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两步——回复《简评“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

发布《为什么冒险主义者读不懂列宁》之后，我们收到了署名“工号52”的评论《简评“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文章认为各方在力图使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需要借鉴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经验，有必要办政治报和建立代办员网络这些方面有基本共识。文章同时提出了一些疑问，最后指出还有更严重的分歧，即通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还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有分歧。尽管依然存在着误解与分歧，尽管在分歧的问题上我们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但至少说明《列宁道路》关于通过政治报和代办员网络去建立革命政党来教育和组织工人的主张得到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真诚思考。我们原则上同意该文的如下号召：

“创办全国性政治报，建立代办员网络，向工人群众开展长期的宣传和鼓动，才能为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做好准备，才能使自发的维权斗争发展为改天换地的革命洪流，才能使中国的革命事业向前推进一步。有志于革命的同志都应当为这个目标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这篇评论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不仅是因为它总结了争论，在指出分歧的同时提出了原则上正确的号召，而且是因为它试图给出“更加详细的行动路线”，开始在思想上探索那最初的两步：各小组如何与工人接近并互相接近？今天我们也谈谈在这两个最初步骤上应该如何重新出发。

一、最初的与工人接近的步骤

与工人接近这个步骤上，我们反对与工人尚无密切联系的小组自己上街或者号召工人上街，而是主张这些小组通过文化工作开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应当通过文化工作与工人接近，而不是一直如此；文化斗争应当成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武装斗争的基础。一旦文化工作有了成效，则应当尝试建立更广泛的秘密组织，推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工号52”进行了这样的设想：

“代办员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应当将文章以电子版、纸质传单等各种方式交给工人群众，应当组织他们讨论这些文章和各种社会问题，还应当让工人群众掌握在tg等安全性好的通讯软件上交流的能力，应当不断吸纳先进工人加入代办员队伍。”

“工号52”担心“这些设想难免有空想的性质”。不是的，这些设想非但没有空想的性质，而且正是开始走向工人的各小组所应当做的工作。正如列宁在幻想全俄政治报的时候说的：

“这就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怎么办？》第五节“全俄政治报‘计划’”，《列宁全集》第6卷，第162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我们在这里向读者推荐两本书：《巴布石金的回忆》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频道已发布）。推荐的理由是这两本书从工人和知识分子两个方面介绍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最初步骤。

我们先来看看工人方面。巴布石金一开始是一个没有觉悟的农民工，14岁开始打工，18岁来到首都彼得堡谋生，在那里进入了列宁开展工作的工人小组，以及后来成为列宁革命伴侣的克鲁普斯卡娅进行活动的夜校，迅速地觉悟起来成为了一名忠诚的战士。他没有能够活到革命胜利，在1906年为武装斗争运送武器的过程中被捕牺牲了。他的这部仅仅不到200页的回忆，是在1902年按照列宁的建议，暂时放下了《火星报》代办员的工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的。回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忆他在彼得堡是如何在列宁的帮助下成长和斗争的，第二部分写他被捕并被关押、放逐后，如何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今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独立开展工作，建立这个城市具有工人基础的委员会。这两个部分都值得我们花些时间去研究，因为这两项任务，即培养工人革命家和建立自己所在城市的统一的委员会，都是我们现在应当着手解决的迫切任务。

在第一部分中，巴布石金描述了列宁给工人小组讲解政治经济学的情况。这个小组是列宁推动知识分子们建立的多个工人学习小组中的一个，组员只有六个人，但列宁在这个小组讲了一年多的课，直到自己被捕才被迫中断。巴布石金并不知道他的老师会成长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正因为如此他的回忆才具有特别客观的价值：

