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同盟否决了关于同盟章程必须经中央批准的决议案（同盟记录第105页），正如党代表大会的整个多数派立刻指出的，这是“根本违反党章的行为”。这种违反党章的行为，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些有原则的人的行为，那就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行为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环境中必然造成一种印象，即党的少数派在向党的多数派“进行报复”（同盟记录第112页），这种行为意味着党内的少数派不愿意服从党和不愿意留在党内。既然同盟拒绝根据中央关于必须修改章程的声明通过决议（第124—125页），这就势必导致其大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这个大会虽然想算作党组织的大会，却又不服从党中央机关，所以党内的多数派立刻离开了这个冒牌的党的大会，不参加这出不体面的滑稽剧。
于是，那种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在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早在9月间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预言过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结局——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向自己人开枪”，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必须作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当时进行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为了取得这种让步（这种成分比为了维护党章第1条上的不正确立场所暴露的原则要大得多）。为了确切说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党意义的转变，我认为最好不拿私人谈话作根据，也不拿私人信件（这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援引）作根据，而是拿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全党面前对情况所作的说明，即拿他发表在《火星报》第52号上的《不该这么办》一文作根据，这篇文章正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在我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03年11月1日）以后，在增补马尔托夫分子（1903年11月26日）以前写成的。
《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基本思想是，在政治上不应当过于生硬、过分激烈和毫不让步：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必须对修正主义者（那些同我们接近或者表现动摇的）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这种抽象的笼统的论点自然使《火星报》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普列汉诺夫同志那些堂皇的傲慢的声明（在以后一些文章中发表的），说人们没有懂得他的意思是由于不了解他的新思想和不懂得辩证法，这话听起来真是令人好笑。其实，当《不该这么办》一文写成时，能懂得的只有十来个住在日内瓦郊区两个地方（其地名的第一个字母相同）[23]的人。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不幸，就在于他把只是写给这十来个参与代表大会以后同少数派斗争全过程的人看的一大堆暗示、责备、代数符号和猜测，搬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面前来。普列汉诺夫同志所以陷入这种不幸，是因为他正好违背了他自己很不恰当地提到的一个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因为如此，用抽象的形式把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向马尔托夫分子让步的具体思想包起来，是不妥当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现在全体党员已经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中知道这就是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又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伯恩施坦同志（不象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那样喜欢把他称为伯恩施坦先生，而是称为伯恩施坦同志）更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把他放到我们这个环境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要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过分激烈的手段（象索巴开维奇—帕尔乌斯那样）来反对这位修正主义者，我们要“用温和的手段杀死”（kill with kindneess）这位修正主义者，正如麦·贝尔（M．Beer）同志（我记得似乎是他）在一次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称道德国人乐于让步、爱好和平、温和、灵活和审慎，而反对英国的索巴开维奇—海德门的攻击时所说的那样。同样，普列汉诺夫同志也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的小无政府主义和小机会主义思想。诚然，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十分清楚地暗示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同时却有意把修正主义者说得含糊不清，好象他指的是从机会主义转向正统派方面的工人事业派分子，而不是开始从正统派转向修正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但这种军事策略未免太幼稚了［注：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没有人谈到要对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等同志实行让步。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也要求“增补”。我甚至怀疑，斯塔罗韦尔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递给我们公文和“照会”时，是否和布鲁凯尔同志商量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议，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梁赞诺夫或马尔丁诺夫联合”，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勾结”，甚至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一起（以编辑身分）“为党工作”（同盟记录第53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谴责“马尔丁诺夫的倾向”（第88页），而当正统派同志巧妙地暗示说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好象是“承认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意召集会议，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行事”（第99页）时，马尔托夫分子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一样[24]（第100页，“正统派同志担心”“阿基莫夫们、马尔丁诺夫们，等等”，“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
所以，谁只要了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谁只要洞察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心理，谁就会懂得我当时不能有什么别的做法。我这样说是针对那些责怪我不应该让出编辑部的多数派分子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转变了态度，由一个多数派变成了一个坚决的调和派，而我当时只能从最好的意义上解释他的这种转变。也许普列汉诺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善意的和真诚的和平的纲领？凡是这样的纲领都要求双方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索巴开维奇式的过分激烈的态度。不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所说的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话呢？还是当阿克雪里罗得在场时十分轻率地讲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话；普列汉诺夫同志宁愿使用“抽象”说法，并把罪过转嫁到别人头上。当然，各有各的爱好。但是，我无论在给一个火星派分子的信中还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都公开承认过我本人说话过于激烈；我怎么会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错误”呢？