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主义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七 战略和策略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六个问题：
（甲）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
（乙）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丙）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
（丁）战略指导；
（戊）策略指导；
（已）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
(1)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条件来利用议会制度。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有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列宁的《怎么办？》、《两种策略》、《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书无疑是加进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武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2)革命的阶段和战略。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我们的革命已经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1903—1917年2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第二个阶段。1917年3月—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
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3)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1903—1917年2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1903—1905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1907—1912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地下活动，而群众的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会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说，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计划却始终没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4)战略指导。革命的后备军有两种：
直接的：（一）本国的农民以至所有过渡阶层，（二）邻国的无产阶级，（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四）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间接的：（一）本国各个非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军的，（二）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关于第一种后备军用不着多说，因为它们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军，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须指出，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者集团之间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没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军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后备军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当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条件的时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1917年4—10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这样运用后备军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把广大群众集合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锋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革命的结局表明，当时后备军是运用得正确的。
列宁在谈到革命力量的战略运用这个条件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原理变动了一下说：
“（1）无论何时不要把起义当做儿戏，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抓住时机，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一小时）都必须力求获得胜利，即使是小小的胜利也好，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五二页）
第二，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实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地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四页）
举行十月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
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就是说，党就会落在运动进程的后面，或者向前跑得太远，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一部分同志在1917年9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注：民主会议，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谘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因为当时在苏维埃内部还有动摇情绪，前线还犹豫不决，后备军还没有跟上先锋队。
第三，要越过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阻难和障碍，一往直前地实行既定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先锋队不致失去斗争的基本目的，使群众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这个目的前进并努力团结在先锋队的周围。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莫大的错误，即海员们所熟悉的所谓“失其方向”。我们党在紧接民主会议以后所采取的决定参加预备议会这一错误的步骤，可以说是这种“失其方向”的例子。当时党似乎忘记了预备议会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国家从苏维埃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党参加这种机关就会打乱全部计划，就会使那些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农迷失道路。这个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而被纠正了。
第四，当敌人力量强大，当退却不可避免，当接受敌人的挑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当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退却是使先锋队免受打击并保存其后备军的唯一手段的时候，要机动调度后备军来实行正确的退却。
列宁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十一页至第十二页）
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指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签订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当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革命的妥协。按照这个和约，苏维埃俄国丧失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要付出巨额赔款。由于签订了和约，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并建立红军，为后来战胜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13日，即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这个和约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冲突，瓦解敌人的力量，为自己保留农民，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
当时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七页）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页)
保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5)策略指导。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配置在革命战线上。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那么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没有群众在杜马时期的经验，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召回主义〔注：召回主义,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先锋队脱离自己的千百万人的后备军。
如果无产阶级当时跟着在1917年4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注：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中以谢·亚·帕格达季耶夫为首的少数委员。他们在1917年四月游行示威时提出了立刻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游行示威的次日（4月22日）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严厉地谴责了帕格达季耶夫等人的冒险主义行为，认为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合适、不正确，妨碍党把苏维埃的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当时党的方针相抵触。〕走，那么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暴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论的虚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的经验，就不会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耐心说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并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左派”共产主义者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变成一小撮徒托空言而没有基础的密谋家。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对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对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需要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注：卡普（1868——1922）是德国1920年反革命政变——“卡普盲动’的主要领导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领，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之流）的专政，然后才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这样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们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城市产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置工业于死地；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列宁说：“仅仅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甚至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那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坚定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当前……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八页、第八十九页）
保证有正确的策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6)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说：“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一页）
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和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训练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
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改良和妥协的问题就是这样。
可是在帝国主义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宁在《论黄金的作用》[18]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那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无产者阶级让步的道路，以便瓦解这些阶级，给革命以喘息时机，养精蓄锐，准备举行新进攻的条件。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只是应当记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改良是来自无产阶级政权方面的改良，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它给无产阶级政权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者阶级。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无产阶级政权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因而可以实行退却，用暂时退却的策略，用迂回行进的策略来代替进攻的策略。
这样看来，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品，即由这些胜利品构成的、积累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后备力量。
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在原则上虽然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取得胜利以后，如果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其实力显然不够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九十一页至第九十二页）
注释：
[18] 见弗·伊·列宁的著作“论金子在现时以及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五页至第九十二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九一一页至第九一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