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石金的回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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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工作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

我们终于吸收了两个新人来参加我们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把那些抱着指导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一切运动的目的的人结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我们抓住各种机会出版传单，解答工厂中发生的问题。我们的话都变成了事实。我们准备了大量的传单，成批地出现在工人们中间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的大街上。

我记得我们为了讨论某一个问题而举行过一次集会。正如当时所有的集会一样，这次集会也是在户外举行的，地点在城外某地。我记得我们全都到齐了，只等待着一个迟到的同志。我们谈到各种问题，交换一些听到的话，并且开始讨论到今天的集会，然而老是不见那位同志到来。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又无法知道他缺席的原因，我们忍不住地甚至决定要散会。正在这时候，那位同志忽然来了。我们很冷淡地迎接他，开始严厉地盘问他迟到的原因。他断断续续地回答我们，而且常常显出非常兴奋的神情。最后，他答应告诉我们一件特别重要的消息，这件消息不但会使我们，而且也会使得俄罗斯全国和俄罗斯全体工人大大地高兴的。看起来，他是在计划着怎样更加有力地影响我们，我们一声不响地听着，等着他说出这件重要消息。这件重要消息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他非常兴奋地宣布：所有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党。它的名称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拿出了一份党为这事而公布的宣言[2]，我们为了表示对党的尊敬，立刻站起来读完这份宣言。我们当时就在会上宣布自己的组织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市委员会”……

有一天晚上，我和Г坐在自己家里，我忽然高兴得惊奇起来。刚从伏洛果州流放所归来的П·А·摩洛索夫，在一位彼得堡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当然，我们都是老朋友，所以很快就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见。鉴于摩洛索夫是一个很老练的人，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物，知道各种各样的方法，因而准能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这样，我就断定应该把他吸收到我们的委员会里来，我把自己这种愿望告诉过别人，得到了大家的同意。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们非常需要参加过工作的、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能够多少帮助我们编写各种传单的人。摩洛索夫可以说是最能符合这些要求了。也就是说，他是个最理想的人。他被接受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委员。

在和摩洛索夫遇到以前，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小组改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以前，我加紧同我的老头子在德涅伯河对岸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小镇上进行谈判。他这时已经搬到了那一带地方去住。我常在晚上或是星期天到那里去。我们就在他家里开一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小会。我们的会议不带革命的性质，但是仍旧很秘密，都是悄悄地召开的，决不许住户中任何一个人走进我们开会的那间小屋子。当然，我所遵循的，或者说指导我的，是纯粹的革命思想……

我的老头子早就有了开办一家合作社的打算。他相信业务很快就会兴旺起来，这样一来就能够积聚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它能够使我们把强大的革命事业向前推进一步。我在当时已经知道合作社的业务，特别是知道布鲁塞尔人民合作社，当然，这一点使我产生了一种希望，相信能够把业务办好，那时就可以从合作社的基金中抽出一部分基金来支援革命事业。我对这种工作不能说没有浓厚的兴趣。

老头子的计划是在工厂附近开一家小铺，因而我们就会有足够多的顾客，特别是我们如果能够努力用各种方法把它办得大众化的话；后来，他自信自己熟悉经商的业务，向我们保证，决不会因为开办这种小铺而遭到任何亏损。万一遭到什么失败的话，连老天爷也不会知道我们在这家小铺上会赔去什么钱。我们决定尽可能准确地计算一下有多少冒险的成分，以及我们的计划有多少保证的因索。我们开过好几次纯粹秘密性质的集会。当开办这家小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回事。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上，我们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剩下来的，只是筹集一部分资金来添置开办设备的问题；虽然小铺在计划中不是办得很大，但是它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资金，如果没有钱来购买必要的商品，我们的计划肯定是会破产的。我去催促同志们，要他们每人出五卢布来建立这个机构，连同我自己的钱在内，一共筹集到了五十卢布。必须去请求我们的一位同志，他约有二百卢布，要他借些钱给我们，哪怕开具借据也行。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忠心耿耿的人，他终于凭票据借给老头子一百卢布或一百五十卢布（正确的数字，我记不起来了）。