“讲解员向我们口述了这门科学，没有用笔记本。他常常设法启发我们站起来反驳或者争辩。那时候，他总是鼓励我们，要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辨明自己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学习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而且还会慢慢地把自己养成为演说家。这种学习方法是向学员说明问题的最好的手段……这些学习还教导我们去自修，去找寻参考资料。我们从讲解员的手里拿到了上面写着许多问题的纸头。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留神了解和观察工厂里的生活情况。于是，我们在厂里干活的时候，时常假借各种借口到别的车间去，实则上是通过观察的途径去收集必要的信息。”（《巴布石金的回忆》第45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巴布石金在加入列宁的读书小组之前，一方面通过文字资料，另一方面通过与人的交往，已经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跟随列宁这一年多的学习和工作，让他变成了一个有一定修养的革命者。无论是来自沙皇政府的迫害，还是与孟什维克的斗争，甚至是面对黑帮军队的枪口，都没有让他有过丝毫的动摇。或许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工人觉悟起来、坚定起来的经历，或许是他长时间做工人工作的体会，让他特别强调工人学习小组相对于传单等宣传鼓动工作的基础作用：

“显然，这是因为各个学习小组在继续努力进行各自的活动，并且恰如其分地符合极其正确的工作方法，也只有这样的工作方法才能被公认为令人十分满意的。凡是在宣传鼓动的时候放弃学习小组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会转上不正确的、有害的道路。”（巴布石金的回忆》第68-6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下面会谈到，列宁赞成马尔托夫关于从小组内宣传转向群众性鼓动的主张，但反对放弃学习小组。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工人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于铲除工人头脑中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使其产生稳定的世界观并坚决地参与革命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人的这种世界观一旦形成，哪怕读书学习不如知识分子系统全面，由于其阶级立场的作用，也会比知识分子主要建立在书本上的世界观稳固得多，并且会反过来鼓舞知识分子更彻底地投入到事业中去。今天各个小组都应当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到组织工人学习小组中去，这一工作会和“工号52”所正确“幻想”的其它宣传鼓动工作一起，为各个小组走向与工人的密切联系开辟道路。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也非常重要。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的建党策略比中毛共的高明在哪里？》曾经分析过这次大会不成功的原因及其对今天中国革命的启示），巴布石金参与建立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成为了派出代表的四个委员会之一。另外三个委员会所在城市分别是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都是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大得多的城市。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列宁塑造了巴布石金这根“自己不会熄灭而且能够点燃其它木柴”的“木柴”，如果不是巴布石金推动了自己被放逐的城市的工作，参与建党的区区四个组织甚至会再减少一个。需要提到的是，巴布石金似乎并没有事先知道党的一大的召开，而是通过知识分子带回的一大宣言才知道的。这应该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集团和觉悟工人集团虽然有工作上的配合，但还没有完全融合起来。知识分子集团派出了参加一大的代表，并没有事先告知觉悟工人集团。这种情况反映了手工业工作方式的缺点，因为并没有统一的中央机关去协调构成一地委员会的各个小组的融合和发展。这种情况在全俄政治报创办以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03年二大召开时就已经有二十个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了。我们现在没有全国政治报，也没有统一的中央机关，在努力创造这些条件的同时，各地的小组不应等待，仍然需要尽力用手工业方式去与工人接近并互相接近，因此巴布石金的一些做法仍然值得借鉴。在他的回忆里，我们看到那时的委员会虽然进行了初步的工作，虽然工潮的产生仍然基本上是自发的，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趋势已经产生出来了。巴布石金在这个阶段上特别强调传单的作用：

如果只在某个地方常常出现传单，就能使这些传单及时地发生效果，能使它们更详尽地谈论所发生的现象，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如果能使工人信任传单，那么在罢工或发生工潮时，他们就愿意同意传单上所谈的一切，这也就是把运动引向预定目标的杠杆。”（《巴布石金的回忆》第136-137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这本回忆到1900年为止。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这位工人革命家是如何作为《火星报》代办员工作的细节了，更看不到他如何一步步地从宣传组织工作走向1905年革命中的武装起义工作。这个遗憾可以通过《巴布石金的回忆》一书中的附录得到一些弥补。附录是作为《火星报》代办员和通讯员的巴布石金发表在《火星报》上的文章。我们建议读者也花一点时间去读一下这位觉悟工人所写的宣传鼓动文章。这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启发。这些通讯介绍了自己身边的工人在生活中所遭遇的困苦和折磨，揭露了资本家的虚伪和贪婪，歌颂了工人团结一致与官家和资本家所进行的斗争，还把工贼公之于众。我们在进行工人工作时，即使暂时还没有全国政治报，也应该写类似的通讯给小组内外的工人阅读。我们特别注意到巴布石金对需要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阅读材料送给工人的呼吁。比如：

