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代表大会在通过党章以后，接着又通过了关于各区组织的决议以及好几个关于党内个别组织的决议，在进行了我在上面分析过的关于“南方工人”社的富有教益的讨论以后，跟着就讨论党中央机关的选举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整个代表大会都期待《火星报》组织作出权威性的推荐，但是《火星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因为《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想试验一下，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公开的自由的斗争能否取得多数。同时我们还知道，早在召开代表大会很久以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有代表都知道有一个革新编辑部的计划，即准备选出两个三人小组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为了阐明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下面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计划。
我在代表大会议程草案说明中讲述了这个计划，原文如下［注：见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5页和同盟记录第53页。］：“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
这里十分肯定而明确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要在最有威信的实际工作领导者的参加之下革新编辑部。我所指出的这个计划的两个特点，是每一个愿意稍微留心阅读上述说明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的。可是，现在就连最粗浅的道理也必须加以解释。这个计划就是要革新编辑部，不一定是增加，也不一定是缩减编辑部成员人数，而是加以革新，因为可能增加或可能缩减的问题还是一个悬案：增补只是预定在必要时才实行。人们对革新问题提出种种设想，有的预计可以把编辑部成员人数缩减，有的则主张增加到7个人（我本人从来就认为七人小组比六人小组好得多），甚至增加到11个人（我认为如果同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特别是同崩得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实行和平联合，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主张“三人小组”的人通常忽略的一个最主要之点，就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将来的增补问题。“少数派”方面所有身为本组织成员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拥护这个计划（有些人曾特别表示赞同，有些人则默许），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肯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种要求的意义。第一，为什么正是把三人小组并且仅仅把三人小组作为革新编辑部的出发点呢？显然，如果提出这个计划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扩大编委会［注：这里所说的编委会和几人小组都是指《火星报》编辑部。——编者注］，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编委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么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编委会时，不以这个编委会的全体成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员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革新的人也承认原来的组成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由于“个人意气”把问题一时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了这一点。
第二，从上面引用的那段说明可以看出，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三个成员一致同意，也还不能扩大三人小组。这一点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为了实行增补，必须六个人中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即4票表示同意；就是说，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当选的委员提出“异议”，三人小组就根本不能扩大。相反，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三个成员中有两个人反对实行增补，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委员都同意，增补还是可以进行。所以很明显，当时的用意是，要让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那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把旧的小组变成党机关时有表决权。至于我们当时大致提出的是哪些同志，从以下事实便可以看出来：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前曾一致选举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部中的第七个成员，使他在代表大会上必要时可以用编辑部名义表示意见；除了巴甫洛维奇同志以外，还有后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火星报》组织的一个老成员兼组委会委员被提名为第七个委员。[17]
可见，选出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显然是打算：（1）革新编辑部，（2）消除编辑部中某些与党的机关不相称的旧的小组习气的特点（假如没有什么可消除的，那就根本不必想出最初的三人小组了！），最后，（3）消除著作家小组的“神权”特点（消除的办法就是吸收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解决扩大三人小组的问题）。这个由全体编辑看过的计划，显然是根据三年来的工作经验，并完全符合我们一贯奉行的革命组织的原则的：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组习气。要建立党就需要消除这些特点，要求消除这些特点；吸收一些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有些编辑部成员一向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编辑部加入党机关系统不应当只是一个著作家小组，而应当是一个政治领导者小组。至于让代表大会选举最初的三人小组，这从《火星报》的一贯政策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十分慎重地筹备了代表大会，等待大家充分弄清楚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发生争论的原则问题；我们并不怀疑代表大会将是火星主义的代表大会，即绝大多数代表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将是意见一致的（承认《火星报》为领导机关报的决议也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当让那些担负了传播《火星报》思想并准备把《火星报》变成政党这一切工作重担的同志自己去决定，究竟谁是最适合参加新的党机关的候选人。正是因为“两个三人小组”计划是理所当然的计划，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火星报》的全部政策，完全符合比较了解问题的人关于《火星报》所知道的一切，所以这个计划才得到大家的赞同，而没有人提出任何别的计划同它抗衡。
