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当下左翼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一、《怎么办?》论自发性与灌输论

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引爆了中国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经济危机，而黑帮专制政府的坐牢式“动态清零”政策更加剧了经济的衰退。这导致我国的阶级矛盾逐渐尖锐化，并最终引发了去年11月的群众运动自发高潮，其中的郑州富士康工人暴动和广州海珠区的工人反封控抗议，是当时工人运动的代表。而革命左翼对运动的领导则大大落后于自发运动本身，表现在11月事件并没有使革命左翼的声望和威信提高，却使自由派的“白纸革命”组织等非社会主义派别活跃了起来。

自觉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这正是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所要针对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为了厘清当今中国左翼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认真阅读列宁的《怎么办？》。

列宁在《怎么办？》中区分了两种自发性，第一种是发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工人骚乱，第二种是90年代的工联主义罢工。列宁指出，第二种罢工比起之前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从现有不多的资料来看，去年富士康工人和海珠区工人的抗争大体上介于这两种自发性群众运动之间。为了证明我们正确理解了列宁的原意，请允许我们在本文中大段引用列宁的原文：

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列宁全集》第六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列宁明确指出，工人单凭自身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这个“外部”主要指的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觉悟知识分子。这也就是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灌输论”。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列宁全集》第六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其实，我们目前也能看到类似的趋势：在同情革命的年轻人中出现了学习马列毛主义的热潮，马列毛主义正在成为我国大多数革命青年的道路选择。在列宁看来，到了90年代中期，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其它地方类似组织的出现正是得益于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这两大因素的合力：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列宁全集》第六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当我们把我国现阶段的左翼运动与《怎么办？》的要求做比较，我们就能发现自己的差距和最迫切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认为，当前运动的最迫切的问题是：革命知识分子崇拜各种自发性，缺乏社会主义的理论修养和自觉性；自己都还陷于思想混乱和动摇，就不可能对工人阶级进行正确有效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其后果就是无力领导日益高涨的自发群众运动，即革命者的自觉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

二、当代左翼运动中的三种自发性

列宁在《怎么办？》中详细分析了经济派和恐怖派对自发性的崇拜。受此启发，我们也来尝试分析一下当前中国左翼运动中的几种崇拜自发性的错误。

1、极端崇拜自发性的“工益”小组

未明子派的理论和实践，就是放任破产的和感到破产危机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的一种典型的体现。未明子胡说什么“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只要不是“在明天就可以给工人提供午餐”的做法，就是在“生产左翼景观”；白领和失业工人应该抱团取暖，搞“互助兜底”，共同渡过经济危机。诚然，系统掌握革命理论和共运史的经验，不会在第二天就给失业的工人变出面包来，但这却是工人阶级从自发走向自觉，并最终彻底摆脱几十年来的奴隶地位的必经环节。

列宁在《怎么办？》中对经济派的严厉批判仿佛就是写给未明子的：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列宁全集》第六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未明子就是要让破产小资和广大工人群众认为，得到明天中午的午餐，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政治的“左翼景观”都更加实惠和珍贵。未明子迎合了落后工人的心理，极端崇拜狭隘的眼前利益，极端崇拜自发性，并认为当前的一些左翼组织“不中用”，只是一种“景观”。他对当前左翼组织的涣散现状的评价是基本正确的，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应当是：我们要让左翼组织“中用”起来，我们需要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而未明子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工人不应该相信一切“从旁”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这样，未明子就成了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最坏的敌人-蛊惑家”。

“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中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像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列宁全集》第六卷，第116-117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列宁加的。）

但我们同时也要指出：未明子派这种在理论上破绽百出，在实践上温和得连改良派可以说都算不上的组织，竟然还可以吸引一批破产小资产阶级和一小部分工人参与进来，这是革命左翼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未派这样极端崇拜自发性的组织的兴起就是对革命左翼不作为的一种惩罚。

有同志可能会问：我知道未派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想加入未派做工人工作可以吗？我们的回答是：在现阶段，自觉力量就如同阴暗潮湿的森林里散落的火星；我们应该尽可能汇聚起来才能起作用，而不是任由其散落自生自灭。要知道，一个火星在阴暗潮湿的森林里是很容易由于各种偶然因素而熄灭的。一个人去未派做工作，不会把未派变成革命组织，而只会把自己变成自发性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

2、冒险主义的自发性

列宁认为，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冒险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犯了崇拜自发性的错误：