“我们这里争先恐后地阅读‘火星报’，不论来多少份，全都被人们阅读着。‘火星报’使工人们都感到运动的强力高涨。大家都纷纷议论第3期‘火星报’上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大家都想弄到这份报纸。在个别会议上，工人们希望‘火星报’就这个问题再刊登几篇文章。”（《巴布石金的回忆》第162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又比如：

“而宗教道德内容的书籍，青年们是不屑读的。他们确切地意识到这些书籍的愚人和害人的意图……在没有办成秘密图书馆以前，还不可能满足这些人的求知欲望。”（巴布石金的回忆》第166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如果说《巴布石金的回忆》是从工人方面、从“下面”介绍了社会主义如何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列宁回忆录》，即列宁爱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方面、从“上面”介绍了列宁的工作。这方面集中在全书第一部的第一目“在彼得堡（1893-1898）”，篇幅只有17页，却浓缩了很丰富的内容。里面提到了列宁在工人学习小组中工作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工人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前一半上课时间用来讲解，后一半上课时间用来详细了解工人的工作和劳动条件，并向工人们说明他们的生活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告诉他们怎样、用什么方法可以改造现存制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工人小组中讲课的特点。”（《列宁回忆录》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知识分子方面的回忆与前面的工人回忆正好形成了映照。克鲁普斯卡娅和巴布石金的回忆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还原出列宁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第一步。这样的文化工作，开始把工人的头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克鲁普斯卡娅转述了列宁对这一时期的正面评价。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列宁对这一时期负面的评价。克鲁普斯卡娅这样写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时期在彼得堡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并不显著、不为人注意的工作。他自己就这样评论过这一时期的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个时期的工作并没有效果。当时的问题并不在于建立英雄的功勋，而在于怎样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怎样接近群众，学会表达群众的良好的愿望，使群众了解而且感到亲切，学会领导群众。正是在彼得堡工作的这一时期，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锻炼成了一个工人群众的领袖。”（《列宁回忆录》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二、与工人接近之后的下一步是转向群众性鼓动吗？

在谈完了各小组接近工人的这一步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工号52”实质上已经提出的各小组依据纲领互相接近的那一步。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接触另一个话题，即组织工人学习小组之后，从学习小组内的宣传转向对组内外工人进行鼓动的这个“下一步”。1893-1895年这个时期，列宁积极推动了这个转向。列宁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除了上述工人学习小组外，可以分成这样四个方面：第一是与民粹派的思想斗争，第二是推动各知识分子小组和工人小组的省内统一和跨省联系，第三是我们要谈的从小组内的宣传转向对组内外工人的鼓动，第四是办报。第一个方面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即各小组与工人接近和互相接近关系比较间接。我们的读者中受到乌有系，也就是今天的民粹派影响的人很少，我们就不展开对民粹派的思想斗争这个方面了。后面这三个方面就需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知识分子小组和工人小组的省内统一和跨省联系，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占据工作中重要的位置，因为不管是办报，还是对工人的鼓动，甚至鼓动工人上街，都需要组织的发展。但列宁当时不是通过全国政治报和正式纲领的办法来扩大组织的范围，而主要是通过开会。列宁于1893年9月抵达彼得堡，10月加入工艺学院马克思主义小组，并通过这个小组开始接触工厂工人。（《列宁年谱》第一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下文简称《年谱》，第100、102页）1894年春天，列宁主持了工人小组组织者的会议，推动建立工人小组并开始在一些小组里讲课。（《年谱》第109、115页）1894年秋天，列宁领导了由这些工人小组组织者、领导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小组，进行了省内组织统一的尝试。（《年谱》第116页）在1894年的冬天，关键的转变出现了：