除了我以外，老头子和其他两个人，都是属于某一个组织的成员。看样子，这个组织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它的几个成员后来因故被捕，当作刑事犯被定了罪。他们的罪名是殴打一个公务员。为了办理他们的诉讼案件和援助他们，募集了一笔当时说来是非常可观的现金。这笔现金剩下了三十卢布，暂时还没有地方可用（被捕的人都被遣送到故乡去了）。我们决定把它们作为流动资金，条件是在亟需时可以取出三分之一，用来帮助因散发传单或因参加小组而被逮捕的人。这笔钱，像我说过的，决定作为小铺的流动资金。我们所筹集到的资金约在二百卢布左右，后来还增加了大约五十卢布，我们决定拿这一笔钱去经营商业。

老头子被选为小铺的法律上的老板，他不但要主持小铺的业务，而且要对这小铺的一切事情完全负责。收到钱后，他就必须出票据，作为防备任何意外的保证。这样一来，开始就对筹集到的资金确定了法律上的保证。以后，老头子必须定期向检查员正确汇报账面上的买卖情况和存货的数量。我被选出来充当这种检查员，所以我对这一企业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我们决定定期召开全体大会，好让我们在大会上知道业务情况，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某种决定。我们也决定将小铺暂时开办三个月，期满时，我们的大会就应该来决定小铺是否要再开下去。最后责成每一个人去招徕顾客，但是尽力不给任何人赊账。

在这一次会议以后，我们收到了资金，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的代理人着手找寻合适的屋子。但是，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到——这点使我们开始失望；主要的原因是缺少资金。屋子倒是找到了一些，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预付一年的押租，总数达二百五十卢布或三百卢布。希望这样的屋子里能住上一户人家，而且屋子要相当不坏。这样将是十分有利，而且非常方便，因而可以逐渐扩大营业。尽管我们有这样的希望，然而因为缺少资金，租赁这样的房子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必须像正视愉快的未来那样，也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后，我们以每月十八卢布的房租在市场地区租下了一所房子，条件讲好是租半年，预付三个月的押租。在不可能找到更加有利的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些条件，而且不得不立刻支出我们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一；接着，必须领取营业证，这样又得支出各种各样的小数目的费用，因此很快就使我们资金减少下去。当这一切事情都办好之后，我们又得拿剩下的为数很少的资金去购买商品，而这些资金是必须要给我们增加收入的。我们所抱的能够从小铺里获得特别帮助的一切希望，一下子都破灭了，而花去的资金也要求我们出一把力，无论如何要把它们赚回来。

我记得在一个星期日，我去向那个名义上的老板祝贺小铺开张之喜，同时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小铺里的内部情况。房子足够使用，地点非常热闹，顾客盈门，而且看起来好像都很有钱。但是，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做过一笔买卖；在我待在店里的半个钟头的时间内，店方就回绝了四、五个主顾，理由无非是说还没有备全这些商品。的确，排列在架子上的木箱，里面都是空的，有一处地方放着一堆商品，然而，数量实在可怜，一堵墙壁上是精光光的，连一枚钉子都没有。几包纸袋里装着两、三磅各种各样的米粒，柜台上摆着四、五个装有糖果的玻璃瓶。当然，糖果的数量也是不多的；这里挂着两磅腊肠，小铺门外的台阶上摆着一整桶鲱鱼和一大束黑海产的小鱼，那里还放着粮食和一些供应乡下顾客的物资。我对它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太好的。只有关于最初几天营业的数字的报告，才使我对美好的未来产生了希望。当我知道总共买了多少钱的商品，弄到了多少越来越感到短缺的资金，将用第一次的收入去购买什么东西以后，当然，我就抽走了我们小铺里可以购买必需的物资的全部资金，预备动身到城里去。这时候，他们要求我不要把一部分钱带走，留下来满足本地的一些顾客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创办情况，虽然这样的创办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但我仍然认为每一座城市里都应该有这样的小铺。只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小铺说成是合作社。我们的小铺在各方面都很秘密，这样自然就不能对它有利；如果不是情况特殊，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拿这样的资金来开办这样的小铺。应该说明，这虽然是一间小铺，却需要一个人在铺子里连续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以上。安插了一个人以后，我们必须付给他相当的报酬。我们虽然这样穷困，仍然规定为十卢布。因此，我们每月最低的支出也达三十卢布；房租十八卢布，职员工资十卢布，守门的人月费六十戈比至一卢布，外加电费和一些想不到的开支，而商品总共只有六十至七十卢布。

