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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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

谈到党章的继续讨论（代表大会第26次会议），值得指出的只有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权力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分子现在攻击过分集中制的用意。叶戈罗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力图限制集中制，而且信心更足，不以他们自己的候选资格或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为转移。他们早在章程委员会里就已经提议要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利：解散地方委员会必须得到总委员会的同意并且限于特别列举出的情况（第272页，注释1）。章程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格列博夫、马尔托夫和我）反对这种限制，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也曾拥护我们的意见（第273页），并反驳叶戈罗夫和波波夫，他说：“即使没有这些限制，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象解散组织这样的重大步骤时也会预先讨论的。”可见，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对于一切反集中制的企图还是不加理采的，结果代表大会否决了叶戈罗夫和波波夫的提议，——可惜只是我们不能从记录上查明究竟是多少票否决的。

在党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也曾“反对以‘批准’一词来代替‘组织’一词〈党章第6条说：中央委员会组织各委员会等等〉。必须也给以组织的权利。”马尔托夫同志当时是这样说的，那时他还没有想出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才发现的那个绝妙的思想，即认为“批准”不包括在“组织”这个概念以内。

除了这两点以外，其余关于党章第5条至第11条的讨论完全是细节的辩论（记录第273…276页），没有多大意思。第12条是关于所有党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特别是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的问题。章程委员会提议把增补所必要的法定多数从2/3提到4/5。报告人（格列博夫）提议：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需要一致通过。叶戈罗夫同志认为留下一些疙瘩是不恰当的，主张在没有人提出理由充分的异议时只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波波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叶戈罗夫同志的意见，而要求要么是简单多数通过（没有提出异议权），要么是一致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格列博夫、叶戈罗夫以及波波夫的意见，表示反对一致通过，反对4/5（赞诚2/3），反对“相互增补”，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对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提出异议的权利，反之亦然（“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

读者可以看出，这里派别划分是很复杂的，意见分歧表现在几乎每一个代表的看法都“一致”具有自己的特点！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承认，同所厌恶的人一起工作从心理上说是不行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组织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增补方面相互监督的权利是不需要的。我所以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相互对对方的工作没有权利说话。不！例如，关于是否应该把纳杰日丁先生接收到中央委员会里的问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很好的建议的。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我不愿意造成一种互相激怒的拖延。”

我反驳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法定多数的问题，我反对从4/5减到2/3的提议。采用提出说明理由的异议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我反对这样做。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问题，要重要得多。两个中央机关的相互一致，是保证协调的必要条件。这里谈的是两个中央机关不协调的问题。谁不愿意分裂，他就应该关心维持协调。从党的生活中可以知道，曾经有过一些制造分裂的人。这是个原则问题，重要问题，它决定着党的整个未来的命运。”（第276—27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5页。——编者注］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载的我那次发言内容概要的全文，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别重视。可惜他虽然重视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却不肯联系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讨论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

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自己最初的草案中（第394页第11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9页。——编者注］仅以2/3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成员增补问题上实行相互监督呢？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277页）也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一封信，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党章第1条“把罐子打破了”，我们必须用“双结”把它捆好，——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过。这就是说，第一，马尔托夫在纯理论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而李伯尔和阿基莫夫坚持了他所犯的错误。这就是说，第二，马尔托夫分子（即火星派中的区区少数）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使他们在通过中央机关的人选时成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我强调协调的必要性并预先提醒要防备“制造分裂的人”，我在这里谈的正是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当时这种提醒确实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因为《火星报》组织（当然，它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是更有权威的组织，因为它最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和所有候选人）已经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已经通过了我们都知道的关于它所顾虑的那些候选人的决议。无论就道义或就实质而言（即就作出决定的权限而言），《火星报》组织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都应该起决定作用。但是从形式上来说，马尔托夫同志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请求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帮忙反对《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阿基莫夫同志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出色的发言中非常明白而聪明地说，每当他看到火星派分子中间在达到他们共同的火星派目的的方法上发生意见分歧时，他就自觉地、有意地投票赞成比较差的方法，因为他的目的是同火星派的目的针锋相对的。所以，毫无疑问，不管马尔托夫同志本身的愿望和意图如何，正是比较差的中央机关人选将会得到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支持。他们可能会投票，他们一定会投票（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他们对于党章第1条的投票情况来判断）赞成包括“制造分裂的人”在内的名单，并且他们投票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这是个重要原则问题（两个中央机关的协调），它可能关系到党的整个未来命运，这样说又有什么奇怪呢？

凡是稍微了解火星派的思想和计划，了解运动的历史，稍微有诚意赞成这些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由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来解决《火星报》组织内部对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的争论在形式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一定会造成最坏的结果。我们一定要为防止这种最坏的结果而斗争。