“列宁召集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小组会议，同各工人小组的代表讨论把组内宣传方法转变为群众性政治鼓动工作的问题；宣读了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印行的小册子《论鼓动》中的一些段落。会议作出决定：在不放弃组内宣传的同时，立即根据工人们的迫切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在他们中间进行广泛的口头或书面鼓动工作。”（《年谱》第118页）

宣传更多是理论性的分析，鼓动更多是通俗性的解释。宣传主要依靠小组内学习讨论，鼓动主要依靠面向群众的口头讲述、传单和小册子。列宁在这里宣读的小册子《论鼓动》由后来千夫所指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审定，号召放弃闭塞的小组宣传活动，而转向在工人中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列宁当时没有接受放弃学习小组的意见，但很赞成在学习小组这个第一步之后和在这个第一步的基础上，转向群众性鼓动。甚至到了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中，列宁还提到了这本小册子中“真正有益的启示”（《列宁全集》第6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即扩大工作的范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群众性鼓动成为了上述三点工作的重心。直到1895年10月，彼得堡的20多个小组在组织上统一起来了，列宁被选入领导核心负责编辑一切出版物，才开始筹划彼得报组织的秘密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年谱》第131、135页）

总之，在1894年冬天到1895年冬天这一年的时间里，列宁同时进行着五方面的工作：一是理论上反对民粹派，二是统一彼得堡的组织并建立跨省组织之间的联系，三是继续工人小组的宣传，四是全力在学习小组的宣传阶段后转入群众性鼓动阶段，五是准备出版区域性的报纸。第四方面的工作，即群众性鼓动成为所有这些工作的重心。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克鲁普斯卡娅转述的列宁对这一时期建立与工人联系这个方面的肯定。他还肯定了这个时期的工作提出了广泛的历史任务，提出了工人阶级要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可是列宁对这一时期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总体上是否定的。

列宁对这段工作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怎么办？》一书里。这本小册子只有183页，是布尔什维克的“圣经”。今天中国的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仔细地去思考里面的每一句话，甚至对论战性的内容也是如此。它不仅是对经济派和冒险主义者的批判，也是对列宁自己失败经历的剖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针对列宁彼得堡斗争协会时期工作的教训写成的。列宁这样反思自己的彼得堡斗争协会时期：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列宁全集》第6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列宁同时进行着五方面的工作，完全料到了自己会被捕。他甚至指导别人一旦被捕应该如何应付法庭的审判。（《年谱》第138页）他不存在“怕”的问题，但他仍称自己当时是“手工业者”，用这个他去批判经济派的严厉字眼来批判他自己为之失去了五年自由的工作。原因不在于向工人进行群众性鼓动工作的转向错了，而在于没有把为之准备相应组织力量的政治报计划和建党计划提到直接的群众性鼓动工作的前面。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在进行了工人小组工作后，像他自己过去曾经实践过的那样，随即转向全力进行群众性鼓动是错误的。正确的办法是把重心放在以全国政治报计划为支撑的组织工作上来。列宁这样描绘自己的小组和其它类似小组失败的过程：

“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列宁全集》第6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为了避免这样失败过程的循环往复，为了避免自己1893-1895年的手工业错误再次重演，为了批判试图把这种状况固定下来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的经济派，列宁写了《怎么办？》。《怎么办？》这本书就是在讲要建立一个思想上（第一、二章）、政治上（第三章）、组织上（第四、五章）巩固的党，去对工人进行有延续性和继承性的政治教育和鼓动。逻辑上来说，对工人进行政治鼓动、进行原则坚定的政治教育是运动的总的利益，为此就需要思想政治组织上巩固的党，而为了这样的党的出现，就需要有全国政治报。实践中，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这样：先去办全国政治报和代办员网络，然后建党，再以党的组织为武器去用工业化的方式对工人进行政治鼓动。每个阶段的其它工作的开展，都应以不伤害主要任务的实现为界限。

