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示了小资产阶级命运的朱令之死（上）

目录

一、中特黑帮如何残害朱令一家

二、朱令之死展现了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命运

三、驳自由派方舟子对孙维的辩护

四、何时能真相大白？唯有推翻中特黑帮

附录：朱令案详细时间线

2023年12月22日，朱令去世，死不瞑目。

1994－1995年，二十一岁的清华女大学生朱令被人用剧毒的重金属铊(读作“它”)的化合物长期投毒，即使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终身的重度残疾：双目失明、下肢瘫痪、大脑萎缩、神经和器官严重受损、语言能力几乎丧失、智力只剩孩童水平。北京公安于1995年底锁定了唯一嫌疑人——朱令的舍友孙维，但“中央领导”(一般认为是江泽民，因为公开报导称孙维的爷爷与江关系深厚)却“批示结案”，以至于投毒者至今逍遥法外。

朱令铊中毒案极其悲惨，又极其典型，因而引发了群众的极大愤怒和长期关注。说它悲惨，是因为朱令中毒前十分聪慧，中毒时极其痛苦，中毒后创伤严重，但仍然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坚强地活了近30年。说它典型，是因为中共高层公然保护一个“红三代”投毒犯，使得已被警方锁定的嫌疑人最终完全逍遥法外——如此赤裸的不公，在无数类似的专制压迫中仍显得特别突出，所以在案发30年来，此案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说它典型，还因为黑帮最高的领导人(“中央领导”)、最知名的医院(协和)、最知名的学校(清华)和警力最强的警察局(北京公安)联起手来压迫朱令，保护投毒杀人者——这等于是向世人宣告：中共的最高层和各个部门都已经烂透了。

对于这样悲惨、典型且群众热切关心的案例，我们应当重视，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我们将直接地揭露特色黑帮，揭露像“铊”一样剧毒的黑帮如何从各个方面压迫朱令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时我们将以朱令父母为例，指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矛盾性：既有民主诉求，又有对专制政府的幻想。自由派方舟子为投毒嫌疑人开脱，表现了典型的背叛性；本文也将对此进行揭露批判，以求把自由派的真面目告诉小资产阶级群众，同自由派争夺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总之，我们希望以此案为例，对中特黑帮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展现黑帮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揭示自由派在其中的位置，从而提供一份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新材料。

关于朱令案的详细经过，可参看《朱令的四十五年——北京清华女学生毒杀疑案》一书(以下简称《四十五年》。本文所引用的页码若无特殊说明，均为此书页码)。此书作者李佳佳历时一年半，采写、整理了翔实的材料，最终于2019将此书出版。由于中共黑帮的审查制度，此书无法在大陆完整出版，因此最终只得出版于台湾。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将以此书作为案件事实的主要参考。

根据《四十五年》一书和一些补充材料，我们把朱令案从1994年至今的主要经过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时间线”，作为本文的写作依据。我们建议读者先浏览这份时间线（亦见附录），再阅读本文正文。

一、中特黑帮如何残害朱令一家

请读者想象一下这样一种情况：你在学校上学，期间被人用剧毒的铊投毒，几乎丧命，送到医院去抢救。学校官僚欺骗医院说学校没有铊；医院相信学校的说法，不做铊中毒检测，导致严重误诊，你最后落下重度残疾。报案后，警察锁定了唯一的嫌疑人——你的一个同学。但嫌疑人是个“红三代”：她的爷爷是中国的“工矿泰斗”，和黑帮高官交情很深。案件的物证还在学校两次“被偷”，全部毁灭，且无人负责。最后，警方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结案，不查这个案子了，并且在结案将近十年后才正式通知你的家人这个结果。嫌疑人在“批示结案”的第二天就被解除了嫌疑，之后出国逍遥了。在遭遇这样的命运之前，你会作何反应？

