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以上我们已经把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分析完毕，这种分析对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切情况，已经作了溯本求源（in nuce）的说明，所以对于我们党内危机的以后各个阶段也就可以谈得简短一些了。
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选举，立刻就使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党的斗争掺进一种无谓争吵的气氛。格列博夫同志不相信落选的编辑真想转到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方面去，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激动情绪造成的，所以他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就向我和普列汉诺夫提议和平了结，把所有四个人都“增补”进去，条件是保证编辑部有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即两个代表中一定有一个代表属于党的多数派）。这个条件在普列汉诺夫和我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他们同意这个条件，就等于说他们默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就等于说他们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愿意同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而不去同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接近，不去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接近。于是，“增补”方面的让步就带有个人的性质，而为平息激动情绪和恢复和平作出个人性质的让步，是不应当拒绝的。因此我和普列汉诺夫就表示同意了。但是编辑部的多数拒绝这个条件。格列博夫离开了。于是我们就等着看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是马尔托夫坚持他在代表大会上（在反对中派代表波波夫同志时）所采取的忠诚立场，还是他所追随的那些不坚定的、倾向分裂的分子占上风。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马尔托夫同志想把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联盟”当作个别的政治事实（正象倍倍尔在1895年同福尔马尔的联盟是个别事实一样——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或者是他想把这个联盟巩固起来，竭力证明我和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因而使他自己成为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的真正首领。换句话说就是：是无谓争吵还是进行党的政治斗争？我们三个人中间（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中央机关的成员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格列博夫倾向于前一种，并且尽一切力量给吵架的儿童调解。倾向于后一种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的态度称得上是十分坚决。我这一次扮演了“中派”或“泥潭派”的角色，力图采取说服方法。现在如果企图把口头上的说服重述一遍，那就等于干一件糊涂透顶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不去重蹈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位同志的覆辙。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从我给一位火星派“少数派”分子写的一份书面劝告中引证几段话：
“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他和党内的其他一些著作家拒绝撰稿，许多人拒绝为中央委员会工作，宣传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甚至违反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本意，造成党的分裂。即使马尔托夫会坚持忠诚的立场（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其他人也不会坚持，——而我所指出的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东西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但是，现在当我冷静地观察已经达到的结果，观察通过狂热的斗争所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看不出它们对党有任何危害的地方，对少数派有一丝一毫委屈或侮辱的地方。
当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本身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委屈，但是我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诋毁’了某某人，认为我们想侮辱或者贬低某某人这种看法。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决不容许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耍弄阴谋以及在日益明显的分裂气氛中越来越流行的各种美妙的罪名，用这些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决不容许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说到底，是毫无道理的。
正象我同马尔托夫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他发生了分歧。既然我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遭到失败，就不能不极力设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取得补偿。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完全是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三人编辑小组……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组才能成为负责的机关而不是一个充满小圈子习气的、散漫的小团体，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从党的角度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丝毫不掺杂其他成分，不考虑任何个人意气，任何委屈、退出等等。
在代表大会的种种事件以后，这个三人小组无疑把在一个方面反对马尔托夫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合法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就要破裂吗？因此就要破坏党吗？？在游行示威问题上，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不是反对过我吗？在党纲问题上，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反对过普列汉诺夫吗？任何三人小组中不总是有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情况吗？如果火星派多数派无论在《火星报》组织内还是在代表大会上都认为马尔托夫的路线这一特别色彩在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是错误的，那么，企图用什么‘暗算’和‘挑唆’等等来解释这一点，岂不是愚蠢吗？用‘恶棍’来辱骂这个多数派而回避这一事实，岂不是愚蠢吗？
我再说一遍：我也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派多数派一样，深信马尔托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认为必须予以纠正。由于这种纠正而觉得委屈，从而作出结论说受了侮辱等等，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诋毁’任何人，都没有解除任何人的工作。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而搞分裂，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注：这封信是早在9月间（公历）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9月13日）。——编者注）。这里删掉了我认为与问题无关的一些话。如果收信人认为删掉的话恰恰是重要的，那他可以很容易地把删掉的地方补上去。顺便说一下。我要趁此机会讲清楚，我允许我所有的论敌公布我所有的私人信件，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好处。］
