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 (上)
《前进报》编辑部不要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不要命令群众运动，不要脱离群众，而要和群众一起前进并推动他们前进，把他们引导到我们的口号下面并帮助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来相信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性。
【编者按】我们写这篇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争论的文章，目的有三：
一、表明我们的态度。当前现实工作离革命高潮为时尚远，但革命性质本身对党的纲领、革命策略与路线有重要影响。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只要它有理论修养，只要它有规划地进行革命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这些问题[15]。《前进报》在以往的文章中流露出的观点，早已多次引发读者的讨论[15]。面对种种疑问，是时候来系统地说明我们的态度了。
二、回答问题本身。列宁道路基本正确地解决了“判断革命性质的主客观标准”、“生产劳动”等问题，并将参与争论的中毛共、今朝[9]划分为“左”的冒险主义者、右面的“浪漫主义者”。他们隐约地指出关于革命性质的争论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于革命者是否意识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路径，在于革命工作者如何克服现实困难。但是，列宁道路没有真正将这个实质分歧放到它应有的核心位置，因此未能指出：把争论限缩到纯概念的革命性质判断问题，是一种倒退；实质分歧的背后，是十几年来革命左翼的根本问题——新的左派幼稚病。
三、总结过去的争论，将经验固定下来，方便后来者的学习。虽然争论早已结束，但是至今没有频道（包括争论参与者）对各方观点进行系统总结，这给后来者学习、使用这个材料增添了许多障碍。这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革命者小组自我定位与革命视角的问题：要脱离论战双方的狭隘定位，自觉地站在整个左翼的角度规划与思考，考虑革命经验的继承性。
本文(上)篇是正文部分，阐述我们对革命性质的总的看法以及批判今朝、中毛共的新型左派幼稚病，(下)篇对剩余分散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民主革命的图景、生产劳动与阶级划分问题和我们与《列宁道路》的一些分歧）进行回应。
《前进报》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总的看法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顾名思义，即争论中国下一次革命的性质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了解民主革命理论的相关论述，可以阅读列宁道路的文章《当我们在说民主革命时究竟在说什么？》[1]。为了叙述的连贯与完备，我们简单列出该文的主要观点，但不在本文中重复地解释与讨论。（值得指出的是，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频道的最新文章[18]，就此问题没有发表新观点，其观点都能被中毛共与今朝先前的论述所覆盖，在此不单做分析。）
1. 推动民主革命的政治落脚点不在于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而在于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争取掌握当前阶段的革命领导权。
2. 以民主革命为当前阶段的目标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面前失去独立性。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需要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幻想和动摇作斗争，要让他们认识到，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成功实现现阶段的民主革命诉求，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地位。同时，无产阶级丝毫也不隐瞒自身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在进行民主革命宣传的同时也要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揭露小资产阶级试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维持小生产和小私有制的幻想。
3. 无产阶级推动民主革命的经济落脚点不是要抽象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也不是要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而在于消除社会上存在的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民主变革的“非民主因素”，其阶段性目标在于建立劳动者专政国家所领导的、劳动者普遍参与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或集体经济），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前阶。
4. 上述革命之所以被称作“民主革命”，是因为这场革命所要完成和所能完成的任务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也不具备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政治上并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联合专政；在经济上没有完全改变雇佣劳动制度，也没有打击小私有制。
5. 中国的无产阶级不经过民主革命的锻炼和洗礼，则无法具备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觉悟程度和组织能力。
列宁道路认为，要通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中毛共和今朝认为，要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争论中区分双方的关键点，是通过什么标准来判断革命性质。列宁道路说[2]：
关于革命性质，有两种判断标准。第一种判断标准，是从社会性质出发，从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出发，或者说是从革命的客观条件出发。第二种判断标准，是从阶级状况出发，从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出发，或者说是从革命的主观准备出发。