所以，鲁索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提议选出两个三人小组。虽然马尔托夫曾用书面通知我们，说这个计划同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有联系，但是那些拥护马尔托夫的人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把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的争论转到这个罪名是否正确的问题上。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勇气多少谈一谈同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有关的各种色彩的原则区别。他们宁愿采用更流行更廉价的手法——求助于抱怨，说什么可能受到委屈，借口编辑部问题已经由于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而得到解决。这后一个由柯尔佐夫同志为反对鲁索夫同志而提出的论据，简直是瞎说。在代表大会议程上规定了——当然不是偶然规定的——两个单独项目（见记录第10页）：第4项是“党中央机关报”，第18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是第一。第二，在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全体代表都坚决声明说这不是批准编辑部而只是批准方针［注：见记录第140页。阿基莫夫发言说：“……据说我们将把中央机关报选举问题留到最后去谈”；穆拉维约夫发言反驳阿基莫夫，说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问题太关心”（第141页）；巴甫洛维奇发言说：我们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们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如此关心的那些手术的具体材料”，至于《火星报》应当“服从”“党的决议”，那是毫无疑问的（第142页）；托洛茨基发言说：“既然我们不是批准编辑部，那么我们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我们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针……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142页）；马尔丁诺夫发言说：“……我也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认为我们现在讨论承认代表一定方针的《火星报》为我们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不应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编辑部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议程的适当场合再谈……”（第143页）］，谁也没有对这个声明提出过异议。
因此，认为代表大会批准一定的机关报其实就是批准编辑部这一说法，即少数派方面（柯尔佐夫，第321页，波萨多夫斯基，同上页，波波夫，第322页，以及其他许多人）重复过许多次的说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手法，这种手法是要把他们背弃大家在还能真正公正地看待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这种行为掩盖起来。这种背弃行为决不能用原则性理由来辩护（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提起“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问题对少数派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提起这一点），也不能拿有关六人小组或三人小组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事实材料作借口（因为一涉及这些材料，就会有一大堆反对少数派的证据）。所以他们只好用所谓“严密的整体”、“协调的集体”、“严密的如结晶般完整的整体”等空话来搪塞。难怪这些论据立刻就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抱怨的话”（第328页）。三人小组计划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不够“协调”，而代表们在一个多月的共同工作中得到的印象，显然又给他们提供了大批可以独立判断问题的材料。当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暗示到这种材料时（在他看来这是说话不慎和考虑不周的结果：见第321页和第325页，他说他是“有条件地”使用了“疙瘩”一词），穆拉维约夫同志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现在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已经十分明白，这样的［注：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指的究竟是什么“疙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始终不知道。穆拉维约夫同志却在同一次会议上（第322页）提出抗议，说人家把他的思想转述错了，后来在批准记录时他又直截了当地声明，说他“所讲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疙瘩，这是原则性的疙瘩，遗憾的是，目前这些疙瘩的存在已经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了”（第353页）。］疙瘩无疑是存在的。”（第321页）当时少数派宁愿把“疙瘩”一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不是穆拉维约夫而是波萨多夫斯基）了解为仅仅是涉及个人的东西，不敢接受穆拉维约夫同志的挑战，不敢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任何一种论据为六人小组辩护。于是发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了分析”，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只是用一些“抱怨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要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多数派“希望，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那些要求不只是对著作家提出的，第327页，朗格同志的发言）。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的编辑部，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原则上根本错误、因而受到应得的尖锐抨击的理由作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第326页）；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原文如此！〉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辑部成员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廖夫，第324页）［注：参看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从旧编辑部六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那么你们就是认为其余三个人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而你们这样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据。”］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抱怨和委屈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陷于破产。多数派立刻就用一个恰如其分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做法：庸俗观念（鲁索夫同志）。鲁索夫同志公正地指出：“这样一些同党的工作概念截然相反，同党的道德概念不能相容的奇谈怪论，居然出自某些革命家之口。反对选举三人小组的一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可归结为以纯粹庸人的观点看待党的事业。〈黑体全是我用的〉我们如果持这种不是党性的而是庸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在每次选举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选举甲而选举乙，甲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如果我们不选举组委会的某个委员而选举另一个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位组委会委员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同志们，这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些相互捧场的话，不是为了表示庸人的温情，而是为了建立党，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要选出负责人员，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对某个落选者不信任的问题，而只是看对事业是不是有利和当选人是不是适合他当选后所担任的职务的问题。”（第325页）
