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石金的回忆（下）

我回头来谈一谈1898年年底和1899年年初的事情。在这时期以前，由于警察严密监视，散发传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特别更加小心。开头那个时期，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散发传单总共只有三、四个人，现在散发者达到十二人至十三人。甚至更多的人。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有四个人在一条大街上走动（每边两个人），一个人空手走在前面，——看见危险就发出信号，第二个人在后面跟着，他的口袋或手提包里装满了传单，从栅栏或大门里给每一户人家丢进一张传单；如果街上没有人，时间又很晚的话，他就走进屋子，把报纸扔到走廊里或者塞进百叶窗里，甚至警察想要找寻的话，也不是能够常常都找得到扔进去的东西的。当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看是更夫的时候，就发出信号，后面的人便停止工作，从容不迫地继续沿预定的路线走去。如果没有四个人，那么便是三个人，发信号的人走在街道中央，注意两边的事情。走完了一条街，就转到另一条街，又走到第三条街。有一个人负责给各区散发传单；他知道工作的地点和人员，事先决定好开始散发的时间。只要这个时间一到，带着传单的工人便马上拥到各区的街道上，开始工作：时间还没有到，许多人都已两手空空地回来，安安静静地躺下睡觉，只有在像卡伊达卡这样的大区，工作有时才需要超过两小时。

有一次，在进行这种工作的时候，我们一面在卡伊达卡大街上走着，一面散发传单。我稍稍落在其他同志的后头。当我看见一所房子以后，就上前去扔传单。这时，走在前面的同志们发现了一队巡逻队，他立刻通知我。可是我却继续干我的。士兵走到离我很近的时候，我假装出喝醉酒的样子，站住不动，呆呆地看着他们。等他们从我身旁走过，我就赶快往前走，又开始工作起来。同志们也上前请求兵士们保护，好像害怕在街上走，而当他们得到一个令人放心的回答，说是前面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便往前走去，继续挨家挨户地散发传单。在这种比两年以前更加谨慎小心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在街上或者工厂里散发传单时落到警察的手里。这就使我们在散发传单时养成几乎毫不恐惧的习惯。这些传单常常扔进军营的窗子或是扔在军营的附近；有时也把传单带到砖瓦厂里，把传单塞在遮棚或是砖头底下，这样，工人们在收拾砖头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它们。总之，没有一处是这些传单散发不到的地方。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通过同某些人的谈判和打交道，我在某处发现有铅字。当然，我对这种宝贵东西是很欢喜的，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摩洛索夫。经过短时间的考虑，我们就决定赶快从这些人手里把铅字弄过来，否则他们很容易就会失踪，而铅字也会同他们一起失踪。为了取得铅字，我负责进行外交谈判。拥有这种贵重物品的那些人，绝不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们把自己设想得太高了。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搞得很熟。我很器重他的宣传才能，但是对他好说空话这一点，却很不欢喜，我竭力不理会他。我在各个工业团体内享有威信。哪儿发生什么不满意的事情，他就常常来请我同他们联系，要我指出改正的方法。我为了谨慎起见，加以拒绝了。何况，我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忙。这些工作都需要我经常小心而又认真地去处理。那时他想蹭进我们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厂委员会里来，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当别人为了这一目的而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仍然没能蹭进来。情况也逼迫我去和这个人谈判。一开始谈判，就和他冲突起来。他突然声明，这些铅字不光是他们的，另外一些人也有份，而他们也想出传单。这一个转变是我预料不到的。他们当真想出传单的思想很使我吃惊，尤其他们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具备出传单的本领和力量；但是，他们暂时还能借各种口实不交出铅字。必须使用外交手腕，必须和某些个人打打交道，但是事情并不顺利。那个保藏着这种铅字的人，认为铅字是属于他的。在谈起出报的各种计划时，我从他们那里探听到，他们除了铅字以外便一无所有。于是，我表示愿意制造一架印刷机器，而且提出用他们的铅字印刷一份传单的一定条件。这就鼓舞了他们，欣然同意给予这种帮助。

现在，当铅字已经找到、谈判好转的时候，当问题只剩下需要市委会帮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市委会竟派代表来，希望我们不要同这些人达成什么协议，声称他们正在某地找寻铅字。市委会的代表说，他们对这类消息非常怀疑。