试问：怎样进行斗争呢？我们进行斗争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方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处在少数地位时（正如讨论党章第1条时那样），我们就请求代表大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接受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以4/5代替2/3），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所有这些，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都曾加以坚持。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间的谈话之后就轻率地对代表大会作评论和判断，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和当事人的所有“证词”。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证词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的形势下，争论的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的“罐子”。

巴甫洛维奇同志讲到代表大会的当时形势时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好认为，我们提出增补时需要一致同意这一条，就等于替对方操心，因为对于在某个机关中占多数的派别来说，一致同意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利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4页）可是，现在有人总是忘记事件发生的顺序，忘记现在的少数派在代表大会整个时期内都曾经是多数（由于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参加），忘记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并且这次争论的内在原因就是《火星报》组织内部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发生意见分歧。谁弄清了这个情况，谁也就会懂得我们争论为什么这样激烈，谁也就不会对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示惊奇：一些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居然引起真正重要的原则问题。

捷依奇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第277页）说得很对，他说：“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针对目前形势提出来的。”的确，只有了解当时形势的全部复杂性以后，才能了解争论的真正意义。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当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总是用任何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合情合理的方法来维护少数的权利，即请求代表大会对中央机关人选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叶戈罗夫同志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不过是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得也很对，他说：“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在辩论中又听到有人拿原则作借口。〈这是在代表大会第31次会议上谈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说的，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星期四早晨说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第26次会议则是在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看来，大家都明白，在最后几天内，所有的争论都不是围绕某个原则问题，而只是围绕怎样保证或者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机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原则早就丧失净尽了，我们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全场大笑。穆拉维约夫说：“请在记录中写上马尔托夫同志笑了。”）”（第337页）马尔托夫同志和我们大家听见叶戈罗夫同志这些确实可笑的抱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不奇怪的。是的，“在最后几天内”，许许多多争论都围绕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这是事实。这在代表大会上确实是大家都清楚的（只是现在少数派力图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最后，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这也是对的。可是，上帝啊，这究竟跟“原则丧失净尽”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我们所以聚集在一起举行代表大会，是为了（见第10页，代表大会议程）在最初几天谈一谈纲领、策略、章程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在最后几天（议程第18—19项）谈一谈中央机关的人选并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天用来就指挥棒问题进行争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是完完全全正当的。（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指挥棒而吵架，那就是无谓争吵了。）如果谁在代表大会上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如叶戈罗夫同志那样），在这之后竟说什么“原则丧失净尽”，那简直令人可笑。难怪大家都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同样也难怪穆拉维约夫同志请求把马尔托夫同志参与这一嘲笑写入记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就是自己嘲笑自己……

为了补充穆拉维约夫同志的讽刺，举出这样一件事实也许不是多余的。大家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马尔托夫同志到处扬言，说正是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起了主要作用；说“旧编辑部中的多数”曾经激烈反对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在代表大会以前，马尔托夫同志在接受我提出的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以及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的草案时，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写给我，他写道：“在接受这样的相互增补形式时，应当着重指出，在代表大会以后，每个委员会成员的补充都将按照稍微不同的另一种原则来实行（我的意见是：每个委员会在增补新委员时都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另一个委员会：后者可以提出异议，那时争论就由总委员会来解决。为了避免拖延，这种手续应当用于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候选人（至少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应当这样做），拿这些候选人来补充，会更简便一些）。为了着重指出将来的增补应当按照将由党章规定的手续进行，必须在第22条［注：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议程草案以及草案说明。这个草案第22条说的正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六人小组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增补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分别进行增补的问题。］补充一句：‘……已经形成的决定也要由它批准’。”（黑体是我用的）

这是用不着说明的。

在说明了就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进行争论的当时形势的意义以后，我们应当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的表决情况；至于讨论情况就不必谈了，因为在我引用过两个发言（马尔托夫同志的和我的发言）以后，只有很少几个代表提出过一些简短的质问（记录第277—280页）。说到表决情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硬说我在自己的说明里作了“最大的歪曲”（同盟记录第60页），“把围绕党章进行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无意中说了一句大实话：在党章第1条问题以后，激烈的争论正是围绕党章进行的〉描写成《火星报》对那些同崩得结成联盟的马尔托夫分子的斗争”。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关于“最大的歪曲”的有趣问题吧。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表决同关于增补问题的表决合在一起，举出了八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参加总委员会——赞成的有27票（马），反对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7票［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顺便说一下：在记录第270页上写的是，弃权的有8票，但这无关紧要）；（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18票（马），弃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23票（马），赞成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12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11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21票（马），弃权的有7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25票（马），反对的有19票（列），弃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24票（马），反对的有23票（列），弃权的有4票。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黑体是我用的）（同盟记录第61页）

