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主义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五 农民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四个问题：
（甲）问题的提法；
（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
（丙）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
（丁）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
(1)问题的提法。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作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明显标志。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包括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年）和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最终陷于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奥）资产阶级革命是循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俄国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特现象呢？这个独特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必须注意下面几个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
（甲）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集中程度。例如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几乎用不着证明，单是这一个情况，在具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就已经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乙）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这个情况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罢工都变成巨大的政治行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彻底革命的力量。
（丙）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1905年革命以后已经变成对于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开的反革命，这不仅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俄国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订货。
（四）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加上地主的专权，——这个情况使农民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戊）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并以自己的专横来加重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这个情况使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条革命洪流。
（己）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切矛盾融合为深刻的革命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应当向哪里走呢？农民应当向谁寻求援助来反对地主专权、反对沙皇专横、反对使农民经济破产的毁灭性战争呢？向自由资产阶级吗？然而它是敌人，——这是前后四届杜马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向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社会革命党人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支持沙皇俄国的战争政策，少数反对战争，形成了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党的领袖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临时政府内担任要职。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内承认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敌视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吗？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他们的纲领也是“合适的”、几乎是农民的纲领。可是，既然社会革命党人想单单依靠农民，既然他们在成为敌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软弱无力，那么，他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情呢？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力量，它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帮助农民摆脱奴役，摆脱没有土地的情况，摆脱压迫，摆脱战争呢？当时在俄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还在1905年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斗争到底的本领、自己的勇气、自己的革命性。
无论如何，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别的力量是没有的，而且是无从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接近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就觉悟到必须服从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勇敢的革命领袖的领导。
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就是这样。
(3)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从二月革命（1917年）到十月革命（1917年）为止。这个时期比较短，总共只有八个月；但是从群众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来看，可以大胆地说，这八个月等于平常宪制发展时期的好几十年，因为这八个月是革命的八个月。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他们离开社会革命党人，他们重新转向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定无产阶级是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革命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取掌握多数农民的历史。决定这个斗争的命运的，是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叛乱〔注：科尔尼洛夫叛乱指1917年8月间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策划的一次反革命叛乱。指挥这次叛乱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的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准备叛乱的中心是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准备这次叛乱的同谋者。科尔尼洛夫于8月25日调集军队，企图占领彼得格勒，消灭苏维埃，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人和革命士兵奋起保卫革命，于8月底粉碎了这次叛乱。〕。
如果说从前，在前一时期，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权，那么现在，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当沙皇已经被推翻，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使国家经济完全破坏，使农民完全破产的时候，消灭战争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了。重心显然已经从纯粹国内性质的问题移到基本问题，即战争问题上了。“结束战争”，“摆脱战争”，——这就是疲惫不堪的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共同呼声。
可是当时要摆脱战争，就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因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要把战争拖延到“胜利为止”。当时除了推翻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战争。
这是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派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抛出政权以外，以便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以便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党，主张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争取民主和平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大多数农民支持了工人为争取和平、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当时在农民面前没有别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这样，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给了劳动农民群众一个最大的实际教训，因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下，国家是不能摆脱战争的，农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有甜蜜的演说和虚伪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所执行的还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上大道的政权。战争的继续拖延只是证实了这个教训的正确，督促革命前进，推动千百万农民和士兵群众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已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如果没有联合政府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促使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形成的。
(4)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如果说从前，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主要问题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后来，在二月革命以后，首要问题是推翻资产阶级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那么现在，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经济建设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后来逐渐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
有人说，这个任务也许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所不能胜任的。有些爱怀疑的人甚至说，这个任务简直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总是农民，——农民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们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
但是，爱怀疑的人错了，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中主要的情况。
第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恩格斯曾经说：“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见恩格斯《农民问题》1922年版[16]）他的这一段话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他当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俄国共产党人在三次革命中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经在农村中给自己造成了我们的西方同志所不敢梦想的影响和支柱，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这个情况不能不根本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实行经济合作的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爱怀疑的人硬说小农是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请听一听恩格斯关于西方小农所说的话吧：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协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改造。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象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
恩格斯说这些话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可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样容易和那样充分地实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才能立刻实行并完全实行使“自食其力的小农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实行为此所必需的“物质牺牲”，实行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对待农民”，而且有利于农民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已经在俄国实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个情况也一定会便利并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第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极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极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在这方面，由于农业合作社工作而在农村中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农业合作总社[17]内产生了各个农业部门（亚麻、马铃薯、油类等部门）的新的巨大组织，这些组织是有广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亚麻合作总社包括许多麻农生产协作社。亚麻合作总社以种子和生产工具供给农民，然后向这些农民购买全部亚麻产品，在市场上大批销售；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怎样称呼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呢？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大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是和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例如纺织业的家庭手工制相比拟而说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中，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里领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产品交给资本家，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家里做工的半雇佣工人。这不过是指明我国农业应当循着哪一条道路发展的许多标志之一。其他农业部门中的其他类似的标志，我就不谈了。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请看列宁关于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所说的话吧：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列宁往下讲到必须给予合作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和新的“社会制度”以财政支持和其他支持时继续说：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但是支持合作社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九页）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
说明爱怀疑的人是不对的。
说明列宁主义是对的，因为列宁主义把劳动农民群众看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说明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
注释：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二二页和第四三六页。
[17] 农业合作总社即全俄农业合作总社，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成立，一九二九年六月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