同时，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五月的传单。这种传单，我们希望无论如何要用铅字印。市委会的代表说可以用胶印。我怀疑城里的同志已经捷足先登，企图取得我现在正在谈判的铅字。我和摩洛索夫害怕城里的同志得到铅字，感到会失去我们的靠山。当然，我们开始加紧努力，打算比城里的同志抢先一步。我不放过一分钟有用的时间，在工厂里赶制一个放铅字的架子。工长好几次看见我在给自己做东西，但究竟做的是什么，他却猜不到。其实，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他不愿意惹起任何反对他的敌对行动。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担心着一些更加坏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把架子做好，接着就需要把架子拿出工厂。我请一个相熟的工长来做这件事。他很好地办成了。当然，他不知道我干吗要这些方木头。我带着做好的架子去看那个有铅字的人，时间已经不多了，快到四月十八日了，而传单无论如何是要用铅字印出来的。我们除掉希望放弃胶印以外，还希望向城里证明铅印比胶印快，危险性更少。同时，即使马马虎虎地用铅印印出的传单，所花的钱也要比胶印少一半。当我取得同意可以去领取铅字的时候，城里答应拿出它拥有的一切东西，并且保证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在制造可以涂抹颜料的印色棒时，是必需要有帮助的。因为城里的同志现有的那根印色棒，看来太小。

四月十八日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因此，必须在复活节前准备好传单，以便随时应用。在复活节前的三个星期中，工人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要所有的同志在下次会议前把传单完全写好交出来，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根据那一条规则，所有的委员都要亲自起草写传单，并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哪一张传单写得比较好，比较合适，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教益的）。我记得，过了一个星期，知识分子没有根据那条原则把传单交到工人委员会会议上。据他们说，党将供给我们的城市一份很好的传单。我们不相信这点，并且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会议上收到了三份传单，发现其中两份很合用，于是决定把这两份编成一份，并把编辑的工作交给两个人去做，主要是交给摩洛索夫。虽然摩洛索夫自己也没有写好预定在五一节前完成的传单。他反对这两份公认的传单，但他仍旧必须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来编辑传单，编辑工作至迟须在两天内完成。

离复活节大约还有两个星期，我必须催促同志们，到处东奔西跑。首先，必须动手拆铅字。我们是在一个同志家里（铅字的主人家里）来进行这件工作的。这是一个全城都认识的人，而且有不少人都知道他的手提箱里放些什么东西。如果一旦人家注意到他家里有铅字，这该是多么不愉快的事啊。时间很紧迫，特别是，没有时间来从容考虑。拆除工作只要有一个较长的傍晚和黑夜就够了。我们把拆下的铅字抛在一个小包裹里，然后又把它放进一个连锁都没有的箱子里。我把经过委员们看过的编辑的传单带到一间小屋里去发排。传单在那里也要放三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把排好的铅字牢牢地放进一个铁框，这样就便于搬移。

就在这紧张的时期中，却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失败。第一个失败是有人放出有关我和摩洛索夫的谣言，硬说我们想永久占用这些铅字。谣言对于铅字的主人，发生了有力的影响。他们坚决拒绝把铅字借给我们用，为了逃避和我谈判，他们常常不在家。这样我就很难找到这些人了。究竟是什么人在这紧急的时刻轻易地拆了我们的台，就是后来我也没法调查清楚。毫无疑问，这里面准是有人搞了鬼。与此同时，我必须用一些材料制造印色棒。尽管我东奔西跑，还是找不到一个很准确的圆形容器。找寻工作完全失败之后，我最后买来了两个盛电池的罐子。这两个罐子在工作上不听使唤，而且不到规定时间就破了。制造印色棒的材料是用上等的普通细木工胶和蜜糖调成的。这种材料很久都没法调成功，把它们注进容器后，不能凝固……我去看一个同志（委员会的委员），请他使用各种方法来旋制一个圆管。虽然做这工作会很容易被工厂里的严厉的领导人撞见。第二天，这个同志假装愿意留下来做夜工。深夜，他趁头子不在的时候，赶紧在机床上干起活来。过了两个多小时，一个滚筒做成了。它旋得很好，有着一个小小的锥体；只剩下把它带出工厂的问题了。那个同志想了一会，便向栅栏那边走去。过了一会儿，圆筒就带到了厂外。