“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列宁全集》第六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稍微有工人工作经验的同志都知道，工人在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时候，经常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该怎么办，想要马上行动，“要不要明天就把那个傻逼经理弄掉”。冒险主义的土壤就在于那些初步了解了马列主义但还不能将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这部分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间，例如佳士抗争的领导者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未明子派“崇拜”破产小资抱团取暖的自发性，冒险主义者则由于不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而“崇拜”少数人发起的冒险活动的自发性。例如在telegram上的“声援佳士工人”群聊中，就有网名为“火”的群成员这样发言：

我们工人必须要学习像佳士工人那样敢于勇敢主动出击、我们要组织团结更广大的工人去冲击现存的资本主义政府，让资本主义这个人剥削人、以及人压迫人的国家机器链条⛓更加快点的混乱崩溃才好。让更多工人在一次又一次冲击资本主义政府和资本家所有机构当中的行动中早点醒悟过来，我们要从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在地球上做主人，而不要做奴隶。

然而，列宁在《从何着手》中就已经指出，在没有强有力的革命组织的情况下(因此也就不可能组成有力的“冲击队”；“强有力”的重要检验标准是能定期出版发行秘密政治报)，我们的任务绝不是号召发动冲击，而是建立革命组织：

我们的常备军只是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而且就是这几支队伍也还没有动员起来，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还不能组成作战队伍，更不用说组成冲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认清我们斗争的总的条件，而且在事变历史进程的每个“转变”中不忘记这些条件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当前的口号不能是“发动冲击”，而应当是“对敌人的堡垒组织正规的围攻”。换句话说，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与工人相同，学生等知识分子中也会产生冒险主义。从俄国历史上看，民粹派在19世纪70年代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深入农民当中，号召农民起来革命。但是由于当时农民的普遍不觉悟，该运动除了在部分农民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外，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大多数农民没有起来革命。不久，由于沙皇政府的镇压，“到民间去”运动以失败告终。“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部分民粹派建立了民意党，热衷于个人恐怖活动。在这里，农民不觉悟的自发状态成为了民粹派崇拜自发性，以恐怖手段“激荡革命情绪”的催化剂。

列宁指出：经济派和冒险主义者的共同问题是低估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并且都没有发挥自己的自觉性，回避了进行政治揭露、宣传和鼓动的责任。

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代替鼓动，并公开承认：“一旦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恐怖手段的激发性作用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8页）这正好说明，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事件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列宁全集》第六卷，第74-75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列宁加的。）

3、学生等知识分子中的自发性

与“左”倾冒险主义的自发性不同，学生等知识分子中还呈现出一种右倾的自发性，其典型是佐伊23这样崇拜所谓“脑力无产者”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是一种精英主义，只愿意在线上平台例如知乎和b站做泛左翼宣传，而不愿意耐心细致地做工人工作。

佐伊23在《资本的复兴和脑力无产者的左转》一文中认为：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他们有时候会以“安全问题”或者“工人也不觉悟”作为借口，拒绝做本地的工人工作。只要稍微有点革命常识的人都知道，革命工作不可能绝对安全，任何承诺革命工作绝对安全的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叛徒。革命者应当在必然要做的工作中尽可能保持相对的安全。而对待“工人不觉悟”这一问题，则应当是加紧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而不是放弃工人工作，甚至蜕变为未明子这样的沙文主义者。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这样写道：

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帝国政府的官吏，他们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聊以自慰，他们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辩护，来替自己向刑棍和皮鞭的政府献媚辩护。（《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佳士抗争中各高校的左翼社团曾经用了极大的毅力来同这种学生中的自发性作斗争，为此不惜将工人的先进性抬高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地步，却由此陷入了“左”倾的自发性——冒险主义之中，这也是佳士抗争中冒险主义路线的来源之一。

自发性的显著特点，就是滚到对于自身所处位置“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自发性相互攻击，都认为自己是自觉性的代表，而真正的自觉性则面临被这三种自发性压倒的危险。正是由于已有的学生等知识分子的工作没有培养出“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也就事实上放弃了对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责任和使命，因而导致工人中沙文主义、个人主义、改良主义泛滥成灾。也正是由于革命左翼忽视了在当下经济危机中对于破产小资和工人的工作，导致破产小资被未明子派所俘获，而一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则由于难以忍受残酷的现状但又没有掌握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产生了冒险主义乃至恐怖主义的倾向。

