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建党策略比中毛共的高明在哪里？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报道，黑帮专制政府为了维稳建党百年庆典，从2021年5月12日开始，秘密抓捕了多名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左派人士。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现年77岁的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马厚芝。马厚芝于2009年在重庆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并推举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出任中毛共总书记，结果被薄熙来一网打尽。后来有一位中毛共党员个人声明推举薄为其总书记纯属谣言。马厚芝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薄熙来则于2012年去职并以受贿罪等被判无期徒刑。许多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去电执行抓捕行动的山东济宁市公安局，抗议“5·12大抓捕”，并无任何效果。中毛共建党十余年，除了中国文革研究网上找到的成立时发布的告全国人民书、传单等少量材料外，看不到这个党的任何活动，可见这个党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没有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认真地分析中毛共在建党策略上的失误，以减少今后探索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历史上有两次成功建党的经验可以作为分析中毛共教训的参照：一次是1921年中共建党的经验，另一次是1898-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的教训和经验。中共建党有苏俄的外部帮助，一开始就接受并实践了列宁主义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而且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上坚持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政治上对群众进行全面教育，组织上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些原则，是列宁在与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和孟什维克依次进行的四次论战中阐明和捍卫的。中共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建党，就预先排除了这些思潮的腐蚀，为下一步在策略上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础。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无外部力量帮助建党，而且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孟什维克以至考茨基类的思想在左冀中不仅是占有很大影响，而且是绝对的主流。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经过列宁式的思想斗争而直接建党，产出如中毛共这样的结果，是并不令人惊讶的。中共1921年建党所直接获得的原则基础，需要我们今后通过努力才能获得。分析中毛共建党策略的失误，以同样缺少外部帮助，同样左冀思想界鱼龙混杂，同样经历了建党失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过程作为参照，具有更加直接的启发意义。

与中共在1921年召开一大就顺利建党不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从1898年召开一大开始，到1903年召开二大真正建党为止，历时5年。俄国党一大于1898年3月1日至3日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召开（白俄罗斯当时属于沙俄一部分），宣布了党的成立，发表了宣言，领导机关在会后不久即被沙皇捕获。苏联编辑的党史资料《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很容易从网上下载到）对此评价甚低，认为其意义“也就在于它履行了这种起过很大革命宣传作用的正式手续”，而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统一的路线，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中央，甚至宣言都有忽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同盟者等问题这样的“重大的缺点”。以此标准去评价中毛共建党，那这些不高的评价简直可以说是同样适用。这些标准在理论上没有错，我们今后应为之努力，但我们非常赞同中毛共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认为他们只是由于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而产生了无力感，才会摇摆于革命与改良之间。如果他们知道了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正确道路，多数人一定会自觉抛弃过去不自觉表现出来的依靠所谓“党内健康力量”（应读作“党内改良派”）的动摇，而坚定地走向工人群众寻找出路。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与中毛共建党会议所共同表现出来的这种形式上建党，实质上保持运动分散状态的策略，反映了一种不了解只有通过斗争和思想统一才能走向政治组织和阶级决战的自发意识，反映了一种有斗争愿望却缺乏斗争能力的无修养状态。如果没有列宁的努力，那么这种建党策略及其背后的自发意识和无修养状态有可能成为在没有政治自由而左冀思想混乱的国家中左冀的常态。列宁建党时面临的任务，是将无产阶级的斗争从分散的无继承性的小组低级形式，提升为集中的能持续下来的政党高级形式。他面临的三大困难是：沙皇专制政府经常性的抓捕造成一个地区的小组通常只能持续几个月就需要一切从头再来；各个左冀小组间缺少横向联系，更没有统一的中央与他们发生纵向联系；各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俄国（例如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例如经济派）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让左冀内部以至马克思主义内部四分五裂。他已经有两次教训：第一次是他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地方性的小组，这个小组虽然领导了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但由于沙皇抓捕而导致的领导层变化而倒向了经济主义这样的改良路线；第二次是他看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建党失败的教训。必须完成的任务，三个重大的困难，两次挫折的教训，引起了列宁长久的思考。“斗争协会”案让列宁在1895年12月被捕，在彼得堡单独关押14个月后流放西伯利亚三年。1898年一大召开，列宁正在西伯利亚流放。从现有的资料（如《列宁全集》第4卷，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列宁年谱》等）我们可以看到建党问题日渐成为列宁思考的中心。列宁的建党策略可以分为互有交叉的如下三步：一是通过理论斗争实现思想统一；二是通过全俄政治报计划建立党的地方基础和工人基础，并与来自各方面的动摇进行斗争；三是开二大，在形式上把实际上已经通过全国政治报计划建立的党确立下来。

列宁的三步建党策略体现了唯物史观中内在包含着的、但并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所明确加以揭示的规律。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由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必然配合以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革命的顺序则反过来：首先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第二步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最后破除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这里面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的第一步，又分为反对左翼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泛左冀思潮（其高级形式是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和教育群众，使之具有无产阶级意识这两个方面。其中反对泛左冀的机会主义，将铸就党建立的思想基础。没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各个小组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可能持久广泛，既谈不上深入的人员和物质交流，也谈不上进一步的形式集中。换言之，通过理论斗争使泛左翼中分化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集团来将成为建党的起点。党建立起来之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用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群众，争取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及反对黑帮专制政府，将成为党在和平时期三位一体的日常任务。