第二天清早，他就把它带到我的家里来了。快近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带着它到阿摩尔（德涅伯河彼岸的村镇）摩洛索夫家去。他家的炉台上放着盛有胶和糖蜜的各种容器，地板上放着带有铸成的印色棒的容器，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和违反王法的标记。这里也有用来制造印色棒的把柄和钢轴，它们称是第三个委员在第三个工厂里制成的。那天是星期六，大约还剩下一周的时间，必须抓紧时间，尽可能努力工作。我当时失业，所以能够用全部时间来做这件事。但是摩洛索夫和其他的同志们都必须在复活节前赶工，而夜间还得同样紧张地忙着编印五一节传单。我那天夜里做好印色棒后才回家。我希望摩洛索夫明天就会干这件工作，并且好像就在那里事先安排好了复活节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就在那热火朝天的一周的星期一，我去买了三令纸回家，到了晚上就把纸张带到那所指定作为印刷用的房子里。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出去买面镜子，找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一面大小和厚度都合用的镜子。我记得我和商人讲了很久的价钱，希望尽可能买得便宜一些。经过很久的讨价还价以后，我买了一面不带框的镜子。这样，好像节省了一个卢布。我又多买了一张放颜料用的白洋铁皮，然后回到家里。只剩下去取已排好的铅字。我为此目的走到那所指定的房子。我们曾在这所房子里把铅字按大小分开，并且用它们来排过字。显然，铅字的主人声称，只有当他们能够在场的条件下，才允许借他们房子印刷。这点当然是不能答应的。我知道他们不愿意把铅字给我们，与其用外交手腕，还不如用各种诺言来影响他们，特别需要依靠对他们所作的诺言。经过长时间的荒谬的谈判之后，才说服了他们，以后不但拿走了已排好的、排好版的铅字，而且还把全部剩下的铅字和仪器都拿走。三个人一起来拿一个人难于拿得动的东西。为了不致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大伙都上我家里去。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来进行印刷和校正清样的试验。我的房东们就住在隔壁。他们倒没有怀疑这种带着洋铁皮的哗啦哗啦的响声和印色棒滚过铅字的沙沙声的活计，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勾当。

结果，试验完全成功，我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很满意，并且打发自己的助手们回家去。当时已是深夜，我知道女房东就睡在隔壁，一旦她发生怀疑，就会把我的情况报告给警察局。我为了担心特务的追踪，小心翼翼地悄悄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到床底下和箱子里，提心吊胆地睡了一会觉，惟恐会受到突然的袭击。第二天，天刚黑，我就和同志们把所有的铅字和物件都收拾妥当，然后扛到一处秘密的住所去，也就是再回到那个当委员的同志家里，在那里就可以完全自由地安排一切了。剩下的就是取印色棒和颜料。这些东西也从摩洛索夫那里拿来了。经过多次的失败，终于制成了两根很好的印色棒，而且已经不用担心它们不能满足全部工作的需要了，因为铸造它已经不困难了。

记得好像是在星期三，我在女房东的帮助下，一清早起就开始工作。我事先用布蒙住所有的窗子，把门锁上。当然，工作进行得并不很快，但是毕竟还是有所进展。很快绳子上都挂满了印好的传单。一瞧见这些传单心里就乐了，一看是工作有进展心里就觉得踏实。晚上，一个同志下班后跑来了，接着又来了一位，工作整夜都在紧张地进行。我们一面快活地工作，开着玩笑，一面仔细地观察着和研究着，看看我们的机器里到底缺少什么。原来，旧铅字印出来的传单，还不能使我们满意；有些东西是可以改进的，不过，暂时缺少时间和资金。尤其缺少资金，因为从城里只领到十个卢布的资金，用在整个工作和一切开支上。必须拿这些资金来周转，还要买镜子和纸张。

星期四那天，我一个人和女房东继续工作，四点钟的时候，同志们都纷纷聚齐了，连摩洛索夫也来了。于是，我便把吃力的活交给他们去做。这个工作就是拿用亚麻布毛巾包着的木头印色棒在排好的铅字上滚一遍。印色棒本身很轻，每次必须使劲压，用整个身子压下去。如果配合工作的速度这样做，是非常累的。工作是这么进行的：一个人涂颜料，压印色棒；另一个人放纸、拿纸；第三个人把印好的传单分开晾起来，把晾干的传单收起来；第四个人是休息或叠传单。在那个紧张的星期五的夜里，我们完成了印刷工作，大伙一齐动手把传单叠成三角形，由一个人在上面加盖委员会的图章。这些天来一直非常劳累的主妇，刮去桌上和地板上的颜料痕迹，把房间洗刷干净。印色棒拆掉了，并把印刷材料埋在地里。总之，一切都整理妥当了。一旦宪兵来突袭，也不要紧，房里一切可疑的东西都收拾干净了。接着，大家给各区分配传单的数量。传单很快被分成二百张一扎、三百张一扎和四百张一扎，总共有三千张。然后，各人拿走规定的一捆传单，到自己的区里去。此外，还需要把一部分传单分送到各地去，同时需要商量好电报的问题。总共有十个区。摩洛索夫当时住在阿摩尔。他应当带走三百张传单去分发。为此，我们答应给他派几名助手。