我们的读者大多持马列主义的观点，因此面对这种命运，自然会想要造反、要革命，要把整个中特黑帮推翻了，要把投毒者、“中央领导”，以及涉事的学校、医院、警察官吏统统交付革命法庭审判，让真相大白，这样才能报仇雪恨，才能让更多的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避免类似的命运。

而我们设想的这种情况，完全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被投毒的女大学生就是朱令，上述这一系列压迫的受害者正是朱令一家。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最好”的各个部门是如何压迫朱令一家的。

1、孙维和“中央领导”

2018年，美籍华人学者贺敏发表了对朱令头发的检测结果，发现朱令是被人两次投毒：1994年的第一次投毒让朱令多次小剂量地摄入了铊，导致朱令于11月底发病，次年1月有所好转。1995年2月20日开学后，朱令身体虚弱，几乎整天躺在宿舍，却在3月6日第二次中毒病发，而且比第一次严重得多，落下重度残疾；根据头发验毒的结果，凶手这次是在短时间内给朱令投下了大量的铊和铅两种毒素，其中的铊远超致死量(参见“时间线”)。可见投毒者是多么自私恶毒、心狠手辣：一次投毒不成，就再投一次，第二次还投得特别多，分明是下死手要杀害朱令。

1995年秋天，警方得知朱令身边唯一能合法地接触铊的本科生是其室友孙维；95年底，警方向朱家透露，孙维是“唯一嫌疑人”(《四十五年》p176)。然而，孙维最终却被解除嫌疑、放跑出国了，导致朱令案至今仍是悬案。侦查学专家何家弘在几天前发文指出：即使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排除法认定朱令案的凶手就是孙维。公众号“令爱相随 ”(帮助朱令官方公益平台)随即发问：“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朱令案’无法破案呢”？

答案正是“中央领导批示结案”：中央领导要求结案、不让你查，中共基层的警察哪敢查？此案中最大的压迫，莫过于此。

1998年初，朱令父亲听说了“中央有关领导要求尽快结办此案”的消息(p219)。8月25日，北京公安“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p226)，不再追查凶手。当天，北京公安就找来朱令父母谈话，说“事情牵扯中央领导，中央多次指示”，“现在将要解除孙维的嫌疑和出国限制”(p220)。

“中央领导(多次)批示结案”，这意味着凶手还没抓着，“中央领导”就多次要求公安结束办案，也就是中共最高层多次禁止警察破案、不许抓捕毒杀朱令的真凶。“事情牵扯中央领导”，且结案后孙维的嫌疑立即解除，这意味着是“中央领导”亲手放跑了“唯一嫌疑人”孙维。

中央领导亲自批示不许破案，亲手放跑唯一嫌疑人孙维。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孙维正是投毒者或共犯，最少也是知情人，因为孙维既有动机、又有能力请中央领导包庇自己：一方面，如果孙维不是凶手，那么以她的背景，直接让中央领导批示“破”案，或者让警察自行破案，就能为自己洗清罪名；何必批示“结”案，引发舆论追凶不息、自讨苦吃？另一方面，此案中能够让中央领导亲自为其掩盖罪行的人，除了孙维一家，就没有别人了。

让我们来看看孙维的背景：孙维的爷爷孙越崎是“中国工矿业的泰斗和能源工业的奠基人”(p78)，曾管理能源工矿业这一专制政府和“中央领导”的命脉产业，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关系很好。1990年代有诸多关于孙越崎和江泽民交情深厚的公开报导，如《总书记与百岁老人孙越崎》(1993年3月11日《作家文摘》头版)，又如《认定“资委”起义，感慰百岁老人——江泽民关心孙越崎》等；这些报导指出，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在解放前后投奔共产党，为新政权保留了大量完整的工厂、矿山和几万名工程技术管理人员，被称为“工矿泰斗”(《四十五年》p78－80，p179－181)。又据《纵横》杂志1998年第二期报导，1992年3月16日，江泽民邀请孙越崎到中南海会谈，当场提出“孙越老这些年一直是副部级待遇，也是几十年的委屈了，现在改为正部级”，还当场要求有关部门解决好孙越崎的医疗、用车等各方面的问题(《四十五年》p80)。孙维的堂伯父孙孚凌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曾任北京市副市长(p180)，于2018年去世，习近平等到场送别。总之，孙维是一个典型的“红(应读作‘黑’)三代”，孙家有过硬的政治背景、官僚权力。

