帮手”的身分，即以官吏的身分所能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革命家的身分所给的更多。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123页脚注)。

除此之外，佐佐木在比较伊藤和笠原这两位女性时，感觉伊藤在工作上是跟他一致的，笠原在生活上是照顾他的，觉得伊藤离他近而笠原离他远，加上愈发繁重的革命工作，他就越来越疏远笠原。

《为党》这样描述与同情者的关系：

“你这样子真好看呀！”笠原一边留神着楼上，一边看着我的样子，低声笑着说。

不过，笠原的环境确实是糟糕透了。女主人的生活是那个样子，到有女人的咖啡馆里来的客人，是不会只喝点咖啡就走的；很多家伙是专门来跟女人说混账话的，你还得要一一地跟他们应付。我知道这些东西会慢慢地渗透到笠原的心里去，但我现在对笠原还没有完全绝望，一有机会，还给她送去各种书籍，尽量多给她说谈各种事情，可是，她对各种事物比以前更加不起劲了，遇事都不肯多动脑筋了。

而我跟笠原这种联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繁重的工作拖住了我，随着仓田工厂的形势愈来愈紧张，我到笠原那儿去，只是要点交通费，或者吃顿饭，几乎没有时间和她谈什么了。我感到笠原经常流露出寂寞的神情。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的日常活动，正是靠了笠原才能顺利地进行。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她是那样的一种状况，但她毕竟还是承担了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跟笠原谈了我的这种看法，要她应该明确地具有这样的觉悟，努力不使自己垮下去。

我渐渐地连去要交通费、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先是三天去一次，后来是一星期一次，再后来是十天一次，去咖啡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以及工厂支部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有时一天要进行十二三次联络，早晨九点钟左右出去，一直要跑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住处，脖颈子硬得像一根棒子，脑袋像针刺似地发痛；好容易爬上了楼，就地就趴在铺席上躺下了。最近这些日子来，我简直就不能仰面躺下舒舒服服地睡觉了，由于过度的疲劳，大概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就像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只能趴在那儿睡觉。（《为党生活的人》，第八节）

《为党》这样描述与同志的关系：

伊藤平时走路的特点是迈着大步，摇摆着肩膀，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而今天不知怎么的，走在我的身旁却迈着小步，道道地地像个女人。临分别的时候，她让我“等一会儿”，自己走进一家小铺子。不一会儿，买了一包东西走出来。

“这个送给你。……”她这么说着，就把东西递给我。我说：“这怎么行呀？！”她却硬把东西塞进我的手里。还说：“最近你的衬衫这么脏，那些家伙好像很注意这些地方啊！”

回到家里，打开那个小包，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把伊藤和笠原对比起来。她们同样都是女人，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她们比较一下。现在跟伊藤一比，我才感到笠原离我是多么远啊！

——我已经十来天没有上笠原那儿去了。……（《为党生活的人》，第八节）

《为党》的作者小林多喜二在这里谈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在感情上，我们应该与同志更亲近而不是与同情者更亲近。从这个原则出发，会得到在个人感情问题上的结论，那就是革命者应当选择同志而不是同情者作为自己的伴侣。我们赞成这样的选择。

但我们还要谈到原则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同情者不应置之不理，而是应当团结教育，耐心地引导同情者转变到革命立场上来，否则就会从正确的原则出发得到孤立自己的结果。在小说里，笠原在全部生活上帮助着佐佐木，而伊藤则是工作上主要、生活上次要地帮助他。两者虽然有差别，但并不应该主动疏远笠原——如果疏远了笠原，她还会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庇护所、生活费、洗衣做饭、为掩护佐佐木而被裁员，为了继续给佐佐木挣经费而到咖啡馆工作）去帮助佐佐木吗？没有了这样的帮助，佐佐木的工作不是会遇到更严重的困难吗？为了革命应当选择伊藤作为自己的个人伴侣，为了革命也应该把笠原的感情支持转变为政治支持。“不上笠原那儿去了”，除了因为经济主义错误导致革命力量缺乏，也有“要么加入革命，要么置之不理”这种对待同情者的错误态度在其中作祟。

四、无法靠“苏维埃超人”拯救错误的“融工”路线

革命者应该为革命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作“为党生活的人”。但为“党”生活和为“错误路线”生活、被迫成为“苏维埃超人”，是两回事。《为党》正是后者的典例：“融工”知识分子们在路线上出了问题，不搞秘密政治教育，却搞经济主义和“融工-盲动”冒险，导致革命力量严重不足，又使得佐佐木们很容易失去合法身份、必须转入地下而被迫做“苏维埃超人”，不得不牺牲了个人的一切，而这些牺牲中至少有一部分本来是不必要的，或者是可以用于更有意义的方面的。

佐佐木个人牺牲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他经济拮据没钱吃饭，只能吃茄子乃至开水泡饭，吃了好几天终于身体熬不住了，上楼都感觉乏力，腰膝酸软，有一次晚上联络完回来直接就趴在地上睡着，脖子“硬得像一根棒子”。个人牺牲的突出表现还有与母亲分别的苦，也是因为路线的错误导致失去了合法身份而不能去看望母亲，使得老人家茶饭不思，担心儿子被抓住被折磨死。虽然佐佐木最后还是去见了母亲，但也是最后一次，见过这次后就不再有个人的什么生活了，而转入了“24个小时”都为党生活的状态。

这种“为党生活”的牺牲精神是必须要学的，但是如果总的斗争路线不是让经济斗争服务于政治斗争，如果仅仅是靠引起工人对厂主不满的斗争而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没有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往政治方向去，那么这种经济主义总路线下的“苏维埃超人”就是白白浪费革命者的时间、精力，甚至会使一部分缺乏修养的人怀疑革命永远不可能发生而放弃革命、离开革命。列宁也和佐佐木一样无法看望母亲，也和佐佐木一样没有合法身份，因此流亡海外时不能送即将回国的母亲上俄国客轮而只能在岸上送别，但列宁的牺牲是为了正确路线。牺牲再多的红军去“打大城市”，也无法拯救王明的冒险主义路线。因此，只有牺牲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正确的路线，要为正确的路线而牺牲。佐佐木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是对的，他为错误的“融工-厂闹”路线而牺牲、却不能意识到路线错误并尝试着去改变它，则是不对的。

（第五、六节见本文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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