两个标准产生冲突的背后，是两个明确无误的基本事实：一是在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封建的因素微乎其微。资本主义生产在二战后进一步发展，中国加入世贸后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时至今日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不再是自耕农，而是农民工。当前中国已经有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这个条件肯定比1917年俄国革命前好千百倍。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极差。横向对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工会是完全的摆设，并且专制政府打击一切工人自组织。因此就连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都是组织程度极差的，往往是被逼到绝境不得不集体背水一战。提前的鼓动、动员与选举几乎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过去有劳工机构进行帮助，不过现在劳工机构也被黑帮政府彻底取缔了）[3]。纵向来看，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前，民粹派及以前的革命者做了数十年的工作，上万人的经济罢工此起彼伏[4]。当前主观条件比俄国1895年还要差很多，中国的工人阶级基本没有政治觉悟与实际组织，甚至不能称为一股政治力量，连政治罢工都遥遥无期，更不用说革命了。
列宁道路认为，在主客观标准冲突时，主观标准是有更高优先级的；而中毛共与今朝认为，要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不能忘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用客观条件出发判断革命性质。列宁道路对中毛共和今朝的判断是对的：单从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出发判断革命，会犯第二国际式的错误[2]。当年的俄国是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的，而列宁最重要的创见之一，就是面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本不应该革命”等来自第二国际叛徒的指责时，大胆地说[5]：
......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没有等待客观条件的“自然成熟”，而是抓住帝国主义战争的宝贵时机，依赖群众宝贵的革命热情与创造力，发挥革命的灵活性，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他无情地嘲弄这些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揭露了他们空谈与大话背后十足的迂腐与怯懦，指出他们只是在口头上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在用极其狭隘、死板的教条衡量一切。
或许有人会辩称，（过去的）客观条件落后于充分主观条件，和（现在的）主观条件落后于充分的客观条件，是不同的情形。或许某些同志还寄望于从故纸堆里找出革命导师关于后一种情况的论述，让自己亦步亦趋即可。让今天这些迂腐的革命者失望的是，这句话无意间指出了要害：像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当代中国这样，主观条件远远落后于客观条件，这是极为特殊的情形。哪怕回顾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这也是革命导师从未分析过的新情况。这很好理解，因为从1848年到1970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共产主义同盟、第一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派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觉悟与组织程度确实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升[6]，革命者甚至足以将这一连串的历史事实，视作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必然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终究是活在自己的时代里，期待他们想象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迎来四十余年的失败与前所未有的低潮期，想象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竟然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而来，想象因为极端的专制而没有工会、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致使工人群众陷入极端的不觉悟状态，最终期待他们为此做出指导，这是算命先生和宗教信徒的想法。同志们，我们已经没有例题解析可抄，不能跟着革命导师的语句亦步亦趋、按图索骥，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辩证法来解决新问题了！
那么，如果我们不把革命思想限制在可怜的条条框框中，不去想方设法地引经据典，不把对革命现实问题的讨论降格为无意义的“辩经”，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判断革命性质的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实际上来自于列宁早期的这样一段话[7]：
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
和今天对比不一样的是，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是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得益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之前的民粹派）对工人数十年的政治宣传，得益于俄国工人在历次罢工中磨练出的斗争精神，而中国则不是。一样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时候，“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所谓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应该被转化为这样一个实际问题：
是否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前中国无产阶级觉悟与组织程度极差，不能达到组织政治运动的程度，更不用说满足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
