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铊中毒案详细时间线

作者注：这份时间线整理自李佳佳的《朱令的四十五年》一书(下文中的页码均出自该书)，同时综合了其它补充材料。

中毒之前

1992年，朱令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化学系，分在物化二班(p71)。

朱令父亲吴承之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朱明新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高级工程师(p45)。

1994年春天，物化二班的同学们在分析化学课上学到了重金属“铊”的剧毒特性(p89)。

1994年5月，朱令“双眼突然视物不清”(p101)；10月，有一只眼睛暂时失明(p169)。

1994年11月至1995年1月，朱令第一次中毒病发。

1994年11月24日，“肚子疼得不行”(p102)。

12月9日，腹痛进一步加剧，还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p102)。

12月11日，朱令忍着剧痛完成了清华民乐队的演出，已经三天没有吃饭(p103)。

12月23日，朱令以腹痛和脱发症状入住北京同仁医院治疗，为期一个月，病因仍然不明(p103)；

住院十天左右，满头黑发几乎已经掉光(p104)；

期间，清华大学向医院出具了朱令所接触的化学药品清单，都是无毒物质(p104)。

1995年1月底，朱令的病情有减缓之势；因担忧落下功课，朱令选择出院，回家休养(p105)。

1995年2月20日-3月6日，朱令开学返校，第二次中毒病发，比第一次严重得多。

朱令母亲详细记录了2月20日到3月3日之间朱令在清华的生活：期间两个周末都回了家。其余8天，所有活动全部在清华，因为虚弱，几乎整天躺在宿舍床上，“接触的人极其有限”(p112)。

3月6日，朱令第二次中毒发病，脚部剧痛，却被清华校医院和北医三院“踢皮球”，未被收治(p113)。

3月8日，朱令全身剧痛，喷射状呕吐，到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看急诊(p114)。

1995年3月，朱令在“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接受治疗，遭到严重误诊，几乎丧命。

3月9日，朱令被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接诊。李舜伟在病历上写下了“高度怀疑铊中毒”的判断(p114－115)。

期间，在协和的要求下，清华第二次开具了朱令不可能接触有毒化学药品的清单，还专门强调化学系没有铊(事后被证明是撒谎)。同时，协和自称没有铊的检测条件。(p116)

3月15日，朱令才“极其艰难”地住进了协和医院(这是协和的医阀作风导致的)，此时朱令已神智不清(p117－118)。

3月16日，协和相信清华“朱令不可能接触有毒物品”的说法，初步排除了朱令中毒的可能(p119)。

3月23日，朱令陷入深度昏迷(p119－120)。

3月23日，协和将朱令误诊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对朱令采取了血浆置换(“全身换血”)的疗法；换血8次后，不仅没有见效，反而使朱令染上了丙肝(p120)。

3月25日，朱令母亲得到协和授权，为朱令检测砷中毒；两天后，检测结果显示并非砷中毒。至此，协和在“高度怀疑铊中毒”但没有做铊检测的情况下，竟然完全排除了朱令中毒的可能(p121)。

3月28日，朱令病情危重，被送进ICU，此时协和仍将朱令误诊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p122)。

1995年4月至5月，对抗协和。

在互联网救助等各方帮助下，朱家找到了国内的铊中毒专家为朱令检测确诊了铊中毒，这迫使协和承认了事实。此后，协和对于为朱令使用特效解毒药并不积极。

4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导了朱令的病情，事件马上引起了舆论关注(p134)。

4月10日，朱令的中学同学、北大本科生贝志城，在其舍友蔡全清的帮助下，将朱令的病症以英文邮件的形式发布在了互联网上(那时互联网才刚刚进入中国)，请求全世界的医生帮助诊断(p125)。

求助信在当晚就收到了回复，第二封回复就提到了“铊”(p126)。据朱令父母记载，在半个月后，求助信共收到了395份来自医务工作者的回复邮件，其中有106份明确提出可能是铊盐中毒(p128)。

