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特刊 | 理论争鸣】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驳《列宁道路》的民主革命论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革命的方向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革命事业的关键问题，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扬帆起航时都必须给出清晰的答案。只有主要矛盾和革命方向找准了，才能使自己的主观努力符合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保障在实际工作中抓准关键问题，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来带动解决其它矛盾，从而不断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在诸多派别中，《列宁道路》提出我国当前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即第一阶段革命）实现的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是为了争取形式民主权利，民主革命胜利后仍旧是资产阶级统治。换句话说，《列宁道路》在当前的革命阶段所谋求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从专制转向民主。这种观点一方面歪曲了民主革命的目的，民主革命的本质不是形式民主，而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另一方面掩盖了当前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当前已经是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全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不是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充分发展导致的，资产阶级对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的压迫已经日益深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革命的方向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实现公有制。由于在广大左翼青年中，《列宁道路》所主张的观点仍有一定影响，面对主要矛盾和革命性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马列主义者必须认清方向，以保证革命实践沿着正确航线前行。

一、民主革命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

关于民主革命的实质，《列宁道路》的许多论述是模糊的且前后矛盾的。在它的诸多论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今中国的革命——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变，亦即在他们所主张的第一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实现的仍旧是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1976年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至于中共是不是像苏共那样灭亡，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罢了。无产阶级必须为这种形式转变做好准备，准备着从民主革命这一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毕竟这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转变。”

这在相当程度上误解了民主革命的概念。

民主革命并不是对形式民主的革命，而是对实质民主的革命——也即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列宁说过：“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1]]。也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消灭社会关系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这个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们的‘最高纲领’、他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地更蓬勃地发展起来。”[[2]]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即革命任务同民主革命是相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甚本内容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中国，土改的目标就是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另一个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在历史上，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也是资产阶级革命要完成的任务。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3]]。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虽然民族独立的任务至关重要，但它仍是从属地位的，因为在落后国家，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而农民面临的最迫切的需求是获得土地。这也决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民族运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其主要群众就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代表。

纵观十九世纪以来的各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除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外，民主革命的对象还包括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即阻碍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解放前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垄断财政、金融、外贸等国家资源，发展到最高峰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多年中，集中了二百亿美元的财产，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相融合，促进封建主义、地方割据不断发展，严重制约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强大社会基础。因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类似的还有1848年革命时期法国的金融资产阶级，这个金融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比工业资产阶级规模、社会力量要大得多，是奥尔良王朝的支柱，又称为金融贵族。金融贵族也是垄断财政、金融等国家资源，对企业主和农民征收高额赋税，阻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也阻碍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

因此，仅仅从形式民主出发，仅仅从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出发，是不可能理解一般民主革命实质的，更无法认清当代中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必须从形式民主深入到社会生产关系，分析这个时代中国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任务，才能看清新时代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二、中国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

《列宁道路》论述民主革命时，曾提到了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内容。它支持民主革命论的依据之一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因此需要首先进行民主革命，扫除阻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性、“深刻的不平衡性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1)城乡对立

资本在城市的集中意味着新一轮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浪潮，而同时与之相并存的是外来务工者虽然工作在城市，然而因为户口和房价的限制（隐藏在房价背后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房地产行业超额利润的攫取，户口则是官僚掌握的一种分配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的方式。例如在北京，公务员相比于私营企业的员工获得户口的机率要大得多），打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乡村承担：乡村低廉的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工伤致残工人的成本等，使得资产阶级得以利用这个低廉的再生产成本来压低劳动力的价值。

然而，这样做给资本带来的后果便是——资本主义在乡村迟滞而又萎缩的发展形态，农民工极低的消费水平，使得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难以被彻底开拓。

 (2)区域的不平衡发展

……

如此模式下，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依旧是并不充分的国内市场；而留给东部地区的也并不都是甜果子——生产的集中与人口的集中带来的是对土地、原材料、粮食等资源的巨大需求，超过本地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的部分则只能由外地以更高的成本提供；同时，人口的集中和工厂大规模用地都带来的是土地资源的紧缺，地租则一路上涨——这一不断扩大的人口与生产的集中对资本带来的直接恶果便是劳动力价值的快速上涨，工人在拿着极低工资的同时却需要面临快速上涨的房租和餐饮费用，阶级的矛盾被迅速激化。