列宁建党三部曲中的关键步骤是第二步，即全俄政治报计划。很多希望从列宁那里获得启发的革命者都会阅读《怎么办？》，但往往只重视前四章，特别是其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却忽视其讲述全俄政治报计划的第五章。例如2018年春夏发动佳士抗争的青年就是如此。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由于修养的缺乏而进行的政治冒险，我们建议读者仔细阅读《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见《列宁全集》第4卷）作为阅读《怎么办？》一书的补充。此文中列宁指出：分散的小组活动迫切需要统一，但在1900年在没有联系各地的实际组织和传递报刊的社会主义邮政建立之前，党在实际上恢复不起来；而为了实际地建立党，需要党报和党刊建立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党报和党刊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同时宣传一般民主主义。这三个要点中的每一点，都需要今日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我们也缺乏联系各地的实际组织和社会主义的邮政。无法完成统一各分散小组的迫切任务，我们还没有尝试建立党的思想和组织统一的党报和党刊；左冀内部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改良主义的任务，以及宣传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的一般民主主义任务，也并未提到紧要的注置。编辑部设在海外的全国政治报计划，是列宁提出后加以实践，并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突破这一困境的道路。政治报的内容，主要是反对：一、革命阵营内部的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渗透；二、反对民主革命阵营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自由派的背叛，即民主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的影响；三、反对黑帮专制政府，即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直接表现。政治报的理论和思想斗争，将在建党前创造，在建党时巩固，在建党后扩大党的思想基础。没有这种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整础，党不可能有战斗力。政治报在全国发行，必须有发行员网络，这就将各个组织的横向联系以及他们与编辑部的纵向联系建立起来了。政治报建立着各地方委员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这从俄国党一大和二大组成的差别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898年3月一大召开时，只有9名代表出席，其中4名代表代表了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的四个地方组织。两年后的1900年2月，列宁结束流放，返回欧俄联络各地马克思主义者约定政治报计划所需的通讯地址、密码等事项。1900年7月，为了实现建党所必经的全国政治报道路，列宁开始第一次流亡海外。革命的年代反革命们流亡海外，反革命的年代革命者流亡海外。列宁基于实现革命所要求的必然性，每日克服着不难想象的生活和工作上的诸事不顺，于公元1900年12月24日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全俄政治报《火星报》的创刊号。《火星报》出版并全国秘密发行一年半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先在布鲁塞尔，后在伦敦召开。相比于一大只有4个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二大已经有20个地方委员会参加。全国政治报计划为建党所做的准备不仅表现在建立联系和地方基础，还表现在建党质量上。《火星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彻底批判了左冀内部的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思潮，这样在二大上解决相关问题困难就很小。而党章第1条关于党员必须加入支部这样一个建立组织上巩固的政党的更进一步的问题，《火星报》在二大前没有讨论，结果全党在此问题上没有统一认识，于是二大分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这种思想和组织的分裂是1905年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因为这种分裂导致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中同一工厂的起义者甚至都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指挥部而无法协调行动。这里可以看到政治报计划对建党的影响：没有全国政治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党就实际上建立不起来；政治报进行的思想、组织和策略准备的质量，将对党的发展和斗争产生长远的影响。最后关于政治报要指出的一点是：它将培养出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来，逐渐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小党转变为一个以工人为主的大党。

列宁建党策略较之于中毛共的高明之处，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列宁在开建党代表大会之前，已经通过全国政治报计划把这个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实际上建立起来了，建党是在这一基础上用组织统一去巩固思想统一。这样的建党策略是实质建党的策略。中毛共没有全国政治报计划的准备，没有思想和组织基础更谈不上用组织形式去发展这种思想和组织统一。这样的建党策略是形式建党的策略，实际上回到了列宁成功建党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的困境。今后的革命者，永运都不应再重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和中毛共的形式建党策略而应借鉴列宁的实质建党策略。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为什么中毛共会对列宁的实质建党策略视而不见呢？为什么会重复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纠正过来的错误策略呢？原因在于存在一种黑帮专制政府有意建立的意识形态机制，这种意识形态机制将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与他们所迫切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隔绝开来。这种意识形态机制建立的第一重屏障，是建立数量巨大的各类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构，让多数人相信存在许多“社会科学”，而不去相信，更谈不上了解唯一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这重屏障对相当数量的群众起着意识形态统治的作用。第二重屏障则针对着那些确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不相信那些所谓“社会科学”的革命者。这重屏障突出“实事求是”和“中国化”，宣扬一种随机应变而无视原则的实用主义，结果让革命者产生了一种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尤其是对今日中国革命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列宁主义的倾向，仿佛那些理论原则和做法已经过时，总会被事实“求是”掉，或者被“中国化”掉。革命者因此失去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理论武器，甚至对列宁主义保持一种相当无知的自发状态。革命者无视历史经验和理论资源，在“实事求是”和“中国化”的努力中一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保持了社会主义理论与自发工人运动的隔绝状态，这就保护了黑帮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免受强大工人运动的冲击。第三重屏障是针对那些来到了列宁主义的革命者。张一兵之流的御用学者硬说列宁哲学上直到写了《哲学笔记》才成熟，言下之意在于暗示像“火星报”计划和《怎么办？》这样的名著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完成的，而是在忽视能动性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完成的，因此不必重视。这重屏障目前远不如第二重屏障造成的影响大，我们不准备详加分析其错误，只是指出：“火星报”计划本身所表现出的在认识历史规律基础上的主动性，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论原则最好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