回过头来看，“工号52”的简评文章就多少带有调和的性质。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办报’和’上街’”中，“工号52”针对列宁道路“办报和上街这两者有直接冲突，表现在既有人力物力财力通过政治报建党就已经需要极大的努力，而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组织和参与游行示威则会削弱这一努力”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革命的阶段性并不能将办报和上街对立起来，理由是实际斗争能够鼓舞群众的斗志。其在论证时作了一定让步：是否号召“上街”要看具体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地方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群众的结合很紧密，那就有必要号召，否则就不必要，比如佳士抗争。作者的愿望是好的，可是目前没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小组与群众结合很紧密的地方。而且没有全国政治报和代办员网，这样的地方就不可能出现。创办全国性政治报并在代办员网络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让这样的地方能够出现。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工号52”说的地方左翼小组应该是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种组织。为什么不能以这种组织作为基础去发动群众，我们已经讲得够多了。“工号52”还认为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能避免组织被破坏。如果真是这样，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成员就不会几乎全部被捕了，列宁也不会批评自己曾经是手工业者了。

到这里，我们就要结束对“最初的两步”中的一步，即各小组如何与工人接近的讨论了。与工人接近的工作，各小组应该从办工人参加的、政治性的学习小组入手，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群众性的鼓动并领导群众性斗争，但以不妨碍小组背后的地下组织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为界限。这样的鼓动和斗争都是可能的，并且在近年来曾经成功过。只是可惜我们只能在原则上讲到这个程度，不能在这里举实际的例子了。

三、另外的关键一步

“最初的两步”中的另外一步，是各小组的互相接近，为全国政治报和革命政党做准备。这一步，“工号52”的文章实际上也提到了，即第3部分所谈的民主革命问题。作者正确地指出：

“如果需要革命队伍向着共同的目标奋斗，思想上的统一是前提条件……”

各个小组在思想上的接近，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接近的前提。为了实现各小组间的这些接近，就需要广泛深入地，首先是严肃地探讨统一的纲领所涉及到的各方面的问题，力求在争论中让科学的观点脱颖而出。这就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制定纲领的问题，和在例如民主革命这样的纲领问题上出现分歧后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先来谈制定纲领的问题。《列宁道路》曾经发布了文章《列宁如何制定纲领》，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强调了列宁对那种认为发展地方组织和进行具体工作比制定纲领更迫切的观点的批评。各个小组都应该关心纲领问题，都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来看待并参与到其中。参与的方式是对纲领所应列入的问题展开研究和调查，并写文章发表意见，最好是直接提出自己小组仔细斟酌过的纲领草案。那么哪些问题应该列入纲领呢？目前最可借鉴的文献，是列宁在1895年于狱中写就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草案分为五个部分，即阶级斗争的状况、党的任务、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工人阶级的纲领和农民的纲领。（《列宁全集》第2卷，第69-93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二大上正式通过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7卷附录），与这个草案相比，在结构上弱化了第二部分即党的任务部分。俄国党通过二大已经建成，因此这个部分可以弱化，但党的任务部分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草案需要突出的地方，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实质上建党的任务。还有两份文件可以参考：一是俄共（布）八大通过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30卷附录），在第一部分于一般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之外还谈了帝国主义，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草案的第一部分也要讲“中特”从复辟资本主义到走向帝国主义的过程；二是中共二大的宣言，区分了民主革命纲领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在纲领所涉及到的众多问题中，不可能不出现各个小组间的分歧。甚至各个小组在纲领的诸多条文中总有一些不一致，才是正常现象。那么这样的分歧如何处理呢？能不能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拒绝和争论对手团结起来呢？我们来看看列宁如何建议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看到德国革命者在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等机关上产生了意见分歧：一派要抵制这一类机关，另一派主张利用合法机会。列宁认为抵制这一类机关的“左”倾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坚定的英勇的革命者缺少革命经验”（《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对这些“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正确态度是一方面公开与之斗争，另一方面不要夸大分歧，要与之联合为统一的党，让实际斗争去消除这种意见分歧。列宁也这样建议过英国的共产主义者联合为统一的党。列宁这样建议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在统一的党中，思想上胜利的一方才能利用组织的物质力量来强迫思想上失败的一方来执行自己的路线。如果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胜利就没有实际意义，就变成了对资产阶级而言无关痛痒的争吵。如果思想上失败的一方拒绝履行党内义务，那就不得不与之分裂了。因此，今天在联合的时候，所有主张革命、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小组都应该尝试融合成为统一的党，然后用党内程序去解决意见分歧，包括纲领上条文的分歧，并执行多数的意志。列宁的这种主张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一定在思想理论上会取得胜利，而且要用组织的形式统一去物质化这种胜利的信心。但是列宁的主张并不总能被接受：机会主义者畏惧自己会被统一的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所吞噬。一般来说，右倾机会主义者会拒绝执行党的纪律，例如孟什维克就是如此，从而导致其被开除出党；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会因为在自己的眼中，正确路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路线，拒绝联合。例如，英德两国就有这样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接受列宁的建议，顽固地坚持不与他们眼中参与资产阶级议会的“修正主义者”联合，最终变成了脱离群众和统一的工人政党的小宗派。