与孙维相比，朱令一家的背景就低了好几个级别。朱令父亲吴承之在退休前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朱明新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高级工程师(p45)；朱令的外公在八十年代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顾问(p216)。朱家曾给前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写信，也多次尝试通过中间人致信江泽民；郑天翔后来给朱令外公回信称“感同身受，无能为力”，江泽民则从未理会朱家的控诉(p216、219)。2007年3月，陈章立等二十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抓紧破获朱令案(陈章立是国家地震局前局长)。总之，朱家能直接“动用”到的关系，最高到全国政协委员一级(副部级)，这与“总书记与百岁老人孙越崎”相比，简直是大臣和皇帝的差距。

中共黑帮向来奉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逻辑——谁官大，谁就说了算。这是官僚专制制度，与封建官僚制无异；所谓的“背景”和“找关系”，也就是看谁能掌握更大的官僚权力。“中央领导”(江泽民)与政协委员的差距，孙维的逍遥法外与朱令的痛苦含冤，就是这种官僚专制制度的典型恶果。“中央领导批示结案”，说明真相不重要，官大最重要；只要官够大，就能说了算，即使投毒杀人，也可以“解除嫌疑”！“中央领导批示结案”，就差把“残害朱令，包庇孙维”这几个字直接写在脸上了。

由于中共黑帮的压迫，朱令不仅要遭受铊中毒的极端痛苦(浑身剧痛，在折磨中慢慢死去)，还要承受“中央领导”的专制黑手，承受凶手逍遥国外、真相不得昭雪的冤屈和侮辱。难怪朱令的舅舅朱三三曾写信给孙维，控诉她是“黑社会”。难怪朱令父母近日接受澳媒采访时会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朱令都没有合上她的双眼”。难怪网友常戏称孙维为“孙铊”，称其支持者为“铊党”。我们认为整个中共黑帮更是名副其实的铊党(所以才“批示结案”，保护自己的党徒子孙)，它比剧毒的“铊”还要毒，它是朱令一家所受迫害的罪魁祸首。

冤有头，债有主，冤和债的源头就是铊党，就是以“中央领导”和孙维为代表的整个中共黑帮。“专制制度不能不阻碍社会的发展”(《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九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中共专制政府早已没有继续存在哪怕一天的必要。我们必须把铊党尽早推翻，彻底消灭，类似的案子才可能沉冤昭雪。

2、协和医院

1995年3月第二次中毒发病后，朱令在“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协和的医阀们在救治朱令时十分专断自负、严重误诊，不仅差点把朱令医死，还要朱家支付50多万元的医疗费。这是中特黑帮对朱令的另一层压迫，是通过协和医阀的黑手进行的。协和在“救治”朱令的过程中有如下罪状：

罪状一：协和在“高度怀疑铊中毒”的情况下，竟然毫不怀疑清华官僚的“化学系没有铊”的谎言，不做铊检测就直接排除了朱令铊中毒的可能。

3月9日，朱令被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接诊，李舜伟当天就在病历上写下了“高度怀疑铊中毒”的判断(p114－115)。之后，清华欺骗协和说化学系没有铊；协和竟然相信清华，未经检测就排除了朱令中毒的可能(p116、119、121)，导致了朱令长达52天的误诊(p123)。直到4月28日由铊中毒专家陈震阳对朱令进行检测后，协和才被迫承认事实(p147)。

更令人“高度怀疑”的是：李舜伟在1960年代就曾接诊过清华的一位铊中毒患者，协和也曾与清华合作出版过毒物手册，其中还专门描述了铊中毒；但为什么协和对于1995年的朱令却不做化验便坚决排除铊中毒，而且还是在首诊就“高度怀疑铊中毒”的情况下(p156)？