我认为现在必须把我这个书面声明重复一遍，因为这个声明确切地表明，多数派极力想一下子划清一条界限，分清什么是由于抨击的激烈和“狂热”等等可能产生的（在激烈斗争中也是必然产生的）个人委屈和个人意气用事，什么是一定的政治错误、政治路线（同右派的联盟）。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立即开始了，因此我们马上警告说：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骤；这是根本同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诚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就是说由于落选）而要搞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解除任何一个党员的工作；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究竟是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还是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解决）开始愈来愈变成夹杂着谩骂、猜疑等等的无谓争吵了。
但是警告并没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视党的分子在他们中间占了上风。于是我和普列汉诺夫只好收回我们对于格列博夫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么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愈来愈多的分歧意见的人“增补”到党的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在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们是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们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原则性信念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使之改变信念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改变信念的说服工作。
最后，10月4日，普列汉诺夫同志宣称他要作最后的尝试来结束这种荒唐现象。召集了旧编辑部所有六个成员在一起开会，有一个新中央委员参加［注：除此以外，这个中央委员[22]还专门同少数派举行过几次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驳斥过荒诞的谰言，并规劝他们不要忘记党员的义务。］。普列汉诺夫同志费了足足三个钟头证明，要求“增补”“少数派”四个人而“多数派”只两个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他提议增补两个人，以便一方面排除怕我们要“驱策”、压制、围困、处死、埋葬什么人的种种顾虑，另一方面则保障党的“多数派”的权利和阵地。增补两个人的提议也被否决了。
10月6日，我和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全体原来的编辑以及撰稿人托洛茨基同志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内容如下：
“尊敬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的工作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就邀请你们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你们任何一篇稿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注：在给马尔托夫同志的信中，还补充了一段关于一本小册子问题的话以及如下的话：“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仍然准备增补您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和坚持自己的一切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还完全不了解，“少数派”的行为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意气用事，还是由于他们希望给机关报（以及党）提供新的方针，这新方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究竟如何。我想，直到现在，即使指定70个学识渊博的注释专家根据无论多少文件和无论多少证据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永远弄不清这笔糊涂账的。无谓争吵的结子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要么把它斩断，要么把它撇开。［注：普列汉诺夫同志大概会在这里补充说：要么就满足那些制造无谓争吵的人的一切奢望。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做不行。］
接到我们10月6日的信以后，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以及柯尔佐夫给我们写了一个两三行字的答复，说自从《火星报》转入新编辑部手里，他们就不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了。马尔托夫同志比较爱说话，他赏赐了我们这样一封回信：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尊敬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10月6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你们曾向我们建议，让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我参加编辑部，条件是我们要保证把列宁同志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收回这个建议的，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在10月4日由一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拒绝给予答复，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之间已经用不着再来讨论在一个机关报内共同工作的问题了。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再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发表的声明，那我也认为不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注：接下去是马尔托夫对他那本当时已经再版的小册子问题的回答，这里从略了。］
尔·马尔托夫”
这封信连同上述几个文件，对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竭力（用感叹号和省略号）回避的关于抵制、瓦解组织、无政府状态、制造分裂的问题，即关于用正当的斗争手段和不正当的斗争手段的问题，作了不容反驳的说明。
人们向马尔托夫等同志提议，要他们说明意见分歧，请求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劝他们不要再耍脾气而要平心静气地分析他们在党章第1条上犯的错误（这同他们向右转的错误有密切联系），——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却拒绝交谈，并叫喊说：我被围困了，我受驱策了！人们对于这些“吓人的字眼”的嘲笑，也未能使这些可笑的叫喊的热度有所降低。
怎么能围困一个拒绝共同工作的人呢？——我们这样问马尔托夫同志。既然少数派拒绝当少数派，那怎么能委屈、“驱策”和压迫他们呢？？要知道，处于少数地位，总是会也必然会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这种不利就是，要么必须加入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委员会，要么必须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因而也就要受到从坚固的炮台中射出来的炮火的攻击。
马尔托夫同志叫喊“戒严状态”，是不是想说人们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手段对他们这些处于少数地位的人进行斗争或者说进行统治呢？只有这样的论点（在马尔托夫心目中）也许还包含一点点合理的影子，因为——我再说一遍——处于少数地位是一定和必然会有某些不利的。但可笑的是，既然马尔托夫同志还拒绝交谈，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对他进行斗争！既然少数派还拒绝当少数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统治！
