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宗派主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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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一体两面。正如美国《社会主义革命报》所解释的那样，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要透过与工人阶级的愿望和运动联系起来成为一种群众力量，就必须与两者进行斗争。 （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9年10月18日，译者：k2e4z7x9）

随着IMT 的工作范围不断扩大，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公众形象也在稳步上升。随着大多数其他左翼组织陷入危机，许多组织完全消失，我们在过去20年里在美国所做的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的工作正开始取得成效。我们共同努力工作的回报是高质量的联系人和成员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的组织。在未来的几年里，这种联系人和成员的增长速度将会更快。 

然而，我们的成功也使我们成为改良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更显著的劲敌。我们的政治对手开始担忧我们的成功也鼓舞了我们——证明我们正在找到正确的平衡。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现实世界和社交媒体上对我们的明争暗斗和诽谤只会越来越严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分析近来一个恶毒的极端宗派团体“国际社（The Internationalist Group）”最近试图“打入”和破坏IMT的经验，并从中学习。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社是从恶名昭彰的“斯巴达派”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团体。 

马克思主义者欢迎并鼓励诚实、开放、建设性和同志式的辩论。如果我们不利用三不五时出现的歧见来改善我们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理解， 我们就不能运作一个有活力的组织。当出现分歧时，应冷静地、政治性地讨论这些问题，以期加强组织的工作，提高每个人的政治水平。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新现象的出现，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歧见不免会出现。同志们也有权改变主意，改变立场。但我们也必须有一种分寸感。没有必要在某个特定的主张处于防御或固守的姿态。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是，在澄清了不同主张之间真正的差异之后，历史进程本身将阐明所涉及的问题，并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对我们的渗透企图中提出的分歧既没有被诚实地提出，也没有良善的动机。这是最典型的宗派主义行径。他们对真正的理论澄清或改进IMT的工作没有兴趣，只是诉求混淆视听，伤害士气，并“收割”越多我们的成员越好。他们就这个问题编写的对外公报内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大量删减由我方提出的原文来将IMT描绘成“官僚化”的组织（参见文末的附件）。 

然而，由于所有参与这一事件的 IMT同志冷静、政治和专业的处理方式，宗派主义者的尝试是完全失败的。IMT只失去了一名自愿充当国际社“干预先锋”的人 ——此人在所有政治讨论结束之前就决定弃船。

最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些讨论的同志们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理解，并且更加坚信IMT是唯一真正代表俄国革命和托洛茨基主义遗产的组织。 

IMT通常不会参与宗派组织的活动。然而， 在当今时代，鉴于改良主义在整个劳工运动中的优势，部分厌恶改良派的人会转向极左宗派主义，误入歧途，矫枉过正。虽然有时候一点“矫正”是必要的，但是宗派主义者只会把棍子朝一个方向弯曲，而不会把它弯曲回来。 

为了使我们的成员和读者在遇到极左主义时有政治论据和信心来反驳它，我们相信这一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机会来作出一些政治和组织上的澄清。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澄清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形式主义、辩证法还是形式逻辑、科学社会主义还是非科学教条主义的问题。 

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几十年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逆流而上，孜孜不倦地捍卫革命纲领、方法、旗帜和传统。虽然潮流开始逆转，但我们仍在与改良主义的潮流作斗争。 

不可否认，人们对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兴趣正孕育着未来的潜力。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这个初期阶段，各种改良主义倾向必然占主导地位。在没有大众工人党的传统和阶级斗争的工会领导人提供一个明确的前进道路下，现况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 

我们的任务是找到方法，将我们积累的微小质量转化为更大的数量。唯一能做到这点的办法就是从群众内部的先进阶层着手，积极地把思想同群众的愿望联系起来。 

我们在消除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和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困惑和幻想时，也必须把原则性的政治和耐心的态度结合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追求数量而在质量上淡化我们的理念，捏造通往成功的捷径。建设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艺术在于如何保持组织的高政治水平，并同时抓住机遇扩大组织。

我们必须认清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而抵御外来思想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积极主动地教育同志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本原理。

拥有确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分寸感和深刻的历史认识是不可或缺的。IMT比任何其他左派组织都更重视这项工作。我们制作的政治教材的数量和质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的同志，从连贯的劳工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分析当代的复杂社会现象。 

