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中共基层干部是瓦解中共专制的特效办法

对执行中共暴政的基层干部，究竟该不该反抗？总有好些故作高深的迂腐人说：中共的暴政出自上面，与下面的执行者作对，无济于事，对自己也很危险！

也有貌似激烈的人说：要杀，就杀制定暴政的人，杀那些城管、公安小喽喽有什么用？他们并以此否定杨佳、夏俊峰等武力抗暴者的价值。

其实这些观点似是而非，且毫无可行性。

的确，“冤有头，债有主”，制定暴政的中共高官，是最该打击的对象，如习近平、王岐山、张德江、俞振声、刘奇葆之流。问题是他们安保严密、戒备森严，民众根本无法接近他们，更遑论打击他们。“六四”之后，中国撕下“人民政权”的伪装，赤裸裸法西斯化，打造警察国家，如今市一级的官员，老百姓都已很难接近。

因此，反对派要“打蛇打头”——打击暴政的制定者，毫无可行性。

但是，广大中共的基层干部，他们并没有严密的警卫，老百姓也容易接近他们，他们的住所、家人，也无法与普通老百姓隔离开来...因此，打击他们是完全可行的。

那么，打击中共的基层干部，对于动摇中共专制，真的无济于事吗？非也！现阶段，打击中共的基层干部，恰恰是瓦解中共专制的特效办法。

因为，现阶段打击中共的基层干部，会严重动摇中共统治集团的士气，且会大大增加其维稳的成本。

“六四”大屠杀，加上“六四”后邓小平的“南巡”全面走资，导致共产党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因此，从江泽民时期到今天，中共广大基层干部之所以帮中共维持统治，全靠利益驱动。

理想主义丧失、纯利益驱动，其后果有二重性：一是不可理喻性——你无法以讲理、规劝、良心等方式感化利益驱动的作恶者（所以那种以上书规劝等方式所谓“引导中共”的做法，纯属伪类放屁）；二是容易动摇性，即：

如果帮中共“维稳”的风险不断上升，他们的士气很快就会瓦解。

这全然不比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中共意识形态正旺，广大吃了政治迷魂药而不怕苦、甚至不怕死的基层干部，很难被风险吓阻，故彼时中共，尽管被土匪和国民党游击力量干掉许多基层干部，仍然最终牢牢掌控了江山。

昔非今比，今天的中共基层干部，不再有任何献身精神，都是色厉内荏、欺善怕恶的人渣、无赖，一旦民众的强烈反抗，令他们死伤了几个人，便会大面积的齐齐吓破胆。

今天的中共基层干部，之所以仍然普遍凶恶猖狂，是因为为中共效劳，暂时还有利益刺激，而民众普遍地又没有反制手段，他们不用担心作恶后遭报复。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国保（政治警察），早在2005年就达十万年薪，而上海人在中国又以缺乏反抗精神（动不得真格）出名，所以上海的国保警察特别嚣张。

但是，在少量民风强悍的地方，民众已经勇敢地起来打击中共基层干部了，并取得了“和平、理性、非暴力（又曰：“公开、和平、透明、守法”）根本取不到的好效果：

面对强征土地暴政，四川好些农村自发地进行有组织的武力反抗，他们利用崎岖的地形，挖断山路，打退包括公安武警在内的强征队，废黜中共任命的村支书、伪村长、另立自治领导人...令中共付出了巨大的镇压代价。结果不得不在事后收敛暴政，进行安抚。

面对强征土地暴政，民风强悍的浙东农民，则把卖地村干部的家打得稀烂，吓得当地农村基层干部，不得不收敛巧取豪夺的行径。

而同样面对强征土地暴政的广东太石村，在范亚峰、郭飞熊等人的非暴力误导下，完全放弃抗暴自卫权，以数倍于军警的人数，居然软弱到眼睁睁看着中共匪警冲进村委会办公室强抢账本，都不敢抵抗的程度！

结果是广东党官匪警气焰万丈，太石村维权彻底失败，连最低的补偿都得不到。

广东和浙东一样富庶，但广东人却不敢象浙东人、四川人那样暴力反抗，其结果是中共广东当局非常嚣张（直到今天），张德江主掌广东时，之所以敢于赤裸裸地开枪屠杀汕尾村民维权，就是看透了广东人的软弱而肆无忌惮。

计划生育方面，敢于反抗（打击中共基层干部）和不敢反抗的效果，对比同样鲜明：

清朝以来，四川就以民风强悍著称，四川多地农民以暴力反抗中共“计划生育”暴政，令“邓计生”在当地形同虚设。他们采取“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在山道伏击进村拆房抓人结扎的计生队，甚至将计生队员连人带车推下悬崖。吓得中共在四川的计生工作人员，长年不敢下乡“执法”，惟以虚报的数字应付上级。

