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今朝》与《列宁道路》的“理论争鸣”（1）

编者按：有两篇读者来稿专题分析了当代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其中，第一篇比较赞成本频道的观点，而第二篇则与本频道进行了商榷。我们认为，这两篇文章所进行的分析均有启发性，例如此来稿即在阶级划分标准、非生产劳动等问题上进行了比较深入、比较准确的分析。为了推动革命的理论准备工作起见，我们将两篇来稿，以及我们撰写的一篇解释频道观点的文章，一起推送给读者。

今年以来，活跃于Telegram的两个革命马克思主义频道《今朝》与《列宁道路》之间展开了“同志式的理论争鸣”，主要涉及阶级分析方法及其结果、对中国未来革命阶段与动力的判断、对于当前社会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分析，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的分歧也贯穿其间。作为两个频道的共同读者，笔者很高兴地看到，有这样的中国左翼能够较为系统地论述和争论当前革命的诸核心问题，而不是停留在左群内部碎片化的口水之争，在当前左翼理论混乱、实践停滞的情况下，客观上无疑是迈出了一步。

对于《今朝》为此撰写的五篇特刊，笔者认为，尽管它指出了《列宁道路》在分析和判断上的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今朝》并没有做出真正有效的批评，自身的立论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本文中，笔者简要回顾二者的争论要点，并对《今朝》的批评的不足进行回应，以期双方进一步阐发并解决分歧。

一、阶级分析问题：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划界标准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不同的阶级分析方式得出的对现实阶级矛盾状况的分析结果，将导出对于革命阶段、政治策略乃至组织方式等问题的不同判断。因此，纵观两个频道的分歧（当然，还应该包括其他派别），直接结论似乎是“一次革命”与“二次革命”的分歧，但实则立论于对于当前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同估计之上。显然，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导者，特色官僚和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小资产阶级有多大的力量，它在革命中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然而，小资产阶级作为劳动和资本两极的缓冲地带，在阶级分析框架中是最为模糊不清的。不仅是因为它兼具劳动者与资产者的特性，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同时消灭和产生着不同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对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即占有劳动资料的小商品生产者，例如自耕农、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当前左翼少有分歧：它们总体上随着大资本的挤压而减少、没落，大多数成员将被抛入无产者的行列，因而当他们不再执迷于返回小生产者的乌托邦而认识到自身与无产阶级的共同命运时，才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然而，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从粗放走向集约，又会重新产生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除了耳熟能详的工人贵族和公务员，还有形形色色的非生产劳动者（属于当前划分的“服务业”）。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与经典的产业工人的相似性在于，同样是作为无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被卷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给资本家带来利益。非生产劳动者是否能够纳入无产阶级的范围，构成了争议的发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界限何在？进一步追究，分歧在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如何划分？

《今朝》认为，“通过劳动力买卖而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它不一定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也可以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劳动等等；它不一定局限在物质生产部门，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内也必然存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回应《列宁道路》（三）》（五）结论）可以看出，《今朝》对生产劳动做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因此几乎等于雇佣劳动，只要以某种形式（未必直接）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实现。《今朝》仅仅从雇佣劳动中排除了这样一种非生产劳动情形：“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比如家仆和与之性质相当的知识分子。这是《列宁道路》同样肯定的：这里劳动者用于交换的是服务（无论是纯粹的服务还是以商品形式出现）而不是劳动力，它虽然生产了一些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但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相比之下，《列宁道路》对生产劳动的界定是更狭窄的：1、劳动力商品与可变资本相交换，2、物质生产部门，即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当然需要指出，这里的“物质生产部门”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直接产出“物质产品”的生产部门，还应该包括必要的生产性流通部门（比如运输、快递）——尽管它们不提供独立于生产过程的物质产品。结果，非生产性流通与其他的非生产部门一样被排除在外，而这正是《今朝》试图多划入生产劳动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今朝》混淆了必要的销售和额外的营销，那些把商品从仓库排上货架的工人仍然属于生产性流通部门，但为招徕顾客消费的推销员显然不在此列。资本家为了市场营销不惜投入巨资，但去掉它并不影响顾客购买同样的商品。

产业资本家不能独享剩余价值，必须将剩余价值按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分割给商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甚至地主和官僚。这些部门的“劳动”之所以应划入非生产劳动，是因为不仅不创造剩余价值，甚至不创造价值，虽然可以美其名曰“参加了剩余价值的实现”。由于这些部门都寄生于物质产业部门，归根结底寄生于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尽管这些部门的资本家也会雇佣劳动者，比如推销员、前台服务员、交易所和银行职员，但这些雇佣劳动者实质上仍然是从同一个剩余价值的蛋糕中分走了一块（只不过比他们的雇主少得多），因而表现出与传统小资产阶级相当的两面性。

因此，《列宁道路》对于无产阶级做出了比《今朝》更为狭义的界定，“工人阶级的范围需要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缩小到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则需要相应地扩大，即从占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集团，扩大到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扩大范围后纳入的正是上述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可以说是“新小资产阶级”，因为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不断派生和增加（并替代传统小资产阶级）——这意味着较少的生产者能够养活社会上更多的非生产者，其中也包含非生产劳动者。