若是承认，那么革命左翼要如何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与组织程度，使其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具体的举措和路径是什么？
前进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考虑到当前中特专制政府对政治自由的限制，通过网络对整个工人阶级进行公开的宣传、教育与鼓动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只能在秘密的条件下，通过革命工作者到工厂与工人生活区，先跟个别工人建立线下的私人联系，点对点地进行政治灌输与教育，再借由培养好的革命工人，通过夜校、传单和报纸等形式，逐步拓展辐射范围。
任何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革命者都知道，和公开的方式相比，秘密的方式培养觉悟工人的速度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速度都要慢上千百倍。如果没有中国登峰造极的审核制度，我们发送几篇文章就能从成千上万的读者中选出有政治意识的培养对象；如果没有政治警察，我们在工厂区街口散发共产主义传单、唱些革命歌曲，一天就能和成百上千的积极工人聊天。而今天融工的工作者，在一个万人大厂撒下去十来个革命骨干，顶多接触身边的几百个工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冷淡的落后工人，半年一年也未必能从其中筛选并培养出一个有政治意识又有觉悟进行革命工作的工人，更别说借由工人积极分子扩大筛选范围了。如果我们真想向社会主义革命稳步前进，真想尽快培养数十万上百万的革命工人，并获取大多数工人的支持，那就必须要取得政治自由，有政治自由的一个月，抵得上专制黑暗下的二十年。
当然，正如列宁道路所阐述的，不仅是民主革命胜利后政治自由的环境对无产阶级有利，民主革命的准备与斗争的整个过程，甚至斗争失败后取得一些改良（杜马议会、合法报刊），也对培养无产阶级的觉悟力量有利。我们将其中部分内容摘录如下[8]：
支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培养……民主主义的阶段起了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作用。1905年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以前，觉悟力量只有几千人。在1905年革命爆发后，觉悟力量增加到七万多人，其中布尔什维克约三万五，孟什维克约三万七。
到1907年，第一次革命失败后，觉悟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列宁于是要求在地下非法工作的基础之上开展合法斗争。非法工作的标志是在1912年重建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性的合法工作是参加议会。二者的配合让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有大约八万布尔什维克。
从二月革命取得政治自由到七月事变政治自由被取消，不到半年的时间，布尔什维克从八万人增加到约二十四万人。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最突出的表现。自七月事变后到十月革命爆发这一段时间，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从二十四万人增加到不到三十万人。这不到三十万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是十月革命实际上的施行者。没有这不到三十万人，甚至这个人数稍少一些，二月革命就无法转变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争取政治自由的民主革命，可以并需要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对工人觉悟力量的要求也比社会主义革命差一大截。我们就拿俄国的例子做个非常机械的对比，俄国1917年有1.4亿人口，1905年民主革命前只有数千人，夺权时有三十万人；中国当前14亿人口，那么有数万党员与觉悟工人就能实质上参与民主革命来推翻专制政府，并通过一次或数次的民主革命过程扩大觉悟力量至百万级别。
因此，争论的核心应该且只应如此归纳，“《列宁道路》观点与直接社会主义革命观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要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于是否能够意识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途径[8]”。如果中毛共和今朝等频道也认识到如何培养一大批觉悟工人这个现实问题，他们就应该回答并论证：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才能不通过民主革命，在当前专制条件下，秘密教育、锻炼并组织数百万工人呢？哪怕他们回答说，给这几百万人都装翻墙软件，也比答非所问要好。
新型左派幼稚病的表现之一——理论匮乏
这场争论的重大意义在于暴露出一批口头革命，但实际上不能有意识地、具体地思考革命策略的“革命左翼”。其中，今朝和中毛共的情况还不一样。今朝的问题是纯粹的理论匮乏，他们大多数文章都是疫情时梳理总结各类新闻，往往没有什么理论分析，疫情之后就难以为继，是一个自发组织的典型样例[9]。今朝的成员没有足够的马列主义修养，在争论中有几个表现：
一是不理解“民主革命”的真正含义，在反驳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思想资源，今朝不知道它批判的很多要点[10]都是列宁所澄清过的，这点同志们对照列宁原著的相关论述或者是文首提到的澄清民主革命基本概念的文章[2]即可。
二是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概念理解得不正确，哪怕它找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的原文[11]，也理解错了马克思的原意[12]。
三是散在各处的明显错误，比如，它认为“当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数量比无产阶级多”是可笑的[11]，认为住房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教育和医疗的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变革[10]，其余的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于其理论的匮乏，今朝甚至不能理解什么是有觉悟的工人力量，更不用说认识到培养革命力量的现实路径问题了。它只能在文章末尾[10]空洞地说：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和脑力无产者群体，他们对资本的压迫已经觉醒，他们迫切希望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这必然转化为争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动力。无产阶级要求的民主是当家作主，而不是议会民主这样的形式民主。