我们建议每一个愿意独立研究党内分裂的原因并探讨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的根源的人，都把鲁索夫同志的发言反复读上几遍；对于鲁索夫同志提出的理由，少数派不仅没有推翻，而且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对这样一个基本的起码的道理本来是提不出异议的；鲁索夫同志自己很公正地指出，人们忘记了这个道理只是由于“神经过敏”。这样来说明少数派怎样从党性观点滚到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观点，使少数派感到的不愉快确实是最少的了［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同他对于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他并没有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次争论情况的全貌。他悄悄地回避了这次争论中提出来的唯一的真正原则问题：是讲庸人的温情呢，还是选举负责人员？是坚持党性观点呢，还是怕伊万·伊万内奇受委屈？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也只限于从整个事件中引用一些个别的、没有联系的片段情况，并且还加上许多谩骂我的话。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恐怕不太够吧！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拿来同我纠缠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三位同志。他所持的那种庸俗观念使他看不到这个问题多么不体面（为什么他不去质问他编辑部的同事普列汉诺夫同志呢？）。他认为我的话有矛盾，说我一面认为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对待六人小组问题的行为“不恰当”，同时又要求全党公论。其实这里没有矛盾，马尔托夫同志如果愿意费点气力把问题的全部情况作一个联贯的叙述，而不是截取一些片断情况，那么他自己也不难了解到这一点。用庸俗观念对待问题，求助于抱怨，诉说委屈，这是不恰当的；为了全党公论，必须从实质上评价六人小组比三人小组究竟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评价担当这些职务的候选人，评价各种色彩，但是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切。马尔托夫同志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记录，就会看到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出一系列反对六人小组的理由。请看这些发言中的几段话吧：第一，旧的六人小组中间显然有原则性的疙瘩；第二，最好把编辑工作的技术手续简化一下；第三，事业的利益要高于庸人的温情；只有实行选举才可以保证当选人适合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第四，决不能限制代表大会的选举自由；第五，党现在所需要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当只是著作家小组，中央机关报内需要的不仅仅是著作家，而且是管理人；第六，进入中央机关报的应当是完全确定的、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第七，六人编委会往往没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并不是靠它的不正常的章程进行的，而是不顾这个章程；第八，办报是党的（而不是小组的）事业，等等。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对于六人小组没有当选的原因很感兴趣，那么就请他细心考虑一下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理由，并驳倒其中的任何一条吧。］。
可是，少数派根本无法找出一条合理的切实的理由来反对选举，所以他们除了把庸俗观念加进党的事业中去，还公然采取了一种简直是无理取闹的手段。例如，波波夫同志劝穆拉维约夫同志“不要接受棘手的委托”（第322页），他这种手段不是只能称为无理取闹吗？这不正如同索罗金同志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是“笼络人心”吗？（第328页）这不正是在找不出政治理由时想利用“个人意气”吗？索罗金同志所说“我们一向反对这种手段”一语，说得是不是正确呢？“难道捷依奇同志公然企图对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给以当众侮辱的行为是可以容许的吗？”［注：索罗金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就是这样理解捷依奇同志的话的（参看第324页——“同奥尔洛夫的激烈对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第351页），他“根本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但他自己又立刻承认他讲过非常“类似的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我没有说过看谁敢这样做，而只是说：我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敢〈原文如此！捷依奇同志愈说愈糟了！〉拥护象选举三人小组这样罪恶的〈原文如此！〉提议”（第351页）。捷依奇同志不是驳倒而是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话。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责难：“这里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了”（在少数派拥护六人小组的理由方面）。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记住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既是党员，就应当处处以政治上的考虑为依据”是完全必要的。叫嚷实行选举是罪恶行为，这不仅是堕落到庸俗观念，简直是堕落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了！］（第328页）
现在我们把编辑部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一个总结。少数派没有驳倒（而且也没有反驳过）多数派再三指出过的事实，即三人小组计划是代表们在大会之初以及在大会以前已经知道了的，因此这个计划所根据的一些理由和材料是同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和争论不相干的。少数派在拥护六人小组时采取了原则上错误的和不可容许的庸人立场。少数派暴露了自己完全忘记选举负责人员问题上的党的观点，甚至根本没有评价每个候选人以及这个候选人是不是适合这个职务。少数派始终回避讨论实质问题，却一味谈论所谓协调性，“流眼泪”和“激动”（第327页，朗格的发言），说什么“有人想要谋害”某某人。少数派“神经过敏”，他们甚至不惜采取“笼络人心”，叫嚷选举是“罪恶”以及诸如此类不能容许的手段。（第325页）
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最坏的“个人意气”同政治上的理由作斗争，抱怨的话同起码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第30次会议上因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而发生的斗争的实质。
在第31次会议上，当代表大会已经以19票对17票3票弃权的多数否决了关于批准旧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提议（见第330页和勘误表），而当原来的编辑们也已经回到会场上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代表旧编辑部多数提出的声明”（第330—331页）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他那种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让我们把这篇集体声明和我对该声明的答复（第332—333页）逐条详细地分析一下吧。
