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會暗殺活動及其啟示意義 

光復會暗殺活動及其啟示意義 

安徽民主陣線編集 

光復會是在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基礎上組建的。其發起人之一的龔寶銓就是該暗殺團的成員,蔡元培參加了他在上海組織的暗殺機構。蔡元培和光復會其他領導骨干如陶成章、秋瑾等人都信奉暗殺主義。光復會中暗殺思潮的產生,既受到中國傳統的刺客游俠舍生取義精神的熏陶,又受到歐洲無政府主義和俄國虛無黨行動的影響,同時某些宗教教義也對革命黨人從事暗殺活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光復會一些重要成員都曾實施或預謀過暗殺清廷大員行動,光復會的暗殺主張和暗殺實踐對各地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產生了一定影響。緬懷先烈們舍身救國追求民主的英雄業績,總結光復會武裝斗爭的歷史經驗,對于今天推翻中國共產極權統治,是有很強的啟示意義的。 

想革命怎麼辦


第一節,光復會為什么選擇暗殺道路 

第一,光復會起源于暗殺團。 

1903年是中國留日學生從愛國走向革命的關鍵的一年。在那一年發生的拒俄運動中,留日學生出于對俄國不講信義,強占中國東北的義憤,欲組織拒俄義勇隊(又稱學生軍)開赴東北抗擊俄國侵略軍。但組建軍隊的行動被日本當局禁止,他們便改名軍國民教育會。該會成立之初,繼承了拒俄義勇隊或學生軍的宗旨、手段,即通過向清廷大員請愿,表示愿赴疆場抗擊侵略。后來,由于派回國內請愿的特派員受到冷遇,愛國熱情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激進的留學生便將郁積心中多時的排滿情緒通過《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意見書》表達出來,并將宗旨由原來的“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改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在不贊成激進的學生退出以后,留在軍國民教育會的多為比較堅定的激進分子。他們主張以三種手段進行排滿革命:鼓吹、暗殺、起義。活動逐漸由公開轉入秘密,由海外轉入內地,由言論轉入行動。蘇鵬的回憶證實了我們的分析: 

“清癸卯、甲辰間,予游學于日本,適日、俄交戰于我滿洲之野,留學同人,組織義勇隊,欲效命疆場,冀以敵俄人,而有以鉗日人之口。主之者,為黃君瑾午(后更名克強,即黃興),……無何,為清、日兩政府協謀所解散,群情更憤,遂改為秘密結社,效俄虛無黨之所為,實行暗殺。名曰‘軍國民教育會’。本部設東京,由黃瑾午……與予等主之。設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等主之,以愛國女校為機關。后吳樾之在天津狙擊出洋五大臣,徐錫麟之在安徽刺殺恩撫,皆軍國民教育會實施之政策也。當此之時,孫總理中山先生,組合南部會黨,謀革命,與留學界為桴鼓之應。”“軍國民教育會之組織,是謀對滿清君臣,實行暗殺之政策……” 

軍國民教育會內根據其宗旨將機構分為鼓吹、暗殺、起兵三部。會中一部分人秘密組織了暗殺團,欲先狙擊二三重要滿大臣,以為軍事進行之聲援。黃興、陳天華、龔寶銓等都是當時暗殺團的團員。 

1904年,龔寶銓回到上海,立即行動,組織暗殺團,與陶成章、敖嘉熊、黃興暗中配合。暗殺團成立后,人數極少,力量單薄。龔寶銓想擴大組織,與陶成章、蔡元培等人商討,決定擴大暗殺團,吸收更多的人參加,于是光復會遂在上海正式成立。除他們三人外,章太炎、秋瑾、徐錫麟、王金發、尹氏姐妹等都是會中著名人物。所以馮自由稱:“光復會的成立與軍國民教育會有直接關連。龔寶銓是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成員,回國后即于 1904年冬在上海建立暗殺部,‘所行規章,頗為嚴密’。這時,原中國教育會會長蔡元培已經從青島回到上海,并且曾與黃興、陶成章等有所策劃。蔡元培知道有暗殺團的組織,便請求參加。暗殺團隨即改名為光復會,又稱復古會。”“推舉元培為會長,壁壘為之一新。” 

