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下)
《前进报》编辑部【编者按】在(上)篇中，我们阐述了对革命性质的总的看法以及批判今朝、中毛共的新型左派幼稚病。在(下)篇，我们将对剩余分散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民主革命的图景、生产劳动与阶级划分问题和我们与《列宁道路》的一些分歧）进行回应。
1. 民主革命后的图景是什么样的？
有些同志能够理解政治自由的必要性，能够理解民主斗争对觉悟分子的锻炼和培养作用，但是依旧对民主革命后的劳动者联合专政耿耿于怀。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是不值得信赖的，必然会动摇甚至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最终导向反革命并镇压革命。中毛共文章中的一段论述[14]将这种担心彻底地展现了出来：
如果“列宁道路”之流用政治上的“劳动者联合专政”和经济上的“国有化”骗来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必然会热烈欢迎，因为小资民主派这种只针对垄断资本的“国有化”注定软弱无力和流于形式，丝毫也不会伤害自由派的基础和私人资本家的根基。只要生产资料仍然被私人占有，只要自由派等资产阶级政党拥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就能充分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制造舆论、操纵选举、威逼利诱小资产阶级、收买各阶层中的反动分子建立新的“党卫军”、镇压无产阶级（放弃了剥夺镇压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们对此能有什么办法呢？），而国家机器迟早会回到资产阶级手中，“国有化”的企业也随时可以私有化或者再次变成官僚资本（政权刚到手就交了出去的民主派们对此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甚至就连官僚资产阶级都能接受这种所谓的“革命”和“民主化”，因为它毕竟保护了资本主义制度免于颠覆，保住了军队警察和官僚的饭碗。资产阶级当然可以在议会中赏赐“列宁道路”等小资民主派几个席位，承认他们是“工人代表”，随便他们重弹“彻底民主”的老调、像一切议会反对派一样发表一些无用的“谴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要被“自由”的宣传机器抹黑为“自由之敌”、“恐怖主义”等等，被自由派和民主派联手用绝不亚于专制政府的力度镇压。所谓“劳动者联合专政”的盟约难道对资产阶级有什么限制吗？它只会限制无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
此外，《列宁道路》上的一篇读者来稿[17]认为中国下一轮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和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政治上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好像把上述担忧给去除了。
前进报坚决地反对以上两种的观点。正文中我们提到，当前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如果十分机械地讲，就在于觉悟工人的数量以及赢得多少群众的支持。进一步讲，正是因为革命政党的力量不够强，才无法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不能只由工人来镇压一切反对派。如果我们有力量能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等待一刻都是对革命的背叛。因此，劳动者联合专政不是我们规定出来的，而是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我们想要在民主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应该是苏维埃，它结合了行政和立法权，它的一切官员由人民直选代表担任。既然是民主选举，必然要与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因为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必然会被自由派资产阶级所俘获）分享一部分政权，任何独掌政权的尝试都可能葬送革命。
试想这样的情形，专制政府因为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危机而倒台。过程是这样，各地都有工人和市民上街从政治游行到武装冲突，再到武装起义。警察和军队疲于奔命，在部分地区展开巷战。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工业中心有几十万觉悟工人，他们是党的大多数力量，反动军队在这里先被武装工人说服、和平缴械或击溃。其他大多数地区，可能有军队和游行市民、工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党的力量不够，最终大多数是靠私营资本家与地方军队将领媾和实现和平。这时候，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不会拒绝苏维埃政府，因为大多数地方他们确实可以通过操纵选举来实际控制。但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府一定不会立刻实现全部革命民主主义诉求，劳动者的生活也不可能马上好过。在国家层面，党只能控制少量部门，但它一定要在掌管的工厂、企业中组织职工大会，坚定地开展阶级斗争。这时候，党控制的几个工业中心苏维埃将成为标杆和旗帜，向一切穷苦人民证明究竟哪个政党才能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民主革命的胜利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更大规模的公开阶级斗争的开始。希望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中，左右讨好，缩减双方的政治要求，以寻找到某个平衡点、某种中间状态，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的小资产阶级道路一定会破产，而我们正是要就此作斗争来争取群众。革命工人政党应该用一切机会进行鼓动和揭露，让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陷入孤立，逐渐取得全国苏维埃的大多数支持，这个过程中极大可能出现新一轮武装冲突，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这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契机。