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不该逝去的人和要求加班的人

时评|不该逝去的人和要求加班的人

列宁道路

2024年的5月才过去一半,我们就听闻有许多不该逝去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5月1日凌晨2时许,位于广东梅州市大埔县境内的梅大高速公路发生了路面塌方灾害,20多辆汽车从塌方处坠落,汽车撞击和爆燃产生的大火造成了48人遇难。一位高速公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对事故的看法是:“我看此路的路基建设有严重质量问题,一是不按分层填埋的原则填筑,二是分层压实和整体压实度严重不够。三是填筑材料的粒径比也严重达不到要求。四是此路在山中,护坡及边坡放缓也严重不够。我想,这施工单位,甲方、监理及主管部门相关责任人等,够你等吃一壶的了。”有评论者认为遇难者多为趁劳动节假期和高速免费的难得机会回家探亲的工人。自由派媒体《财新》和民主派网站“三联生活周刊”所刊相关文章均被删,“三联”公众号还倔强地留下了空窗以示对审查的抗议(读者可以打开公众号查看其5月6日的推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墙内将受到黑帮怎样的“待遇”,那就更不用说了。

5月11日,江苏南通发生惨烈交通事故,一辆超速行驶的渣土车撞上了一辆乘载着小学生的大巴车,当场造成1名五年级的小女孩脑浆迸裂而死,另1名小学生重伤,还有6位轻伤。先于救护车到来的是封锁现场的警察;哪怕群众所送的悼念花束被黑帮收走,事件仍然传遍了网络。现在已经确认,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指示大巴车能否通过路口的红绿灯没有亮,而次要原因是渣土车出现在了禁止行驶的区域。之所以说红绿灯故障是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红绿灯故障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渣土车撞上大巴车,也会有其它车相撞。南通的黑帮用自己行动验证着这个判断:他们连夜检修全市有故障的红绿灯。如果再撞车,而且没有不应出现的渣土车来背锅的话,责任在于黑帮就昭然若揭了。逝去女孩的母亲竭尽全力地揭露着黑帮的谎言:黑帮说抢救了逝去的女孩,实际上女孩已经在车祸中当场离世。我们很熟悉黑帮的手法:如果群众关注,那么逝者就必须在谎言中被“抢救”,直到群众不再关注的时候逝者才能死去。新冠疫情爆发时的“吹哨人”李文亮不就这样被“抢救”了很久吗?据说驾驶肇事车辆的司机已经被(黑帮)控制,估计要承担事故的全部(刑事和民事)责任;真正应该因红绿灯故障负主要责任的黑帮,则正在主导着事件的“处理”和责任的“划分”。

5月13日,南京林业大学人事处出来“辟谣”,声称该校于4月2日自杀身亡的副教授宋凯“并没有被降职”,只是被学校“降级降薪”,因此网传消息不实。网传消息是宋凯副教授因“非升即走”未通过考核而自杀。人已经死了,南京林业大学似乎并不关心这位自杀的副教授是死是活,而只关心他的死有没有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仿佛他是不是死于“非升即走”,比他自杀而死这件事本身,更能影响舆论对这所大学的看法。一个自由派写文章说宋凯是“巨婴”,没有“拥抱强大的市场”而是屈服于“学术权力腐败”,不值得同情。我们却认为宋凯副教授值得同情:哀其不幸——这位两岁孩子的父亲选择了自尽,是由于这个杀人的社会剥夺了他生活的基本条件;怒其不争——这位38岁、正值壮年的男儿甚至没有像复旦数学系那位没有通过“非升即走”的教师姜文华一样,敢于手刃操作解聘他的黑帮书记。我们曾撰文赞赏姜文华勇于反抗、复仇的勇气,虽然我们并不赞成他恐怖主义的方式。

就在南京林业大学人事处“辟谣”的5月13日,在同属江苏省的无锡市,比亚迪工厂的工人们发起了罢工。罢工的要求是不觉悟的:对没有加班和相应加班收入的“5天8小时”工作制表达不满,希望恢复夜班等加班制度。罢工的手段值得提倡,要求加班的想法需要改变。觉悟的工人不会要求加班,而是会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要求8小时工作制和足以生存下去的工资,并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求彻底铲除雇佣劳动制度。应该对这种不觉悟状况感到惭愧的,不是那些挺身而出进行自发罢工的工人,而是那些还没有找到正确道路、尚未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运动真正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

那些不该逝去的人和这些要求加班的人,引起了许多议论。梅大高速公路事故中逝去的人,有相当部分是产业工人——他们生于福建,却在广东的工厂里谋生——只能在高速免费通行的劳动节假日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却永远留在了回家的路上。另一群产业工人,无锡比亚迪的工人,更是在要求加班和那一点可怜的加班费。这两群人,作为产业工人,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关注。在理想状况中,他们应该聚集在五一节争取社会主义的游行队伍中;在现实情况下,他们却或者奔波在回家的途中,或者投身于经济性质的改良斗争。南通交通事故里夭折的小女孩似乎生于小康之家,然而引起了广泛的同情,毕竟无产阶级也会在自诩为“基建狂魔”的黑帮以偷工减料方式建设和运营的道路上殒命。可惜南京林业大学被逼走上绝路的宋凯副教授,甚至没有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得同情,毕竟他属于“该死的”小资产阶级——不管从生产劳动的标准看,还是从体力劳动的标准看,高校教员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这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位自由派作者,即使原因不同,看法仍相当一致:被逼而死的小资产阶级不值得同情。