理论和政治水平低下，甚至对理论的蔑视态度主导着在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左翼和劳工运动。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对抗这个情势。在现实世界中， 仅仅背诵一些公式或口号是完全没有用的。现实不断地向我们呈现新的组合与合流，这些只有透过辩证才能被真正理解。。 

为了避免僵化、机械的思维——美国不幸的知识遗产——我们必须自觉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托洛茨基对此非常坚持，在他于1938年抵达墨西哥时，他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领导人提出了以下建议: 

“回到美国后，同志你们必须立即开始展开反对马克斯 · 伊斯曼（Max Eastman）歪曲和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是美国思想最大的诅咒。你必须给年轻的同志注射预防感染的疫苗。 “

这就是为什么IMT美国支部近来出版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新书，并且花了一年的时间推进整个组织的成员共同致力于这本书。 

“批评自由”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政治的世界观，拥有拥抱变化、矛盾和事务的无常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事务进程的框架，不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参与阶级斗争。当应用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衰落时代下革命党的建设这一复杂问题时，它通常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指标是在所有政治问题上维持坚定不移的、有原则的阶级独立，以及无限的战术灵活性。它的组织方法是在执行民主决定的任务时，以充分的讨论自由和团结为基础。当然，根据不断变化的事件、需求和机会，优先顺序、 视角甚至程序可能需要灵活地更新甚至改变。但是，大致的界限是集体决定的，任何选举产生的机构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可以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审查、修改或推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组织可以作出民主决定，并及时有效地执行这些决定，而不会陷入关于次要问题的无休止的辩论中去。 

然而，也有一些人断言，任何个人都应该且必须在任何时候就他们想要的任何问题发出书面文件，只要他们自己决定，讨论就应该继续下去。这揭示了在组织民主和集体决策方面彻底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观。 

这与列宁在许多场合所反对的“批评自由”概念惊人地相似，即”只会导致组织瘫痪和士气低落的那种“自由”，因为该组织受制于那些不把集体最大利益放在心上的个人的反复无常行为。在列宁的构想和实践中，革命趋势组织必须于自身内“清洗”这种倾向，当然不是通过斯大林式的迫害和肃清，而是通过诚实和政治性的讨论、辩论和澄清。在1905年的一篇题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文章中，列宁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

马克思主义方法

事实是具体的，我们的分析和结论必须来自事实。如果我们的观念与事实不符，那么就必须调整这些观念ーー因为我们无法改变事实。归根结底，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要想有用，就必须与现实联系起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可以简单地被“复制黏贴”到现实中。宗派主义者，他们的“黑白分明”和“一刀切”的思想，只理解这个方程式的一面。 

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忠实的追随者中最“正统”的人，但宗派主义者的做法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应用于生活现实的方法，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话当作圣旨，像圣经一样被提及和重复，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无论具体情况如何。

宗派主义者的做法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应用于生活现实的方法，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话当作圣旨，像圣经一样被提及和重复，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无论具体情况如何。 //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宗派主义者在一个固定范畴、预设图式和“纯度测试”的世界中运作。对于他们来说，阶级斗争是在干净的实验室内发生的，远离利益和意识相互矛盾的现实和混乱的世界。归根结底，宗派主义源自于知识怠惰，并也会导致这种懒惰。毕竟，当你只需查找公式并插入答案时，就没有必要全面地处理复杂的问题。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扭曲成闹剧，从而把它们变成它们的反面。 

正如托洛茨基简洁地解释道：

“宗派主义者虽然在每一句话中都对马克思主义发誓，但它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否定，它以经验为出发点，并始终回归。宗派主义者不理解完成的方案与生活之间的辩证作用和反应，也就是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群众斗争。宗派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和启蒙主义的。在发展的某个阶段，理性主义是进步的，批判性地针对盲目信仰和迷信（如十八世纪！）。每次伟大的解放运动都重复着理性主义的进步阶段。但是理性主义（抽象的宣传主义）在针对辩证法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反动因素。宗派主义与辩证法是敌对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因为它背弃了工人阶级的实际发展。”

正如他在《唯物辩证法ABC》概述的那样: 