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是修正主义（参看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机会主义和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关于饶勒斯主义的论述）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主义。难道我能阻挠用个人让步以及种种“kindness”（亲切的、温和的手段）使人们承认这种错误并消除它的害处的尝试吗？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直率地劝告大家“宽恕”那些“只是由于某种程度的动摇”而成了修正主义者的“对手”，我又怎么能阻挠这样一种尝试呢？而既然我不相信这种尝试能有什么良好结果，那么我除了在中央机关报方面作出个人让步，并为维护多数派的立场而转移到中央委员会去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注：关于这一点，马尔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说我是带着武器和行囊转移的。马尔托夫同志喜欢使用军事比喻：向同盟进军、战役、治不好的枪伤，如此等等。老实说，我也有使用军事比喻的癖好，特别是现在从太平洋传来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时候。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说明，那么事实就是：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没有筑好工事的炮台上去，以便“低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我甚至提议讲和：我为什么要同时和两个强敌作战呢？但是，新的联军对我的讲和和建议的回答是，炮轰我这座“残存的”炮台。我只好开炮还击。这时，我过去的同事、那位指挥官却带着愤怒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和平啊！］当时我不能绝对否认这种尝试可能成功而独自对于可能发生的分裂负责，因为我自己在10月6日的信中也曾经想用“个人意气用事”来解释这种无谓争吵。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按日内瓦11月间的天气来说）……当时所以必须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了要求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在说到革命家的善良的（？）愿望时谦虚地回避了对一个革命家的信任问题，即对一个领导了我们党内一定派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问题。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劝告大家“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同忠实于革命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感情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该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愿望，忘记了应该让实际工作者来确定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到什么程度。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那样，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25]），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就会不再理解我们，但同时他自己又着手在新《火星报》上登载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的具体的含义，不仅工人必然不能了解，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了解。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26]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注：我们在一所门窗都关闭起来的屋子里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猛地打开了临街的窗子，开始大声叫喊反对什么索巴开维奇、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于是，街上自然就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人，而我们的敌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要再作那些谁也不懂的暗示。这时窗子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说什么不值得谈论这些无谓争吵（《火星报》第53号第8版第2栏倒数第24行）。普列汉诺夫同志，本来就不值得在《火星报》上开始谈论这些“无谓争吵”[27]，——这样说才对！］，必然使人们大惑不解，他们会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一篇议论抽象和含义暧昧的文章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拍手称快：《革命俄国报》为此跳起了康康舞[28]，《解放》方面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也备加赞扬。所有这些后来普列汉诺夫同志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图摆脱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误解[29]，其根源就在于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所以，司徒卢威先生感到高兴也是完全自然的，他对普列汉诺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用温和的手段杀死）毫不关心；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的），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
至于说到当时作为多数派的唯一有组织的代表机关的中央委员会，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同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只是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自从11月1日我退出编辑部而让“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自由实行的时候起，几乎已经一个月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有充分可能通过各种交往来检验这个政策是不是行得通。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进入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同它应该用宽恕对手的态度来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对它应该加以安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张入场券上。先生们，请进吧，我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你们的，——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通过这个请贴对自己的编辑部新同事们说的话。当然，中央委员会只得说出自己的最后的话（最后通牒，也就是争取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即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看来，容许对无政府个人主义实际上让步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们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会给你们一定数量的席位，以表明我们态度温和，爱好和平，愿意让步等等（我们为了保障党内和平不能给你们更多的东西了，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而是意味着不许无政府个人主义破坏党）。请你们接受这些席位并逐渐从阿基莫夫方面转到普列汉诺夫方面吧。或者是你们想坚持并发展你们的观点，最终地转到（哪怕只是在组织问题上）阿基莫夫方面去，使党相信你们是正确的，而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那就请你们组织自己的著作家小组，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开始用诚实的斗争和公开论战的手段争取多数吧。中央委员会在1903年11月25日的最后通牒内（见《戒严状态》和《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注：至于马尔托夫在《戒严状态》中引用私人谈话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准备加以分析的。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经说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经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说他们同中央订立过不发表谈判内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当时代表中央进行谈判的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说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给编辑部的信。