马尔托夫同志在旧编辑部未被批准以后说：“从今天起，旧《火星报》就停止存在了，所以把它的名称改一下，也许更彻底。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新通过的决议大大限制了在大会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
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确实值得注意而且在许多方面大有教益的政治彻底性问题。我已经援引过大家在批准《火星报》时说的那些话来回答了这一点（记录第349页，参看前面第82页）［注：见本卷第308—309页。——编者注］。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政治不彻底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至于表现了这种不彻底性的究竟是代表大会的多数还是旧编辑部的多数，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同时，我们还要请读者自己解决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得正是时候的另外两个问题：（1）想把代表大会关于选举负责人员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看作“限制了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这是庸人观点还是党的观点？（2）旧《火星报》是从什么时候起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从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开始编辑第46号的时候起呢，还是从旧编辑部多数开始编辑第53号时候起？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问题。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说：“既然现在已经决定要选举三个人组成的编辑部，我就要用本人和其他三个同志的名义声明，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参加这样一个新编辑部。至于我个人，我要补充说：如果某些同志真想把我的名字当作一个候选人列入这个‘三人小组’，那我只能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对我的无端侮辱〈原文如此！〉。我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那些促使人们决定改变编辑部的情况。据说这样决定是因为存在某种‘摩擦’［注：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用过的“疙瘩”这个字眼而言。我再说一遍，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始终没有向代表大会说明他是指什么而言，而同样使用这个字眼的穆拉维约夫同志却说明，他指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疙瘩。读者一定记得，有四个编辑（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参加过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讨论就是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讨论；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曾用书面抱怨说，人们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作为“改变”编辑部的理由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这封信中认为“机会主义”同改变编辑部的计划有明显的联系，而他在代表大会上却只隐约地暗示“某种摩擦”。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他已经忘记了！］，是因为旧编辑部没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大会从一定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向编辑部询问过这种摩擦，甚至也没有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能力问题。〈奇怪得很，少数派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建议代表大会“询问编辑部”或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是不是因为在《火星报》组织分裂以后以及在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信中提到的谈判失败以后，这就没有益处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为我会同意参加这样改组后的编辑部的推测，看作是损害我的政治名誉……”［注：马尔托夫同志还补充说：“同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恐怕只有梁赞诺夫，而不会是马尔托夫，至于马尔托夫，我想你们从他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由于这是对梁赞诺夫的一种个人攻击，马尔托夫同志把这个声明收回了。可是，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被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由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由于“斗争”社的政治面貌，由于它的政治错误。马尔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认为的或者他确实给人硬加上的个人侮辱，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忘记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完全是由非原则性的考虑所产生的分散状态”（第38页，马尔托夫同志的发言）。这样的政治行为，不仅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在普遍混乱时期，当它还是在一个小组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应该受到谴责，而且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混乱已被克服的时期，即使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多数和‘劳动解放社’多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
我故意把这段话全部引下来，是为了让读者看看在代表大会以后十分流行的一种行为的标本和开端，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只能称之为无谓争吵。我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已经使用过这个字眼，不管编辑部怎样感到不满，我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因为它无疑是个用得正确的字眼。有人以为无谓争吵一定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如新《火星报》编辑部所推论的那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凡是稍微熟悉我们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看见过数十次无谓争吵的现象，当时由于“神经过敏”以及由于不正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人们往往提出并且一再重复一些最荒谬的责难、猜疑、自责、“个人意气”等等。不管这种无谓争吵表现得多么卑鄙，但是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要在这些无谓争吵中寻找卑鄙的动机。只有用“神经过敏”才可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发言中的上述言论，即把谬论、个人意气、幻想出来的恐怖、笼络人心的行为、虚构出来的侮辱和诋毁等等搅成一团的言论。