“每个工人都知道不可能造出两个完全一样的物体。再把黄铜加工成锥形轴承时，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误差是允许的（这叫做公差）。通过观测公差标准，这些锥形被视为等同的（A等于A）。当超过公差时，量变变成质变，换句话说，这个锥形轴承就成立次品或废品。

我们的科学思想仅仅是包括技术在内的普遍实践的一部分。对于概念来说，同样存在“公差”。这不是由从“A等于A”的公理得出的形式逻辑建立起来的，而是由从万物皆变的公理得出的辨证逻辑建立起来。‘常识’的特点就在于它常常超过了这个辨证的‘公差’。”

换句话说，每当我们采取一个特定的立场或提出一个特定的口号，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在这些限制之外，它可能不再是正确的，甚至可能变成它的对立面。从有助于提高阶级意识、自信和团结的有益事物，到可能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 

这也适用于政治观点的阐述。观点是确定我们工作方向不可或缺的指南。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一个永远都是正确的铁板一块的预言。如果客观条件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就超越了“辩证的公差” ，必须更新或改写这些观点。正如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的: 

"每个历史诊断都是有条件的，诊断愈具体，则依赖于条件者愈多。诊断并非开支票，可于某年某月某日兑现。诊断仅仅指出事变发展的一定趋势而已。但还有他种力量和倾向与此趋势同起作用，到某一时候开始占据支配地位。那些要求准确预言具体事变的人，请求教于占星家罢。马克思主义的诊断只能帮助确定方向。"

正如他在相同工作的其他地方解释的那样： 

“辩证法并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术式的万能钥匙。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但它却引导这一分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保障它不致毫无结果地流浪于主观主义与烦琐哲学的荒漠中。”

引文的使用 

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引文的使用方法。摘录经典著作和演讲有助于说明过去和现在类似情况下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是用连贯、令人信服和深思熟虑的论点来说服那些不同意我们观点的人。以这种方式使用、引用过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是非常有用的。 

然而，宗派人士似乎认为，仅仅引用一个受人尊敬的出处就足以“赢得”并结束争论。他们用语录来鞭策自己的成员，这只会强化这些团体的邪教行径。 

此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直是在语境中充分引用政治对手的话，而不是从断章取义求得“确凿的证据”。这种手段与诚实的政治辩论毫无共同之处。托洛茨基称这种手法为“伪造合金”。

通过断章取义——通常只是引用一些只字片语——并将它们与断言、假设、混淆和彻头彻尾的捏造结合在一起，空穴来风的“铁证”可以很容易地拼凑起来。这种方法被斯大林主义者所完善，也被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敌人所使用ーー但它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关系。 

我们在建构什么，我们处于哪个阶段？ 

IMT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引导世界劳工阶级走向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群众革命政党。一旦我们的纲领与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们联系起来，并有意识地加以实施，整个地球将发生改变。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建党的艺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转化为能够真正改变社会的群众力量。这不是一个直线性过程。虽然一个在未来成功的群众组织的基因可能包含在一个政治上和组织上健康的小团体中，但革命党不只是从一小群由小众成长到中型再到大型的组织。  

IMT称自己是一种趋势而不是一个政党，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是在劳工、青年、社会主义派和其他运动中的一种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趋势。我们在每个国家的目标都是成为一个政党，并最终成为一个群众政党，但这样的政党不能简单地宣布成立。我们具有谦卑和革命性的乐观精神，明白我们只是一个胚胎，但在某些条件下——而这些条件正在迅速成熟——我们可以迅速成长，成为阶级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正如托洛茨基在谈到新兴的第四国际时写道: 

"是的，它的队伍人数不多，因为它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它们还主要是干部。但是这些干部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以外，在这个星球上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实的革命潮流。如果说我们的国际人数还不多，它在理论、纲领、传统以及对它的干部的无可比拟的锻炼方面是很强的。谁要是在今天还看不见这一点，让他站到一旁去。明天，情况就会更明显。"

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人党一旦成立，就必须具有组织上的独立性。然而，一小撮马克思主义者为未来的大众共产党奠基的工作与大众共产党从事的人物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在茫茫人海内赢得“一两人”，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组织方法训练他们。在某个阶段，我们会一口气迎来5、10位新同志，最终一次赢得100和1000人。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狂妄自大地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或者假装以自己已经得到劳工阶级大众拥护的姿态来面对其他的政党、组织和运动。另一方面，各种恶毒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已经相信自己是无产阶级和领导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政党。这种与现实的完全脱节严重扭曲了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左派阵营的态度。 