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里这样说：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那么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没有群众在杜马时期的经验，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如果无产阶级当时跟着在1917年4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走，那么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暴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论的虚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的经验，就不会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耐心说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并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最后应当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图景是由彼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好的结果是劳动者在革命中取得彻底的胜利，经济上控制了大部分垄断企业，政治上实现了自己对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差的结果是劳动者阶级仅推翻了专制政府，政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政治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最差的结果是革命仅仅对专制政府造成了冲击，并没有推翻它，仅仅争取到了有限的民主权利。无论哪种结果，革命都没有超过民主主义的范畴；重要的是，政治自由将会扩大，阶级斗争走向公开，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受到了政治教育和训练——这些都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
2. 生产劳动和阶级划分问题
阶级划分问题其实和革命性质问题无关，这只是个单纯的事实问题。除了经典的产业工人外，当今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些新的群体，比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还有一些旧有群体的阶级属性问题，比如所谓的“商业从业人员”算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从优先做哪些对象的革命工作这个角度来看阶级划分，《前进报》同意《列宁道路》的看法，不妨将标准划得严格些。不过，无论哪种口径，无产阶级的数量基础都足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然而阶级人数和参与革命的先进群体的数量，完全是两个概念。
关于今朝和列宁道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参见列宁道路的一篇读者来稿[12]，此处不再赘述。
3.关于经济问题
从经济上看，民主革命为何会到来，劳动者在民主革命中的要求是什么，还需要通过纲领研究来形成。可惜，争论结束后一年多来，虽然纲领的重要性越发成为革命左派的广泛共识，但却并没有看到更多的关于纲领的讨论，更不用说纲领草案了。前进报近期正在参考历史上的几份纲领，尤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形成一份今天的纲领研究提纲，着重指出当前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敬请期待。
虽然足够确切且科学的策略还需要以详实的研究为基础，但为了论述的完整，这里不妨讲出基本要点。首先，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专制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为了维护统治的基本盘（包括政府、国企与公立机构编制人员的工资，军警宪特工资，镇压经费等），必须以损害劳动者的方式增加收入，压迫越深、反抗越多，随后加强专制压迫。这会引起整个社会推翻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言论、游行与结社自由）的运动。这就是民主革命的革命形势。
经济上，无产阶级要求禁止夜班、实行真正的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度，这代表着要增加雇佣人数的同时，大幅提高最低工资，使得广大群众能够有空余时间参与政治生活。此外，还要用实行普遍的劳动者监督生产，要让职工代表大会取代职能资本家，掌管企业经营。不取得这点，经济上的要求，哪怕是最简单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无法落实。
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诉求以极大缩减私营垄断平台抽成为主（如淘宝、京东、美团、滴滴、高德、货拉拉），用公开透明的政治环境减少官僚的吃拿卡要。
4. 《前进报》与《列宁道路》的几点分歧
首先要指出，对于如何判断革命性质，《列宁道路》的观点也有个形成过程。他们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说主观标准（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是判断革命性质的直接标准。在一篇读者来稿里，《列宁道路》（考虑到它并没有写编者按，只能认为编辑部赞同文章观点）还想要证明中特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展，其中提及城乡对立和区域不平衡发展，还想要给今天的民主革命找到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仿佛是要硬凑出经济条件以求不违背革命导师的判断。而今朝的第一篇回应文章就是针对此处进行批判。
4.1 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
《列宁道路》在后来的两篇文章中分别提到：
无产阶级推动民主革命的经济落脚点不是要抽象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也不是要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而在于消除社会上存在的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民主变革的“非民主因素”......[1]
......封建残余并不是民主革命的必要条件，非资本主义压迫才是民主革命的必要条件。中国有事实上的地主（想想极高的房价房租），有许多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和压迫（如高利贷和性别压迫），有事实上的君主制（习沙皇黑帮专制），等等；小资产阶级因此有民主主义的革命性，无产阶级革命派需要与自由派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没有实质建党，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力量，没有精确纲领，就无法实现这一领导权。列宁从他的第一篇文章开始就确认了俄国是资本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更是全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生产关系中的统治地位，这并不妨碍列宁确认俄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8]
对于民主革命的经济落脚点，在具体的要点上，支持民主革命的派别基本没有原则分歧。比如公职人员取消特权，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政治自由（言论、结社、罢工），合并托拉斯，没收民营垄断平台，工人真正落实五天八小时工资（实际上要提高最低工资）、废除夜班，劳动者普遍监督企业等等，如有分歧，也是某些具体细节上寻找现实中更为可行的方案。但如何统称这些经济改革，还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不过无所谓，这种多少属于纯粹辞藻的问题，完全可以先忽视。