虽然我的住处离开小铺八俄里，而且我从来不曾为小铺的事情跑过腿，但它仍然剥夺了我很多时间，而在当时，时间对革命工作是十分宝贵的。必须重视这方面的牺牲，虽然我从前对于时间是毫不注意的。最后Д同志直率地对我指出，在时间这样宝贵的情况下，我为了小铺付出了过多的时间。我虽然爱惜时间，但是一星期也应当至少到那里去一次，听听越来越大的怨言，说什么连创办人也对这个机构冷淡啦，一个老人做这件工作太辛苦啦，等等。在这一类的话中，我清清楚楚地感到，这是对我的责难。因而我就坦白地说出，我不能为我们的小铺抽出更多的业余时间，而使革命的工作遭到损失，如果别的人也不能帮忙的话，那么就很难把事情做好。我甚至没有进行特殊的检查就离开小铺。我觉得这样做，对于这一工作的领导人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但是，我对他的忠实是深信不疑的。革命工作按照自己的次序非常正确地进行着。我们也定期举行会议，经常印发传单，而且另外还印发了一本著作。

必须把事情稍稍往回谈一谈。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在事情失败以后，我们自己就担负起保管文件的工作。可是，我们的保管方法是非常冒险的，而且非常不方便；我们和Д就想出一个新的保管方法，最后决定把篮子移交给Г，他会把篮子保存在他那里。我和Г从前就已经谈起过这件事。我们决定在房子附近刨一个大坑，把篮子放在坑里，当然，不应该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决定行动。我站在一所穿堂房子的大门旁边，等候载着篮子和Д的那辆马车到来。当然，我同时也不得不体验到一种特殊的焦急的心情。那辆载着Д和篮子的马车悄悄地转动着，一会儿就出现在街角上。马车停住了，Д开始付车钱，我就扛着篮子穿过穿堂院子，走到另一条街道上，接着又走到第三条街道上。Г已经在那条街上的一所房子旁边等着我了。他接过了篮子，我们就一起走进屋子，把房门关起来，开始检查篮子里面的东西。虽然里面藏着的东西很少，但是我们仍旧找到了许多使我感到兴趣的东西，而Г一般说来读过的书是很少的，所以他对各种的文件感到很惊讶，当然他也想读一读他没有读过的东西。我们把书籍整理完毕，把所有的书都开了一张清单，然后把篮子放在墙角。Г有几回在黄昏和黑夜里爬到房子附近，想挖一个坑。但是我们后来认定，这是很不方便的事，而且也不很安全。正在这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机会可以把篮子送到一处很安全的地方，于是我们很快就把篮子送到那里，后来又把它当作一只盛满旧衣服的篮子，从那里转送到别处去。我们把这桩事情办得很好，我们相信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地方。

我记得有一回，Г男扮女装到我这里来。我甚至一时都闹不清楚究竞是谁到我这里来了——如果一个受到监视的人负有许多重要任务的话。当然，这样的小心并不是多余的。在暮色苍茫中，甚至在深夜里，都得时时小心翼翼地跨出大门，看清楚屋子附近有没有人，有时必须走来走去，保护同志的住屋，以便偶然发现有人跟踪，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

夏末，有两个人又退出了我们的委员会：一个人实际上是由于胆怯，另一个人是因为要逃亡到伦敦去，所以委员会里必须补充一些新人。在没有垮台以前，我们的委员会是由一些工作了半年以上的工人组成的。集会大部分是在郊外的旷地上举行。我们在那里一次也没有被人注意到。在这样秘密的情况下，我们只应该吸收那些非常小心而又坚强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委员会。正在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也受到监视的、从前曾在一座大城市里工作过的人。他老早就在找寻接近事业的人，而且希望亲自参加工作。在没有得到他的可靠的情况以前，我们虽然仍旧和他保持接触，但没有把他吸收到组织里来，一直到后来才把他吸收到委员会里来；接着Г也被吸收到委员会里来了。这样，我们就用一些无限忠于事业的人来弥补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委员会得以继续正确地执行着它的工作。正是那时候，某一大城市派了一位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同时他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一个熟人，这个人是应该参加我们委员会的。新同志是一位知识分子，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在他看到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已经搞得很熟的独立工作以后，他仍旧觉得自己很为难，认为自己在关于工人问题的知识方面很不够。因而，我们就让他去领导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小组，但我们仍然要求他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他也去过好几次。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参加小组工作的人。1898年的冬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到来了。鼓动工作具有正常而定期的性质，虽然各小组几乎没有集会，而且也没有可以参加小组工作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业余时间，参加委员会的工人不可能定期从事工作。可是，从这时候起做出了一个决定，委员会务必一星期举行一次会议。这是一个对于整个活动非常有利的决定。哪怕一星期举行一次，这也是一种工作，因为每一个参加集会的人都要报告他所在的那个工场或工厂里的事情，任何特殊的事情都要着重加以说明，有时候甚至决定出版小报来加以说明。如果发生小规模罢工或者什么冲突的话，委员会就必须了解全部经过情况，做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付诸实施。委员会由于知道自己处境的困难，很感激少数偶然参加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但是，他们的帮助是很不够的。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伙中间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人们。就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同志Д被捕了。这是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大损失，他是我们中间最老的同志，他对于组织的事情比谁都知道得清楚，他和知识分子保持着联系，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和城里保持着联系，因为城里总是有一两个人在那里工作的。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们得到了各种各样的书籍。随着Д的被捕，我们暂时和城里的小组失去了联系，这个小组除了书籍之外，还经常供给我们金钱和从事小组工作的人材。