四川农民对“邓计生”的英勇反抗，令中共的“计生”国策在四川多地农村形同虚设。

相比之下，湖南的农民，就普遍比较软弱，不敢组织起来打击中共基层干部，只敢流亡外地，变身“超生游击队”，其结果是湖南农村计生之野蛮，全国闻名，湖南乡县的计生系统，频频窜到外地，去绑架、结扎“超生”、“超怀”者，可见嚣张到何种程度！

同为广西，面对“计生”暴政，桂林十二县的农民就比较软弱，因此桂林的“计生”系统之野蛮猖狂，广西闻名：笔者同乡，民主党人李志友的表姐，怀孕八个月，已近临产，虽藏身桂林市，仍然被临桂县计生委搜出绑架、惨绝人寰地将即将临盆的男婴拉出来用剪刀戳死（曾节明按：这种血债今后一定要偿还！）

而玉林农民对“邓计生”的暴力反抗广西闻名，因此多年来当局对玉林农村的“超生”睁眼闭眼，2007年，时广西一把手刘奇葆欲以“计生”作政绩，恶抓玉林“计生”，结果激起玉林地区十多万农民大规模暴动，把乡、县政府砸得稀烂，十多个乡、镇的中共政权，竟在短时间内垮台，当地大批中共基层官吏，吓得不敢上班，不敢回家，流亡在外...而捅了大漏子后，刘奇葆在胡面瘫的保护下，仓皇调任四川。玉林农村的“计生”，也就不了了之了。

以上可见，现今完全由利益驱动的中共基层干部不可理喻，只认反制手段（打击），你的反制手段越多、越硬，他（她）越收敛、越“文明”，而你越和平、越理性、越守法，他（她）越嚣张、越野蛮。这同样表现在个人案例上：

2008年杨佳手刃六名上海公安后，数年之间上海公安的嚣张气焰收敛很多，出事的闸北分局尤其老实规矩了很多，这种效果，是非暴力、规劝、喊冤根本取不来的。

2008年，笔者一个个体户老板朋友，没有“准生证”生了第二胎，当地计生办主任带人找上门，要按年收入比例罚款几十万元，这位朋友苦口婆心的论理，表示愿意缴纳几万元罚款，计生办头头蛮横拒绝，态度傲慢，严令限期缴纳罚款，还跑去威胁勒索女方，这位朋友闻讯勃然大怒，把心一横，拿了一把杀猪刀藏在衣服里，当晚就在计生办主任必经的归家之路上，把他截住，抽刀喝道：

妈了个X，再敢惹我，老子砍死你！老子奈何不了共产党，总奈何得了你吧！总奈何得了你家里吧！你他妈的也有家有口，你试试看！

结果吓得几乎尿裤子的该计生办头头，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一分钱罚款没交，还上了户口！

笔者做记者的时候，尝与一个派出所的年轻干警聊天，他自诉干这一行风险不小，说：

抓赌因为利润丰厚，所以公安特别来劲，以前去抓赌，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因为还没遭遇过抵抗；结果有天晚上去抓赌，遭遇一个赌徒开砂枪反抗，伤了五个，他腿上面还有几颗铁砂没取出来，所以现在抓赌，他再也不敢冲在最前面了...

现在中共基层干部之所以为中共效劳，无一不是出自为己为家，因此，如果反对派针对作恶基层干部进行跟踪或人肉索，摸清其住址，家人、子女（或孙子、孙女）所在单位、学校（或幼儿园）（这并不难做到）...这无疑会对中共基层干部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令其寝食难安，从而决不敢肆无忌惮地为中共卖力。

由于现今的中共基层干部，都是意识形态全无、纯粹由利益驱动的地痞、流氓、混混，他们色厉内荏、欺善怕恶，因此，打击他们，可以极其有效地吓阻广大基层干部为中共效力，令他们不敢作为。

而基层干部又是中共政权的基础、地方政权的支柱，基层干部一旦士气崩溃，大面积地不作为，也就意味着中共专制管控的失控，和地方政权的大面积坍塌，这样，反对派在国内就有了运作的空间，这样，中共中央政权的就不堪一击、一推就垮了。

由于现在的基层干部为中共效力，纯粹出于利益，没有人会为中共的事业而献身，因此一旦他们在民众的反抗打击下，风险不断增长，他们必然就会向上级要价，要装备，要设施，要奖金...否则不愿作为，这就会极大地增加中共维持政权的成本：

中国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已经超出国防费用的5,340亿元人民币，此后维稳经费的继续连年上涨，超越军费越来越多，成为中共政权身上的毒瘤。

2016年初，中共官方承认：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有十三个发生了债务危机；当年2月官方更新的数据显示，中国100多个市级、400多个县级政府债务率超过100%，处于实质性财政破产状况，而且此种趋势还在滚雪球一般扩大...

因此，打击基层干部会加速中共国的经济危机和财政破产，而经济崩溃是民众大面积上街的最好的动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