在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编辑部工作期间，马尔托夫同志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也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不管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一文里如何兜圈子，一个完全不容反驳的事实是：在关于戒严状态的叫喊声中，除了“颓丧的啜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是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戒严状态》第34页）一语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用“我们不是农奴”作为说明拒绝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根本说不出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表示不满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声明，我们认为他们拒绝工作完全不是由我们这方面引起的，我们请他们说出分歧意见，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农奴”（还应加上一句：我们在增补问题上还没有讲好价钱）。
对于那种在争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暴露出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倾向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来说，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广大读者很快就会知道，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看来，也是“上等人物”觉得可怕和忍受不了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乐意利用党的招牌但是又觉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
我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里列举的并由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刊印出来的那些委员会的决议，在事实上证明少数派的行为完全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打乱正常的实际工作。由机会主义者和仇恨《火星报》的人组成的少数派竭力分裂党，损害并打乱工作，他们力图为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这件事进行报复，感到用诚实的和正当的手段（在刊物上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说明问题）永远不能驳倒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指责。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说服党，就采用瓦解党和阻挠任何工作的手段。大家责备他们（由于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错误）把我们的罐子弄裂了一条缝，而他们对这种责备的回答是竭力设法把已经有裂缝的罐子完全打破。
概念混淆到了极点，甚至把抵制和拒绝工作都说成是斗争的“诚实的［注：矿区委员会的决议（《戒严状态》第38页）。］手段”。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围绕这个棘手的问题竭力兜圈子。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有原则性”，当少数派实行抵制时……他支持抵制，当抵制威胁到偶而处于多数地位的马尔托夫本人时，他就斥责抵制！
我想，这究竟是无谓争吵还是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内斗争的诚实的手段的“原则性意见分歧”的问题，可以不必分析了。
在两次（10月4日和6日）要求那些掀起“增补”问题纠纷的同志说明理由的尝试都失败以后，中央机关只好等着看一看那些口头上答应用正当手段进行斗争的同志实际上的表现。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发了一个通告（见同盟记录第3—5页），宣布它正在拟定章程并邀请同盟成员来协助。同盟领导机关当时否决了（以2票对1票，见同盟记录第20页）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的建议。少数派对这个通告所作的答复立刻表明，所谓正当手段和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只不过是空话罢了；少数派事实上是下决心绝对不服从党的中央机关，他们对中央机关提出的一起工作的号召所作的回答，就是以十足的诡辩和无政府主义空谈来敷衍塞责。我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多数派对同盟领导机关成员捷依奇的有名的公开信（第10页）作出了回答，坚决表示“抗议同盟的负责人用粗暴地违反党纪的手段阻碍党机关的组织活动和号召其他同志也违反纪律和章程的行为。所谓‘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参加这项工作’，所谓‘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让它〈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制定新章程’等等一类的话，是一种鼓动手法，它只能引起每一个稍微懂得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党纪的人的愤懑。这种手法尤其令人气愤，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手法来对付刚刚成立的党机关，显然是想以此破坏党员同志对这个党机关的信任，而且采用这种手法时是打着同盟领导机关成员的旗号，背着中央委员会”（第17页）。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代表大会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
马尔托夫同志从一开始就继续使用他在代表大会上使用过的“笼络人心”的策略，这一次是针对着普列汉诺夫同志，用的方法是歪曲私人谈话的内容。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抗议，因而马尔托夫同志只得收回（同盟记录第39页和第134页）他那种轻率的或者说由于气愤而提出的非难。
接下去是作报告。我是代表同盟参加党代表大会的。读者只要把我的报告记要（第43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38—48页。——编者注］拿来参照一下，就知道我当时已经大致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历次表决情况，而本书内容就是对这种分析的进一步发挥。报告的全部重心就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及其伙伴由于犯了错误而成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虽然这个报告是当着大多数最激烈的论敌的面作的，他们也不能从这个报告中找到有任何一个地方不符合党内斗争和辩论的正当方法。
相反，马尔托夫的报告，除了对我的叙述作了微不足道的局部的“修正”以外（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这些修正是不正确的），却是……一种神经失常的产物。
所以难怪多数派拒绝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斗争。普列汉诺夫同志对“吵闹”（第68页）——这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吵闹”！——提出抗议，并退出了代表大会，不愿意宣读他已经准备好了的对于该报告作的实质性的反驳。其余的多数派分子，也差不多都对马尔托夫同志那种“不体面行为”提出了书面抗议（同盟记录第75页），接着也退出了代表大会。
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责备他们转向机会主义，同崩得分子、阿基莫夫们、布鲁凯尔们、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袭击、攻击和进攻等等。
第一种方法就是打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
第二种方法就是“吵闹”等等。［注：我已经指出，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这些最低劣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动机卑劣，那是愚蠢的。这是在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我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把这种斗争方式的实质重提一下，是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完全重复了这种斗争方式。］
这个“第二种斗争方法”在同盟的有名的“原则”决议中也有所表现，“多数派”当然没有参加对于这些决议的讨论。让我们仔细看一看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里转载的这些决议案吧。