就是没有这一切事情，我们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们也得尽可能多努一把力，竭力不暴露我们的弱点。但是，在我到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期间，不止一次地发生了完全缺乏知识分子的情况。在Д被捕之后（他不是因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案件而被捕的），我不得不常和城里保持联系，这一额外的工作剥夺了我的许多时间。

我因为对这个工作做得不够好，向城里建议要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很快就找到了，因为这时候正有一批人从流放地回来，他们愿意参加组织。原来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在城里成立了他们的委员会。我们的委员会起初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知识分子的新组织。自然，它是愿意担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事情是十分令人奇怪的，正当老委员会（工人们这样称呼它）正确地起着作用的时候，就是在它每周举行一次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出版小报的时候，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当然，这个委员会对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各种决议的工作，例如，运送书籍，募集资金和印刷已经编好的小报等等，是不能感到满意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知识分子希望掌握编写小报和总的领导运动的工作。在这一个基础上，工人委员会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主要都是城里的代表们，也就是知识分子委员会的代表们所引起的。起初冲突是偶然才发生的，而且很快就解决了。可是，渐渐地开始发生一种不愉快的转变。产生了普通的不满，纠纷也增多了，事业因为纠纷而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我记得知识分子们常常攻击已经散发了的传单上的似通非通的用语，好像有一张传单被城市委员会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这件事情引起了直接的冲突……[3]

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候，而纠纷还是没有减少。在每一次集会上，委员会都提出种种的措施，企图使两个委员会互相达成协议。曾经建议召集两个委员会，并在联合大会上从两个委员会中各自选出人数相等的人员，如能合并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统一的委员会，城市委员会不同意这一措施，借口是联合大会规模过大，可能引起怀疑，而且他们也不知为什么原因，不愿意选出数目相等的人员来组成一个像建议中所说的联合委员会，但是两方面都觉得有必要来摆脱这种紧张的处境。

终于，在下面几点互相让步的原则上达成了协议：（1）工人委员会的集会按照旧程序举行，知识分子中派遣一个有发言权的代表来参加集会，但是，这个代表不能更换，而且每次如果没有得到工人委员会的特别同意，他也不能够带领城市委员会的另一个代表来参加集会；（2）同样的，城市委员会也必须把自己集会的情况，通知工人委员会派来参加集会的代表，而工人代表也必须向工人委员会传达城市委员会里讨论过的问题和通过的决议；（3）两个委员会同样可以为某一个工厂的工人，或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一般工人写作东西，但是，最后的编辑责任，以及承认它的及时性和必要性的权力应该属于工人委员会。在这方面达成了协议，以后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的冲突，而工人委员会也经常不加任何修改地接受城市委员会所编写的小报。