罪状二：在互联网诊断和家属反复质疑的情况下，协和不仅坚称朱令不是铊中毒、坚持误诊，还对朱令一方的“不听话”和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感到不满，把自己的权威高高置于病人的生命之上，甚至还多次“提示”(应读作“威胁”)家属“朱令可能已经没救了”(p140－141)。

罪状三：在错误地排除了铊中毒之后，协和“俨然把朱令当成了一个难得的科研物件”(p141)，开具了大量价格昂贵又不对症的检查，使朱令的医疗费总共高达50多万（真是财源滚滚！），而真正的救命药普鲁士蓝才40多元(p142、149、154)。这是赤裸裸的医疗资本家和医阀行径：让病人花钱是铊们的首要目的；同时还把病人当成“科研物件”，连铊中毒这种生不如死的病症都能当作科研产出和升官发财的手段！至于病人的生命健康，对铊们来说真是一点都不重要！

罪状四：在1995年4月28日朱令确诊铊中毒后，“中国最好的”协和医院决定给朱令使用不对症的广谱解毒药(p151)。直到5月5日协和才终于被说服采用特效解毒药普鲁士蓝为朱令解毒(p154)。

难怪朱令的代理律师张捷会怀疑协和“希望朱令死了”(张捷财经观察，视频10分22秒)：协和“高度怀疑铊中毒”却不检测；拒绝接受世界各地医生的互联网诊断建议；误诊52天花费50万；确诊后不给朱令使用对症解毒药，拖了将近一周才“终于被说服”。做个对比就能看出高下：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发起的全球互联网求助，在当天就收到了回复，第二封回邮就提到了“铊”(p126)；陈震阳4月28日拿到了朱令的样本后，立即进行检测，立即将初步结果电告家属和医院，当天下午又立即以个人名义签发正式的检测确诊报告，“我半天都不要耽误你”(p145－149)——这才是真正“希望朱令活”的态度。这与协和的52天误诊和不经检测就排除铊中毒，形成了鲜明对比。

尤其是确诊后拖延使用对症解毒药这点，令人“高度怀疑”协和的用心。协和之所以这么做，最显然的用心是要掩盖自己的错误，以维护自己“全国最好医院”的权威：如果朱令被普鲁士蓝解毒救活，那就更加证明协和完全是误诊；但如果朱令来不及用普鲁士蓝就死了，那就无法与协和先前的治疗对比，协和就更容易狡辩。除此之外，坊间还认为协和可能有更恶毒的动机：朱令死了对谁好处最大？显然是对投毒者，因为死无对证。如果无法阻止朱令确诊铊中毒，那么尽量拖延救治，尽量增大铊毒对朱令大脑的损害(铊能侵犯全身神经)，让朱令尽量变残变傻，同样也可以阻止朱令作证和指认凶手。朱令确诊后，协和拖延使用特效解毒药，在客观上正是拖延了救治；而在急性铊中毒的情况下，拖延救治与杀害朱令无异。又加上孙维的母亲陈懿德是北京朝阳医院的皮肤科专家(p81)，与协和医阀同属医疗系统，这就更加重了坊间对于协和是孙维的帮凶、协和“想朱令死”的合理怀疑。

朱令父母后来起诉协和治疗不当。过程中“协和一再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证据”，并拒绝提供朱令的病历复印件，十分专横傲慢。官司从1996年打到2000年，法院的终审判决却是协和没有责任，只是“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补偿”朱家10万元即可(p156－160)。

法院对协和的充分保护，以及协和对清华的绝对信任，充分揭示了“官官相护”这个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朱令家人后来也领悟到：“他们(指清华和协和)互相兜着”。不只是清华和协和，而是整个中共黑帮的各个部门、所有官吏，在面对群众时都“互相兜着”，这是阶级斗争的现实。