然而，托洛茨基对于趋势和政党的区别又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敦促他在共产主义联盟中的法国支持者们“转向”法国社会党(SFIO) ，与加入该党的迅速激进的年轻人建立联系。其目的是通过加入SFIO和赢得最佳人才到革命理念，将托派从数量微弱的势力转化为更大的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正是这个法国社会党背叛了世界工人阶级。但这不再是1914年的法国社会党，而是1930年代，由于历史的变幻莫测，群众内最先进的阶层正在转向 SFIO。当托洛茨基本人被指责违背了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独立的“原则”时，他在1934年的一篇题为《面对转折的法国共产联盟》（The League Faced with a Turn）的文章中以一种FAQ的方式回答道： 

“18: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独立的。确实如此。但法国共产联盟还不是一个政党。它是一个胚胎，胚胎发育需要被呵护和营养才能够发展。”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种分寸感。我们正处于萌芽阶段，当IMT着眼于任何领域的工作，例如，伯尼 · 桑德斯周围的运动时，当然不会妥协我们的革命纲领或鼓励工人政党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政党。我们目前的目标是与我们的纲领和观点的与任何运动内最激进的阶层建立联系并赢得他们的支持——无论他们在哪里。正如我们已经在几十篇文章中解释过的那样，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从未跨越过阶级鸿沟。如果我们像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u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那样做的话，我们可以暂时赢得更多的支持。但是这种机会主义意味着IMT作为未来革命胚胎的死亡——正如 CWI和其他组织后来发现的那样。 

因此，虽然我们的总目标是为“革命党”的出现奠定基础，但我们知道，我们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有许多发展阶段尚未到来。尽管如此，我们代表了一个未来政党的雏形。我们的纲领虽然还没有与群众联系起来，但是它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扎下更深的根，并且在未来实现重大的数量增长的质量性指南。 

纲领的重要性和用途 

托洛茨基解释道: 

“纲领的意义就是党的意义。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是经过精挑细选、由（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先进、最乐于奉献的那部分人组成的，党可以发挥重大的、历史性的政治作用，这与其人数并没有直接关系...（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领导遍及全国的苏维埃，是因为它有正确的政策，以及它的凝聚力...党是靠什么凝聚起来的呢？党是靠对各种事件、各种任务的共识凝聚起来的，而这种共识——就是党的纲领。

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怕得不敢赞成。他们反对这种做法，而希望能有道义上的、精神上的纲领。但对我们来说，这个纲领是共同经验的结果。（我们）不把它强加给任何人，因为任何加入党的人，都是自愿加入的...纲领表达了这种必然性，我们学会理解之后，由于这种必然性对阶级的全体成员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就能对任务达成共识，对这种必然性的理解，就是纲领。”

而在资本主义面临终结危机的时代，纲领所采取的形式是过渡性的。下面是托洛茨基如何解释他的过渡纲领：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摆脱旧的领导，它的保守主义是同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崩溃完全矛盾的，它是历史进展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对无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提出的主要指责是它们不愿意同资产阶级的半政治僵尸脱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计划地向旧领导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夺取政权！”成了揭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各政党和组织的背叛性的极为重要的武器。

我们要求所有依靠工农和代表他们说话的政党和组织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并且走上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答应充分支持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同时，围绕着我们认为应该形成“工农政府”纲领的那些过渡要求，我们进行不倦的鼓动。 

传统的工人组织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吗？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过去的经验说明，至少这也是非常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事先就断然否认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在非常特别的环境的影响下（如战争、战败、财政崩溃、群众性的革命压力等等），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比他们希望的更远。 

不可能事先预见对群众革命动员的具体阶段。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有批判地确定自已的方向，提出口号来帮助工人争取独立政治，加深这种政治的阶级性质，消灭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准备进行革命来夺取政权。 "