然而，资本能够在一地聚集起初便是因为这里便利的市场、交通、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等条件，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则在不同程度上更加便利了这些条件。因此，资本在一个地区越集中就越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毫无疑问这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却绝不是最好的道路。因此尽管“大城市病”使得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都苦不堪言，这样的集中在自然的状态下也并无减少的趋势。”[[4]]

《列宁道路》所描述的这种城乡对立和区域不平衡，这种资本主义无法“充分发展”的特征，是新时代中国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是如何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呢？《列宁道路》关于这种联系的论述是混乱的，一会儿说：“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需要留一段时间来发展资本主义”，似乎民主革命并不是为了扫除这些阻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因素；一会儿又说“只有阐明了中国当下‘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出‘一次’或者‘二次’革命的观点” ，似乎是说当今政权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民主革命要推翻专制政权，以扫除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我们对这两种情况一一分析：

（1）如果民主革命的目标并不是扫除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因素，那这么一场民主革命在经济上、在生产关系上的任务是什么呢？没有任务！《列宁道路》在其它地方提到过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到过通过民主革命获得政治自由，却唯独没有提到民主革命在生产关系上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它所谓的民主革命成为仅仅涉及到政治制度变迁和阶级关系变更的革命，而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容，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要么是这样的革命不存在，要么是缺乏对革命内涵的分析能力。

(2) 如果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扫除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因素，而这种扫除又是通过推翻专制制度（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来实现的话，那必须理解为正是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改开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政治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经济上则通过国有资本集团垄断城市土地、粮食供应、水、电、油、汽、通信、金融等关键行业，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共产党通过所掌握的这些经济资源，采用凯恩斯主义道路，大力干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地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前列；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关系渗入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偏远的农村和最偏僻的山区都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中。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非但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的限度内实现了“充分发展”。

这里，在界定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方面，我们和《列宁道路》的认识是根本不同的。《列宁道路》将其理解为“不受阻碍”，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还受到一些阻碍，所以只能进行民主革命。但是，如果非要等资本主义发展到“完美”和“不受阻碍”才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没有爆发的可能。1917年10月的俄国，农民等小生产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还不占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资本主义发展地极其不充分。这些正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现在《列宁道路》又捡起这些陈腐的论据反对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了。如果非要等资本主义发展到“完美”才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今天的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也都没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道路》还不敢公开承认这种过于荒谬的观点，只能以一种折衷和模糊的陈述进行掩盖：“现实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彻底实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能允许的一切民主条件，从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民主革命的潜在可能性”“因此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也存在着诸如种族歧视、性别压迫、警察滥杀无辜等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根本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中小私人资本与掌握政权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从而存在着美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翻华尔街政府的可能性。”[[5]]《列宁道路》泛泛地谈“可能性”，但是，这种抽象的、无法向现实性转化的“可能性”是空洞的，是无。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绝不可理解为 “绝对不受阻碍”。这种“绝对不受阻碍”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现实中而非头脑臆想的事物总是由内在矛盾推动运动的，总是受到阻碍的，阻碍的顶点也正是矛盾的顶点，也正是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变的节点。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只能理解为中国走完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只能理解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开始充分暴露并且日益尖锐。尖锐的城乡对立和极度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正是帝国主义时代尖锐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种对立和不平衡，并非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某种特殊形态（专制或民主），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增殖的特性本身。因此，从这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中，得出的结论根本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还不充分，恰恰相反，它是过于充分了，以至于走到了尽头。由此，进一步的推论便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驾驭社会化的生产力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这套体系即将走到终点，只有通过革命推翻雇佣劳动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这种内在的对立和冲突。

因此，《列宁道路》，或者是转入第一种情况，即承认自己所理解的民主革命，不包含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具体内容，或者转入第二种情况，认为民主革命包括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这种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只能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于是便自相矛盾，推翻了民主革命本身。