信权威不信事实，信清华不信科学，信自己不信群众：这就是协和医阀的政治本性，这就是中共专制黑帮及其领导下的医疗系统，这就是直接导致朱令痛苦残疾的黑手之一(另一只黑手是投毒者)。像朱令一样的受害者有千千万：多少劳动群众因受尽剥削而重病，要么看不起病直接等死，要么花光全家积蓄最后却仍被医死。朱令则是其中相当悲惨和相当典型的一位受害者。医阀杀人，盘剥病患，官官相护，欺人太甚。

3、清华大学

如果说协和“想朱令死”的用心只是令人“高度怀疑”，那么清华学阀的帮凶行为就可以说是铁证如山。

罪状一：朱令两次中毒，清华竟两次欺骗家属和医院说朱令不可能接触有毒物质。再加上医阀对清华的绝对信任，直接导致了朱令被严重误诊，几死重残。

1995年3月朱令第二次铊中毒时，清华还“专门强调化学系没有铊，朱令不可能接触”(p116)，事后被证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1995年秋天，办案警察追查到了清华大学购买铊盐的发票；清华此时才改口称化学系某课题组确实有铊，并承认朱令的室友孙维是该课题组唯一的本科生(p174－176)。

清华撒下了弥天大谎，公然隐瞒化学系有铊、孙维能接触铊的事实，这无异于帮助投毒者杀人和脱罪：如果清华在3月初协和询问它的时候就说实话，那朱令可能早就做了铊检测，早就得到了及时的确诊救治，投毒者的罪行也早就暴露了。可是清华坚持撒谎，导致协和误诊(协和信学阀不信科学)，朱令重残，无法指认凶手，还导致朱令病发两个月后才确诊报案，使凶手有大把的时间销毁证据。这不得不让人“高度怀疑”清华也是“想朱令死”，想包庇投毒者。清华撒谎，还是为了撇清自己因化学药品管理极差而间接导致朱令中毒的责任，它事后竟还无耻地说“清华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p186)。

罪状二：案件物证在清华两次“失窃”、完全被毁。

1995年4月28日晚，朱令亲属要求清华校方报警(p161)。清华保卫处处长表面答应，实际上没有报案、没有立案、没有处理朱令室友、也没有保护宿舍现场(p162－163)。5月5日，清华告知朱家，朱令宿舍发生了盗窃案，窃贼意不在钱，但朱令的饭盒、药瓶、沐浴液等能被用于下毒的东西几乎全部失窃，作案现场完全被破坏；有同学看到失窃前最后离开宿舍的人是孙维(p167－169)。1997年，警方封存在清华化学系的朱令剩余物品再次失窃。在两次“失窃”之后，能指证投毒者的所有物证全部消失殆尽(p182－183)。

这两起“失窃”案分明就是投毒者一方为了毁灭证据而进行的。在第二次“失窃”案中，清华的态度尤其令人气愤，失窃后竟轻描淡写地说“可能是被打扫卫生的人给偷了”(p182－183)：真是“厚颜载物”，帮助投毒者销毁证据的用意昭然若揭。

罪状三：清华急于停付朱令的医药费，并急于开除朱令，落井下石。

1996至97年，清华停止为朱令支付医疗费(当年的清华学生有公费医疗)，并多次催促朱令父母给朱令办理退学(p185)；1997年4月28日，清华召集朱令家属开会，再次催促朱令退学(p186)；5月15日，清华要求强行给朱令办理退学手续(p196)。朱令在清华被人投毒，清华却急于撇清责任，急于减少医疗费的“支出”，为此不惜开除朱令！自私冷血，落井下石，果然是官僚学阀的本性。

清华隐瞒有铊导致朱令误诊，隐瞒孙维能接触铊，默许甚至帮助投毒者两次“盗窃”物证，急于停付救命所需的医药费并开除朱令。这每一项行为都是坚定地站在投毒杀人者的一边，都是残害甚至足以杀害朱令(隐瞒化学系有铊)的罪行！但清华却没有负任何责任，没有任何一个干部被公检法追查——官官相护、保“铊”害朱的用意，昭然若揭。