他拿了这些传单，到一个熟人家里去，傍晚才离开那里。当天晚上，我就得到摩洛索夫在车站上被捕的消息。因此，必须赶紧把铅字归还原主，把预定发给几个区的传单收拾起来。这些工作都妥帖地办妥了。

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摩洛索夫向宪兵供出了什么，宪兵会采取什么行动，会不会到处布下罗网，等着逮捕散发传单的人。问题很棘手，但是大家讨论时仍然决定不放弃工作，决定在星期六深夜散发传单（从十一点半钟开始），以便让人们在复活节早上起来就能够看到五月传单。同时，大家决定在散发传单时特别小心。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被破获。夜里回家，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碰到了巡逻兵。从他们安静的神气上看，我深信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而当时我们几乎在每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都散发了传单。造成宪兵队事先毫不知情的原因何在呢？据摩洛索夫自己说，他对宪兵的口供是：他们发现的传单是他从一个陌生人手中得来的。这个人请求在星期六把这些传单带到铁路桥梁附近的森林里去。森林边上将举行一个会议，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传单的问题。宪兵队长（他在彼得堡办过摩洛索夫的案子）居然相信摩洛索夫的话，一清早就派出便衣宪兵和警察，他自己也改了装，去捕捉他们要捕的社会主义者。过了很久，并没有发现什么地方开会，也没有发现一个开会的人。宪兵队长怕有人看出他，改装了好几次，但这也无济于事，结果并没有抓到革命活动的线索。然而，天已经渐渐接近黄昏，最后完全黑下来了，坐在桥下不仅是件令人厌烦的事，而且也是一件愚蠢的、令人发笑的事。他在那里一直凝神地监视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他对这些社会主义者很不满意，很生气。可是，就在这天晚土，整个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它的各区、各个角落和偏僻小巷中都有人散发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传单。这种传单正和前天在摩洛索夫那里见到的一样。狂怒的宪兵队长把摩洛索夫从监牢里提出来，摩洛索夫一走进办公室，他就嚷道：“你欺……欺……骗了人，畜生……”

“怎么？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人？”……摩洛索夫忍着笑问道。

“昨天是谁说的要开会？难道不是你吗？！”

“我怎么能知道开不开会？”

“就没有开会！我昨天在桥下坐了一整夜，换了三次装，可是一个骗子也没有看见。这一切都是你胡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会议当时又延了期……”

“怎么又会在整个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发现传单呢？”

受了骗的宪兵决定去搜寻印刷传单的印刷所，但他不去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而到特维尔去搜寻。因为，他以前曾下令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搜查过，甚至逮捕过一些人，但印刷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传单的印刷所还是没有找到。第二天，当铅字的主人到我的住所来找他的宝物时也扑了个空，他们也没有找到铅字。秘密工作之所以能秘密，完全是因为每个做印刷工作的人，都忠于事业，坐过长时期的牢，受过锻炼。最有趣的是：到住所来搜查摩洛索夫时，虽然那里放着装印刷材料和胶水的全部瓦罐，还放着许多违禁品，但除了纸张外，什么也没有查到。为了不让宪兵怀疑摩洛索夫那里还藏着准备散发的传单，只好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各地减少散发的数目，把减下来的数目发到阿摩尔去，这件工作做得很成功。我们结束发行五月传单的工作以后，便离开印刷所。我们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当然都是有用的。但在摩洛索夫意外地被捕以后，工作终究做得少了。每月都有同志退出工人委员会。到了秋天，老同志中只有一人留在委员会里，而且他已经倾心于当时工作做得很有成绩的城市委员会了。可是，我们还是坚持着保存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竭力不让工人委员会瓦解而损害正当的运动。我们决不愿意牺牲某个委员会而有利于另一个委员会。修理厂铁路上发生的工潮，我记得不很清楚了。但我记得事情的经过好像是这样的。6月25日就要到来，这是纪念为开辟铁路奠定基础的尼古拉第一的节日。在这一年以前，工人们这一天只消工作到下午两点或正午十二点，就算一天的工作日了。这一次，工厂管理处却决定所谓“顾全一下血本”。工厂管理处希望工人在十二点以后去祈祷，一点半就回来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当然，如果管理处愿意放假，让大家过这个节日的话，就不该提祈祷，或是就地在工厂内安排一下祈祷就行了（这也许就会很自然地让大家去过节），而不应该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工人到教堂去，——要是这样的话，也许工人还会愿意做一天。工人喜欢过沙皇的节日，完全是因为这天可以休假。如果过节要强迫工人占用休息时间而不占用规定的工作时间到教堂去为沙皇祈祷的话，那就会引起每个工人喋喋不休地责骂，骂得沙皇及其仆从的尸体都会在棺材里翻身。这次骚动发生在1899年6月25日。24日将近傍晚的时候，贴出一张通告，上面说：明日应从上午六点半工作到晚上，休息时间去吃中饭，十二点以后全体工人应到教堂去做感恩祈祷。这张通告贴出后，工人们就发出怨言：这可不行。这张通告引起了工人无比的愤怒；通知工人全天工作，中午还要去为死去的沙皇祈祷，这是几乎每个工人都不愿意干的事。难道我们就傻到这种程度，竟然默默无言地放过这个机会吗？