第一个决议案由托洛茨基、佛敏、捷依奇等同志署名，其中有两个论点，是针对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1）“同盟深表遗憾的是，由于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实际上同《火星报》原先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倾向，所以在制定党章时对于建立充分的保障来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同盟记录第83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原则”论点完全是阿基莫夫式的空话，连波波夫同志也在党代表大会上揭露了这些话的机会主义性质！其实，那些硬说“多数派”不想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的断语，始终不过是诽谤罢了。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当我和普列汉诺夫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并没有造成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才造成了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是国内实际工作者多于国外著作家，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情况却相反了。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总委员会一次也没有企图干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问题；自从按一致意见实行增补的时候起，就开始进行这种干涉了。这一点读者很快就会详细知道的。
该决议案的另一个论点说：“代表大会在成立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时，忽略了同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中央机关的继承关系……”
这个论点可以完全归结为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少数派”宁愿回避旧中央机关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证明自己不中用并且犯了许多错误的事实。但是最可笑的是谈论组委会方面的“继承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代表大会上任何人也没有提到批准组委会的全体委员。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气得发狂地叫嚷，说包括三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名单使他感到可耻。“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包括一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最后名单（波波夫、格列博夫或佛敏和托洛茨基），而“多数派”提出了一个包括两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三人名单（特拉温斯基、瓦西里耶夫和格列博夫）。试问，难道这样谈论“继承性”可以叫作“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我们现在来谈另一个决议案，即由旧编辑部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首的四个成员署名的决议案。这里我们看到对“多数派”提出的、后来又在报刊上一再提起的全部主要指责。这些指责最好就按编辑小组成员的说法来加以考察。这些指责反对的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即“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这种集中制跟“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制”的区别在于它“放在首位的不是内部的统一，而是用纯粹机械手段，用一贯压制个人首创性和社会主动性的办法实现和保持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所以，这种集中制“根本不能把社会的各个组成成分有机地联合起来”。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大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自己也不大明白，他是在写地方自治派申请实行符合愿望的行政改革的呈文呢，还是在那里发泄“少数派”的怨气。心怀不满的“编辑们”所叫喊的党内“专制”究竟是指什么呢？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不对其他人负责的、不经过选举的权力。从“少数派”的出版物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这个专制君主就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当该决议案起草和通过的时候，我是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就是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全体中央委员都不是按照他们自己对于事业有利的观点，而是按照专制君主列宁的意志来“统治党”的。提出这种所谓专制统治的责难，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认为其余一切参与这种统治的人，即除了专制君主一人以外，都不过是别人的工具，唯命是听的小卒，执行别人意志的差役罢了。我们要再问一下：难道这就是最值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所谓“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其次，我们的“党员”，这些刚刚从党代表大会回来的、曾郑重地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合法性的“党员”，在这里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呢？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在一个根据比较牢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除了党代表大会以外，还有什么另外可以达到一致的方法吗？如果真的认为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已经不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合法的代表大会了呢？如果他们有什么能使一个根据假想组织起来的假想的党内部达到一致的新意见和新方法，为什么他们不大胆地向我们谈一谈呢？
再其次，我们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压制个人首创性”呢？党中央机关报刚刚在此以前还规劝他们说出自己的分歧意见，但是他们非但不这样做，反而对“增补”讲起价钱来了。我和普列汉诺夫或者中央委员会从根本上来说怎么可能压制拒绝同我们进行任何共同“活动”的人的首创性和主动性呢！怎么可能在某某人拒绝参加的机关或者团体里“压制”他呢？落选的编辑既然拒绝“做被统治者”，那么他们又怎能抱怨什么“统治制度”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领导我们这些同志方面犯什么错误，原因很简单，这些同志根本就不曾在我们领导下工作。
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些伙伴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实行了大有好处的增补以后，就不再被少数派看作“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拥护者了。］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
人们在大谈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因此我可以完全泰然地请读者自己来判断，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人们在说什么粗暴的、机械的统一方法。粗暴的机械的方法当然是有害的，但是我又要请读者自己来判断，当新方针和旧方针斗争时，在未能使党相信新观点的正确以前，在尚未向党说明这些观点以前，就要把自己的人送进党机关中去，难道还有比这更粗暴、更机械的斗争方法吗？
但是，也许少数派爱用的字眼确实还有某种原则的意义，确实反映了某些与那种显然成了这方面“转变”起点的微不足道的局部理由无关的特殊思想吧？也许，撇开“增补”引起的争吵不谈，这些字眼毕竟反映了另一种观点体系吧？
