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著名的“戒严状态”一词现在已经永远具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意义了，至于它曾经是一个何等“吓唬人的字眼”，这可以从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即进行选举以后发生的表面上很小但是实质上很重要的几件事实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现在极力宣扬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戒严状态”，煞有介事地自欺欺人，硬说他所臆造的这个稻草人的意思就是“多数派”对“少数派”进行了某种不正常的压迫、攻击和驱策。下面我们就会让大家看看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但是，即使拿代表大会快结束时的情况来说，也可以看出，在选举以后，“紧密的多数派”不但没有压迫这些不幸的、被驱策的、被侮辱的、任人宰割的马尔托夫分子，反而自动提议（通过利亚多夫之口）把记录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分给他们两个（第354页）。拿策略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决议案（第355页及以下各页）来说，也可以看出完全切实地讨论问题的情况，当时提出决议案的同志的署名往往表明，可怕的紧密的“多数派”和“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少数派”是互相交替提出决议案的（记录第355、357、363、365、367页）。这难道象是“解除工作”以及别的什么“驱策”吗？
在讨论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时发生了唯一值得注意的、但可惜太简短的实质性争论。这个决议案所以被代表大会通过，根据它的署名情况来看（第357页和第358页），是因为有三个“多数派”分子（布劳恩、奥尔洛夫、奥西波夫）既赞成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又赞成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初看起来，这两个决议案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规定总的原则，是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表示一定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态度，而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是企图规定容许同“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订立“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两个决议案的主题是不同的。但是，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恰恰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因而是一个琐碎的决议案。它没有规定俄国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它没有指出代表这个自由主义的一定的政治派别，它没有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对待这些一定派别的基本宣传鼓动任务，它把学生运动和《解放》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因为它患有态度模糊的毛病），它过分琐碎地烦琐地规定了容许订立“暂时协定”的三个具体条件。政治态度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导致了过分的烦琐。不谈总的原则而只是列举“条件”，结果就把这种条件规定得很琐碎，严格说来，是规定错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斯塔罗韦尔提出的三个条件吧：（1）“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明确而肯定地声明，他们在同专制政府斗争时将坚决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方面”。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区别在哪里呢？决议案并没有提供任何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区别不就在于自由派代表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小的阶层的立场，而自由主义民主派则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大的阶层的立场吗？如果是这样，难道斯塔罗韦尔同志认为资产阶级中进步性最小的（但终究是有进步性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自由主义）阶层“将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是可能的吗？？这是荒谬的，即使这样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这一点”（这种假定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应当相信他们的声明。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这两者是彼此不相容的。
其次，我们假定“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会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说他们在同专制制度斗争时将坚决站在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这种假定远不象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假定那样不可思议（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派别）。如果按照他那个意思模糊和内容烦琐的决议案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允许同这类自由派缔结暂时协定的。可是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决议案中必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根本不正确的。暂时的协定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人缔结（见代表大会关于社会革命党人问题的决议），因而也可以同可能站到社会革命党人方面的自由派分子缔结。
第二个条件：如果这些派别“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和一般民主派利益相抵触或者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这里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自由主义民主派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的要求和不模糊他们的（无产阶级的）意识。甚至我国自由主义民主派中最民主的派别，即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纲领（它也象一切自由派的纲领一样混乱）中也提出了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并且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决不是不许缔结暂时的协定。
最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第三个“条件”（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就其一般提法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宣布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同那些以争取有资格限制的宪法即“残缺不全的”宪法作为口号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那是不明智的。其实，“解放派”先生们这一“派别”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派别，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那就是患了同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近视病了。