中國革命問題的實質


第二,光復會主要領導人和骨干多主張暗殺。 

不僅龔寶銓,當時光復會的主要領導人和骨干也多是主張暗殺的。 

蔡元培當時“覺得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他辭卸《警鐘日報》編輯之任后,在上海創辦愛國女校,自任校長。那時辦女校,一般是以培養賢妻良母為宗旨,但愛國女校在蔡元培主持下,并不取賢妻良母主義,而是要造就像俄國虛無黨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識外,年長一班則為學生講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主義等,尤其注意理化,在各門功課中學習時間最長,學分最多,作為訓練制造炸彈的準備。當他知道龔寶銓的暗殺團要擴大時,積極參與進來,作為暗殺團的一分子。 

陶成章一貫贊成暗殺。他在其起草的《龍華會章程》(據楊天石、王學莊和李時岳等考證,該章程實際是1908年江浙皖閩贛五省革命協會章程,應正名為《革命協會章程》)中就盛贊張良謀刺秦始皇。宣統二年正月(1910年2月),從同盟會中分離出去的光復會于東京成立總部,以章太炎為正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陶成章在《致石哥書》中稱:光復會“必不汲汲擴張,以教育為進取,察學生之有志者聯絡之,如是而已,又一面經營商業云”。“且先講持久策,其策無他,先集數千金,或萬金之款,辦暗殺事宜,以振助華僑始可。” 

章太炎雖未明確表示支持暗殺,但他在講解佛教教義時,暗示贊成對敵人采用自殺式攻擊手段。章太炎在當時革命青年中,以其博采群學的文章和傳統的文化思想大受歡迎,他所宣揚的佛學教義和虛無主義哲學思想正好適合個人恐怖主義者們的口味。章太炎自己深受影響,又來影響他人。1906年出獄后,他來到東京,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大張旗鼓地號召“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之道德”,竭力推崇佛學中的法相宗與華嚴宗,認為佛學中禪宗以外,法相、華嚴最為可用。因為“這華嚴宗所說,要普渡眾生,頸目腦髓,都可施舍與人,而道德上最為有益;這法相宗所說,就是萬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并非實在真有”。又說:“殺了一人,能救眾人,這就是菩薩行。”他后來解釋他主張佛教的原因是“特欲發揚芳烈,使好之者輕去就而齊死生”。他還宣揚“自戕之風,當開之,不當戒之”。他所說的“殺了一人,能救眾人”實際是對暗殺活動的肯定。

拋棄幻想,發動革命


第三,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 

人民不會原諒你們

從以上諸人的言論可以看到,當時光復會的暗殺活動主要受到清末幾種流行的社會思潮的影響: 

1。外國無政府主義、個人恐怖主義的影響 

無政府主義起源于19世紀40年代的西歐,他們鼓吹絕對自由,反對一切權威,否認任何政府,為實現其無種族、無國界的理想社會,主張以暗殺、破壞及暴動為手段。19世紀后期,對俄國革命影響較大的民意黨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崇尚暗殺,但是他們并不反對建立國家和政權。到19世紀末無政府主義開始傳入中國,而隨后俄國民意黨的一系列政治暗殺活動對中國產生了相當的沖擊,到20世紀初年,無政府主義學說漸漸在中國盛行起來。急于尋求救國之途的革命黨人將其作為推動中國進步的思想武器而大加宣傳,其中留日浙江學生創辦的《浙江潮》就是其宣傳陣地之一。 