一个在该工厂工作的同志24日晚上回家时跑来找我。但是，没有碰见我，他就同另一个同志赶快用复写纸写传单。写了将近二十份，署名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委员会（这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署名，曾在工人中间起过很好的作用）。第二天早上，他们把这些写得不大明确的、为数很少的传单分发到两个工厂去。传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每个工厂的工人把传单传阅到完全破烂为止（后来委员会连一份都没有留下来）。传单要求在正午十二点下工后不到教堂去，大家回家吃中饭，午后不再上工。大多数工人完全同意传单提出的要求，只有少数几个人到教堂去。同志们随时都在警惕。不久，大门上出现了用粉笔写的严厉的告白：谁敢在午后上工，他将因他的行动而后悔。接着，又对胆敢擦去大门上的告白的人作了严厉的警告。下午一点钟左右，有一群工人（大约五十人）聚集在大门附近，但是告白不让大家进去；守门人看见聚集了这么多的人，不敢执行考勤员和宪兵的命令，也不敢擦去大门上写的告白……这时，有人发出讽刺性的叫喊声，大家的情绪都是赞成那个告白的，虽然有几个挑衅者站在那里不断地向群众煽动，许多人还是赞扬大门上写的告白。最后一次的上工汽笛响了，但是大门还是紧闭着。最后，来了一个宪兵军官把大门打开，顺意上工的人还是很少；虽然有几个人进了大门，但他们总觉得这样做不大好，幸亏宪兵军官很快地帮助了他们，把人群驱散到街上去。工厂的大门一直关闭到第二天。一年内铁路工厂像这样没有工人工作的日子是少有的。以前，星期六、星期日或其他的盛大节日，总是有工人做加班的活，而现在整个工厂没有一个工人，这令人多么痛快啊！委员会收到的关于情绪的情报是：人们感觉到有点特别；大家都期待着第二天。

第二天，工潮继续扩大，大家只是假意地继续工作。大多数工作台、车床……车厢和机车都停在厂里。谁也不顺意老老实实地动手工作。不久，贴出了一份通告：6月25日不发全日工资，只发半日工资。这样一来，就完全失去了继续工作的任何可能性，起初是一部分工人，后来全体工人都丢下工作跑回家了。委员会又发出大量传单；警察和宪兵没有办法，终于使用了祖巴托夫的方法。虽然复了工，但整整一个星期工潮都没有平息下来，好像还会继续到下一个星期。这时，警察和宪兵继续监视不大安心工作的工人，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最后，工潮开始平息，一切都预示着平静无事，但是这种平静的空气又被宪兵破坏了。有一天下晚班后，各个车间的工人朝着出厂的大门匆忙地走去。一部分工人刚刚走到大门口，迎面跑来一个手持出鞘军刀的军官大声喊道：“站住！”工人们惊慌起来，一些带枪的兵把工人包围住；当场钻出几个警察署长来划分工人：警察署长的记事本上有名有姓的工人被划分在一边，由士兵包围住，另一部分工人放出了大门。他们在大门那里还看见一个带枪的兵得意洋洋地在喊口令“向左转！”“向右转！”等等。宪警们不让走出工厂的工人停留在大门附近，把他们远远地赶开。铁路附近到处聚集着一群一群的工人，他们等待着押解被捕的工人到监狱或另外的地方去。当时也许会发生流血的冲突，因为他们想劫夺被捕的工人。宪兵为了避免劫夺，继续装模作样，挡住站在工厂大门附近的工人，同时催促被士兵包围的工人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仍用包围的办法把他们押解着通过城市到监狱去。过了大约一个钟头，工人们才知道自己同志的命运。大家感到完全绝望了，每个工人都无比地愤恨，但又怎么办呢？工人们集合起来，走到电车街拐角的小广场上。有人用石头向一所房屋的窗框砸去，玻璃被打碎了。人群本来准备破坏这所住着自己工人和一部分犹太人的房屋，幸好人群中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立刻制止他们这样做，大声地告诉大家：这所房屋住的是“你们的工人弟兄”。人群同意了这位叫嚷着的同志的话，离开这所房屋回身走去。迎面来了一位犹太小伙子。看样子，他好像完全相信人群中不会有人打他。但是，看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危险威胁着他，这时又跑出一位同志嚷道：不要碰他；同时这位同志向大家解释：这人并无恶意，警察压迫他，比这时压迫群众还要厉害。犹太小伙子说：“你们做什么？你们赶快去从敌人，从宪警那里救出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同志已被押解到监狱里去了，你们应该到那里去救他们。”