总之，《列宁道路》和《今朝》都承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是划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界限的标准。为此，双方都引经据典，试图给出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定义，这无疑值得肯定。然而，双方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中“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见解的二重性”的解读中分道扬镳。

两个频道对于斯密的第一种解释（把生产劳动看成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没有异议，因为马克思也将其指认为正确的定义。《今朝》批评《列宁道路》歪曲马克思原意，在于对斯密的第二种解释（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做出过度推论，似乎马克思在评论斯密时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才是生产性劳动者”。实际上，这个“似乎”来自《今朝》对于“物质生产”做的狭隘理解。马克思自己解释道，不应根据是否在商品上留痕来理解劳动在商品中的物化，为此举了制造业、农业和运输业的例子来对比。斯密的第二个解释在马克思看来并不确切、存在矛盾，但《列宁道路》并没有通过斯密的这个理由来推导出生产劳动的规定性，至少不是在《今朝》理解的意义下。“物质生产部门”（或许这个表述确实容易造成误解）的实质不在于是否“物质”，而在于是否真正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才是定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核心。因此，我们又回到了斯密的第一个解释，它本身没有错误，但问题在于，哪些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呢？不同的社会关系对此产生了不同的判断。

《今朝》转引马克思举的饭店厨师和侍者的例子，来阐明如下观点，“一项劳动，对于资本家来说是“生产劳动”，对于消费者来说却是“非生产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呈现出不同的评价。”（《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回应《列宁道路》（三）》（三）马克思对非生产劳动的分析）遗憾的是，它自己却没搞清楚，马克思在阐述对于生产劳动的某个规定时，说的是“在资本家看来”还是“在社会看来”。马克思批驳加尼耳等人的荒谬观点（妓女、仆役等的劳动是否带来货币）的实质在于：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为马克思所加。）

资本家认为，只要雇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大于通过工资形式支付的劳动，也就是说，能给自己带来利润，就是生产劳动者，包括妓女、仆役、演员在内。因此，斯密的第一种解释，虽然是政治经济学上正确的解释，但单独来看却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从劳动者角度看来，或从社会整体看来，这并没有创造价值，而是寄生于生产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所以，必须再对“生产劳动”加上另一重规定：它确实创造了价值，因此才能创造剩余价值。

《今朝》当然不至于把马克思明确讨论的丑角、家仆，以及与之性质相当的“高级”劳动者纳入生产劳动，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只是善于出卖或强加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来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但《今朝》仅仅认识到服务与收入交换的劳动者是非生产性的，却忽视了自己想要比《列宁道路》多划进来的无产阶级部分，包括各种从事营销、商业服务或金融的雇佣劳动者，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看来”从事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但“在社会看来”是非生产性、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参与转移价值的。例如，资本家显然会认为，雇佣一个网红带货主播或者给自己做账的会计比拧螺丝的产业工人更具有“生产性”！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前者的“劳动”并不创造价值，不寄生在后者的基础上就只能是空转。正如《列宁道路》的这段精彩的评论所说：“非生产劳动者在雇佣他/她的资本家看来是生产性的，能够带来利润；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她是非生产性的，和他的雇主一样是依靠别人的劳动生存的，他们消耗而非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上）》（三）民主革命的一般含义和小资产阶级问题）

《今朝》低估了这一混淆的理论后果。就是在同一章中，马克思辛辣地嘲讽道，资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机器、掌握社会的各部门后，为避免对其非生产性的指控，与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各种“非生产劳动者”互相帮忙，来证明自己是与物质财富生产相联系的“生产劳动者”。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们直接为“非生产劳动者”和明显的寄生者辩护，说这些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为马克思所加。），

正是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依附于资本家。因此，《今朝》在对马克思的这一次误读中也不慎站在了资本家的立场上。

《今朝》在长篇批驳了《列宁道路》的阶级分析标准后，在正面立论方面却显得相当瘸腿。《今朝》仅仅是在文章结束部分，才简单引用了列宁《伟大的创举》一文对阶级划分标准的论述，并且没有以此来明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界限，特别是在处理小资产阶级这个复杂的过渡带时更需要具体的辨析而非一般的阶级定义。根据上面的讨论，《今朝》至少应该得出一个像《列宁道路》那样明确的结论：无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劳动但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是小资产阶级。

此外，《今朝》声称列宁确立了阶级分析的三个标准，也是不恰当的说法。列宁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也就是生产关系，即哪个集团占有了另一集团的劳动。所谓“三个标准”，不过是以“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不同表现维度（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过程的地位、对劳动产品的分配）来通俗化地阐释基于政治经济学标准（生产关系）的阶级定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清晰地讨论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把生产关系在不同环节的表现说成可分离的若干标准，就会造成一种误解，似乎马克思和列宁在支持“多元”的阶级分析。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这样的意图。