可惜，中国工人和小资远远谈不上“已经觉醒”，而所谓历史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必然胜利，需要通过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实现，进而体现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不能将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中去。在这里，空喊“已经觉醒”和“必然”千万遍，也不会培养出一个觉悟工人。
新型左派幼稚病的表现之二——不了解革命历史和经验
中毛共的错误似乎不那么“低级”，他们的电报频道简介里就包括“代办员网络”、“政治报”与“灌输”等熟悉的词语，因此说他们完全没学习过列宁主义是说不过去的。他们也明白，哪怕是疫情时期富士康工人所经历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械斗，也不过是“改变不了工人无权现状的自发经济斗争”，这是因为“工人的头脑依然被资产阶级思想所占据”[14]。
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如何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只在表面上了解粗浅的革命词句。他们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许多年前历史上受过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所以今天的无产阶级就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些遗产。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当今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毛共在文章[13]中说：
列宁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却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这也是俄国无产阶级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但这是不是说，在任何时间，要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就必须通过民主主义的教育和民主革命的实践？谁要是这样想，就是抹杀了“历史阶级”在这句话里的意义，同时暴露了他完全不理解俄国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自它一百多年前在历史舞台上出现后，从1919年到1949年，有没有经历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有没有用彻底的民主革命扫清过封建的生产关系？文革失败后，复辟的生产关系究竟是封建性质（也就是“列宁道路”含糊其词的“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今日中国的专制和垄断，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可敬的先生们，我们现在要讨论当前中国的革命，这个历史阶级是能这么解释的吗？今天的工人阶级和1919-1949年的无产阶级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吗？难道建国前老红军展示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信仰被毫无理由地继承下来了吗？过去的无产阶级不止接受过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还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难道今天我们就不用从头做社会主义政治教育了吗？
而第（4）条：民主革命后，努力改变力量对比，尽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列宁道路”承诺给工人的虚幻远景。要怎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道路”说了一番正确的废话：“极力壮大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极力促进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并组织其下层半无产者与工人阶级接近，极力争取多数人口的支持或中立，尽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为什么不从现在就开始做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在中间加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如果你们觉得没有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不可能让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力量有什么增长，那凭什么言之凿凿声称这样没有组织和觉悟的无产阶级也能在“民主革命联盟”中夺得领导地位？！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也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又为什么要把这第（4）条推到遥远的将来？！
先生们，你们是否懂得，这个世界不只有能做和不能做，不只有0和100，还有17和71。你们是否懂得，有政治自由能将无产阶级更好地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可以在民主斗争中得到锻炼，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当我们用十几年培养了十万觉悟工人，恰逢专制政府因政治危机摇摇欲坠（考虑到当前工人工作的不开展，考虑到专制政府已经面临的经济危机，这是极有可能的），私人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要发动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总攻，我们没有力量直接战胜全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那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彻底的冒险主义，是在葬送革命力量。难道我们还能劝阻觉悟工人和党员，让他们袖手旁观，继续埋头做政治教育，再做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筹备出百万觉悟工人大军？