《前进报》不赞同两种表述，一是非资本主义压迫。地主何尝不是资本主义的地主，君主制何尝不是官僚资产阶级专制，何尝不是一小撮资产阶级集团的行径？只能说，这些现象在之前的阶级社会中也存在，而资本主义由于阶级社会的共通性，并不绝对排斥这些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发生。这些只能说明专制制度会加速革命形势的到来。二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如果在今天扩展“充分发展”定义，认为资产阶级本身就无法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实行彻底的民主制才能扫清一切障碍，那倒是没错，但这样就把问题变为了单纯的定义。此外，今天的民主革命经济基础，虽然事实上确实有促进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但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要求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像我们一再强调的，现在的经济基础完全够用。
最后要补充的是，民主革命的诉求能够在短期内极大地减轻小资产阶级的束缚与压迫，如减少官吏的吃拿卡要、减少垄断平台资本的抽成以及废除平台的流量广告制度等，仿佛在收买小资产阶级，长期培植小生产。但这不会丝毫改变小生产受排挤的必然趋势。一方面，由于可见的收入预期，更多小商户敢于贷款扩大生产，竞争烈度实际上增加了；另一方面，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垄断企业，会主动排挤与承接破产企业和小商户的生产资料。这样一来，生产的扩大速度增加，垄断企业的市场占有增加并保持长期稳定。此外，提高的工资将逼迫资本家应用更多的机器，排挤大多数县城的半手工业工厂与工业区中经营不善、长期未更换新机器以提高生产率的中小工厂。考虑到针对生产安全、产品质量和污染处理等问题的实际的检查也会增加，这会排挤绝大部分以次充好的黑作坊，而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大幅提高。以上都会进一步加剧生产的集中。
4.2 发达民主国家也需要民主革命？
《前进报》的回答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环境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如英、法、美）当然也要通过公开的号召与组织民主斗争来锻炼和培养觉悟分子。但是，《前进报》并不认为这些国家的下一场革命一定是民主革命，毕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告诉我们，完全可以在民主国家里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准备。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会发生民主革命，推翻现存政权。
4.3 德国社会民主党案例误用
《列宁道路》引用列宁的一段话，认为1918年德国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其实是误用，因为列宁当时想强调的是，德国斯巴达克派没有尽快独立建党，对革命起了负面作用。不是没有客观群众基础，而是党的领导不够正确、坚强、果决。具体参见此文[8]。
[1] https://telegra.ph/What-exactly-are-we-talking-about-when-saying-democratic-revolution-05-28
[3] 同志们可以对比美国汽车工人协会UAW组织的罢工，以及南海本田罢工。
[4]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
[5]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1.htm
[6] 若以共产党宣言的完成，作为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工人运动走上正确道路的开端。1848~1849的革命高潮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还着手改造共产主义同盟，在1850年的《告同盟书》中，明确提到“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他们正确地提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并且修改了之前认为经济危机会马上来临的估计。在实践上，巴黎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动荡时期统治着巴黎，命令临时政府成立共和国。
马恩在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时候，提及法国工人“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因为法国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彻底统治全国，当时还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汪洋大海。但是，法国工人虽然提出了不可实现的任务，但他们至少已经行动起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0/01.htm）
革命失败的反动时期，被1857~1858年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所结束，英国工人阶级为抗议英法统治阶级企图保护奴隶主干涉美国内战而举行了大会，德国工人在1863年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
1864年9月，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一国际”宣告成立。1865年1月所建立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到1870年春季已增长为25个，遂组成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其会员和同情者近25万人。随后1871年的巴黎公社，提供了无产阶级如何打碎与重建国家政权的宝贵经验。
1878年至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克服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限制，通过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将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偷运到德国散发，通过报纸进行宣传鼓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工作成果可以由选举结果来检验，1890年赢得143万张选票，获议席35个（占比34.8%），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党，是1881年低谷的三倍以上。
1918~1919年德国十一月革命虽然失败，但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之后苏联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更进一步。