(6月7日，此次网络求助被《南方周末》报导，有关部门为此还“到北大调查学生在网上是否干了坏事”(p129)。)

4月12日至26日，协和对求助邮件的说法并不重视，不同意对朱令进行铊检测(p130－134)。朱令的病情因协和的专断自负而再次被延误：

协和“俨然把朱令当成了一个难得的科研物件”(p141)，开具了大量价格昂贵又不对症的检查，使朱令的医疗费总共高达50多万（p142）。

4月20日，协和医院召集朱令家属和清华大学开会，坚称朱令不是铊中毒，并对朱令家属和北大同学的“不听话”、质疑协和的权威和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而感到不满；协和还“多次提示家属朱令可能已经没救了”(p140－141)。

4月27日，朱令父母联系上了北京市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的铊中毒专家陈震阳(p143、135)。协和终于同意由陈震阳为朱令进行铊检测(p145)。

4月28日，拿到样本后，陈震阳立即进行检测，发现朱令体内的铊含量远超致死量，由此确定是人为投毒(铊中毒过程痛苦且漫长，不可能拿铊来自杀；朱令本人也不接触铊)。陈立即以个人名义出具检测报告，“我半天都不要耽误你”(p145－147、149)。

确诊铊中毒后，协和决定给朱令使用不对症的广谱解毒药(p151)。网络关注者李新转达美国专家的意见，称应该用“普鲁士蓝”(p153)。朱令父母担心协和药房即将五一放假，便找关系询问到化工用品商店就有普鲁士蓝出售，立即买来，只花了40多元(p154)。“协和的诊疗费五十几万，真正的救命药四十多元”(p149、154)。

5月5日，协和终于被说服采用普鲁士蓝为朱令解毒，朱令逐渐脱离生命危险(p154)。

1995年8月，朱令从长达半年的昏迷中醒来(p155)。

1996年6月，朱令从协和出院，落下了终身残疾：神经系统严重被毁、多器官受损、视力和语言能力几乎丧失、智力只剩下几岁孩童的水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p156、185)。

1996年12月至2000年11月，朱令父母起诉协和对朱令救治不当，过程中“协和一再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证据”。法院最终却认定协和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责任，只是“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判处协和“补偿”朱令10万元(p156－160)。

1995年4月至1998年8月，案件物证在清华两次“失窃”；北京公安锁定了唯一嫌疑人孙维，却因“中央领导批示”而“结案”，放过了孙维。

1995年4月28日晚，朱令亲属要求清华校方报警(p161)。清华保卫处处长表面答应，实际上没有报案、没有立案、没有处理朱令室友、也没有保护宿舍现场(p162－163)。

五一假期(直至5月4日，p167)，物化二班(部分)女生赴泰山旅游，包括朱令的室友(p162、165)。

5月5日，清华告知朱家，朱令宿舍发生了盗窃案，朱令的饭盒、药瓶、沐浴液等能用于下毒的东西几乎全部失窃，作案现场完全被破坏；有同学看到失窃前最后离开宿舍的人是孙维(p167－169)。

1995年秋天，朱令铊中毒案转由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负责，办案警察李树森追查到了清华大学购买铊盐的发票；清华此时才改口称化学系某课题组确实有铊，并承认朱令的室友孙维是该课题组唯一的本科生(p174－176)。

1995年底，警方向朱家透露，孙维是“唯一嫌疑人”(p176)，“上面批准后，就开始短兵相接”,“窗户纸一捅就破”(p175)。

1996年1月，警方告知朱家，已将朱令案向领导汇报，正等待指示。朱家打听得知“上面一直批不下来，又成了局长专案了，谁都动不了了”(p178－179)。

孙维的背景：其祖父孙越崎是“中国工矿业的泰斗和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与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交情深厚(p78－80、83、179－181)；其大伯孙孚凌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曾任北京市副市长(p180)，于2018年去世，习近平等到场送别。