难道我们不应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加入其中，主动地争取彻底的政治自由、争取真正的八小时工作制，提出彻底的民主主义诉求（如没收官僚垄断资本与部分私人大资本，转归国家所有，由直接选举出的人民委员与职工全体大会进行管理，规定极低的利润率，将垄断机构变为全社会的服务机构，以此改善全体劳动者，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的生活状况），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最充分的经济准备，并借此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力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了维护彻底民主制纲领施以最坚定果敢的行动，不应该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与最无情的揭露，不应该通过忘我的牺牲来争取广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真正支持吗？
请告诉我，可敬的先生们，难道现实生活会让专制政府的镇压与我们的革命同志与觉悟工人处于两个平行空间，难道我们能够安稳地在如此专制条件下做十万百万人的工作而不与其产生直接的政治冲突？难道我们只通过上课传授知识，而不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我们的军队？难道我们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只能将社会主义的口号从头喊到尾，而不去和小资产阶级一道冲击专制政府，去争取任何改善工人状况的民主主义的要求？
够了，请不要再让整个左翼看到“历史阶级”的奇谈与非此即彼的怪论了。这些言论只能证明，中毛共的同志们缺少对革命进程的基本认识，不能从实际出发思考如何扩大觉悟工人力量这样的根本问题。对于现实的革命运动而言，随着革命政党力量的发展，它必然要面对逐渐升级的政治压力，并不可避免地愈发参与到政治运动当中，由此对整个中国的政治环境施以愈发重要的影响。
在当前的地下小组阶段，在我们刚开始从头挨个培养觉悟工人的时候，哪怕单个工厂的经济斗争，都是极为困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这时，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局限在单纯的学习教育上。专制政府把我们埋没在唱红歌的毛左与键政冲塔的网左当中。
当我们有数千个职业革命家时，地区性的鼓动，从跨厂的经济斗争到工人大会的政治演讲就必须是日常的工作了。当数万乃至数十万的先进工人彻底投身于这个运动，跟专制政府的间谍、暗杀甚至武装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揭露文章就不止是让人传阅，不可能局限于清剿队伍内的错误思想，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公众，力求鼓动并组织政治游行示威。它会频繁地出现在习沙皇与诸位高官的书桌上，成为每条政令的第一手“反馈材料”，逼迫他们出台政策解释或者新的改良政策，用少得可怜的利益或者惠而不费的空话收买小资产者和不觉悟工人。
这个时候，党不会也不能满足于这种可悲的政治专制，不会也不能满足于工人生活现状的持续恶化了。党会发现，只有“横加”一个民主革命阶段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解放它的手脚，只有用革命推翻政府的方式，先解决政治专制的“次要矛盾”才能使得阶级斗争公开化，才能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时刻更快地到来。如果同志们真在用革命的眼光来阅读俄国革命历史，真在用被解放的想象力思考这样令人胸怀激荡的革命前途，而不是只看到和理解书中可怜的教条，就应该向我们展示这样的推论，或者在这样长远的视角下提出其他推论做出反驳。
对革命左翼思想动态有所关注的同志，就此可以发现，这种对革命经验的不了解，用看似“革命”的口号掩盖和回避认真思考的问题，其实和“融工路线和政治报实质建党路线”的争论中融工派的表现完全一样。只不过，融工派叫喊的是，最觉悟的人都应该进厂，掩盖了他们对地方性小组工作方式的不解，掩盖的是他们对组织运行的思考无能；而中毛共叫喊的是，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掩盖的是他们对革命组织发展与整个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不解，掩盖的是他们对革命前景的思考无能。
新型左派幼稚病的表现之三——小组习气与宗派主义
另一个相同点就是中毛共和统一战线恶意揣测其他革命左派的革命路线和动机，用宗派主义的手段攻击其他小组。中毛共说[19]：
“列宁道路”是小资民主派中的特殊成分，是最反动的政治掮客，他们实际起到的作用是修正马列毛主义来“解释”自由派的主张，帮助自由派领导小资民主派、利用小资群众和工人群众的斗争来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他们看似要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去“领导”民主革命，实际是为了让工人当资本家的炮灰，阻止工人获得社会主义觉悟，让自由派在背后窃取胜利果实。“列宁道路”、“前进报”、一切自觉主张不反对民主革命的派别都属于此，他们身体力行地向我们示范了什么叫“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
统一战线则声明，政治报路线是小资革不掉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尾巴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让知识分子在办公室遥控工人冲锋陷阵。
另一边，当频道“中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新闻部”猜测声援佳士工友群聊背后是中共网警时，列宁道路说[16]：
我们不赞成类似的推测。这种推测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他们仍然在进行着革命的宣传。在暴力革命、重建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我们和冒险主义者没有分歧，差别是策略上的：我们主张通过小组-政治报-政治教育的道路实质建党，通过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走向社会主义，反对无群众基础的政治冒险。说冒险主义者是网警的所谓“推测”，不是针对其冒险主义策略，而是要怀疑其暴力革命的真诚性，进而使所有革命的宣传都受到这样的影射。这种手法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
面对统一战线成员对我们的指责，我们是这样回复的：
与丧钟、革社对我们的看法不同，前进报认为他们仍是革命同志，双方对事业认识的分歧不是根本原则的分歧，即不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歧，但会影响革命工作的进展快慢。请统一战线的同志们少做些羞辱同志的猜测，而是具体地分析工作模式的优劣（多讲些“次要的”“技术”问题）。我们认为，问题的本质已经阐述得很明确了，足以让其他革命小组做出正确的判断，或许争论双方的分歧需要通过实践成果来解决。如果真是我们错了，那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用前所未有的、发展起来的工人小组来证明这点。请统一战线的同志们放手去做吧，如果有雄辩的事实来教育我们的落后，那将是多么美好的未来。