苏联随后接连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数个五年计划，打退纳粹，攻下柏林，结束二战。中国随后在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结束，也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随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上台，标志着俄国革命走向失败。而中国通过中苏论战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提供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修正主义的实践经验。同时1960到1970年代，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兴盛起来了，从法国的五月风暴，到古巴建立及拉美地区的土地革命，再到美国的学生运动及反战运动。
无产阶级的觉悟与组织程度确实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升。
[7]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9] https://telegra.ph/Telegram-beginner-guidance-Vorwarts-04-05
中毛共对应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和《解放报》以及群聊《声援佳士工友》，今朝对应频道《今朝：观天下风云》。更进一步的介绍请参看文章对应部分内容。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将给他们带来绝对的益处，仅仅住房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教育和医疗的社会化，便会直接将这两类小资产阶级群体身上数十年的重担一扫而空。”
" 《列宁道路》通过一顿操作，认为中国有大约4.5亿的小资产阶级，占到了劳动力总人口的57%。换句话说，全中国每10个劳动力中，就有大约6个小资产阶级。即便我们没有学过马列主义，也明白，这样的数字是极端可笑的！"
[12] https://telegra.ph/on-the-theoretical-debates-between-nowadays-and-Lenin-road-05-28
资本家认为，只要雇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大于通过工资形式支付的劳动，也就是说，能给自己带来利润，就是生产劳动者，包括妓女、仆役、演员在内。因此，斯密的第一种解释，虽然是政治经济学上正确的解释，但单独来看却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从劳动者角度看来，或从社会整体看来，这并没有创造价值，而是寄生于生产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所以，必须再对“生产劳动”加上另一重规定：它确实创造了价值，因此才能创造剩余价值。
《今朝》当然不至于把马克思明确讨论的丑角、家仆，以及与之性质相当的“高级”劳动者纳入生产劳动，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只是善于出卖或强加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来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但《今朝》仅仅认识到服务与收入交换的劳动者是非生产性的，却忽视了自己想要比《列宁道路》多划进来的无产阶级部分，包括各种从事营销、商业服务或金融的雇佣劳动者，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看来”从事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但“在社会看来”是非生产性、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参与转移价值的。例如，资本家显然会认为，雇佣一个网红带货主播或者给自己做账的会计比拧螺丝的产业工人更具有“生产性”！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前者的“劳动”并不创造价值，不寄生在后者的基础上就只能是空转。正如《列宁道路》的这段精彩的评论所说：“非生产劳动者在雇佣他/她的资本家看来是生产性的，能够带来利润；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她是非生产性的，和他的雇主一样是依靠别人的劳动生存的，他们消耗而非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上）》（三）民主革命的一般含义和小资产阶级问题）
《今朝》低估了这一混淆的理论后果。就是在同一章中，马克思辛辣地嘲讽道，资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机器、掌握社会的各部门后，为避免对其非生产性的指控，与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各种“非生产劳动者”互相帮忙，来证明自己是与物质财富生产相联系的“生产劳动者”。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们直接为“非生产劳动者”和明显的寄生者辩护，说这些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为马克思所加。），
正是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依附于资本家。因此，《今朝》在对马克思的这一次误读中也不慎站在了资本家的立场上。
[15] 单从频道文章这个狭窄的工作角度来讲，民革与社革争论是绕不过去的。我们从最早的核污水时评中，就强调了专制政府通过限制政治自由来制造谎言、压制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几乎每个社会问题上，我们都尤其注意中国专制政府与专制环境的特殊作用，这往往进一步加重了群众经受的资本主义压迫。细心的读者，总能从文章的末尾看到我们要提两类要求，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不触动私有制）能够实现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与社会主义的要求，并且前者是为后者做准备的。
中毛共的声援佳士工友群里，说我们是机会主义者、反动派，其中一个比较抽象的原因是我们文章很少用无产阶级，用劳动者较多。这种客观情况是有的，因为我们关于推翻专制政府的号召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同理，号召实行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时也会如此，这体现我们对理论严谨的要求，也是我们支持民主革命论的必然做法。
我们特意编纂了民主与专制的理论文章，就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不仅理论上对专制政府下定义、夺回修正主义专制政府有意放弃与掩藏的无产阶级的民主，还要用现实事件生动地来描绘当前的种种专制现象。从理论和现实角度，充分地认清这种现象及其对现实革命工作的阻碍，而不是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来掩盖它，是正确地、具体地、现实地讨论革命问题的前提。
[16] https://t.me/lieningdaoluduzhequ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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