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 ——11月下旬各地群众抗议的分析

2022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被压抑许久的群众政治热情被官方极端的疫情封控措施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给点燃了。11月下旬波及全国的群众抗议运动，是一场涉及到工人、市民、小业主和学生等各个阶层的广泛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从11月23日富士康工人起义开始，以11月25-26日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的当地群众游行示威直至冲进市政府为中继，以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和上百所高校的“白纸革命”为高潮，掀起了一场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各个阶级在这场群众运动里面都有表现，是我们观察中国政治派别的极好的风向标。

工人起义是这场运动的先导。海外自由派媒体宣称这场运动为“白纸革命”，实际上忽视了之前广州海珠区城中村工人起义和富士康工人起义，把这场以工人运动为先导的群众运动包装成自由派运动，实际过程正是之前的工人运动的胜利给了其他地方群众极大的鼓舞，才有了从乌鲁木齐到全国的抗议运动。另外，海外自由派媒体说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大陆爆发的最大规模的针对政府的集会示威运动”是不准确的，忽视了1998年的下岗工人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暴露了自由派代表垄断资产阶级一翼的阶级实质。对自由派的批评并不能推卸左派在这场运动中无所作为的窘境，左派应该反思自身的问题，就像网文《11月，“革命”的预演》中所说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没能与激烈斗争的工人并肩作战？为什么在网络平台中日渐明显的‘左倾'现象还没能发生在广泛的无产阶级当中？”

这场运动中存在群众自发的民主主义诉求和相对系统的自由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自由派的阶级基础是中国私人资产阶级，从80年代的四通集团到今年的四通桥横幅，他们一以贯之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以西方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秩序，从80年代开始，他们通过寻找党内的代表人物，进行街头抗议，培育民间组织，实际上是想通过政变的方式解决政权问题。1989年他们问鼎政权的努力最终失败，90年代以来，随着工人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进程，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旗帜在群众中已经很难有号召力，但他们反专制集权的政治主张仍然能号召起一些群众。目前，他们有海外爆料团队（如老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等），有国内的秘密组织和动员网络，有党内改革派的暗中支持，但其主张比如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反对国有垄断但不反对私人垄断，要求政府放松对私人垄断的管制等等，是违背工人农民利益的，缺乏民意基础，所以他们只能把改变政局的希望寄希望于上层政变，这就不可避免的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谓“习下李上”（老灯），“改革开放，民心所向”（老灯），“与中共和解”（彭立发,见中共自选委政治纲领）都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妥协性。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变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社会层面阶级斗争的展开，是无法发生政变的。对发生政变的预测和幻觉，成为二十大前海外自媒体主要的流量来源，但缺乏事实基础，也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成了自欺欺人的笑料。

这一轮群众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城市高学历年轻人和小市民，他们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封控，要求解封，反对高价卖菜，反对官商勾结，反对官僚的不负责任，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呼声，掀起了这场运动继工人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高潮，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缺乏统一的诉求和口号，与工人相比缺乏力量，虽然引起舆论关注，但很快被镇压下去。抗议工人的诉求也是民主主义的，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属于民主派的范围。抗议工人显示出了巨大的阶级力量，但缺乏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最终只能止步于防御性的经济诉求（要回资方承诺的返费）。

在没有左派参与和领导的状况下，自由派事实上领导了这场运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这场运动中明显受到了自由派的影响，《11月，“革命”的预演》中说：“在这场预演中，自由派的政治口号没有在和平抗议的城市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解封行动中得到回应”。这句话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北京亮马桥，广州海珠广场，成都望平街和武汉汉正街等许多地方，小资产阶级群众都喊出了有鲜明彭立发痕迹的“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号，自由派对群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海外自媒体“老灯”为例，他的粉丝数量达到14.3万之多，除了“习下李上”这样的政治投机口号之外，他还提出了“反封控，反核酸，反倒退”的三反运动口号，明显对这次群众运动产生了影响。

自由派的运动是大资产阶级的内斗，是官僚垄断和私人垄断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张反映了群众朴素的呼声和要求，带有进步性和不彻底性的两面性。列宁曾评价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1月下旬的运动，直接导致了政府由一封了之变成了一放了之，解封的诉求被满足了，但一放了之之后新产生的医疗挤兑，超量死亡等现象正在发生，后来各地医学院的学生又发起了以“公平公正，同工同酬”为目的的抗议运动，所以，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抗议运动并没有结束，群众的自发运动仍然在发展。  