在1898年年底和1899年初，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各部分和各地区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都进行得如火如荼，所有的工厂里都有我们的自己人，他们搜集情报，注意工人的情绪，揭露各种各样的舞弊行为。工人们对某些工厂中充当门卫的维尔克斯人特别感到不满。维尔克斯人是一个又愚昧又粗鲁的民族，配备有锋利的武器，有时配备射击武器，他们准备野蛮地保护每一个工长、首长，尤其是厂长和副厂长；他们一有机会拿到武器，便准备向工人攻击。他们在工作中也是这样野蛮地执行命令；如果有谁跟工长吵架，工长就打电话把门口的哥萨克人请来，粗暴地嘲弄工人，命令维尔克斯人把叛乱者或“酒鬼”带到门外去，他们就立刻去执行。由于这种情况和维尔克斯人的野蛮性格，工人们简直是痛恨他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地发生了需要警察和县政当局来干预的口角。这一方面的斗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是在德涅伯河彼岸，主要是在法俄公司车辆制造厂的一个工厂里。这个工厂从开始生产起，就成为最多事最革命的工厂：那里由于对行政不满，经常发生罢工。维尔克斯人就成了全体工人的眼中钉。

早在1897年春天，当我和十二个人从下德涅伯罗夫斯克车站到这家工厂去的时候，亲身受到了一次完全意料不到的接待。当我们走到工厂的时候，从厂里出来了一个好像当过多年门卫的维尔克斯人。他分明是要到车站上去，然后从那里再到城里去。我们这一群人看见这个维尔克斯人，便热烈地谈起想要揍他的事情。当然，我是仔细地倾听他们的谈话的，但我不让工人们找机会真去揍他。当我们这群人走近这个维尔克斯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分散到铁轨的两旁，然而有一个工人，他一面责备其余的人胆小，一面顺着铁轨的中间直向维尔克斯人走去，他刚走近维尔克斯人的时候，就给了他一起耳光。维尔克斯人抓起了武器。就在这时候，许多沙子和石头从铁路的两旁向他扔来。他像野猫一样地向栅栏那里奔去，一会儿就不见了。当我们刚走近工厂大门的时候，大门口已经站着约莫二十来个人，从工厂里走出一个哥萨克军队的下士，他身后跟随着那个挨过打的维尔克斯人。于是，他们就在人丛中找寻肇事者。维尔克斯人马上就认出那个打过他的人，但那个人拒不承认打过他，而且不肯跟哥萨克下士一块走；这时来了两个证人，他们报了假造的姓名，于是事情到此就完结了。可是那个维尔克斯人老是反复说，他会记住这件事情的，如果他自己不能报仇，他的孩子也会替他报仇。不消说，那个工人丝毫没有进这家工厂工作的意思。

确切的日期仿佛是在1898年5月1日，要不然，就在前一天，我到这家工厂去看一个同志。我突然发觉工厂的院子里出了什么事故。我在工厂的大门口打听到，有人在两小时以前殴打了副厂长。当时在门口站岗的已不是维尔克斯人，而是一个穿警察制服的门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吓得心惊胆战，以致我走进工厂的时候，他也不敢拦阻我。我打工厂的院子朝总办公室走去，看见一群工人，人数在一百人左右，在他们的面前站着县警察局局长，正向工人们打着官腔。我觉得有趣，便向工人们中间挤去。警察局长向工人们讲了很久的话，劝他们开始工作。有一个工人非常激动，尖锐地回敬了警察局长几句，所有的工人都支持他。警察局长毫无所获，溜进办公室里去了。原来工人们在上工的时候，从各车间里聚集在一起，要求副厂长到他们那里去。副厂长到了他们那里，起初说了一些非常尖锐的话，后来看见自己被一群愤怒的工人包围起来，便改变了口气。显然，他想仗着站在身旁的警察从工人们中间溜走。他的巧计没有成功，因为这时候有人把一个袋子扔到他头上，立刻便有一个工人用一样硬东西狠狠地揍了他一下，使他蹲了下去。引起了一片紊乱，工人们在拉过汽笛后，都离开了工厂。有人把头上鲜血淋漓的副厂长抬进办公室，我也曾在这所办公室附近遇见过集会的工人。这件事情发生后，工人们有两天没有上工，而且非常激动；开始进行必须释放被捕者的谈判。但是，当局在发生骚动时都躲进兵营里去，这事后来给工人们打听出来了。事情发生以后，星期六的工作缩短二小时。这样，就满足了工人们在殴打副厂长前所提出的要求。在德涅伯河彼岸，维尔克斯人被赶走了，任何一家工厂里都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但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布良斯克工厂里，维尔克斯人依然存在，因此继续引起工人们的憎恨。