蔡元培早期也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在其創辦的《俄事警聞》上,他積極介紹無政府主義,提倡暴力和暗殺。在追溯其革命經歷時,蔡元培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從事革命活動時,即為學生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的歷史。此外,在20世紀初,章太炎、劉師培等對光復會有著重要影響的人也紛紛鼓吹無政府主義,認為“無政府主義,于學理最為圓滿”,“今日欲行無政府革命,必以暗殺為首務也 ”。受光復會影響的吳樾其轟動一時的革命檄文《暗殺時代》中寫道:“而號召革命者,夫亦曰:人類不齊,人心不一,一言革命,則畏首畏尾,顧身命而不前,未足與有為也。予于是西驗歐洲,東觀日本,而見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暗殺以布其種子者。俄之虛無黨,其近事矣。今日大地之上,轟轟烈烈,傾人耳目者,莫若虛無黨之名。夫亦知虛無黨之于今日,為何時代乎?于昔日又為何時代乎?吾敢斷言曰:‘十九世紀下半期,為虛無黨之暗殺時代;二十世紀上半期,則為虛無黨之革命時代。’不有昔日之因,焉得今日之果?我漢族何為乎?我同志諸君何為乎?吾又敢斷言:‘今日為我通知諸君之暗殺時代,他年則為我漢族之革命時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種今日之因”。 

2。對中國古代游俠、刺客精神的頌揚 

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注重名分,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為使暗殺不致背上“弒君”、“殺官”等違背中國封建倫理道德之罪名,從而招致人民對其革命活動的反感,革命黨人將政治暗殺活動渲染為頗富有古代游俠不惜身死,為國請命、為民伸義的悲壯色彩。陶成章就贊揚張良刺殺秦始皇:“(秦始皇)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著天下的兵器,都拿來一把火銷毀掉了。這個心思,狠不狠呢?哪曉得他還沒有死,韓國就有個張良,拿著一個千斤重的鐵錘,在博浪沙中等他出來的時候,要打死他。雖然打他不著,到處搜了十日,連影兒也搜不著半個。后來百姓曉得皇帝的本領,不過如此。”秋瑾更是自號“鑒湖女俠”,在其《寶刀歌》中詩以詠志:“主人贈我金錯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鐵主義當今日,百萬頭顱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寶光,輕生七尺何昂藏。誓將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賴武裝。不觀荊軻作秦客,圖窮匕首見盈尺,殿前一擊雖不中,已奪專制魔王魄。”此外還有“搏沙有愿興亡楚,博浪無椎擊暴秦”,“何人慷慨說同仇?誰識當年郭解流?時局如斯危已甚,閨裝愿爾換吳鉤”等等詩句中稱頌古代游俠、刺客舍生取義的精神。 

其實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已遠遠超越了古代游俠“士為知己者死”的狹隘效忠觀念,他們在賦予政治暗殺這一西方舶來之革命手段以古代游俠精神的同時,又賦予了古代任俠思想以新的革命的時代內涵。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是為了“種族之思,祖國之念,為民請命,而宏大漢之聲 ”。徐錫麟刺殺了對他頗為器重的巡撫恩銘之后在公堂上大聲宣告:“新甫待我私惠也,我殺新甫,為漢族出氣,乃公憤耳!”此種胸懷、此中氣概,比之聶政、荊柯何啻云泥! 


3。某些宗教教義和虛無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 

光復會的暗殺活動除了受到無政府主義和古代刺客精神的影響外,還與某些宗教教義以及虛無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有關。 

一方面,有些革命黨人或愛國人士,從宗教教義中汲取養分為其所用,宣揚虛無主義的思想,使革命者輕于“舍身就死”。章太炎因“蘇報案”入獄的幾年中潛心研習佛學,認為佛學中除禪宗外,法相、華嚴最為可用。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說:“照佛教說,逐滿復漢,正是分內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權,大乘戒律,都說:‘國王暴虐,菩薩有權,應當廢黜。’又說:‘殺了一人,能救眾人,這就是菩薩行。’……所以提倡佛教,為社會道德上起見,固是最要;為我們革命軍的道德上起見,亦是最要。總望諸君同發大愿,勇猛無畏。我們所熱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來了”。必須“要有這種信仰,才能勇猛無畏,眾志成城,方可干得事來”。章太炎在獄中潛研佛學顯然并非是消極遁世,而是“企圖把佛學‘改造’成為革命斗爭和個人意志鍛煉的‘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革命黨人對于殘酷的現實感到厭惡、絕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無以為生,而西歐、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又使他們感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仍無前途,于是‘以宇宙為囹圄,以境遇為桎梏’,‘俯困仰苦不可終日’”,因而悲觀、厭世。革命黨人陳天華、楊篤生都曾積極要求參加暗殺,最終蹈海而死,結束了他們年輕的生命。因炸五大臣而身亡的吳樾,在《暗殺時代》一書中寫道:“死于非命與否,可不必權其輕重”,與其“奴隸而生”,不如“不奴隸而死”等等,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其對現世的絕望。 