自托洛茨基撰写了这些文字以来，当然有很多事情都早已改变，例如，小农户的数量权重，但基本方法保持不变。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不是工人党，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而且这也是事实。然而，几十年来，由于别无选择，许多工人对民主党抱有幻想。 这是一个事实，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在这个世界革命姗姗来迟的时代，当我们面对“独立的”伯尼 · 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雅各宾》(Jacobin)杂志编辑委员会等改良派社会主义者时，我们也要将他们也列入托洛茨基所提到的我们必须“揭穿的恶徒“的名单，并通过系统地向这些群众的“旧领导们”发出“与资产阶级决裂，夺取权力”的要求”，来揭穿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照办的事实。

正如我们在数十份文件和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桑德斯发现自己站在一场大众左倾运动的前沿，这场运动以一种混乱的方式，通过一个“传统”政党寻求阻力最小的道路。由于许多工人投票支持的“传统”政党是一个资本家政党，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它通过迎合工人和被压迫者来获得选举支持。它之所以能够逃脱惩罚，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政党。

然而，民主党不能将其工人阶级选民基础的支持圈与其对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捍卫划清界限。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两党制脱离了统治阶级的手，这些进程有可能撕毁它。共和党阵营同样也在进行着一个类似的混乱演变，他们必须同样吸引工人阶级，以提高他们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下，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能够利用日益高涨的政治化？我们不能脱离实际支持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家，必须同群众的情绪联系起来，帮助群众从先进的层面开始得出充分的革命性的结论。

这需要提出积极的要求ーー即解释我们支持什么ーー而不仅仅是谴责我们反对什么。大多数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亲身体验，而不是讲课。当我们完全合理的要求被劳工领袖和改良派忽视或拒绝时，工人们就会开始得出结论，认为改良派真正代表的是谁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一种友好、耐心的态度对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社（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的普通成员和那些对桑德斯这样的人抱有诚实幻想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 看到其他选择。 

正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所解释的: 

"有必要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沟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应该包括一整套过渡要求，这种要求是从今天的条件和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今天的觉悟情况产生的，它无可改变地导向一个最后结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虽然他们每字每句都效忠于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 ，但宗派主义者的方法没有任何过渡性。这些小组不需要从今天意识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他们认为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就足够了。他们没有技巧或兴趣与左翼人士联系。他们所有的理论和批评都存在于真空中。 

例如，美国 IMT 要求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宗派主义者则反对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政党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因此不会是“纯洁的”革命党。

当然，这样一个政党一旦成立，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改良派。在历史上，什么时候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方案和布尔什维克方法的大众工人党凭空出现？甚至布尔什维克在作为一个独立党派出现之前，也与孟什维克在同一个党内工作了十多年。正如列宁在谈到革命时所解释的那样:“凡是期待一场‘纯洁的’社会革命的人，都不会活着看到它。这种人口头上支持革命，却不懂革命是什么。”同样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处于萌芽阶段的群众工人党。 

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如他在给弗洛伦斯 · 凯利（Florence Kelley）的一封信中概述的那样：

“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象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德国人象我们在1845—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那末他们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

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

当美国工人阶级与民主党和共和党作出决定性的决裂，工会投入大量资源和数百万成员建立一个阶级独立的政党时，这将标志着美国政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最初的主导力量是寻求拯救资本主义的改良派。这将意味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主要支柱已经严重失衡，群众已经变得激进到美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程度。我们不能预先准确地预测这个过程将以何种形式、节奏或顺序展开，但我们可以肯定，它将为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巨大的可能性。 

在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试图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灌输他的方法ー ー在牢记大的战略和原则的同时，抓住每一个战术机会，不管机会多小，来建立这个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麦克斯·沙赫特曼（Max Schactman），最终分裂为右派，无法掌握辩证法，宁愿依靠老式的实用主义。以下1938年关于工党问题的交流完美地说明了沙赫特曼和被误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教派的机械方法：

沙赫特曼：随着战争的爆发日益迫近，劳工党会成为一个陷阱。我还是不明白，劳工党跟纯议会性的改良主义政党有什么区别。

托洛茨基：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抽象了；它当然可能蜕变成一个改良主义政党，并把我们赶出去。但我们必须参加这个运动。我们必须对斯大林派、洛夫斯通派之流说：“我们要求成立的是一个革命党，而你们所做的一切却都要把它变成改良主义政党。”但我们要一直表明自己的纲领。我们要提出自己的关于过渡要求的纲领。至于战争和拉德洛修正案，我们明天再讨论，到时我再给你们看看，在那种情况下，如何使用我们的过渡纲领。 