有一个黄昏，附近一所炼铜厂的工人们下班的时候，从布良斯克工厂的栅栏里拿走了一块木板，一个守卫的维尔克斯人便去追赶工人，等他追到后，便想把木板夺回来。于是，发生了一场搏斗，工人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出事的地点。当然，那时本来能够着实地给这个维尔克斯人来一顿教训，然而另外一些维尔克斯人从工厂里奔来援助这个维尔克斯人，而且有一个维尔克斯人用短刀杀死了一个工人。这事发生后，工人们非常愤怒，冲进布良斯克工厂，破坏并烧毁了维尔克斯人的岗楼，毁坏了他们的财产，另外一部分人数更多的工人，拥进总办公室里，进行了许多破坏，并且力图把钱柜打开。人们拿来了一把大铁锤，终于用这把铁锤打开了这个看来好像很小的钱柜，一部分金钱立刻就被拿走，丢到人群中去。这时，办公室由于四面着火燃烧起来，被烧得精光。

几乎和这同时，在凯达卡村（就是维尔克斯人杀害工人的地点），工人们捣毁了一家官办的酒店，喝光了店里所有的存酒，显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就打开了钱柜。一部分喝醉了酒的非常激动的工人烧掉了办公室后，便冲向一家合作商店，他们也像捣毁酒铺一样地捣毁这家商店，并且开始毁坏商品。另外一部分约有十三个人，跑到契契辽夫卡一家合作总店里，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步枪的射击，他们撞了几下商店的铁门板后就退走了。这时有一批步兵从军营里被召集到这里来。他们包围住被捣毁了的小店，这样才使它免于被烧掉，虽然由于不使住在附近的工人受到损害，工人们反正也不会放火去烧这所商店。当工人们捣毁总办公室的时候，有一部分工人想冲进大门，显然打算破坏工厂本身，但夜班工人阻止住了这一行动；他们全都一窝蜂地拥到门口，担心会遭到痛打，所以都用铁器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时候才赶来的警察局长训斥了巡官一番，问他为什么不把工人们镇压下去；当巡官回答他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时候，警察局长为了想证明巡官胆小和自己勇敢起见，便挤到工人中间高声地嚷了几句，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是头上立刻挨了一下石块的痛击，被打倒在地上，人们只好把他抬回家。到早晨四点钟的时候，骚动几乎完全平息了。在发生骚动之后，我们马上向工人们散发传单，说明这样的牺牲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号召他们正确地组织罢工。维尔克斯人不久就被赶走了，工厂开始建筑钢筋水泥的办公室。一些工程师在审判时赶到法庭上来，工厂的整个行政当局几乎都力图把事件的责任推到革命家的活动上和激起工人暴动的愿望的那些传单上，这就是这次事件的特征。然而，有一个工程师在法庭上表现很好，他说出了工厂活动中的许多内幕（虽然他是首长，当然也是个第一流的坏蛋）。这个工程师说传单上老是写着计件工资不断下降，领导人员对工人的态度不好，以及其他各种舞弊的行为，这样，自然总是博得了工人们的同情。

当时罢工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规模并不大，而且大多数是在没有厂矿监督人员干涉的情况下结束的，或者是慢慢满足工人们的要求，或者是双方互相让步。

在审判布良斯克工厂暴乱者的时期中，工人们都抢购《德涅伯罗夫斯克边区报》。但是这张报上的新闻很少，不能满足工人们的要求，于是大家便经常谈到必须出版一种能把事件的始末详尽报导出来的传单。

“报纸是没有什么好看的，等一个时候，我们自己的报纸一定很快就会出来，报上一定会狠狠地臭骂他们一顿，我们会在报上知道一切。不过时间过得相当久了，他们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听出，工人们对于传单是抱着无限信任的态度，在这次事件之后，可以知道传单会经常发生良好的作用。

有一件事情搞得很糟，这就是小组工作。我们不断地要求在小组里学习，可是，城里给我们的答复是，找不到人来主持这件事。我记得有一次在城里召开的会议上，我曾直接提出过这个问题，并且立刻相信参加会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到小组里去：一部分是因为心理的原故，一部分是因为妇女，主要的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说话的才能。在小组里要学习什么呢？“要知道，我们没有书籍，”他们这样说。于是我们就预备课本，而且立刻开始行动起来。仿佛他们已开始写小册子。当然，写小册子是和委员会的工作有矛盾的，因为当时委员会里还有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要求。最后，眼看着不可能立刻找到愿意参加小组的人，我们也只能满足于人家所谓必须从速找到这样的人才的声明了。