总之，斯塔罗韦尔同志提出的而为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签名赞成的决议案，是一个错误的决议案，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会采取明智的行动，撤销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方面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在它所要求的实际“条件”方面犯了过分烦琐的毛病。它混淆了下面两个问题：（1）揭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固有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必须同这些特点作斗争；（2）规定同这些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的条件。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做它应当做的事情（分析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而做了它不应当做的事情（预先规定“条件”）。在党代表大会上规定这种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根本就是荒谬的，因为这时连具体的对方，即可能缔结这种协定的对象都不存在；即使有了这样的“对象”，也应当让党中央机关去决定缔结暂时协定的“条件”，就象代表大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派别”问题时所做的那样（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决议案中由普列汉诺夫修正过的末尾一段，载于记录第362页和第15页），那要更合理百倍。
至于“少数派”对普列汉诺夫决议案提出的异议，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以必须揭露一个著作家这种浅薄的结论作结尾的。这岂不是‘拿斧头去砍苍蝇’吗？”（第358页）这个理由是用“浅薄的结论”这种尖刻的字眼掩盖思想的贫乏，是夸夸其谈的又一个实例。第一，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说要“向无产阶级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一切表现”。所以，马尔托夫同志所谓“全部注意力都要集中在一个司徒卢威，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上”的论断（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断，记录第88页），纯粹是一句废话。第二，在说到同俄国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的可能性时，把司徒卢威先生比作“苍蝇”，就是为了使用尖刻的字眼而忽略一件基本的和明显的政治事实。不，司徒卢威先生不是一只苍蝇，而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所以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因为他本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的立场是秘密活动界中唯一代表俄国自由派，代表多少有点活动能力和组织性的自由派的。所以，谈论俄国的自由派以及我们党对待他们的态度而不明确提到司徒卢威先生，不明确提到《解放》，那就等于是说废话。也许，马尔托夫同志想要向我们指出俄国有另一个——哪怕只是一个也好——目前能多少同“解放”派相提并论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吧？人们倒是很希望他能这样做！［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时还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反对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理由，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我们的义务是要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回避同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联盟。列宁同志也许要把这种倾向叫作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出来了。”（第88页）
这几句话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可以说是一段难得的“妙语”集锦。（1）所谓同自由派结成联盟，这完全是把概念搞混乱了。马尔托夫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要结成联盟，而只是说要缔结暂时的或局部的协定。这是有很大区别的。（2）如果普列汉诺夫在决议案中忽略了不可思议的“联盟”而只一般说到“支持”，那么这不是该决议案的缺点，而正是它的优点。（3）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可以费点力气给我们解释一下“马尔丁诺夫倾向”的一般特征呢？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些倾向同机会主义的关系呢？他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这些倾向同党章第1条的关系呢？（4）我实在急欲从马尔托夫同志那里听到“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马尔托夫同志，请你赶快说出来，免得我等得着急吧！］
科斯特罗夫同志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他说：“司徒卢威的名字对于工人是毫无意义的。”这完全是（请科斯特罗夫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不要生气）阿基莫夫式的理由。这很象是关于无产阶级一词的所有格问题的议论[18]。
“司徒卢威的名字”（以及在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中同司徒卢威先生的名字并提的《解放》这个名称）对什么样的工人是“毫无意义的”呢？对那些很少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俄国“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工人。试问，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工人呢？是责成党员向这些工人说明俄国唯一确定的自由派呢，还是把某些工人由于不了解政治而不了解的名字隐讳不谈？如果科斯特罗夫同志跟着阿基莫夫同志走了第一步，而不愿意再跟着他走第二步，那他一定会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知道，他当时所持的理由多么站不住脚。无论如何，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中提到的“司徒卢威”和《解放》字样，要比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中所讲的“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字样能给工人多好多倍的东西。
现在俄国工人只有通过《解放》才能切实了解我国自由派比较坦率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在这方面，合法的自由主义出版物因为它的态度模糊而毫无用处。我们应当尽可能努力（并在尽可能多的工人群众面前）运用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反对解放派，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能用真正的武器的批判来制止解放派先生们必然想削弱革命的民主性质的企图。
除了我上面指出的叶戈罗夫同志对于我们“支持”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问题表示“大惑不解”以外，对于决议案的讨论并没有提供什么值得注意的材料，甚至可以说没有进行什么讨论。
代表大会结束时，主席简短地提醒说，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体党员都必须执行。
注释：
[17]指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307。
[18]指经济派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孤立和对立的，前者是一个积极活动的集体的人，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的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建议中，党一词到处都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到处都以补语出现”。他还认为这是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