我们能否成功地赢得未来全体工人党的支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计划？这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即使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也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活动领域去工作，并且可以赢得胜利，不仅仅是一个和两个，而是十个和二十个新同志。我们能否赢得多数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将比现在拥有更多的支持者。这就是建党的艺术。但像“国际社”这样的小团体是无法理解这点的。 

宗派主义者通过“正面”或“负面”的僵化二元论来看待世界，他们盲目崇拜孤立的事实，把它们从整个社会过程中分离出来。他们预测，未来的大众工人党将由改良派主导——这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预测——因此他们决定，甚至在改良派出现之前，就应该在它旁边放一个“减号”。毕竟，“改良派 = 不好“! 

千百万工人和年轻人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政党的过程参与政治活动，他们中的成千上万人将完全敞开心扉，加入类似IMT这样的一种趋势， 来对抗改良派并拥护革命纲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 

我们显然不赞成一个改良派的工党;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我们提倡这样做是“荒谬的”。但是，这样一个政党能否将工人阶级纳入改良的渠道，最终将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参与。从目前英国工党(Labour Party)的情况可以看出， 这将是一场活生生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事先就预先确定好的东西。 

宗派主义者把我们要求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等同于支持改良主义。这就是这些人粗野的政治水平，实际上是将群众拱手让给了改良主义者。相反，他们满足于抽象的“正确”，自鸣得意地大喊其他人是“假社会主义者! ”。从旁观者，通过这样的方法，没有人的政治理解能提高一丁点。 

反对宗派的极左主义

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运动中工作时所面临的两大主要压力。机会主义是通过阶级合作寻找捷径，而宗派极左主义则是害怕被混乱的现实所玷污，导致远离现实世界。随着改良主义的兴起，不可避免地有些人会退缩，转向宗派主义ーー想象自己是伟大的“列宁主义者”。

虽然机会主义的压力往往具有群众性质(例如，我们必须抵制群众党、组织和媒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论点) ，但宗派主义同样有害，即使相对而言，来自该方向的压力通常很小。但外来的阶级压力必须被抵制，不管他们来自政治光谱的哪一边。 

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宗派主义的极左主义和机会主义作了广泛的论述。 托洛茨基曾经指出，宗派主义者是害怕自己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 要成为一个“强硬派”，“不屈不挠”，拒绝与任何“不纯净的东西”有任何关系，这要比与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现象相处要容易得多。列宁称极左主义是“幼稚病”，是不成熟和自命不凡的结果，这并非没有道理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宗派主义、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中将宗派主义描述如下: 

“宗派主义者把社会生活看作是一所伟大的学校，而他自己则是那里的老师。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应该把其他次要的事情放在一边，在他的讲台上站成一个坚实的队伍集合起来。然后任务就就会自动解决了。” 

正如他在《过渡纲领》中解释的那样: 

“但是在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宗派主义倾向，并且对于各支部的工作产生了极有危害的影响。此后哪怕是一天也不可能再同他们有任何妥协。奉行正确的工会政策是参加第四国际的基本条件。不去寻求和找到接近群众的道路的人不是战士而是对于党的沉重负担。制订纲领不是为了编辑部或者讨论俱乐部的领袖们，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革命行动。从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清除宗派主义和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分子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

同样值得议题的还有托洛茨基关于围绕西班牙大革命的辩论的启发性文章《一般的极左主义和特别的不可治愈的极左主义(一些理论上的考虑)》: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它不仅从它们相互关系的角度，而且从它们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任何一个问题中的一切决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它从不从总体角度解决瞬时情况，但借助总体角度，可以分析瞬时情况的所有特殊情况。 在这种具体的分析中，政治有其出发点。 机会主义思想和宗派思想具有共同的特征：他们从复杂的环境中抽 取出一两个因素，并强制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有时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将他们与复杂的现实隔离开来，并赋予他们无限制的权力。 

