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主义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六 民族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两个主要问题：
（甲）问题的提法；
（乙）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1)问题的提法。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期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远不是一回事。不仅按范围来说，而且按内在性质来说，它们都是大不相同的。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彻底性可以说已经被消灭了。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从前，民族自决原则通常都被曲解，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第二国际的某些首领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结果就使民族自决的思想有从反对兼并政策的工具变成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工具的危险。现在，这种糊涂观念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从前，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的问题。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权利”，发表无数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这就是第二国际各党所心满意足的事情。它们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某一些民族（少数）靠剥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时候，所谓“民族平等”不过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嘲弄。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法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支援，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作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被压迫国家革命解放运动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内幕、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沙皇制度。
列宁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关于个别的民族运动问题，关于这些运动可能具有的反动性问题（当然，如果不是从形式上，不是从抽象的法的观点，而是从革命运动的利益的观点来具体地估量这些运动）就是这样。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的艾米尔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的艾米尔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可是象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韩德逊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和共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的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分，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2)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是从下列原理出发的：
（甲）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金融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
（乙）被金融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和最重要的实力来源；
（丙）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丁）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戊）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
（已）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么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庚）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
（辛）这种援助就是坚持、维护和实行下列口号：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壬）不实行这个口号，就不能保证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和合作，而这种统一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基础；
（癸）这种联合只能是自愿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由此就产生了民族问题上的两个方面，即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个趋向是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十一页）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兼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
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
因此，必须顽强地、不断地、坚决地反对各统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会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不愿意援助“他们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摆脱压迫、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接近附属国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精神、以真正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前俄罗斯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么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但是要取得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当时首先必须打断俄国帝国主义的锁链，使这些民族摆脱民族压迫。
不这样做，就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树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各民族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联合的实际榜样。
因此，必须反对各被压迫国家社会党人的民族闭关自守、狭隘观点和隔离状态，这些社会党人不愿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狭隘眼界，不了解本国解放运动和统治国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联系。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统治国无产阶级在推翻共同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国际主义。
这就是以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道路。
请看列宁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这个两方面的工作是怎样说的：
“这种教育工作……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中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为一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重心。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同时又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自守和隔离状态，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实行这个原理以外，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道路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三○页至第三三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