《列宁道路》犯下这些错误的核心原因，乃在于它主要从政治变迁（专制政权）和阶级关系（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角度去思考革命，而忘记了这两者都是根植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基础之上的。因此，也就错误地理解了革命的本质。

革命并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变更。革命，是用暴力的方式对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剧烈调整。在一场社会革命中，旧的生产关系或者旧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因素被扫除了，新的生产关系便要建立起来；相应地，之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层被推翻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就要上台。随着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建立，新的政治设施、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也会逐步生根发芽。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革命的实质，而政治设施、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等，只是变革的表现形式。理解一场革命的本质，不能仅仅从革命中的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出发，而是要牢牢抓住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一关键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6]]因此，要界定一个国家即将发生的革命的性质，必须要从现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出发，分析它要扫除生产关系中哪些旧有的因素，建立哪些新的因素。相应地，要判定新时代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

为了理解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对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和走资派上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依托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独占政治统治的制度特点，和欧美产业转移的时代特点，中国的资本主义在1978-2008年间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2008年-2012年，中国在欧美金融危机时期弯道超车，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左右，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如果说在此前由国有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而其它行业还处在自由竞争状态，那么在2012年之后，中国的主要生产部门都实现了垄断，从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到多数服务业，几乎都形成了几家行业巨头独占鳌头的状态。自由竞争结束了，垄断时代到来了。与实体产业垄断同时发生的，是金融资本的疯狂扩张，是它对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日益深刻的渗透和控制。同一时期，国内主要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为了实现过剩资本的转移，为了进一步获得超额利润，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步伐大大加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也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特征。

帝国主义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在国内，中国步入帝国主义是跟全行业的市场饱和同时发生的，生产过剩使得资本利润率快速下滑，经济陷入全方面的萧条和停滞；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地太过充分，市场渗透到了最偏远的地区，把绝大多数人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入城镇化末期的中国，已难以找到有效的矛盾缓和空间；为了满足资本快速增殖的需要，劳动群众的工资被压至极低的水平；市场化的教育、医疗尤其是住房压得广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喘不过气来，资本用房贷和房租夺走了劳动群众的大部分收入，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劳动群众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生活压力的增大导致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普遍降低，社会老龄化日益严重，资本增殖的长期环境更加恶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工业无产阶级在2011-2014年之间发起了一系列有组织的罢工斗争，要求获取更加合理合法的工资。尽管这种斗争在2015-2021年间由于经济衰退而暂时减弱，但是在2022年的富士康工人抗争中，无产阶级再一次展现了团结起来后不可战胜的力量。

为了应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统治阶级自2015年以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管控，强力打压反对的声音和力量，其它阶层的不满情绪在逐步增加；在国外，中国加大资本输出，在非洲、欧洲和东南亚的一系列投资和贸易举措，不断触动着在这些地区的旧有利益格局。作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垄断资本要求对世界范围内的旧有市场进行重新瓜分，这种要求导致它和传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摩擦日益加剧，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旧有的国际格局正逐步打破，新的国际垄断同盟正在加速形成中。为了适应垄断资本扩张和重新瓜分国际市场的需求，统治阶级在国内舆论方面大肆鼓动民族主义，挑动本国无产阶级去反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劳动群众，为未来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做准备。

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矛盾的总体轮廓，从这种轮廓中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呢？那就是帝国主义中国的矛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暂时的和历史的制度，表明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只能是消除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只能是社会主义。其所以是社会主义，乃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局部调整（如供给侧改革，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强化管制或放开管制），只能短暂地缓和冲突，无法解决资本增殖面临的根本困境，要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便是消灭资本；其所以是社会主义，还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过于充分，为社会主义建立了极其坚实的物质基础：既然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已在多数行业中造成了垄断，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导致一切行业的过剩，那么它也就同时也就造成了劳动群众利用这些高度社会化的产业来参加社会管理、组织生产和改善物质生活状况的有利条件。这一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有远超20世纪的物质条件：更为庞大的社会经济组织、更加丰富的物质产品、更大规模的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阶级、更少的封建和小生产的残余。

因此，这个时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和直接要求便是推翻雇佣劳动制度，建立社会主义。这种变革涉及到的直接对抗的两大阶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民主革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代革命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三、阶级关系和统一战线