4、北京公安

朱令案由中国警力最强的北京公安负责。北京的基层警察起初还认真查案，但在孙家动用“中央领导”之后就暴露本性，转向完全专制维稳的态度。

1995年底，警方向朱家透露，孙维是“唯一嫌疑人”(p176)，“上面批准后，就开始短兵相接”,“窗户纸一捅就破”(p175)。但在不久后的1996年1月，警方却告知朱家已将朱令案向领导汇报，正等待指示。朱家打听得知“上面一直批不下来，又成了局长专案了，谁都动不了了”(p178－179)。这说明“上面”已经开始包庇孙维、禁止查案。警方也就不顾已有的线索，拒绝继续调查了。

上一节末尾提到，朱令的物品在清华两次“失窃”、证据完全被毁。警察如果真的想查朱令案，那么把涉及失窃的清华官僚抓去审讯，完全可能取得突破。但警察既不侦破物证“失窃”案，又不按常规及时审讯孙维——1997年4月2日，警察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审讯孙维，时间也只有8个小时(p203－204)，这距离警察确定孙维为“唯一嫌疑人”竟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黑帮警察在调查一般的刑事案件的时候，都是及时传唤、多次审讯乃至拘留嫌疑人(更不要说制造冤假错案和审讯政治犯的时候了)；但为什么对“红(黑)三代”孙维却要拖延这么久才审仅仅8小时，审之前还要“等上面批准”？两相对比，黑警察可真是“刑不上大夫”啊！这时候警察再以“证据灭失”、“中央批示”为由，结束办案，解除孙维的嫌疑(p226)！还是用列宁的话来揭示这帮黑警察的本质吧：不要说“我不能(破案)”，而要说“我不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察的黑帮本性愈发暴露，中特专制政府的狰狞面目也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1997年10月23日，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组织召开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三长会议”，认为朱令案“直接证据不足...应向上级机关汇报”，“此案关系社会稳定，需妥善处理”。会议的结论是孙维“嫌疑人帽子不能摘，不能出国，但是也不能抓”(p218、225－226)。这时北京警方还在朱令(“社会稳定”)和孙维(“上级机关”)之间犹豫。但1998年1月，孙家开始“向高层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于是，案件办理情况被逐级上报中央(p218、226)。8月25日，北京公安“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不再追查凶手。作为安抚，清华和北京市政府各出20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助交给朱家(p219－221，225－226）。8月26日，也就是结案的第二天，公安就通知孙维嫌疑解除，可以出国(p221；孙维2005年声明第九点)。

此后，朱家开始了漫漫追凶上访之路。2013年，复旦大学发生铊投毒案，使朱令案再次成为舆论热点：5月，记者纷纷到朱令家中采访，警察也随之而来，一天内最多有6名警察到朱令家检查每个来访者的证件(p48－49)。5月3日，黑帮将“朱令”、“铊中毒”等列为敏感词，禁止微博搜索，结果使得“朱令成为敏感词”一事被全球媒体报导；黑帮被迫于两天后解禁(p49，227－228)。5月8日，北京警方在官方微博回应，称朱令案“办案过程未受到任何干扰”(睁眼说瞎话！)、“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此案最终无法侦破”。该回应被媒体形容为“连温情都不能提供”(p49－50，228－229)。

对于朱令被投毒案，警察说自己“无法侦破”；对朱家和网民进行维稳，警察倒是积极得很：不要说“我不能”帮朱令，而要说“我不想”帮，我只想帮“黑三代”孙维！中共警察真不愧是中特黑帮这一统治集团的打手。

5、总结：中特黑帮是残害朱令的黑手

孙维两次投毒，“中央领导批示结案”，协和坚持误诊、拖延治疗，清华撒谎“没铊”、毁灭证据，北京警察不想破案、只想维稳。中共的最高层领导、最知名的医院、最知名的大学和警力最强的警察，都心照不宣地帮助“黑三代”杀人脱罪。政府、医院、学校、警察，联起手来压迫朱令一家，就像几只巨大的黑手，死死地掐住了朱令的喉咙。朱令的血，充分揭示了中共专制政府的黑帮本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和“最好的”机构都这么黑，说明它已经完全黑透了、烂透了。