不久以后，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愿意给工人上课的青年。我们见面时约定在星期日碰头，那天我应该把这位先生介绍给工人们认识，这些工人是他必须要给他们上课的。我带来了一位工人同志，他应该把这个愿意跟工人们在一起学习的人直接带进屋子，和那些在屋子里等候他的同志见面。我让这位同志站在一边，自己走到这个知识分子跟前，他当时就要求对他说明他在小组中的地位。原来他完全不愿意对他实行任何监督，老是说些聋人听闻的话。只有在完全自治的基础上，他才同意在小组里教课。我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永远分手了。我又不得不使那些聚集起来的工人们失望，尤其是因为我在那个星期天不能到那里去跟他们谈话。

在这一年（1898年）夏天，我为了我们合作商店的事情时常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因此看到了那里发生的运动。这种运动表现为频繁的暴动和冲突，情况与我上面所说的殴打布良斯克工厂副厂长的事件差不多。我靠那位老头子的帮助，认识了两个人，他们后来也成为下德涅伯罗夫斯克运动的领导人。起初我请他们搜集关于工人生活的各种资料。可是，他们并不特别喜欢写作，我就只好自己把本地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记载下来。这时我才相信从前（1895年和1896年）给予工人们的那种教育，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的工人会把自己比作是惊弓之鸟。他们没有毅力、没有本领，而且又没有勇气，所以他们便在自己的工人同志中随便去发展任何一个人。他们丝毫不能传授给他们有用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把自己一点蓬勃的精神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而我也有机会领教了这种蓬勃的精神。在没有完全放弃小铺以前，我继续到那里去，而且比以前去得更勤，所以我能够时常遇见这些人在研究找寻同志和散发小册子的工作……大概在秋天的时侯，他们集合了很多人，要求给互助储金会制定一项章程，并且表示要更正确地领导运动。用非常革命的精神拟定了“互助储金会章程”，而且在某一个星期天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当我到那里的时候，在一间明亮的大房间——“大厅”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是我所认识的。必须等待其他的人。时间在随随便便的谈话中过去了，而大多数的人都拿眼睛看着我，一声也不响。当然，有人违背我的愿望，把关于我的许多事情告诉了他们。除了两个人外，所有的听众都陆续到齐了。“我认为会议可以宣布开始了，诸位，你们以为怎样？”。我说道。

全体一致同意，因为最有威信的人都来到了，好像全体出席的人一共是十八个人。在提出章程以前，我当然谈到了工人运动，谈到了必须要有组织等等事情。后来我宣读了向大会提出的章程，并且问章程是不是合适，大家能不能通过。我也谈到了必须散发秘密书籍，总之一句话，就是要从事反政府的活动。大家都发言拥护通过章程。以后，就开始朗读各项条款，并且询问某一条是不是清楚，应不应该补充或加以说明。在向全体出席者征求过意见之后，每一项条款便认为是通过了。我特别担心其中这样的一条，那一条上说，任何一个成员在必要的时候，都有义务来散发公开的或秘密的书籍。其实，这一条款没有遭到反对就通过了。接着，一切当然都按照它的次序进行下去。最后，读完了并且通过了全部的章程。组织定名为“开端”，以后，就开始选举负责人，主要是选举委员。我作为一个外来人，不能肩负起任何复杂的责任，但是我仍旧接受监察的任务。现在，在一切的程序都进行完毕之后，一小部分人开始离开屋子，而大部分人则决定要给自己祝贺这个相当重要的组织。我谢绝参加这一庆祝，但不能打消这种款待的方法。

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工人运动的事情来找他们谈话。我们七个人聚集在一所土屋里，我尽力发言，说了很久的话，不下两小时。大家全都很注意地听我说，非常佩服我的知识。显然，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但当我说完话，决定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听众们）却熬不住了，请求我原谅，表示希望喝点酒。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有子女的人，或者至少是接近这种年龄的人，我也很明白，我跟他们认识，也只有利用他们在啤酒铺里喝酒的时间。所以必须时常扶助酩酊大醉的人。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一个这样的工人，有一次到某一区营工厂（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附近的地区）去看一个熟人。显然，他想进行宣传工作，身边带了几本秘密小册子，但他就带着这几本小册子被捕了。当宪兵们从电话中知道了这个工人的住址时，在这所屋子里除了空啤酒瓶外什么也没有搜到，所以立刻就把他释放了。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不止发生过一次。由于这样的情况，我并不特别主张戒酒，可是他们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我知道有一些人完全不喝伏特加，另外一些人则竭力戒酒。