奇谈怪论和恶意揣测都出自于政治上的幼稚，无论是不懂得革命运动和革命组织的发展规律，不懂得地方小组的运行方式，还是不懂得如何与其他小组进行严肃的政治论战，都是革命组织不成熟的表现。这种问题的根源，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于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低潮期：1980年以前，每一次革命低潮期未超过20年，从未有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失败至没有一个公认成熟的革命组织的先例。以往在重大世界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共产主义同盟、第一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派的严密分析与准确判断。除了理论指导，革命工作者往往能得到国内外前辈关于组织经验的亲手教导。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只能从书本中寻找到过时的分析与组织运行的抽象原则。书本终归是书本，我们不得不在实践中将书本中的错误挨个犯了个遍，终于通过实践重新发掘出列宁主义的现实意义，从实际工作中领悟什么叫经济派、左派幼稚病，从实际斗争中反思什么叫小组状态、宗派主义。中国左派二十余年历史就是真正找回革命的历史。犯错误不可怕，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可怕；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从幼稚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我们要学会如何用革命思想进行斗争，要学会怎样真正地参考与继承革命经验。
同志们！我们的分歧一再提醒我们：要重视理论学习，要真正地为革命而学习，在学习中继承革命经验；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学习，而要当作发展的科学来学习，要用科学分析方法处理新的问题与材料，大胆地得出新结论。不迈过这道坎，我们就无法克服笼罩在革命者头上的左派幼稚病，无法培养出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的新时代革命者，社会主义运动就无法前进。
[1] https://telegra.ph/What-exactly-are-we-talking-about-when-saying-democratic-revolution-05-28
[3] 同志们可以对比美国汽车工人协会UAW组织的罢工，以及南海本田罢工。
[4]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
[5]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1.htm
[6] 若以共产党宣言的完成，作为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工人运动走上正确道路的开端。1848~1849的革命高潮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还着手改造共产主义同盟，在1850年的《告同盟书》中，明确提到“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他们正确地提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并且修改了之前认为经济危机会马上来临的估计。在实践上，巴黎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动荡时期统治着巴黎，命令临时政府成立共和国。
马恩在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时候，提及法国工人“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因为法国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彻底统治全国，当时还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汪洋大海。但是，法国工人虽然提出了不可实现的任务，但他们至少已经行动起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0/01.htm）
革命失败的反动时期，被1857~1858年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所结束，英国工人阶级为抗议英法统治阶级企图保护奴隶主干涉美国内战而举行了大会，德国工人在1863年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
1864年9月，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一国际”宣告成立。1865年1月所建立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到1870年春季已增长为25个，遂组成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其会员和同情者近25万人。随后1871年的巴黎公社，提供了无产阶级如何打碎与重建国家政权的宝贵经验。
1878年至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克服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限制，通过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将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偷运到德国散发，通过报纸进行宣传鼓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工作成果可以由选举结果来检验，1890年赢得143万张选票，获议席35个（占比34.8%），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党，是1881年低谷的三倍以上。
1918~1919年德国十一月革命虽然失败，但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之后苏联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更进一步。
苏联随后接连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数个五年计划，打退纳粹，攻下柏林，结束二战。中国随后在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结束，也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随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上台，标志着俄国革命走向失败。而中国通过中苏论战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提供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修正主义的实践经验。同时1960到1970年代，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兴盛起来了，从法国的五月风暴，到古巴建立及拉美地区的土地革命，再到美国的学生运动及反战运动。