《列宁道路》认定当代中国革命为民主革命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中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左翼，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垄断资本之间存在矛盾，他们也具有革命的倾向。在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应该团结他们，而社会主义革命只会将其推向对立面。因此，当前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里涉及到各个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政治态度问题。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列宁道路》谈得并不多：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条件脱离直接生产过程去从事非生产劳动，而受到大资产阶级排挤的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的政治代表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小资产阶级具体由哪些阶层组成，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种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建立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革命大门之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随着经济危机加深，大批小资产阶级破产，进入到无产阶级阵营中。这些小资产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充满怨恨，但又苦于找不到革命的道路。……但是，当特色政权加速法西斯化，改良主义的空间被扼杀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自由派资产阶级会转向革命立场。”[[7]]

“不论革命成功后是否共同组建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都必须牢牢把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将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5]

这些多是泛泛而谈，我们仅指出比较重要的一点稍作分析：从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得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中间是缺乏逻辑依据的。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性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必然要团结和联合小资产阶级。但是，难道团结和联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就只能是民主革命吗？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的统一战线就只能是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吗？为什么就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呢？在这里，《列宁道路》简单地把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同起来了，这在历史上是完全错误的。俄国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半无产者和小农（类似于中国土改时的“中农”）总体上都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应该联合与团结[[8]]，这里的“小农”就是历史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小资产阶级既可能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可能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从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这一特点，并不能直接推出革命的性质。

关于中等资产阶级，《列宁道路》有大段的论述：

“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具有相当明确的纲领和目标的政治集团，其主要阶级基础是中等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既与小资产阶级相区别，也与垄断资产阶级相区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纲领是建立类似于美国这样进行全民普遍选举和采取宪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他们经常所说的“正常国家”。在这样的“正常国家”里，中等资产阶级可以免受官僚专制权力的侵害，也不会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所以是中等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家”。”

“垄断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区分是，中等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官僚作为“靠山”，作为其完成垄断的暴力保证，因而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取市场一般利润率，而不能像垄断资本一样获得超额利润率。同时中等资产阶级也时时面临着垄断资产阶级对其进行兼并的风险。由此，产生了中等资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这种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官僚专断”和“党”的痛恨。”

“在我国，中等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上文所说的其受到垄断资本的侵害，尤其是当正在崛起的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建立全面领导权的时候，与中等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在我国的突出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自由派运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原来奉行不移的改良主义立场在弱化，其先进人物往往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中等资产阶级自身并不掌握国家暴力，其往往依赖于官僚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暴力来镇压发生在自己企业中的工人运动，因此其又表现出保守性或者说反动性。”[[9]]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该领导和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同情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虽然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革命的目标却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推翻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人民民主专政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左翼的革命民主专政。”[[10]]

所以，《列宁道路》认为中等资产阶级是可能表现出革命性的，甚至是要参加未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等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它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来自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垄断资本。

不过，我们要问，中等资产阶级在今天反对垄断资本，在明天就会革命吗？

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群体是垄断资产阶级，它们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其它各个阶级和阶层都同这一主要敌人存在矛盾，那他们都是革命的力量吗？未必！和革命主要敌人存在矛盾的群体，有时也会成为反革命势力。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自由资产阶级难道不是跟沙皇及专制制度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吗？难道他们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专制制度，希望召开立宪会议、获得民主吗？但是，在1905年的革命进程中，自由资产阶级的实际表现如何呢？它们很快同专制政府妥协，充当了沙皇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的帮凶[[11]]。因为相比于痛恨沙皇专制制度，他们更害怕工农群众的革命发动。