当我开完全体大会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为了要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这个地方算是属于我无权到那里去的另一个县份）求得安全起见，早有准备地拿着已写好的章程，以便一旦遇到什么情况就把它扔掉。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口袋里的这份章程丢失了，幸亏我写好章程以后还保存着底稿，因而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丢失章程的事情。当然，必须经常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去拿需要的书籍。读者们已经学会很好地保存这些东西，所以一切都很顺利。有些工人被章程吓得离开了；但是，他们在一起工作时，仍然认得从前曾经一同工作过的人。应该努力和他们小心相处，互相提醒危险。这些工人大部分在法俄公司工厂中工作。因此这家工厂经常发生风潮，并且时常使行政方面陷入啼笑皆非的境地。驻厂检查员必须经常到这里来给双方调解。他不止一次地保证工人代表不遭到解雇和逮捕。后来，他的保证为事实所证实了。

从1899年夏天开始，发生了开工不足的现象。那年冬天各工厂开始裁减工人，工人们发生骚动。当时在法俄公司工厂附近成立的一个特别组织进行鼓动工作，要求裁减职员，减低厂长和其他人员的薪资。这个组织不愿理会那个特别使资本主义企业感到鼓舞的事实，要求工厂全部开工生产。我在当时不得不热烈地、急促地和工人们进行多次的争论，向他们证明不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他们照例拼命地攻击我，责备我同情资本家。然而，他们很了解我，仍旧时常跑来请我帮忙，给他们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委员会出版一种小报，它尽可能地出得及时。

在一个晴朗的傍晚（这是在1899年的秋天），我在工作完毕之后坐下来喝晚茶的时候，看见这家工厂的两个青年人匆匆忙忙跑进房里来，不禁觉得有几分惊讶。当然，我是十分了解这两个人的。他们说他们厂里决定要裁减很多人，人数超过半百；因此，他们选出了代表（我记不起代表的人数，好像是十三个人）来进行明天就要开始的谈判。代表当中有我十分熟悉的同志。必须说，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感到几分满意。要知道，谈判是由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些人来进行的，所有选出的代表几乎都是社会民主党员，他们会绝对证明工作不是没有结果的，我们也开始以真正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不幸的是，工厂中的这一运动现在不是具有战斗运动的性质，而是具有防御的性质。必须考虑到的，并不是我们获得胜利的问题，而是考虑到如何以较少的损失来退却，而同时又不做宪兵的牺牲品。有一个代表情绪非常激昂，他主张向政府要求定货和贷款，要求不辞退工人，要求减低厂长和所有工长的薪资。

这两个青年人读书不多，但是相信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他们这种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必须让这些青年人的头脑冷静下来，必须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取得他们所要求的那种东西。当我做完这种工作之后，他们两人说明自己已被选为代表，到这里来听取指示：他们明天应该怎样和厂长进行谈判。当然，我的忠告早已准备好了，一部分还是小报上的指示：第一点要求不解雇一个工人，第二点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两小时；这样一来，虽然工资会减少，却没有一个人会遭到解雇。

厂方同意代表所所提出的条件。于是，工厂的工作时间不是十小时，而只是八小时了。为了想在工厂已有订货这种假设的情况中利用这一点来竭力保持八小时工作日，我们拟定了几个相应的条件。这一情况果然发生了。而我当时已经离开那里，不知道结果如何；我只知道厂方后来从特维尔地方招来一些工人，而把他们认为不安分的本地人开革了。但是，工厂方面不久又得对这些安分守己的工人进行工作；当宪兵把我送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去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大门和车间紧闭着的静悄悄的工厂。由于南俄发生的总危机，它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约莫在那个时候，我们和摩洛索夫谈论创办地方报纸的事情。有人供给我们一百卢布来出版第一期。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弄到铅字。我们也开始找寻，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剩下来的，只是去拿铅字和实际使用铅字的问题。

显然，大概就在这时候产生了创办南方总机关报的思想。我必须和一个知识分子谈谈这一件事情。我们不止一次地秘密聚会来谈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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