人群又叫喊着向监狱走去，沿途都有知道人群行进方向的警察跟随着。当人群到达监狱时，军队已在监狱门口排队准备回去，被捕的工人已被关进监狱了。这时，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被捕了，因为另外一群人派他去做一件工作。这次没有同军队发生特别的冲突，四面八方集合来的警察努力驱散聚集在一起的工人。

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工人们还是很愤怒，但不久就开始释放被捕的工人了；两个星期后，几乎全部被捕的工人都毫无结果地被释放了。在铁路修理厂工作的同志又散发传单，但是没有被发觉；因此我们也没有遭到迫害。只有一个委员退出了委员会，这是由于他自己糊涂，在困难的时刻不能坚持不渝地承担自己的任务。当时参加在人群中的其他委员仍顺利地继续工作。此后，似乎又安静下来。

夏天来了，我们便在各地的户外举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在市中心德聂伯河岸边的木材库附近举行会议。大家聚合后，就觉得坐在来往行人经过的大庭广众之间，同时还常常使用铅笔和本子，是很不方便的。在堆木板和圆木之间又找不到一个幽静的地方，于是我们就爬上一只空的平底船。在船上发现一间便于利用的房间，我们就在这个房间内讨论工作，最后顺利地结束了会议。第二次我们又到近郊的一只小船上去开会，第三次又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就是这样每个星期天都顺利地不断举行会议和商讨问题。常常单独地提出铅印传单的问题来讨论，因为在印发五月传单以后又不得不利用胶印器了。这是由于城市方面拒绝用另外的方式印传单，同时也由于缺乏做这一件工作的房间。我同一个同志积极地去找寻过。在远离城区的河边的灌木林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做印刷工作的地方。可是，城市方面又不能同意给我们铅字，而铅字城内是有的。不仅我们修理厂的工人，就是最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用胶印器印刷的传单。关于这一点，下列事实可以证明：在一个工厂里（钢管厂），工人们看了传单以后，谈话中都对印刷表示不满。他们募集了十个卢布和一些戈比，请求转交去改进印刷工作，而且只限于改进印刷工作。

铁路上发生的工潮还没有平息，马里乌波利爆发的骚动又引起了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的注意。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那里传来的情报激动了每个工人，但可惜有很长一个时期不能得到一点可靠的情报。自己的人虽然被捕，然而对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还是需要散发传单，对马里乌波利更加需要。最后，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散发的传单满足了工人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果只在某个地方常常出现传单，就能使这些传单及时地发生效果，能使它们更详尽地谈论所发生的现象，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如果能使工人信任传单，那么在罢工或发生工潮时，他们就愿意同意传单上所谈的一切，这也就是把运动引向预定目标的杠杆。起初，当直接参加宣传鼓动的人数还不多的时候，个人很容易保密；但是在参加运动的工人的人数扩大以后，个人的失密立刻就会被发现。可是，在个人失密的情况下，宪兵是不大容易知道关于某人的详细情况的，关于全盘工作知道得还更少。我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些缺乏远见的同志对他们的青年朋友常常谈论我或另外的某人。因此，当你同这些青年朋友会见的时候就会发觉，虽然不认识他们，而他们却认识你，——这真是令人不愉快的怪事。同时，有的人也没有保密的习惯，如果是一个热诚的、醉心于革命工作的人，他就敢表现出很勇敢的行为。