试问，当时没有实行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同志根据什么认为显然有一位崩得分子投票拥护他马尔托夫的主张呢？

原来是他注意到了表决人数，当表决人数表明崩得参加了投票时，马尔托夫同志就深信这种参加是有利于他的。

我的“最大的歪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总共是51票，除去崩得分子是46票，再除去工人事业派分子是43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8次表决中的7次分别有43、41、39、44、40、44、44个代表参加，有一次是47个代表（确切些说，是47票）参加，马尔托夫同志本人在这里也承认有一个崩得分子支持他的主张。可见马尔托夫所描绘的（而且描绘得很不全面，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情景只是证实和加重我所描述的斗争情况！原来在很多场合弃权票的数字是很大的，这恰恰表明整个代表大会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的兴趣是比较小的，火星派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发生十分明显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所说的崩得分子“弃权显然是帮助了列宁”，一语（同盟记录第62页），恰恰是不利于马尔托夫本人的，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弃权时，我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预一下时，他们总是支持马尔托夫同志的，而他们这种干预又不只表现在上述有47个代表参加的那次表决中。谁愿意查一查代表大会的记录，谁就能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所描绘的情景是出奇的不完备。马尔托夫同志干脆把崩得另外参加过的整整三次表决都漏掉了，而这三次表决结果当然都是使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这三次就是：（1）通过佛敏同志提出的把法定多数从4/5减为2/3的修正案。赞成的有27票，反对的有21票（第278页），就是说，有48票参加了表决。（2）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关于取消相互增补的提议。赞成的有26票，反对的有24票（第279页），就是说，有50票参加了表决。最后，（3）否决我所提的只有取得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才能增补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提议（第280页）。反对的有27票，赞成的有22票（甚至是记名投票，可惜这些没有保存在记录中），就是说，有49票参加了表决。

总结：对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崩得分子只参加四次表决（有三次是我刚才列举过的，分别有48、50、49人参加，还有一次是马尔托夫同志列举过的，有47人参加）。所有这四次表决的结果，都是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可见我的叙述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指出马尔托夫分子和崩得的联盟方面，无论是在说明问题的比较细节的性质（在许多场合都有很多人弃权）方面，也无论是在指出火星派分子没有明显的派别划分（没有举行记名投票；参加讨论的人数很少）方面。

马尔托夫同志想在我的叙述中找矛盾，不过是一种不高明的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只是抓住只言片语，却不肯花点气力把全部情景重述出来。

党章中最后关于国外组织问题的一条，又引起了充分表明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情况的讨论和表决。当时谈的是承认同盟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问题。阿基莫夫同志当然马上表示反对，他提醒注意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外联合会，并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他说：“我首先应当声明，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得到这样还是那样的解决有什么特殊的实际意义。直到现在我们党内进行的思想斗争显然还没有完结；但是它会在另一些方面和另一种力量配置下继续下去……党章第13条再次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把我们的代表大会由党的大会变为派别大会的倾向。有人要代表大会消灭少数派的组织，迫使少数派消失，而不是迫使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的统一而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所有的党组织统一起来。”（第281页）读者可以看出，对于马尔托夫同志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后所十分珍爱的“继承性”，阿基莫夫同志也同样十分珍爱。但是，在代表大会上，那些对自己用一个尺度而对别人用另一个尺度的人却起来猛烈地反对阿基莫夫同志。虽然党纲已被通过，《火星报》已被承认，党章几乎全部被通过了，但是恰恰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原则上”把同盟和联合会分开的“原则”。马尔托夫同志高声喊道，“如果阿基莫夫同志想把问题提到原则的基础上，那我们一点也不反对；特别是因为阿基莫夫同志说到在同两个派别斗争时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所以要认可一种方针的胜利〈请注意，这是在代表大会第27次会议上说的！〉并不是要向《火星报》再一次鞠躬致敬，而是要同阿基莫夫同志提到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第282页，黑体是我用的）

请看这幅图画吧：在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一切争论已经完结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还在继续同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直到他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为止！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就同他在代表大会以后第二天就顺利实现的那种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了。但是，阿基莫夫同志在当时就已经比马尔托夫同志有远见得多；阿基莫夫同志援引了“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被称为委员会的一个老的党组织”五年来的工作，最后并以一句非常尖刻而又确有先见之明的警句作为结束：“至于说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我希望我们党内产生另外一种派别是白费心思，那我应当说，甚至他本人都使我抱着这种希望。”（第283页，黑体是我用的）