不过无论如何，《今朝》的阶级分析仍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标准，虽有错误，但还是比一些左翼简单粗暴的“脑体二分”高出了几个数量级。尽管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工作内容以体力劳动为主，许多脑力劳动者也并不属于无产阶级，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不是科学的判断标准：首先，任何人类活动中都包含着最低限度的智力活动，因此体力劳动中也多少包含些脑力劳动；其次，垄断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去技能化”不仅表现在体力劳动，也表现在脑力劳动；再次，技术、管理和监督人员与执行工人之间的鸿沟不在于脑力劳动本身，而在于生产关系中前者代为资本家支配后者从而分得一定剩余价值；最后，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同样要掌握关于生产的全部知识，才能组织起社会化大生产。试图以“体力劳动=无产阶级，脑力劳动=（小）资产阶级”的公式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西埃主义。

马克思本人对于脑体分工的看法比这些左翼要辩证得多：“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资本论》第1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里的“总体工人”反驳了对于脑体分工的机械划界，但似乎又可以被《今朝》用来支持宽泛的生产劳动定义：马克思将“生产工人”扩大到了超出产业工人和体力劳动者的范围，似乎只要参与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人都有权自视为工人阶级。所幸马克思及时堵住了这个缺口——对单个成员不适用，紧接着就缩小了生产劳动的概念：“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虽然马克思又“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教员），但这只是为了说明不能仅从劳动内部，还要从生产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来进行划界。马克思提示我们去看《剩余价值理论》，这实际上分别对应于上文讨论过的斯密的第二种解释和第一种解释。在“总体工人”中，不仅包含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工人，也包含了《今朝》强调的“商业雇佣工人”，以及《今朝》忽视的技术、管理、监督工人（属于物质生产部门），他们是否属于无产阶级，都需要具体的讨论。《列宁道路》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在于，划定非生产劳动者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不创造价值而参与了对剩余价值的瓜分。至于拥有技术、管理和监督职能的“工人贵族”，即使他们也创造了价值，但同样参与了对“附属”工人剩余价值的瓜分，因而被马克思、列宁视为“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

在《今朝》对阶级分析的探讨中，《不参加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是小资产阶级吗？——回应《列宁道路》（一）》一文反而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虽然并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首先，如何将现有的仅根据职业划分的统计数据科学地转化为阶级分类？《今朝》认为《列宁道路》将“商业、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许多农民等等归属到“小资产阶级”是不正确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列宁道路》实际上根据行业数据区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劳动者）、小资产阶级（非生产劳动者和小业主）、私营资产阶级，然而关于每个行业的生产劳动者比例，恐怕只有对行业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才能得出更好的估计。“专业技术人员”属于小资产阶级大体不错，但是否属于非生产劳动者则有待商榷，因为其中可能包括了与物质生产部门结合的技术人员，应该视为工人贵族。至于办事人员和许多农民，如果不归入小资产阶级，还能归入什么阶级，还请《今朝》为笔者解答疑难。

其次，划分出这么多小资产阶级的意义何在？《今朝》担心，如果论证了小资产阶级在增加，甚至比无产阶级还多，就会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滑向伯恩施坦主义。但列宁从第二国际蜕变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问题不在于在事实上承认这一点，而在于对此采取鸵鸟态度。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指出，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垄断高额利润能够养活国内更多的非生产人口——除了寄生性的垄断资产阶级，还应包括服务业人员、公务员等“中间阶层”，甚至也包括社民党和工会官僚，还从工人阶级中收买了一批“工人贵族”，这些人构成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的阶级基础。考茨基等社民党领导人正是在空洞地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越发强大，而最终落入了机会主义的陷阱。列宁的这段话完全驳倒了《今朝》的忧虑：

“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没有希望了，等等。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帝国主义论》第10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小资产阶级的兴起、小资产阶级比例超过无产阶级并不会成为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正如俄国革命前工人阶级比例明显低于农民没有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前进。马克思主义者是基于现实的乐观主义者，若是选择性地对不利条件避而不谈，反而会栽倒在自己的幻想中。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提出革命任务，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辨析双方的观点。

从中应该衍生出的真正问题在于：按照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的现实中划分出的“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是否具有理论所预期的政治表现差异？按照《列宁道路》的标准，无产阶级的范围相当于生产劳动者，小资产阶级则包括非生产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如果前者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更彻底的革命性，我们就要研究标准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排除工人运动的低落时期和某些部门工人的立场偏移。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生产劳动者组织会支持机会主义者，有的非生产劳动者组织会支持革命派。例如俄国革命中，印刷工人组织（生产劳动者，没有争议的经济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体）支持孟什维克，管家组织（非生产劳动者，马克思直接指出这个群体属于小资产阶级）支持布尔什维克。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体的分化：俄国工人阶级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少数支持孟什维克，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支持孟什维克，但很少支持布尔什维克。至于当今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光谱上的区别，由于当前阶级斗争相对不开展，还不那么容易辨别。我们将在文章第三部分讨论双方对于当前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估计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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