例如，有一位青年同志在工作时间内对聚在一起的工人公开读秘密小册子。工长走到他跟前，从他手中夺去小册子，他一点也不惊慌，只是为失去小册子表示惋惜。当然，这件事会引起群众的不愉快。工长是我们很熟悉的人，虽然是个坏蛋，由于大家都熟悉，他也不敢做出危害我们的事。另外的一位同志在工厂里安置了一个对工人讲话的讲坛。这个厂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运动的同情者或参加者，仅仅因为这一点，他们当然就不会谈起某些不谨慎的人的这类不检点的行动。有人向我报道了这一切，我也不能出面反对这样做，因为认识的人太多了，很少有时间同这些急性子的人作长时间的谈话。而他们对别的同志，不是不听从，就是干脆不理。因此，曾引起这些同志的某种不满，后来还要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这时，在下德涅伯罗夫斯克，由一位工人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团体一成立，就同委员会闹对立。无论如何不愿（主要是这位工人不愿）作任何让步。因此只好进行斗争。当时曾同它谈判过，但毫无结果。这个团体也想自命为委员会，专对下德涅伯罗夫斯克的法俄工厂发传单。当时只好派人加入这个团体，在它的内部做工作，尽量使它不在工人中发生危害委员会的影响。同时，我们很担心这个团体的人会泄密，会因轻率的行动而遭到失败。这当然会拖累我们，所以这时的工作是很难做的。

他们筹集到现款以后，就把这个团体命名为“黎明”。他们是工人，当然有足够的金钱找来印发传单。他们一定要每天印发一次传单，或者是每星期印发一次，可是他们不重视印刷的方便问题，总不肯安装稍好一点的机器。当时，他们已经把钱浪费了一部分。这时，我邀请他们团体的人来开会，而且一定要请他们的领导人出席，这位领导人每次碰到我时总是不愿理我。同时，如果我在工作上有一点成就，他总是背着我竭力加以破坏。他的这套把戏，几乎每次都能要成功，因为我很少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去。他仇视知识分子，根本不愿意见他们，这就大大影响了他同我们的合作。不知为什么，他也把我看成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只好不管他出不出席，仍然同“黎明”的其他成员进行会议。我向他们指出：没有委员会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他们的工作做得粗心大意；他们浪费了花了很大的劲才筹集来的金钱。同时告诉他们，我们一定把我们的各种文献送给他们，仅仅发一种传单是不大好的。一部分成员直到散会，都无条件地站在我这一方面……我建议把他们的团体合并到委员会来，并答应当时就送给他们各种文献，派知识分子去领导工作，但他们决不能不得到委员会的同意就出版任何东西。会议达成了协议，完满地解决了我提出的各个问题。此后，到那里工作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不断地起了作用，任何单独行动都没有了。这恰恰是在这个工厂缩减工作以前的事（上面已经谈过），当时，在几乎每天都同工厂管理处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需要有正确的领导的。我曾回到合作小店待了一个时候。

三个月来，这个小店的主要发起人，其中也包括我在内，都很不注意这个小店了。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成立小店时资本就太少。以后，除了小老头增加了一点点资本，根本就没有增加过资本。小老头不但不在店里取钱用，反而常常把自己多余的工资投到这个事业上。他常常抱怨参加这个事业的人。他总是自己一个人去执行定购商品的一切义务。一有闲空他不是到城里去，就是待在店里。显然，他为这个小店很受累了，而且他的家庭情况好像也使他不安。我很明白，一个人只有在看到个人的工作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时候，才能在我们的小店里很好地工作。小老头的妻子常常待在店里，因为她对恭顺地执行丈夫的愿望已经习惯了，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显然，只要她知道这个小店的秘密，她就不会再努力工作了。我们也渐渐相信这个事业已经无法进行，只好把它看作是快完蛋的事业。三个月后，我们又召集所有的人（五个人）来讨论对我们如此重要的问题。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歇业呢，还是继续营业？无论是歇业或继续营业都需要钱。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需要付房租，如果歇业，就要付五十卢布的违约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小店赊出了八十卢布的货物，而这八十卢布是很难收回的（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收回这笔欠款，因为工人们在别的小店也欠着债）；同时我们查明：有些商人卖的货，价钱好像比我们的贱，有时甚至是赔本或蚀本卖。这可真把我们的主事者，即我们的老板弄糊涂了，后来调查一下，才弄明原因。原来，他们表面上比我们卖得贱，可是份量不足，有时一普特甚至短少七磅。我们虽然发现了这是竞争的原因，但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大多数买主既然看见旁边小店的货物比我们的贱，当然就不愿意到我们店里来买了。他们毫不怀疑贱价的货物实际上比贵的还要贵。这就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失，虽然拿到闹市上去卖，也不能把我们从苦难中挽救出来。因此，只好常常赊卖货物，这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领工资以前，我们的小店总是空空如也，没有什么货物，要到领得工资时才有进款，去购买一点点货物。总之，我们的小店时刻绊着我们的脚，常常有倒闭的危险。现在真是弄得进退两难，但愿能摆脱困难而又不丢面子。