是的，应当承认，马尔托夫同志确实没有辜负阿基莫夫同志的希望！

当一个可以算是做过三年工作的老的党委员会的“继承性”遭到破坏时，马尔托夫同志深信阿基莫夫同志的话正确而跟着他走了。阿基莫夫同志取得胜利没有花多大的代价。

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而且一贯拥护——阿基莫夫同志的只有马尔丁诺夫同志、布鲁凯尔同志和崩得分子（8票）。作为“中派”真正领袖的叶戈罗夫同志采取了中庸之道：请看，他赞成火星派分子的意见，对他们表示“同情”（第282页），并且为了证明这种同情而建议（第283页）要完全回避当时已经提出的原则问题，避而不谈同盟和联合会。他的提议以27票对15票被否决了。显然，除了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外，几乎所有的“中派”分子（10票）都同叶戈罗夫同志一起投票拥护这个提议（投票总数是42票，可见有许多人是弃权的，或者是缺席的，象进行既没有意思而结果又是毫无疑义的表决时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每当要切实地实行《火星报》的原则时，立刻就暴露出“中派”的所谓“同情”原来只是口头上的，而拥护我们的只有30票或者稍微多一点。对鲁索夫的提议（承认同盟为唯一的国外组织）举行的辩论和表决，更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已经直接采取了原则的立场，拥护这一立场的就有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他们说鲁索夫同志的提议被提付表决是不能允许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提议是要扼杀其余一切国外组织”（叶戈罗夫语）。发言人不愿意参加“扼杀这些组织”，所以他不仅拒绝表决，并且退出了会场。但是我们要替这位“中派”首领说一句公道话：他表现了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要大十倍的坚定信念（对自己的错误原则）和政治勇气，他并不只是在事关自己那个已在公开斗争中遭到失败的小组时才维护“被扼杀的”组织。

鲁索夫同志的提议以27票对15票认为可以交付表决，然后又以25票对17票获得通过。如果把没有参加表决的叶戈罗夫同志加到这17票中，那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的全班人马（18票）。

党章第13条关于国外组织的全文，只是以31票对12票6票弃权通过的。31票这个数目表明，代表大会上大约有多少火星派分子，就是说大约有多少人一贯坚持并且切实执行《火星报》的观点，——这个数目，我们在分析代表大会的表决情况时已经碰到过不下6次（关于崩得问题的地位，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而马尔托夫同志却硬要我们相信，把这样一个“狭隘的”火星派集团划分出来是毫无根据的！

同时还要指出，在通过党章第13条时，就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声明“拒绝参加表决”进行了非常值得注意的讨论（第288页）。当时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这个声明，并且完全合理地认为，即使把联合会干脆封闭也不能使联合会的代表有任何理由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拒绝参加表决是根本反常的和绝对不能容许的，——这就是当时整个代表大会同主席团一致的看法，其中也有火星派少数派分子，他们在第28次会议上还激烈地抨击他们自己后来在第31次会议上所干的事情！当马尔丁诺夫同志为自己的声明辩护时（第291页），巴甫洛维奇、托洛茨基、卡尔斯基和马尔托夫全都起来反对他。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清楚地认识到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义务（在他自己还没有成为少数派以前！），并且就这个问题大有教益地讲了一通。他指着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高声说：“或者你们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应该参加大会的一切工作〈黑体是我用的；当时马尔托夫同志还没有觉得少数服从多数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或者你们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不能留在会场上……联合会的代表们的声明使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党员，他们是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第292页）

马尔托夫同志教训阿基莫夫同志要懂得党员的义务！可是，阿基莫夫同志说他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着希望，这也没有白说……不过这种希望只能是在马尔托夫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才得以实现。当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自己而只涉及到别人时，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对马尔丁诺夫同志首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使用的“非常法”这一吓唬人的字眼，是根本充耳不闻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回答那些劝他收回本人声明的人说：“我们听到的解释并没有说清楚，究竟这是个原则的决定呢，还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一种非常办法。如果是一种非常办法，我们就认为这是对联合会的一种侮辱。叶戈罗夫同志也同我们一样感到这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非常法〈黑体是我用的〉，所以甚至退出了会场。”（第295页）当时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同普列汉诺夫一起，都坚决反对把代表大会表决结果看作一种侮辱的荒谬思想，反对这种确实荒谬的思想；托洛茨基同志在维护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议通过的决议（决议说：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十分满意）时说，“这个决议是原则性的而不是庸俗的，至于有谁因为这个决议而感到委屈，那不关我们的事。”（第296页）但是，事实很快就说明，小组习气和庸俗观念在我们党内还非常厉害，而我加上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些响亮的空话而已。

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拒绝收回自己的声明，并退出了代表大会，对他们的这种行动，大会代表们喊道：“真是莫明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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