1996年初，朱令父母给北京市政法委和公安局写信催办此案。2月27日，北京市局回应称“案件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此后再无任何回音(p181)。

1996年1月，贝志城得知清华有人造谣称朱令父亲走私铊盐，导致朱令中毒。贝告知警方后，警方查出谣言的来源是孙维(p181－182)。

1996年底，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了面向媒体传达信息的吹风会，要求“朱令的事不要再报导了”(p184)。

1997年，警方封存在清华化学系的朱令剩余物品再次失窃。在两次“失窃”之后，能指证投毒者的所有物证全部消失殆尽(p182－183)。

(1996年，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疑罪从无”条款：若证据不足，则法院应当做出无罪判决。联系朱令案证据的两次“丢失”，坊间纷纷猜测：政府在此时通过该法规，与包庇孙维有关。(p204－205))

1997年4月2日，孙维被北京公安带走审讯，“死不承认”，8小时后即被家人领回(p203－204)。据孙维自述，这是她作为“犯罪嫌疑人”受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审讯(孙维2005年声明)。而这距离警方1995年底确定她为“唯一嫌疑人”，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1997年4月23日，朱令的舅舅朱三三给孙维和物化二班的其它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暗示孙维是“权力、势力、黑社会”，直指孙维欲杀朱令、心肠狠毒，称要为朱令报仇，除非孙维自首(p190－193)。

1996至97年，清华停止为朱令支付医疗费(当年的清华学生有公费医疗)，并多次催促朱令父母给朱令办理退学(p185)；

1997年4月28日，清华召集朱令家属开会，再次催促朱令退学，并声称“清华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p186)；

5月15日，清华要求强行给朱令办理退学手续(p196)；

无奈之下，朱令母亲给朱令的同班同学写了一封信，控诉清华化学系谎称没有铊盐而导致朱令误诊，并列举了八条足以证明孙维是唯一嫌疑人的证据。但朱家事后发现同学们并未看到此信，推测可能是被团支书薛刚“截胡”后上交化学系了(p196－199)。

1997年5月，北大化学系学生王晓龙用实验室的铊盐对两名同学投毒，后良心发现自首使同学得救。这使得朱令案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北大投毒案迅速告破，受害者得到了及时的对症救治；这与朱令案形成了鲜明对比(p199－202)。

1997年7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备厅[1997]13号)》，提及了清华和北大的铊投毒案，称“铊盐未按剧毒物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据朱令父亲分析：这些话暗示政府知道朱令被投毒的毒源是学校实验室的铊盐，也知道投毒者，但就是不公布真相(p202－203，206－208)。

1997年6月，孙维被清华通知缓发毕业证和学位证，9月，孙维拿到了这两个证书(p210－212)。

1996至97年间，孙维改名为“孙释颜”(p205)。

1997年10月23日，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组织召开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三长会议”，认为朱令案“直接证据不足...应向上级机关汇报”，“此案关系社会稳定，需妥善处理”。会议的结论是孙维“嫌疑人帽子不能摘，不能出国，但是也不能抓”(p218、225－226)。

1998年1月，孙家开始“向高层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于是，案件办理情况被逐级上报中央(p218、226)。

1998年8月25日，北京公安“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不再追查凶手。作为安抚，清华和北京市政府各出20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助交给朱家(p219－221，225－226)。

但公安从未明确通知过朱家已经“结案”，朱家直到2007年有政协委员要求信息公开之后，才得知朱令案已经被“结案”(p222)。

8月26日，公安通知孙维嫌疑解除，可以出国(p221；孙维2005年声明)。

1997年9月3日，为解决朱令高昂的医疗护理费用，朱令父母迫不得已向清华写信求助(p213－214)；

1998年9月20日，清华大学提出给予朱家20万元一次性补助，条件是朱家不起诉清华，且清华以后不再管朱令。由于起诉协和的碰壁经历，以及认识到“他们(指清华和协和)互相兜着”，朱家最终接受了清华的方案(p214－215)。