无产阶级的觉悟与组织程度确实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升。
[7]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9] https://telegra.ph/Telegram-beginner-guidance-Vorwarts-04-05
中毛共对应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和《解放报》以及群聊《声援佳士工友》，今朝对应频道《今朝：观天下风云》。更进一步的介绍请参看文章对应部分内容。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将给他们带来绝对的益处，仅仅住房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教育和医疗的社会化，便会直接将这两类小资产阶级群体身上数十年的重担一扫而空。”
" 《列宁道路》通过一顿操作，认为中国有大约4.5亿的小资产阶级，占到了劳动力总人口的57%。换句话说，全中国每10个劳动力中，就有大约6个小资产阶级。即便我们没有学过马列主义，也明白，这样的数字是极端可笑的！"
[12] https://telegra.ph/on-the-theoretical-debates-between-nowadays-and-Lenin-road-05-28
资本家认为，只要雇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大于通过工资形式支付的劳动，也就是说，能给自己带来利润，就是生产劳动者，包括妓女、仆役、演员在内。因此，斯密的第一种解释，虽然是政治经济学上正确的解释，但单独来看却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从劳动者角度看来，或从社会整体看来，这并没有创造价值，而是寄生于生产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所以，必须再对“生产劳动”加上另一重规定：它确实创造了价值，因此才能创造剩余价值。
《今朝》当然不至于把马克思明确讨论的丑角、家仆，以及与之性质相当的“高级”劳动者纳入生产劳动，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只是善于出卖或强加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来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但《今朝》仅仅认识到服务与收入交换的劳动者是非生产性的，却忽视了自己想要比《列宁道路》多划进来的无产阶级部分，包括各种从事营销、商业服务或金融的雇佣劳动者，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看来”从事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但“在社会看来”是非生产性、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参与转移价值的。例如，资本家显然会认为，雇佣一个网红带货主播或者给自己做账的会计比拧螺丝的产业工人更具有“生产性”！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前者的“劳动”并不创造价值，不寄生在后者的基础上就只能是空转。正如《列宁道路》的这段精彩的评论所说：“非生产劳动者在雇佣他/她的资本家看来是生产性的，能够带来利润；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她是非生产性的，和他的雇主一样是依靠别人的劳动生存的，他们消耗而非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上）》（三）民主革命的一般含义和小资产阶级问题）
《今朝》低估了这一混淆的理论后果。就是在同一章中，马克思辛辣地嘲讽道，资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机器、掌握社会的各部门后，为避免对其非生产性的指控，与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各种“非生产劳动者”互相帮忙，来证明自己是与物质财富生产相联系的“生产劳动者”。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们直接为“非生产劳动者”和明显的寄生者辩护，说这些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为马克思所加。），
正是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依附于资本家。因此，《今朝》在对马克思的这一次误读中也不慎站在了资本家的立场上。
[15] 单从频道文章这个狭窄的工作角度来讲，民革与社革争论是绕不过去的。我们从最早的核污水时评中，就强调了专制政府通过限制政治自由来制造谎言、压制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几乎每个社会问题上，我们都尤其注意中国专制政府与专制环境的特殊作用，这往往进一步加重了群众经受的资本主义压迫。细心的读者，总能从文章的末尾看到我们要提两类要求，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不触动私有制）能够实现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与社会主义的要求，并且前者是为后者做准备的。
中毛共的声援佳士工友群里，说我们是机会主义者、反动派，其中一个比较抽象的原因是我们文章很少用无产阶级，用劳动者较多。这种客观情况是有的，因为我们关于推翻专制政府的号召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同理，号召实行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时也会如此，这体现我们对理论严谨的要求，也是我们支持民主革命论的必然做法。
我们特意编纂了民主与专制的理论文章，就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不仅理论上对专制政府下定义、夺回修正主义专制政府有意放弃与掩藏的无产阶级的民主，还要用现实事件生动地来描绘当前的种种专制现象。从理论和现实角度，充分地认清这种现象及其对现实革命工作的阻碍，而不是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来掩盖它，是正确地、具体地、现实地讨论革命问题的前提。
[16] https://t.me/lieningdaoluduzhequ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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