至于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由于《列宁道路》已经曾经有过不少文章，在此不打算详细阐述。“工号52”的批评中，有许多的误解和错误。在未来进一步的纲领讨论中，《列宁道路》会结合对已经存在的纲领中的理论错误，例如中毛共宣言中的错误的分析，去展开自己的观点。我们在此只是预先声明：我们准备按照列宁的建议，与主张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些小组联合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之内，并利用思想理论上的武器去争取自己通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党内的胜利。如果一时改变不了目前各小组中主张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流行观点，我们会在服从党的纪律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历史的进程会让多数党员认识到我们理论立场的正确。

《列宁道路》关于各小组相互接近的路线图就是如此，即利用纲领来互相接近，公开讨论纲领中的分歧，但不让非目标性的分歧妨碍各小组融合为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这就是最初的两步：各小组如何与工人接近并且互相接近。在这两步中，全国政治报都会发挥脚手架的作用。

四、“力所能及”、“空想”与“键政”

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了引发争论的“工号51读者群”成员“刘皓”的最新发言。他说：

“上街游行示威是重要的斗争手段，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无条件，无理由，无目的的上街，革命和斗争是要看时间和机遇的……我看了很多左派的群，我发现辩经似乎更像是一种自我满足，批判是合理的，但是批判的同时现实中不如大家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不然真的，荷尔蒙消失以后，左翼青年的最终归宿变成了还房贷和车贷，做一些事至少证明你真的试着抗争过。51说了，这里不要键政，我后续也不会再回复任何信息，如果有人有法律需求，可以找我帮忙。”

“工号52”的简评文章，以及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斗争愿望，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位“力所能及”仅仅限于对工人进行法律援助的“实际”工作者。列宁讽刺这些人一谈到自己就要在“实际”这个字上加上着重号。最初的两步，终究会迈出去。而这两步之后的其它步骤，从政治报到建立工人政党到群众性的鼓动直到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危机时的武装起义，终究会到来。只有“空想”，只有“键政”，这一切才能开始。“实际”给予工人的是那碗要求放弃长子权的红豆汤。我们从“空想”与工人接近开始，通过各小组互相接近并建立给予工人全面政治教育的革命政党这些让黑帮都为之惊讶的“键政”，尽全力让工人理解并争夺自己在历史中的长子权。正如列宁所说：

“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绝对原则’的崇拜者傲然轻视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者同完全不关心理论的态度相结合。”（列宁全集》第6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列宁道路》崇拜“绝对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总是要“辩经”并且总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去实践。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有无限的信心，相信按照这个“经”一定能结束目前这个尚未普遍迈出初始两步的时期。毕竟，“经”不同，“力所能及”的“力”也会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