暴力革命的正當性

第四,革命黨人革命性與堅定的犧牲精神之表現。 

上文都是暗殺思潮由以出發的思想材料,而它的根源卻深藏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之中。清王朝封建專制主義的殘暴統治激起了反抗,革命黨人爭取民主民權社會的誕生需要暴力,而把暗殺與武裝起義一起作為這種反抗和暴力的手段,則是由當時的社會形勢和革命黨人堅定的革命信念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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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采用暗殺手段進行“排滿”、革命是光復會的革命黨人考慮到敵我雙方力量對比懸殊,而采取的較為可行的方法。雖然采用武力革命是革命黨人的既定方針,但在當時條件下,清政權和所有專制極權一樣,在表面上看來都窮兇極惡,十分可怕,擁有強大的專政機器,軍警四布。內有封建統治者頑固抵抗與瘋狂鎮壓,外有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干涉內政,如果不采取實際行動就會使革命士氣低落,而革命黨人又很難在短期內形成大規模的武力團體,在財力物力人力上都不具備條件,輕言暴動只會給革命造成更大的損失。暗殺活動,則非常適宜于行動,花費既少,人手也不必很多,萬一失敗損失也不大,因而成為他們的首選方式。1910年2月,光復會在東京成立總部,陶成章提出:“否則會既成立,于一二年內,竟乃影響全無,其可乎哉?如不用暗殺,轉用地方起兵,喪民費財,禍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國人之干涉,后事蓋難著手矣。”客觀的革命抗爭條件,促使革命黨人選擇了暗殺這條道路。 

[盤古反共教義]

另一方面,光復會主要成員從家庭出身來看,多為官僚、地主、士紳之家,他們均是正在由傳統士子向新式知識分子轉化的新興進步人士,思想上接受西歐的進步思想,對傳統文化的腐朽有非常深的理解,革命性非常強,具有殺身成仁的堅定信念和強烈渴望。他們懷抱振興中華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又具有傳統文化中的士人救國救民的情懷,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慷慨濟世,許多人抱有堅定的捐軀精神。暗殺,能成功脫身的機會少,被捕或當場就義的可能卻極大。若非具有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大無畏的舍身氣概,就絕不能完成。荊軻刺秦,之所以震動千古,就在于這種堅定信念和無畏舍身精神所散發出來的巨大的攝人心魄的永恒魅力。而辛亥革命黨人,就是在這樣的犧牲精神支持之下,選擇了暗殺道路。 

第二節,光復會暗殺道路的偉大作用和應有的歷史評價 

光復會采取暗殺手段進行排滿革命有著積極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1、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的氣焰。光復會的暗殺活動曾陷清廷于恐怖之境,使大小官員談虎色變,不敢悍然與革命黨人為敵。“自恩銘被刺后,封疆大吏,背不貼席。有設軍隊以自衛者,有深居簡出,有諭道府以下免迎送者。”肅親王善耆與鐵良、端方等“鑒于徐錫麟之暗殺,咸有戒心,各自設法向黨人施展金錢政策,使為己用”,有的甚至派人“到東京求和于黨人,愿出萬金以買其命”。劉思復在粵謀炸李準,徐錫麟在皖刺死恩銘,清廷之巨頭,群震懼而不敢妄逞淫威,變其高壓手段,而為軟化方法。若肅王之尊禮黨人,端方之牢籠學生,其明證也。黨人亦即借此機會,措置裕如,所以群治學社成立,經一年又九月之長久時間,未受風浪,得安心從事于組織、宣傳、訓練諸工作,儼成節制之師。 