正是中特黑帮的黑帮专制制度，才造就了孙维这样极度自私恶毒的人。坊间常将孙维称为孙铊，将维护孙维的人称作“铊党”。正如我们在第一、1节所说，其实整个特色党——尤其是其最高层——才是真正的铊党：有剧毒。正是这个自私、暴虐、剧毒的黑帮专制铊党，才造就了孙铊这种剧毒的“铊三代”。正是因为孙维知道自己的爷爷和江泽民的关系，知道自己的爷爷有着管理特色的工矿能源等命脉行业的功劳，知道特色是一个官官相护、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僚专制制度，她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毒杀朱令。

北京警方曾经在朱令(“社会稳定”)和孙维(“中央领导批示”)之间犹豫摇摆。但“中央领导”态度强硬，多次指示结案，因此警方最后也选择了弃朱保孙。为什么黑帮首脑如此短视，宁愿无视社会稳定(朱令案引发的民愤至今仍未平息)也要包庇孙维？首先，剥削压迫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是特色黑帮官僚的本性。其次，孙维是特色高官的后代，是黑帮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一分子。最后，在“社会稳定”(维持官僚资产阶级的长远统治)和“工矿泰斗”之间，长期来看，“中央领导”应该选择前者，但短期来看，由于缺乏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特色专制政府没有受到哪怕是和平请愿的压力，更不要说暴力革命的威胁，于是黑帮头目敢于无视群众的愤怒，明目张胆地包庇谋杀犯。

对于专制黑帮的医疗制度，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信清华不信科学，把自己的权威看得高于病人生命，还把病人当成摇钱树，“协和的诊疗费五十几万，真正的救命药四十多元”(p149)。以协和为代表的黑帮医阀资本家，真可以说是谋财害命，丧尽天良。

清华学阀残害朱令，则代表着黑帮的教育制度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迫。对此我们还要强调事实的一个侧面：1994年底朱令第一次中毒，落下了功课和考试，内心极为担忧焦躁(p105)；为了补考，朱令坚持在95年春天一开学就回到清华(p108－109)；投毒者看到朱令还能返校学习，再起杀心，又给朱令投下了巨量的铊毒。专制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给学生施加了极大的课业考试压力，灌输了极强的服从和竞争意识。如果没有这些压力，朱令可能就不会在中毒初愈的情况下还要被迫复学，可能就会躲过第二次毒杀。坊间认为孙维投毒的动机可能是嫉妒朱令，这种嫉妒心也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产物：资产阶级只允许学生互相竞争和变得自私，就像资产阶级自己一样。无数因专制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而痛苦、生病、抑郁、死去的学生，也承受着和朱令类似的压迫，比如去年秋冬流感爆发时那些在医院一边打点滴却还得一边写作业的孩子们。

总之，正是中特黑帮从各方各面、一环接一环的压迫，才造成了朱令惨案。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中特黑帮这只剧毒的黑手。黑帮专制政府已经烂透，一天都不能多留。

二、朱令之死展现了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命运

朱令一家所遭遇的黑帮压迫，让他们有了一些民主主义性质的要求。朱令因铊中毒而终身重残，但她没有放弃生的希望，而是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坚强地生活了近三十年。朱令父母三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朱令和坚持追凶，也需要很强的毅力；在朱令去世后，朱令父母对真相和公正的要求仍未停息，“对凶手，我们绝不会原谅”。朱令父母也早已由诸多事实确认了投毒者就是孙维，早已明白正是“中央领导批示结案”导致了孙维逍遥法外：朱令父亲受访时曾说，“(孙维2005年的声明)特别提到她的祖父没有参与这件事(指朱令案)。你看了《总书记与百岁老人孙越崎》之后就会怀疑了”(p180－181)。这说明朱令父母至少能够感觉到专制黑帮对自己的压迫，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群众因受黑帮压迫而自发产生的民主主义进步诉求。