中等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究竟有多大意义，是会依时代和环境而变化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这种条件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确有一定的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中立其中间派；而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相比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了较多的发展，从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要更为尖锐，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虽然也对沙皇专制政权很不满，但是当劳动群众的革命洪流到来之时，资产阶级却迅速和专制制度和解，以求尽快结束“混乱的状态”，因此，在俄国民主革命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具备一定势力的、可以与工农群众联合行动的资产阶级左翼；而在新时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远远超过上个世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发展的程度、两大阶级潜在冲突的烈度也远超上个世纪，相比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等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只能算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当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奋起反抗现政权，反抗资本统治时，中等资产阶级是更容易倒向劳动群众呢？还是更容易倒向垄断资本呢？当废除私有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迫切使命的时候，却预先幻想，在同垄断资产阶级存在矛盾的中等资产阶级中，必然会形成一个能同无产阶级共同行动的左翼派别，并依靠这个幻想出来的资产阶级左翼派别来确定统一战线，岂不是很荒谬的吗？这将给无产阶级带来什么呢？这只会用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幻想来麻痹无产阶级，只会模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

退一步讲，即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存在一定的革命性，难道可以以此断定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左翼即使存在，也只能是一个人数很少，力量很小的团体，不可能左右革命的性质。《列宁道路》将今天中等资产阶级比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认为“中等资产阶级（其政治代表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毛泽东在文中所讨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具有相似性”[9]，那我们就看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革命性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理解的：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

……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

……

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12]]

在这里，毛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方面”（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去判定革命性质）。虽然应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但这两个群体本身并不能决定革命的性质。放在今天的中国，以中等资产阶级存在一定的革命性来判定当前革命是民主革命，不也是可笑的吗？

1905年的孟什维克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会使革命规模缩小，从而使革命陷于于失败”[1]，《列宁道路》也害怕资产阶级自由派退出革命，因此拼命抓住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不放，甚至不惜削弱革命的原则要求。虽然《列宁道路》通篇在谈无产阶级领导权，但由于看不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真正的同盟者，看不到无产阶级胜利的真正希望，只能把未来寄托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资产阶级身上，甚至认为一旦离开了他们，“同盟者之间的内部斗争会极大削弱革命力量，从而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的彻底失败，或者资产阶级窃取革命果实，与反动派分享政权。”[5]

《列宁道路》之所以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因为它没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各阶级以及它们的政治态度。

毫无疑问，在新时代的中国，垄断资产阶级是敌人中最反动的一派，而无产阶级（包括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工人、脑力无产阶级）是主要的革命者。除此之外，还剩下小资产阶级和非垄断资本（《列宁道路》所谓的“中等资产阶级”），如何看待他们的政治态度呢？

首先来看小资产阶级。《列宁道路》泛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却看不到小资产阶级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他们跟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已经有很大不同了。我们参考《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中关于当代阶级结构和规模的分析，在小资产阶级中，自耕农占到近60%，个体工商户超过35%，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不到5%[[13]]。自耕农和个体工商户占到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这两个群体虽然跟私有制的某种特定形式相联系，但其中的大多数已经同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完全不同了。今天，自耕农中的主体，依靠农业收入仅仅能勉强维持生活，甚至不能维持生活；城乡的小资产阶级，多数工作强度甚至大于无产阶级，收入并没有高出无产阶级多少[13]，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受到土地所有者的盘剥，房价和房租夺走了他们收入的一大部分，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下，他们生活改善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这些自耕农和个体工商户的大多数，生产方式属于私有制，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垄断资本绝对统治，市场近乎饱和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生产和保存多少剩余，他们这种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成为资本增殖的土壤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无产阶级差不了太多，更类似于列宁所说的俄国农村中的“半无产者”。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将给他们带来绝对的益处，仅仅住房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教育和医疗的社会化，便会直接将这两类小资产阶级群体身上数十年的重担一扫而空。面对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时，私有制再也不是他们的枷锁了，因此，他们也将成为社会主义的有力支持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定同盟军。

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社会化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发展尚不充分的时期，拥有一定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中农以及个体工商户，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而且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而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垄断资本已经将整个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市场几乎完全饱和的新时代中国，拥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中农及个体工商户，虽然从所有制上还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但这已经是几乎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了。因此，今天小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不应该再划入中间阵营，而应该划入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不再是民主派，而是社会主义派。

至于自耕农和个体工商户中上层的少数，以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能在经济活动中产生较多的剩余，有一定可能性向资本转化，因此，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历史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更为相似，其左翼有可能转入革命阵营，其右翼又可能转入资本主义阵营。