2、激發了革命黨人的士氣,鼓舞了民眾。光復會的暗殺活動或為起義之先聲,為起義制造聲勢、掃清障礙,如 1907年徐錫麟槍擊安徽巡撫恩銘,1911年李燮和、陳方度謀刺廣州巡警道王秉恩等,均是為了配合武裝起義而采取的先期行動;或者在革命低潮時,鼓舞士氣,同時削弱封建統治勢力,如1909年,尹銳志、尹維俊姐妹曾率十余同志赴京,謀刺清廷權貴要人。以此作為革命高潮之間的過渡手段,也未嘗不可。魏蘭評價徐錫麟:“當此二十世紀,亞東大陸,轟轟烈烈,驚天動地,喚醒無老無少無男無女,其事傳布于五洲萬國者,非吾浙徐君錫麟之槍殺恩銘乎。……然而徐之能成如此之事功者,非徐一人能自成之,以有無數之英雄豪杰,有以致之也。” 

3、懲處了內奸、叛徒,消除了革命隊伍內部的隱患。1906年,徐錫麟在山陰縣令的宴席上聽見輔佐縣令辦教育的舉人胡鐘聲對人說大通學堂“是亂黨,想造反”,當晚大通學堂黨人張伯歧就將胡刺死;1908年,陶成章派人暗殺了出賣秋瑾的紹興府學務處總辦胡道南;1909年,王金發擊斃叛徒、奸細汪公權等,既消除了革命隊伍內部隱患,為革命保存了實力,同時又給予叛徒、奸細以警戒。

4、在令清廷權貴震驚之余,促使他們提高了警惕,在加強了自身防御設施的同時,加強了對革命黨人的搜捕、鎮壓,全面調動了滿清政府的安全力量,消耗其大量能量,進一步促成了革命思想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在吳樾謀炸五大臣未遂后,清政府“急設警部,將大整頓警察之政,以防輦轂之安全。近日則又有議推行各省,每省巡道除鹽糧外皆改為巡警道,以廣興所屬地方之警察。噫,清政府伺察漢人之手段乃愈出愈工矣。” 但這些調動,加速了腐朽政權架構的到掉,折騰盡它的最后一點能量,因為凡是一個政權到了最后的腐朽關頭,都是經不起折騰的,都是要拼命維護穩定的。暗殺一作,則其必定不得不折騰,朽爛之內部結構,就支撐不住而倒掉了。 

5、暗殺手段是“一擊見成敗”完成革命的“速成法子”,避免了長期的發動人民群眾的工作,作為革命工作的有效輔助手段,起到以實際行動強力喚醒和發動群眾的巨大作用。當時的中國人,被長期的封建極權統治控制,處于極端麻木的狀態,宣傳民主思想,發動人民起義,是不可能的事情。革命黨人懷著滿腔的熱情,不惜犧牲個人的性命去懲罰那些昏庸殘暴的清朝官吏,雖然殺了統治階級的個別人物并不能立刻推翻反動的階級統治,尤其是不能動搖它的社會基礎呢,但它是鮮血的啟蒙,雖然人民麻木地去圍觀“殺革命黨”,但他們的心靈,便在這鮮血中,逐漸得到清醒,即便如阿Q,看到使舉人老爺和秀才也如此驚慌,直覺上就覺得痛快,有“同去”的思想。一次暗殺,勝于千萬冊宣傳書。 