但另一方面，朱令父母也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对专制黑帮的幻想：听话、守(黑帮的)规矩、坚持合法(黑帮的法)途径。这是中共黑帮长期给群众灌输服从、守法等专制主义思想的结果。《四十五年》一书写道：“朱令父母是非常典型的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温和友善、勤于工作、循规蹈矩、遵章守纪，几十年来连与人发生冲突都非常少”(p49)，始终保持“克制和隐忍”、“照章办事”、“依然相信正规管道”(p19、47、49、54)。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性和软弱性等不彻底性，正如列宁所说：“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要建立尽可能是社会和平的关系”(《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26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朱令父母的“隐忍”和“照章办事”，与他们的民主主义诉求是矛盾的：黑帮统治下的“正规管道”就是合法管道，就是黑帮所允许的管道；但黑帮的“中央领导”都明目张胆地包庇孙维、不允许破案，那下面的公检法又怎么敢查孙维呢？如果合法管道有用，那么在1995年警察锁定“唯一嫌疑人”孙维之后应该很快就会破案，而不会是“批示结案”、至今不破。

朱令父母有两大心愿：一是真凶归案(通过合法渠道)，二是朱令康复(p251、53)。第一个愿望指向黑帮，可惜黑帮并不惧怕他们完全合法的请求，“中央领导批示结案”，毫不掩饰地包庇凶手。第二个愿望针对自己，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对自身的幻想，可惜“朱令的健康状况逐渐螺旋式下降...父母亲已经渐渐不再抱有希望”(p53)。

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时曾指出：托尔斯泰既表现了农民的民主愿望，又反对暴力斗争，体现了农民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这些分析也完全适用于朱令父母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群众：

(托尔斯泰)一方面...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中央领导批示结案>...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克制和隐忍、相信正规管道>。

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过斗争的...大部分农民则是...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朱令父母写了许多封信给清华、公安和中央领导>。这真是完全符合...托尔斯泰的精神！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182、186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尖括号内的注解是我们加的。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性和矛盾性，在朱令案中还有其它表现，比如朱令的代理律师张捷(他也是朱家的世交)的观点。一方面，张捷公开揭露了孙维的背景，揭露了“中央领导批示结案”以及协和、清华和公安对朱家的各种压迫行径；但另一方面，张捷又宣传民族主义，比如呼吁中共保护华为、对抗美国等。我们反对张捷所相信并宣扬的民族主义，并且指出：正是民族主义等黑帮思想使张捷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相信了中共，相信了压迫朱令的黑手，从而使得朱令无法得到公正。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孙维和“中央领导”不去找一个替罪羊为孙维脱罪？我们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1)替罪羊也是受害者，增加一个受害者，必然导致其与朱家对证，使得孙维更容易露馅；(2)黑帮吃准了朱家非常听话隐忍、相信合法途径等特点，而“替罪羊”则不一定。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软弱性和对黑帮法律的幻想，客观上将巩固黑帮的统治，加重自己所受的黑帮压迫。为了彻底推翻黑帮，我们必须坚决揭露和反对这种由黑帮灌输给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软弱性和幻想性。

女儿去世，真凶却仍然逍遥，这又打破了朱令父母的一些幻想，同时，黑帮可以拿捏他们的“软肋”也因为朱令的去世而减少了。于是，朱令父母近期在“正规管道”之外，还接受了澳洲主流媒体的采访(澳媒于1月18日曝光孙维现居澳洲)，奉劝孙维回国归案，向世人揭露“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朱令都没有合上她的双眼”。阶级斗争的现实使得“素来不愿意与人冲突争执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打一场硬仗”(p212)。

朱令去世，真凶脱罪，昭示了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命运：它在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必然跌落；唯有跟着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彻底推翻专制政府，并接受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未完，续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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