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在我们这里产生数以百计的无谓争吵，而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如果说从这一团糟的言论中可以提取什么原则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势必得出一个结论：“实行选举是同损害政治名誉毫不相干的”，“否认代表大会有权实行新的选举，有权对负责人员作某种变动，有权改组由它授予全权的委员会”，那就会把问题弄得一塌糊涂，而“马尔托夫同志在是否可以从原先的编委会中选举一部分成员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政治概念的极大的混淆”。（这是我在代表大会上说的话，第33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现在我不谈马尔托夫同志对于是谁提出三人小组计划这一问题所作的“个人”评论，而只谈一下他对于旧编辑部没有被批准这一事实所作的“政治”评价：“……现在发生的事件是代表大会后半期进行的那个斗争的最后一幕。〈对啊！但这后半期是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被阿基莫夫同志紧紧控制的时候开始的。〉谁都知道，实行这种改革涉及的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争取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影响。〈第一，谁都知道，当时既涉及工作能力，又涉及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引起的意见分歧，因为提出“改革”计划时还根本谈不上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当时我们和马尔托夫同志还一起选出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委员会第七个成员呢！第二，我们已经根据文件材料指明，当时的问题关系到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当时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名单：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波波夫，另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编辑部的多数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开始唱起阿基莫夫的调子来了。任何一个党代表大会上的任何一个多数派在任何时候都会努力争取影响，以便借助于多数把这种影响在中央机关中巩固起来，但是人们把这个问题转移到机会主义的诽谤方面去，说什么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变成编辑部的“简单附属品”，象同一个马尔托夫同志在晚些时候说的那样，第334页。〉因此才认为有必要减少编辑部成员人数〈！！〉。因此我也就不能加入这样一个编辑部。〈请注意一下“因此”二字。编辑部怎样才能把中央委员会变成附属品或工具呢？不是只有当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拥有三票并且滥用这个优势的时候才会如此吗？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同样，当选为第三个成员的马尔托夫同志随时都能阻止任何滥用职权的现象，并且单单用自己的一票就能消灭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的任何优势，——这难道不也是很明显的吗？所以问题完全在于中央委员会的人选，而所谓变成工具和附属品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诽谤而已。〉我和旧编辑部的多数本来认为，代表大会将会结束党内的‘戒严状态’而奠定党内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戒严状态以及用来对付独立团体的非常法仍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了。只有在保存旧编辑部的全体成员时，我们才能担保编辑部根据党章享有的那些权利不会使党受到危害……”
以上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第一次抛出“戒严状态”这个著名口号的那段言论的全文。现在请看我对他的答复：
“……不过，在纠正马尔托夫所谓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是私人性质的这一声明时，我并不想因此否认同一个马尔托夫所说的我们所采取的、不批准旧编辑部这个步骤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说法。恰恰相反，我完全无条件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即这个步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不过不是马尔托夫所加给它的那种政治意义罢了。他说，这是为争取影响国内的中央委员会而进行斗争的一个行动。我比马尔托夫还更进一步。迄今为止，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火星报》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争取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但现在问题已经进了一步，已经是要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而不只是为争取这种影响而斗争了。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样希望影响中央委员会是我的罪过，而我却认为我过去和现在力求通过组织途径巩固这种影响正是我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经深刻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们是各说各的话。如果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照旧为争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么这些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的，马尔托夫同志说得完全对：业已采取的步骤无疑是重大的政治步骤，说明我们选定了现在已经显露出来的方向之一作为我们党今后工作的方向。‘党内戒严状态’、‘对付个别分子和独立团体的非常法’这些可怕的字眼，是一点也吓唬不了我的。对那些不坚定的和动摇的分子，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实行‘戒严’，而我们的整个党章、我们现在已由代表大会批准的整个集中制，正是对政治上模糊不清的许多来源实行‘戒严’。为了对付这种模糊不清，我们正需要有特别的、哪怕是非常的法律，而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步骤正确地规定了政治方向，给这样的法律和这样的措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90—291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的提要，我在这个提要中加上着重标记的一句话，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第16页）中故意删掉了的。他不喜欢这句话而且不愿意了解这句话的明显意义，那是毫不奇怪的。
马尔托夫同志，“吓唬人的字眼”一语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嘲笑，嘲笑那些小题大做的人，嘲笑那些用装腔作势的空话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的人。