“中央领导批示结案”以后

2005年，当时最热门的天涯论坛上出现了一篇名为《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的热帖，直接点出了嫌疑人孙维的名字(p234)。

2005年12月30日，孙维在天涯上发表《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但孙维在声明中提到朱令父母于97年3月25日致信北京市公安局长等准确的细节，使朱令父母更加确信孙维就是凶手(p217、234－235)。

“孙维声明”发布几分钟后，其室友金亚、王琪和团支书薛刚迅速回贴支持孙维(p235)。

2006年1月13日，孙维又发布了第二篇声明为自己辩护。

2006年1月29日，一篇名为《我们为孙维辩护的真相》的帖子出现在网上，指出在“孙维声明”发布以前，孙家曾给一些同班同学发了一份“回贴纲要”，指点同学们如何配合回贴，内容包括“不要给朱家提供额外的资讯”等(p236)。

孙维与金亚、薛刚等人讨论如何发帖、共同修改“孙维声明”的邮件，随后也被黑客获取并爆料在网上(p235、238)。

2007年，央视《东方时空》播出了专题片《朱令的十二年》(p124)，前后修改了40多版才过审(《朱令，人生五十》倒数第9段)。

2007年3月，陈章立等二十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抓紧破获朱令案；陈章立是国家地震局前局长，朱令父亲退休前是该局的高级工程师(p222、225、45)。

2007年9月17日，公安部对上述提案作出书面答复，称朱令案已于1998年8月由“中央领导批示结案”(p225－226)。

2008年5月，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行，朱令父母立即申请信息公开并拿到了第2号(p224)。

对此，北京市公安局只回复了一份“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朱家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09年3月，北京市政府驳斥了市公安局的“不予公开告知书”。但此后，政府既没有拒绝公开，也没有提供任何资讯(p224－227)。

2013年4月，复旦大学铊投毒案引发了网民和媒体对朱令案的大讨论；

5月3日，政府将“朱令”、“铊中毒”等列为敏感词，禁止微博搜索，结果使得“朱令成为敏感词”一事被全球媒体报导；政府被迫于两天后解禁(p49，227－228)。

5月，记者纷纷到朱令家中采访，警察也随之而来，一天内最多有6名警察到朱令家检查每个来访者的证件(p48－49)。

5月8日，北京警方在官方微博回应，称朱令案“办案过程未受到任何干扰”、“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此案最终无法侦破”。该回应被媒体形容为“连温情都不能提供”(p49－50，228－229)。

7月9日，北京市政府为平息舆论，将朱令一家安置到了远离市区的小汤山医院进行疗养，条件是不许接触采访者(实际上没有实现)，并且要以“吴令”而不是朱令的名字入住(p50－51)。

2018年，美籍华人学者贺敏发表了对朱令头发的质谱检测结果，发现朱令1994年第一次中毒的过程是多次小剂量摄入铊，1995年的第二次中毒则是在短时间内被大剂量投入了铊和铅两种毒素(p121、244，论文链接)。

2019年，李佳佳所著的《朱令的四十五年》一书在台湾出版，详细记载了朱令案的经过。

朱令去世及以后

2023年12月22日，朱令因脑瘤发作去世，时年50岁。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她在被投毒后顽强地生活了近30年。

2024年1月18日，“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曝光了孙维目前在澳洲的住所和财富以及朱令案的经过(视频报导1；视频报导2，可开启中文字幕观看)；此报为澳洲销量最高的报纸，报导作者Liam Mendes曾于2022年获肯尼迪新闻奖。

朱令父母接受了该报采访，呼吁孙维回国归案，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朱令都没有合上她的双眼”(该报导中文翻译版)。

该报导发布后，国际媒体纷纷接力报导孙维现状和朱令案，澳洲华人向澳洲政府请愿，要求驱逐孙维。帮助朱令的志愿者和国内关注者则将这些报导翻译成了中文进行转载和评论，部分国内媒体也进行了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