不过马尔托夫同志那里有一个词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词就是“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我觉得，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非常恰当的。让我们冷静地看一看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吧。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违反人民（或党）意志的手段来取得权力。马尔托夫同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公众来判断，是谁的所作所为应该被指责为“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是本来可以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行使自己的不让马尔托夫分子进来的正式权利而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列宁和伊格列克呢，还是那些在形式上正当地占据了编辑部（“一致同意的增补”）而明知这在实质上不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并害怕第三次代表大会将来会检查这种意志的人们？］）十分清楚地向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1903年10月6日给原来的编辑们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或者是个人意气用事（那就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实行“增补”），或者是原则性的分歧（那就要先说服党，然后才谈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人选）。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让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择一的难题，尤其是因为正好在这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宣言书”（《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这样的范例：可以处在‘失败者’的地位而不成立新党。少数派的这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意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胜利。”（黑体是我用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负的言词啊！而当我们根据实际经历清楚看到这仅仅是一些言词时，又是多么痛苦啊……马尔托夫同志，对不起，现在我要代表多数派要求获得你们不配获得的这种“荣誉”了。这种荣誉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值得为它一战，因为小组习气的传统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过分轻率地进行分裂和过分热心地运用“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这一格言。
大快事（有一个统一的党）应当高于并且确实高于小别扭（指为增补进行的无谓争吵）。我退出了中央机关报，伊格列克同志（是我和普列汉诺夫推举他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总委员会的）退出了总委员会。马尔托夫分子用一封等于宣战的信（见我们引用过的那本书）回答了中央委员会提议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那时，并且直到那时，我才给编辑部写信（《火星报》第53号）说到公论问题［注：见本卷第86—90页。——编者注］。我说，如果真要谈论修正主义，争论不彻底性和无政府个人主义，争论一些领导人的失败，先生们，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吧，——这就是我那封谈到公论问题的信的内容。编辑部对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骂，并冠冕堂皇地训诫说：不要挑起“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见《火星报》第53号）。我暗自忖度：啊，原来是“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es ist mir recht，这和我的想法一样，先生们，这我倒是同意的。这就是说，你们把“增补”问题上的纠纷公开叫作小组的无谓争吵了。这倒是真话。可是，同一个（似乎是同一个）编辑部在同一号（第53号）的社论中又谈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那么这种杂音又是怎么回事呢？［注：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无谓争吵”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解》中的自白，第57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态》第84页）。真是各唱各的调。］你不要提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增补而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无谓争吵。我们却要提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的问题，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我想：不，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这么做可不行啊。你们要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炮交给你们。真是开玩笑！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一再询问，可以不可以按照你们占有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分配原则讲和。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问题，我们可以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以后也许还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
一听到我提起讲和，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作为回答。真可谓弹如雨下。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凌驾于中央之上，片面性，简单生硬，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疑神疑鬼，生性乖僻……好极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发射完了吗？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存货了吗？你们的炮弹实在太不顶事了……
现在该我说话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注释：
[23]可能是指日内瓦郊区的Carouge和Cluse，这两个地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当时这里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成员。——369。
[24]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在耶稣被捕前曾向耶稣表示要舍生忘死地效忠于他。但当耶稣果真被捕时，他却不敢出面为耶稣申辩。甚至在有人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后，三次盘问他，他都加以否认，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370。
[25]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作为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373。
[26]指弗·威·林格尼克。——373。
[27]在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上同时发表了列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见本卷第86—90页）和普列汉诺夫写的编辑部的答复信。列宁在信中建议在该报上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普列汉诺夫在答复中拒绝了这个建议，称这种分歧是“小组生活内的无谓争吵”。——373。
[28]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373。
[29]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两篇文章：《可笑的误解》（1903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和《可悲的误解》（1904年1月15日《火星报》第57号）。它们是对《解放》杂志评论普列汉诺夫《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文章《意义重大的转变》和《革命俄国报》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会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论战的文章《大代表大会的小缺点》的答复。——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