唯一能够引起而且确实已经引起马尔托夫同志“神经过敏”的，仅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简单事实，即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这一简单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取得胜利以后就着手巩固自己的影响，方法就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也取得多数，建立起组织基础，以便根据党章同多数派认为是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东西作斗争［注：火星派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态度模糊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他们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说的一些机会主义空话；第二，表现在他们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李伯尔同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在代表大会后半期发展得很快；第三，表现在他们竟把选举中央机关报负责人员的问题降低到宣扬庸俗观念，说些抱怨的话以至笼络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会以后，所有这些可爱的品质更是大大发展，已经开花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怀着一种恐怖神情说什么“争取影响的斗争”，抱怨什么“戒严状态”，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空话，吓唬人的字眼罢了。
马尔托夫同志不同意这一点吗？那么他不妨告诉我们，世界上是否有过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或者从根本上说是否可以设想会有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在会上，多数派竟会不去努力（1）在中央机关中也取得多数，（2）使这个多数拥有克服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权力，以此巩固已经赢得的影响呢？
在选举之前，我们代表大会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把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内三分之一的票数给党的多数派呢，还是给党的少数派？保留六人小组和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一的票数，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二的票数。选举中央机关报三人小组和通过我们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二的票数，而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一的票数。马尔托夫同志拒绝同我们妥协或作出让步，并在代表大会上用书面向我们提出挑战，而当他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时，他就哭泣和抱怨起“戒严状态”来了！难道这不是无谓争吵吗？难道这不又是知识分子脆弱性的表现吗？
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考茨基不久以前从社会和心理特征角度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脆弱性所作的精辟的论述。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往往患同样的病症，我们向更有经验的同志们学习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方法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所作的评述，只是从表面上看才能说是离开本题。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注：我把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 worker）。］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著作家和编辑〉多半会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如果企图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对抗，那是一种最不适当的策略。这种对抗是社会对抗，它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下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下的叙述中，如果不作特别附带说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就仅仅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抗的。
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诚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游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常常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鄙视。所以，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产生某种对抗。
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作为无名群众的一分子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着斗争，他毫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贯穿于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的纪律。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他只有凭借自己的个人素质才能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他看来，个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心意。他认为纪律只有对群众才需要，对上等人物是不必要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
……尼采的哲学主张超人崇拜，对这种超人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保证他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个人对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的任何服从都是卑鄙可耻的，这种哲学正是知识分子世界观，它使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可以说是符合知识分子情绪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斯多克芒医生（《人民公敌》一剧中的人物）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知识分子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运动、甚至任何人民运动发生冲突，如果他试图在运动中起作用的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也和任何民主［注：最能表明我们的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组织问题都弄得一塌糊涂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转到阿基莫夫方面和鼓吹不适当的民主的同时，却又拼命反对民主选举编辑部，即照大家原先计划的那样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先生们，也许这就是你们的原则吧？］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满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却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他心甘情愿地行进在普通士兵的行列之中，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按照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处于少数地位就抱怨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的那种颓丧的啜泣（Weichliches Gewinsel）。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不想突出自己，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注：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第1册第4期第99—101页。］