4、黑帮政府在助长自发性方面的作用

对于已经非常自觉的资产阶级和黑帮专制政府来说，无产阶级永远处在自发性也就是永远处于被他们奴役和剥削的境地，自然是他们力求永远保持的最舒服的状态。因此他们会用尽手段来摧残破坏无产阶级和革命左翼中的自觉因素。由于黑帮的监控、搜捕等镇压手段，目前的马列毛主义革命者只有零散一些小组，分布在全国各地，处于碎片化和山头林立的状态。这在客观上为各种自发状态的大量泛滥提供了基础。

正如列宁在回顾经济主义产生的历史时所说：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像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不要说亲身参加过当前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正是这样。（《列宁全集》第六卷，第35-3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我们很不幸地看到，从佳士抗争到今天的不到五年里，一大批立场坚定的左翼同志被捕了，很多人被放出来之后仍然受到了严密的监视，缺乏自由工作的机会。对仍在外面可以自由工作且具有自觉革命认识的左翼同志来说，应该坚决反对冒险主义，注意安全工作，竭力避免自己被捕（当然这绝不是以减少革命工作为代价），要知道，每一点自觉力量的损失，都会使得更多群众陷入更大的自发性和盲目当中，给目前自发性的泛滥提供更大的空间。

三、中国左翼的发展历史

中国左翼的发展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2年。这一时期是老左派和乌有之乡“保党救国”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高潮是2009年的通钢事件和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二者让很多老左派看到了希望。同时，这一时期的珠三角地区工人运动则处在温和改良的自由派劳工ngo的领导之下。在这一时期，拥护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者还寥寥无几。

第二个时期是2012年到2018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有许多左翼青年和左翼社团涌现出来。这些社团大多数都坚持了马列毛主义，批判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少数比较坚定的左翼社团战胜了学生中的自发性，自觉地选择走向工人阶级，却又不加思考地接受了冒险主义，最终导致了佳士抗争的失败。

第三个时期是2018年佳士抗争失败以后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正如列宁所说：

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列宁全集》第六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这种假嗓出自于三种自发性：未明子之流的抱团取暖、佳士抗争后遗留的冒险主义、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归精英主义的倾向。2021年，一批马列毛主义者采取了冒险主义策略，在国内开代表大会；尚未对工人群众进行更多的宣传鼓动，就被警方一网打尽，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但是与此同时，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阶级斗争本身还在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的只是领导者。领导者的自觉性在广泛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

正如列宁所说：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我们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转入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是我们坚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渡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 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纳，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结束第三个时期。（《列宁全集》第六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四、列宁如何结束第三个时期

列宁在《怎么办？》中，为结束第三个时期开了两个药方：第一个是培养职业革命家，第二个是全俄政治报计划。这对同样处于专制制度之下没有政治自由的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结束第三时期病症的第一个药方，即需要培养的职业革命家，列宁将之定义为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列宁全集》第六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第二个药方就是著名的《火星报》计划。列宁在《从何着手》中这样写道：

但是，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做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单是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就迫使我们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经常按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列宁全集》第五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列宁的这两个药方对于当下的中国左翼来说也完全适用。两个药方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创办全俄政治报，就必须有职业革命家；因为全俄政治报所需要全国的代办员网络，恰恰是职业革命家搭建起来的。这点我们在《巴布石金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

列宁已经告诉我们，运动的总的利益是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灌输。从这个总的利益出发，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关于“融工”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个策略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厘清“融工”这个概念，是融入“工业区”、“工厂”还是“工人”。这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是扎根工业区，通过多种形式做工人工作。第二种策略是进入工厂打工，做本厂工人的工作，领导工人对抗资本家的斗争，并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和组织。第三种策略则不一定要扎根在工业区，但是也要求通过小组学习和宣传鼓动的方式培养工人先进分子。如果我们稍微细心地考察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三种策略在不同时期都存在过。这三种策略的目标都是对工人进行全面的政治灌输，领导工人运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也就是说，这三种策略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所争论的是哪种策略的效率最高的问题。如果想论证己方策略的效率最高，应该拿出当代的实际材料（当然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而不是空对空的争论。

对电报上的左翼来说，单纯线上的空对空的讨论容易把一些不必要的琐碎问题的争论扩大化，陷入无原则的义气之争中。这其实是不利于左翼同志团结的，即使争论一百年也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我们认为，只要是坚持马列毛主义革命原则，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左翼同志，都应该尽可能的团结起来，从事线下实际的组织工作，努力把自己锻炼成职业革命家；然后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首先是到工人阶级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从觉悟工人小组开始，从而为全国政治报的创建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提供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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