其实,宋凯副教授以及那位在惨烈交通事故中逝世的小女孩,与在梅大高速交通事故中故去的探亲工人一样,都应该获得我们的同情。小资产阶级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路人,却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他们的要求是民主主义的,但争取民主主义的方式可以是革命的,并且这种革命的方式将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最好的准备。仅仅依靠那些为了能加班而罢工的工人,是永远争取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他们意识的转变,非通过民主主义斗争的锻炼不可。他们不再要求加班而要求工资足以维生的八小时工作制,比起现状来,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进步,将与宋凯们不再自杀、而要求工资足以维生的八小时工作制一起,共同构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大经济要求。这一大要求,如果以暴力推翻黑帮的方式实现,那么将极大扩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

民主主义的斗争,对工人阶级来说,在经济上暂时止步于八小时工作制,在政治上则要求推翻专制制度。有些“直接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把专制制度看作一般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因而排斥小资产阶级的反专制斗争。这会再次导致和自由派一致的政治结论,那就是在专制制度统治下,小资产阶级的受害者既不那么值得同情,也不那么值得重视。列宁反驳了这种“阶级观点”:

《火星报》第12号上的一封信的作者们就有这样的毛病,他们指责我们缺乏“阶级观点”,原因是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竭力不放过自由派的不满和抗议的一切表现;《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的作者们和《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某些小册子的作者们也有这样的毛病,他们以为我们的专制制度就是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还有马尔丁诺夫之流,他们号召我们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运动(也就是脱离最广泛的政治鼓动),而主要进行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列宁全集》第6卷第248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的名字,和“到工人中去”的名字一样,让人不禁产生了联想。我们仿佛已经听到了如下的反驳:今天的中国和沙皇的俄国不一样,那时是农奴制基础上的专制制度,今天是帝国主义的专制制度;在沙皇俄国应该同情和支持非无产阶级的反专制斗争,今天则应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对此的回答是:今日中国和沙皇俄国,在通过领导彻底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上是类似的,都应该通过全面的政治揭露去促进阶级斗争的发展。无锡比亚迪工厂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是不够发展吗?难道不应该利用所有这些不该逝去的人们的悲剧去启发和教育工人们仇恨专制制度吗?没有这种启发和教育,这些罢工的人们将更长时间地陷入为加班而斗争的陷阱;反过来,罢工的人们陷入这一陷阱,会让反专制的民主阵营失去领导,使得更多不该逝去的人们因专制制度的僵而不死去遭遇死亡的命运。

在笔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黑帮们把“北京天空‘绽放’绝美晚霞”的“新闻”推上了热搜。这些赵家人懂得利用一切可能来进行政治教育:如果人世不够美好,有太多不该逝去的人死去了,那就请看看绝美晚霞吧!看完晚霞后,总该忘记那些不该逝去的人们吧?首都是“绝美”的,黑帮统治下的整个中国怎么可能不美呢?沙皇应该还没有掌握这一窍门:至少在列宁的文章中未见对沙皇利用自然景色美化自己的揭露。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开发了这一技术:例如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接近结尾的地方,阿甘这个奴隶主的后代,就在曾经参加马列主义政党的詹妮死去时,回顾了自己一生中所看到的美丽风景。特色黑帮则不放过任何一个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机会:甚至晚霞都需要为黑帮美化特色统治来服务。我们难道不应该利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悲惨方面来教育群众吗?如果我们没有揭露这些事实,那么黑帮们将因此而庆幸。如果我们利用了所有这些事实来对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那么一方面工人群众会因为这些本不该逝去的人们牛马般的命运而愈发觉悟,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群众也会因此而受到教育,其激进一翼将和觉悟工人一起为推翻黑帮而坚决地斗争。

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还没有能够有组织地走向工人阶级群众——这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工人小组,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当宣传员和鼓动员建立工人小组时,他们所传递的政治报绝不应该放弃利用社会每一个阶层遭遇悲惨命运的材料去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这不仅能够振奋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精神,让他们从选择自杀变为选择和觉悟工人一起反抗专制制度,而且能够让工人既摆脱加班多挣钱的幻想,又摆脱上升为小资产阶级出人头地的幻想——毕竟大学教师这样的“人上人”也被逼无奈自杀了。当劳动群众摆脱幻想之日,就是这些罢工但不再要求加班的人,和那些不该逝去且还未逝去的人,一起去埋葬黑帮专制统治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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