6、暗殺手段引入近代中國政治斗爭后,后來顯得被濫用了,不僅成為革命黨人進行革命斗爭的武器,同時也被部分黨人用作內部斗爭、消除異己的方法,而清政府及北洋軍閥更是將其用作鏟除革命黨人的利器。為光復會出力最多、貢獻最大的陶成章因為內部爭權而被陳其美派人暗殺,而陳其美又被北洋軍閥暗殺,令人嘆息。但是,暗殺道路的存在,為極端專制暴政下的反抗,提供了范例,積極意義遠勝于消極意義。如同美國不實行禁槍,因此當政府陷入于腐敗墮落,人民就隨時有拿起槍反抗不義政府的自由權力。 美國社會的槍,雖然制造出了悲劇血案,卻是時刻懸在政府頭上的一把利劍,提醒它,它處于人民的武力之中,不可胡作非為。對于極端專制暴政,暗殺道路就是這樣的一把槍,人民有充分的權力,使用它。辛亥革命的暗殺手段,為后世追求自由權力,反抗國家機器的仁人志士,提供了生動的歷史懸鑒。 

那么,對于光復會的暗殺活動我們應當怎樣評價呢?時人認為,對暗殺活動,“先審其敵,次觀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對于暗殺活動,當先觀其時,即分析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再觀其敵,即考察暗殺活動的對象;三觀其志,即審察暗殺活動的目的,而后是非乃定。 

首先,看看光復會一系列暗殺活動發生的時代背景。這一點可以說是眾所周知,近代中國腐朽的封建王朝已經走到了末路,但卻搖而不墜,危而不傾,更加變本加厲地剝削壓迫廣大勞動人民;面對帝國主義的蠶食鯨吞自身毫無辦法,卻又束縛國人手腳,積極扼殺任何使中國走向進步的努力;不惜以其一家一族眼前之利,而損全國各族長遠之利。當此亂世,仁人志士報國無門,求變無途,既沒有健全之法制可循,又沒有合法的方式可用,非非常之法,難以成事。因而,暗殺可用。 

其次,考察光復會暗殺活動謀刺的對象,非滿清權貴,即叛徒漢奸。前者吸取民脂民膏,為維護清政府封建統治而羈縛民之身心,他們都是中國進行革命、社會走向進步的障礙,除之則有利于革命之成功、社會之發展,因而,暗殺可用。但反觀陳其美之殺陶成章、袁世凱之殺宋教仁、乃至后來共畜黨特務之槍殺李公仆、聞一多嫁禍給國民黨,其所暗殺者或為革命奔走之志士,或為民主吶喊之仁人,對此暗殺手段,我們只能斥之為卑鄙、無恥。 

通過組織暴力暗殺讓共畜黨基層控制力量癱瘓,爲革命組織謀取生存空間

第三,分析光復會暗殺活動的目的。光復會暗殺活動之目的,一為鏟除封建統治者,為革命掃清障礙;一為喚醒民眾,進行徹底革命,如吳樾之殺五大臣,使民眾不為清廷之假立憲所蒙騙;一為懲治叛徒、奸細,保存革命實力;此外還有一點,即吳樾所說,暗殺清政府官吏,清政府“必起而大行壓制之手段,將不盡滅我漢族而不甘心”,根據“原動力大者,其反動力必大”的原理,殘酷的鎮壓,必然引起人民強烈的反抗,促成革命的爆發。上述之目的,簡而言之,就是要推進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政府,促進社會進步。其出發點是好的,并達到了目的,因而我們說,光復會的暗殺活動是革命活動的一部分,是必須充分肯定的。 

當前,共產極權正在重復著專制極權的老路,走到了晚清王朝“搖而不墜,危而不傾,更加變本加厲地剝削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老道道上來,它面對世界現代文明的民主潮流,自身毫無辦法,卻又束縛國人手腳,積極扼殺任何使中國走向進步的努力;不惜以官僚集團里一家一族眼前之利,而損全國人民長遠之利,壓迫自由,踐踏人權,玩弄蔑視法制,惡行令人發指。“當此亂世,仁人志士報國無門,求變無途,既沒有健全之法制可循,又沒有合法的方式可用,非非常之法,難以成事。因而,暗殺可用”。現在,又是我們重新拿起辛亥先烈們的暗殺武器,以雷霆之怒的暗殺,推動全面革命起義的時候了。光復會的暗殺事跡,因此,迸發出強烈的歷史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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