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考察一下问题。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在同盟中最初着手作这种考察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指出了少数派转向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而马尔托夫同志（他现在最感到委屈的是，并不是大家都愿意承认他的立场是原则的［注：新《火星报》由于列宁似乎不愿看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否认这些分歧而感到委屈，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如果你们比较有原则地对待问题，那你们就会比较快地看清楚我再三指出的你们转向机会主义去的问题。如果你们的立场比较有原则，那你们就不会这样把思想斗争降低为计较地位。既然你们自己竭力不让别人把你们当作有原则性的人看待，那就请你们埋怨自己吧。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说到同盟代表大会时，隐讳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列宁凌驾于中央之上，说列宁只要使个眼色就能让中央下道命令，说中央委员会横暴地欺侮了同盟等等。我毫不怀疑，马尔托夫同志通过这样选择他的论题证明了他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则性。］立场）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宁愿完全回避这一事件。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同盟或者某一委员会为自己制定的章程不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或者中央委员会拒绝加以批准，是不是有效呢？其实，问题是再清楚不过的：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而组织各委员会的权利按照我们党章第6条的规定应该无条件地属于中央委员会；党章规定了委员会自治的范围，而规定这些范围的决定权在党的中央机关，而不在党的地方机关。这是一个常识，而那些说什么“组织”并不总是意味着只要“批准章程”的深奥论断实在是太幼稚了（好象同盟自己不曾主动表示过想成为一个根据正式章程组成的团体）。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忘记了（也许是暂时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常识。按照他的意见，要求章程经过批准，只能表明“过去革命的火星派的集中制已经被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代替”（同盟记录第95页），同时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篇发言里又说，他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原则的方面”（第96页），而他在自己的《戒严状态》里却宁愿回避这个原则的方面！
普列汉诺夫同志立刻就回答马尔托夫，请他不要使用诸如官僚主义、庞巴杜尔作风等等“损害代表大会尊严”的字眼（第96页）。于是他同马尔托夫同志辩论起来，因为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些字眼是“对于一定方针的原则的表述”。当时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同所有的多数派分子一样，曾根据这些字眼的具体意思来加以考察，清楚地了解这些字眼没有什么原则的意义，而只有“增补的”意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他对马尔托夫和捷依奇们的坚持作了让步（第96—97页），同意对他们那些所谓的原则的观点进行原则的考察。他说：“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各委员会在建立其组织方面、在制定其章程方面实行自治〉，那它们就会在对整体的关系上，对党的关系上实行自治了。这已经不是崩得派的观点，而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了。确实，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个人的权利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彼此冲突；每个个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权利范围。自治的范围不应当由一个集团自己确定，而应当由它构成其一部分的那个整体来确定。崩得可以说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的明显的例证。这就是说，自治的范围要由代表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所建立的最高机构来确定。中央机关的权力应当以道义上的和精神上的威信为基础。这一点我当然是同意的。组织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当关心使机关有道义上的威信。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权力了……把权力的威信同思想的威信对立起来，这是这里所不应当有的无政府主义言论。”（第98页）这些道理是再浅显不过的，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根本用不着进行什么表决（第102页），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们，那只是因为“目前概念都混淆了”（同上）。但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必然使少数派企图破坏代表大会，不服从多数；而要为这种企图辩护，就只好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非常可笑的是，少数派除了埋怨普列汉诺夫使用了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类过分厉害的字眼以外，无法向普列汉诺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责难。普列汉诺夫很公正地嘲笑了这种埋怨，他问道：为什么“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词不可以使用，而亵渎君主和庞巴杜尔作风这些词却可以使用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种特有的误解在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那里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他们的新字眼带有鲜明的“火气”的迹象；当人家指出这一点时，他们感到委屈，——说什么我们是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人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否定局部服从整体，那么你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又因人家使用了厉害的字眼而感到委屈。换句话说，他们准备同普列汉诺夫厮杀一场，但是又要普列汉诺夫手下留情！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他一切“孟什维克”也多次用同样幼稚的手段来揭露我的“矛盾”。他们从《怎么办？》或者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证一些谈到思想影响、谈到争取影响的斗争等等的话，同经过党章施加“官僚主义”影响，以及依靠权力实行“专制”的倾向等等对立起来。多么幼稚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说实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们反复讲解这样一些起码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不过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但是，在原则上，滔滔不绝地揭露我的矛盾的这些话，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却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真有什么原则的话，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在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见了，当时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就曾经大谈“可怕的”集中制，和后来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模一样，机会主义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机会主义的本性，而且不仅在俄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分析新《火星报》所刊载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文章时就可以看出来。
注释：
[22]指1903年9月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弗·威·林格尼克。——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