至于中小资本家，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差不了多少。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小资本家距离资本主义更近一些，形成左翼的可能性更小。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中下层自耕农、个体工商户）组成同盟军，中立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小资本家，将矛头对准垄断资本这一最大的敌人。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绝不排斥争取一般民主的斗争，无产阶级要积极参与这种斗争，要领导这种斗争，利用这种斗争分化小资产阶级上层，将一部分左翼争取过来，但无产阶级始终牢牢记得，它最有力的同盟者是城乡半无产者，是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民主的斗争始终从属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民主斗争从社会主义革命中独立出来的行为，只会使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沦为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道路》幻想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去争取资产阶级推翻自己阶级的统治。他们所幻想的是联合自由派资产阶级去推翻垄断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在阻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发展。事实上，自由主义和波拿巴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统治形式，真正的自由派实际上不在民间，不在体制外，而在体制内，只不过现在政治环境不允许不能表达出来而已。当社会矛盾凸显，资产阶级不能按照原有方式统治下去的时候，他们立马就会跳出来，主张改变统治形式，继续维护大资本的利益（至于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另外的问题，只能由未来的历史走向来确定）。新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旗帜，《列宁道路》幻想用自由派的名义，推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际上是与虎谋皮。资产阶级内部本就是矛盾重重，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日益激化的矛盾。这种矛盾无论怎样发展，也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不是没有利用的可能，但却不能依此判定革命性质。

同样地，也决不能以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政治局势作为判定革命性质的依据。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是通过多次蓄力后的重击直接打败当代特色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还是特色政权在各阶级的行动中被迫该旗易帜转变为民主统治，又或是特色政权被打败后中等资产阶级暂时上台从而出现一个自由时期，这些都不是预先准确估计而只能交由力量对比去决定的事情。特色一党专政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统治，只是诸多政治走向中的一种可能性，决不能由一种或然而非必然的政治局面来判定革命的性质。

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是不以人哪怕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如周恩来所说，在根本上“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中国当前已经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其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革命性质也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当前不是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中国掌权的不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反，掌权者是为资本家整体利益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革命任务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主张民主革命论的人实际上看不到革命希望，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他们鼓吹民主革命论，相当于散布帝国主义本性可以改变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赠予无产阶级组织权的幻想，诱骗群众离开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两者之间通过民主革命回到一种和平共存的议会民主状态，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他们处于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缺乏对工人斗争和正确路线的理解。当前确实是无产阶级运动相对低潮的时期，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斗争意识都在不断增强，他们仍是新时期社会运动的主体。上层小资产阶级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又在不断分化，当前被大量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已经很难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存在。他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带入到革命队伍中，当工人运动暂时沉寂，而一部分的左翼政治投机冒险行动失败之后，小资产阶级就认为工人运动已经失败了，工人阶级不能作为主体出现在革命舞台上，而要联合自由派去争取运动空间。这是小资产阶级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的表现。列宁曾经指出：“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主张民主革命论的小资产阶级也是同样的表现，如果革命高潮期持有这种思想，就只能把领导权拱手让人，将革命前途断送，将革命演变成资产阶级的改朝换代。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和脑力无产者群体，他们对资本的压迫已经觉醒，他们迫切希望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这必然转化为争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动力。无产阶级要求的民主是当家作主，而不是议会民主这样的形式民主。

[1] 列选一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

[2] 列选一卷，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12月9日和15日]）

[3] 列选二卷，论民族自决权（节选）（1914年2—5月）

[4] 《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资本主义无法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充分发展（以中特为例）》，列宁道路,2021.12.03.

[5] 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列宁道路，2021.11.23.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7] 论我国革命，列宁道路，2021.11.23.

[8]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

[9] 论我国革命（二），列宁道路，2021.11.24.

[10] 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的三个阶段，2022.01.03.

[11] 《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64.

[12]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7.

[13]《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2019.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TG频道《今朝》：https://t.me/MLMismRevolutionary，加入我们的TG读者群 https://t.me/+G-VKERmOA4IxMzRk，一起跟踪最新文章，研判阶级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