这场运动是对各个阶级力量的一种展现。自由派有钱有流量，但缺乏群众基础。无产阶级最有力量，在郑州富士康能够击退警察的进攻，但其政治色彩最为淡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最有政治色彩，最有舆论影响力，但缺乏力量，警察一来，就无力反击。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客观上存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但他们共同的问题是，缺乏组织，缺乏纲领，缺乏统一的口号，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无力对当局构成根本的挑战，被秋后算账也无力反击，各地被捕的人员已经不少，而且其他人无力营救。小资产阶级在这场运动中是跟着自由派跑的，工人的诉求也仅仅局限于防御性的诉求，所以，如果只是揭露自由派，而行动上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这样的左派只能做群众运动的尾巴甚至可能连尾巴也做不了。只有既在政治上揭露自由派的软弱性和投机性，同时又在行动上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提出比群众自发提出的模糊、分散的口号更为鲜明、彻底、集中统一的口号，引导群众运动走向推翻资产阶级专制政权，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正确道路，才是左派应有的态度。而左派要组织起来，形成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去领导群众运动，必须要首先形成统一的纲领，这个纲领政治上应该贯彻巴黎公社原则，同时借鉴和吸收这次运动中群众的民主主义诉求，提出普选权，罢免权，普通工人工资制，经济上要反对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垄断，反对官商勾结和腐败，口号可以是“要普选，不要独裁”，“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允许人民说话”，“反对官商勾结”，“要真社会主义，不要假社会主义”。

特色驻法大使卢沙野在与法国外交记者协会交流时公开指责这场运动，说这就是颜色革命，“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这种说法当然可笑之极，但颜色确实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红色代表着革命，红黑是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几十年以来粉红色、橙色充斥着各种颜色革命为名的政变当中，但唯独缺乏红色，特别是玫瑰红，这种色彩不鲜明是群众运动不成熟的表现，而这种不成熟最集中的是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成熟，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当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真正的左派当然应该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把群众组织成为一支能战胜特色专制政权的浩荡大军，那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战胜的。 

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作为原则，区别于冒险主义和不敢接近群众运动这两种错误倾向。冒险主义者自认为已经有党，不愿意做基础性的工作，即在工厂建立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的工人小组，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寄希望于一哄而起，这当然是错误的，这种斗争只能消耗不多的左翼力量，无法形成改变现状的阶级力量。但现在还有另一种倾向，就是因为安全顾虑，不敢接触群众运动。各地左翼缺乏与本地区工人的联系，是制约小组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借用网上一句带有讽刺性的话——左翼变成了“座椅”。工人自发斗争是我们观察哪些地区、哪些工厂和哪些行业工人存在革命潜力的极好的窗口，但如果我们不能近距离接触这些工人的现实斗争，我们就不能清楚地知道这些现实工人斗争的全部细节和真实情况，我们对工人运动的把握就只能停止于书本，而无法与活生生的本国工人斗争现状进行有机的结合，在实际参与到这些工人自发斗争中去后，马克思主义者就能在里面发现积极工人，向积极工人指出以往运动的不足，讲明如何提出集中的诉求，如何组织进攻，如何组织撤退，为工人自发运动可能出现的重大损失提出预防。在上海昌硕世硕斗争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参与，只有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参与，实际上起了破坏的作用（《2020年底上海昌硕和世硕两厂讨要“返费”斗争的经验教训总结》）。广州海珠区制衣工人的斗争和富士康工人的斗争，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参与，工人形不成有组织的力量应对警方的反扑，应对资方的出尔反尔，也形不成对官僚高压统治和富士康血汗工厂的制度性改变。我们要组建秘密工会，也要建立工人小组。工人小组的组建除了进行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之外，也必须要进行一些初级形式的斗争，这些斗争本身隐藏于无数的工人自发斗争中，反而具有一定安全性。

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不敢接触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自发的斗争，到工人斗争的一线中去观察他们，帮助他们，组建工厂工人小组和秘密工会，进而为建立有群众基础的工人阶级政党而奋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的全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