这样，在世界大战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改良主义利用了当时非常重要但暂时的因素，例如资本主义的强大发展，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的稳定。 今天，宗派主义利用了这些最重要的因素和趋势：资本主义的衰落，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民主制度的分解等。但是，像上一时期的改良主义一样，宗派主义将历史趋势转变为万能的绝对因素 。 “极左派”在真正应该开始的地方结束了他们的分析。 他们将现成的纲领与现实对立起来。 但是，由于群众生活在现实的领域中，宗派的纲要对工人的心态没有丝毫影响。 从其实质上讲，宗派主义注定要不育……

只有在这种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工会领导人才能揭露资本主义分解的普遍趋势，并教育工人进行革命... ..。 

然而，由我们时代的基本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西班牙]大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从革命发展的一开始就没有得到现成的和完全保障的权利。不，从1931年4月开始，这部伟大的西班牙大戏已经具 备了“共和”和“民主”革命的特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资产阶级能够在事件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尽管列宁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归根结底——保留了它的全部价值。 左派中间派和宗派主义者越是将这种选择转化为一种超历史的法则，他们就越不可能把群众从资产阶级的掌控中解脱出来。更糟糕的是，他们只是加强了这种控制。POUM 为这次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ーー而且，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如果左派中间派躲在列宁身后，以便将革命禁锢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始框架内，那么极左主义者就是从同样的列宁主义选择中汲取了忽视和“抵制”革命真正发展的权利。 

我在回答一位美国同志时说，“内格林政府和佛朗哥政府之间的区别，”，“就是腐朽的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从这个基本的考虑开始的。什么！极左主义者惊呼， 你想把我们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但这纯粹是机会主义！西班牙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没有提供丝毫的解决办法... ... 诸如此类。 

另一种选择----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仅仅意味着，仅此而已，西班牙革命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胜利已经提前得到保证。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是整个政治任务，把这个混合的、混乱的、半盲目的和半死不活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有必要说什么是，而且有必要知道如何使用“什么是”作为出发点。领导的政党，甚至那些谈论社会主义的政党，包括工人运动党，都在竭尽全力阻止这场半途而废、被毁容的革命转变成 一场有意识的、完整的革命。 

在革命热潮时期，工人阶级受其本能的驱使，成功地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建立了重要的里 程碑。但这些都是被主要政党扫除的里程碑。满足于一些社会学的概括，跳过这个矛盾的现实 并不困难。但是，这并没有一丝一毫地推进事态的发展。克服行动中的物质困难是必要的，即采取适合现实的策略。 

左派中间派和无可救药的极左主义者经常引用克伦斯基-科尼洛夫冲突中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例子，但对此一无所知。POUM 说: “但是布尔什维克与克伦斯基并肩作战。”极左主义者回答说: “但布尔什维克即使在科尔尼洛夫的威胁下也拒绝给予克伦斯基信任。。”两者都是正确的... 一半; 也就是说，两者都是完全错误的。 

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在克伦斯基阵营和科尼洛夫阵营之间保持中立。他们在第一个阵营与第二个阵营作战。只要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官方的命令，他们就接受这个命令。正是在八月份，随科尼洛夫起义，布尔什维克开始了惊人的崛起。 只有借助双重边缘的布尔什维克政策，这种崛起才有可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在参加反对科尼洛夫斗争的前线时，对克伦斯基的政策没有丝毫责任。相 反，他们谴责他对反动进攻负有责任，认为他没有能力战胜反动进攻。他们以这种方式为十月 革命的政治前提做好了准备，在十月革命中，另一种布尔什维主义或反革命(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从一种历史趋势演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直接现实。

我们必须把这一课教给年轻人。我们必须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方法。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过了几十岁学龄的人，并且始终坚持与我们对立的人ーー不论是对我们还是对现实ーー同样的方案 (顺便说一句，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拿走了) ，有必要公开承认他们是不治之症，必须与正在制定革命政策的工作人员保持几英尺的距离。"

宗派主义者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什么是什么”这里是ABC之类的。但是正如我们常说的，字母表中还有其他一些字母。但正如托洛茨基在上述摘录中解释的那样: 

"不仅有必要说什么是什么，而且有必要知道如何使用“什么是什么”作为出发点... ... 满足于一些社会学的概括，跳过这个矛盾的现实一点也不难。但是，这并没有一丝一毫地推进事态的发展。在行动中克服物质困难是必要的，也就是说，要采取适合现实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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