马尔托夫及其同事们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担任工作，抱怨人家用戒严状态和非常法来“对付独立团体”，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被解散的时候，马尔托夫对这些独立团体并不关心，而当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关心起来了。
马尔托夫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注：见代表大会记录第337、338、340、352页及其他各页。］（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滔滔不绝地对“紧密的多数派”首先发出种种抱怨、非难、暗示、斥责、造谣和诽谤，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紧密的多数派举行了自己的非正式会议。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对他们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那些被少数派邀请参加少数派非正式会议的代表竟拒绝出席这种会议，而那些乐意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叶戈罗夫们、马霍夫们、布鲁凯尔们），却由于少数派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作过斗争而不能邀请。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人家提出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正是那些时常跟着反火星派分子跑的机会主义者，而有一部分还是这些反火星派分子本身，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少数派，极力支持机关中的小组习气，言论方面的机会主义，党务方面的庸俗观念，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脆弱性。
在下一节我们将要说明，如何解释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这一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实，以及少数派为什么不顾一切挑战而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多数派形成的原因和经过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但是，让我们首先把我们对于代表大会讨论情况的分析告一段落吧。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马尔托夫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决议案（第336页），我把这个决议案的三个基本点有时称为“三着致命棋”。这三点就是：（1）按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而不是按照单个候选人来进行表决；（2）在宣读名单以后，放过两次会议（大概是为了讨论）；（3）在没有绝对多数时，第二次表决就算是最后的表决。这个决议案是考虑得非常周密的策略（对于对手也要说句公道话呀！），这个策略是叶戈罗夫同志所不同意的（第337页），可是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七个人不退出代表大会，那么这个策略是肯定可以保证马尔托夫取得完全胜利的。所以采取这个策略，是因为火星派少数派方面不仅同崩得以及布鲁凯尔，而且同叶戈罗夫们以及马霍夫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直接协定”（而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是有这种协定的）。
你们想必记得，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诉苦说，“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以他和崩得订立直接协定为前提的。我再说一遍，这是马尔托夫同志因害怕而产生的想法，正是叶戈罗夫同志不同意按名单进行表决（叶戈罗夫同志“还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大概就是那些使他在估计民主保证的绝对价值时同戈尔德布拉特打成一片的原则），明显地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当时甚至同叶戈罗夫也谈不上什么“直接协定”。但是同叶戈罗夫以及同布鲁凯尔的联盟在当时是可能有而且确实有过的，这里所谓联盟，就是说每当马尔托夫分子同我们发生严重冲突时，每当阿基莫夫及其伙伴必须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时，马尔托夫分子总是保证能得到叶戈罗夫和布鲁凯尔两个人的支持。阿基莫夫和李伯尔两位同志一定会选择中央机关报六人小组，选择马尔托夫所提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为害处较少的办法，作为使火星派的目的最难达到的办法（见阿基莫夫关于党章第1条的发言以及他对马尔托夫所抱的“希望”），这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名单进行表决，放过两次会议，以及重新进行表决，所有这些办法都是为了不用任何直接协定而又能以几乎是机械的准确性达到这种结果。
但是，我们的紧密的多数派仍然是紧密的多数派，所以马尔托夫同志的迂回办法也就不过是一种拖延手段，我们不能不拒绝这种办法。少数派曾用书面形式（在声明书中，第341页）抱怨这一点，“鉴于当时进行选举的那些条件”，按照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两个人的先例拒绝参加表决和选举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抱怨选举条件不合常态的话（见《戒严状态》第31页）在党内数以百计的搬弄是非的人面前到处宣扬。但是，这里有什么不合常态的地方呢？是采取了由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事先规定的（第6条，记录第11页）而被可笑地说成是“虚伪”或“不公平”的秘密投票吗？是形成了被怯懦的知识分子看作“怪物”的紧密的多数派吗？或者是这帮高贵的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合常态的愿望，想要违背他们自己在代表大会面前许下的承认大会一切选举（第380页，代表大会章程第18条）的诺言吗？
波波夫同志巧妙地暗示了这种愿望，他在进行选举的那天的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问道：“既然有半数代表拒绝投票，主席团是否确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有效的和合法的呢？”［注：见第342页。这是指选举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而言。当时投了24张选票（总共有44票），其中2张是空白票。］主席团当然回答说确信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注意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事件。马尔托夫同志赞成主席团的意见，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波波夫同志弄错了，“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合法的”（第343页）。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种（想必是非常合乎常态的）政治彻底性吧；关于这种彻底性，只要把在党面前作的这个声明同在代表大会以后干的事情以及在《戒严状态》中所说的“还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开始的党内半数的暴动”（第20页）这种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阿基莫夫同志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的希望胜过了马尔托夫本人的昙花一现的善良意图。
阿基莫夫同志，“你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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