这时，小老头和他的朋友是小店最大的债主。因此，如果歇业，他们就要受很大的损失。简单地介绍了情况以后，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已不可能再在合作制条件下继续营业，如果歇业，就得付出违约金，而且有收不回八十卢布欠款的危险。当时小店的货物只值一百多卢布。怎么办呢？随便讨论了以后，就建议小老头来顶这个小店，作为他的私有财产，条件是可以用公有本金来付顶费，这就等于用小店的期票来付顶费，但每月至少要付十个卢布。小老头好像不大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但他又没有更好的出路，只好接受我们的条件。他预先声明，让他不要在头两、三个月付款。我们也同意了。因此，我们的合作小店就转到私人手中去。

以后，这件事对于熟悉小店主脑人物的我，还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小店建立在合作制基础上，这当然是很多人听说过的，但他们就不大知道小店的基础究竟怎样，而且事后很久才知道小店已经转到私人手中，对它的业务已经不能再作任何监督了。小老头受到人们当面的指责，说他用公款开小店，这些公款是他用最卑鄙的手段攫为己有的。同时，因为他现在是工长（那时他当了工长），所以这种看法好像也能证明是对的。一个人当然会因人家对自己的这种态度而感到很难受，会因为受这种委屈而常常感到痛苦。我虽然尽量地向我认识的人说明他们的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但总是不能完全改变他们的这种看法。我同小老头的关系还是搞得不错。有一天，我要求他把我认识的一个工人安插到工厂去。他满足了我的要求，后来好像又后悔自己不该这样做。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新加入委员会的同志，自尊心很强，只听从我的意见，对其他人就不理睬，举止行动总是不能得到人们的好感。有人向我谈过他的这一切。我遇见他时，对他的举止加以指责过。他终于还是同这个工厂的工长小老头发生了冲突。他谩骂工长，使小老头受到很大的凌辱，小老头也毫无办法，只好命人把他轰出去，后来又下令要在两个星期后开除他。为此，我只好去找小老头，说了一些好话，劝他收回成命。我坚持我的意见，要他不要开除这位同志，而他也坚持他的决定。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位成了家的老人曾在比他年轻得多的我的面前哭过。他竭力向我说明不能再留下这位同志继续工作的理由。同时，他自己也觉得用这种办法对待工人是不大好的。这件事明显地证明，要想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了，他很快也相信了这一点。他常常向我报告工长们问厂长开秘密会议的情况，以及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些什么问题，等等。总之，小老头还是像我初见他时那样。但这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了。

那时，他已经把合作小店应该付我的余款付清。我在离开他时，看出他对我的态度，对共同事业的态度，他在两年内始终是一位完全正直的人。我也看见他落泪，看见他焦虑不安以及其他一些不坚强的表现。多花费点时间同他去谈谈，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以便将来能成为一个善于应付环境的小心的人。可是，那时天气太热，任何一点空闲时间都是宝贵的，而且我需要的是比小老头更坚强的人，能够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人。因此，我还是保持着友好关系和他告别了；有时还挂念他。不久以后发生的减低工资的事件，使他很伤脑筋，甚至他的朋友都不满意他，加之，我认识的一个人又没有被开除，当然，不满的情绪就更加增长了。有一次，我需要同我早就很了解的这个工厂的一个人会见。虽然他是工长的朋友，但在会见（在大街上）时他还是谈了大家不满意工长的情况，并且问我如何对待工长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工长是一位暗中支持抗议的自己人，那倒是不错；如果工长虽然是自己人，却力图压制抗议，稍不得已时就向厂方让步，同时作为自己人还引起自己人的不满（倒不是引起仇恨），这样的工长对于运动就比直接的敌人更为有害。因此，我建议召集五、六个人来开一次私人会议，邀请工长参加这次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善意地提醒他不要再做工长。后来我知道，他果然不当工长了，而且还坐过三个月的监牢。关于小老头的情况，我就谈到这里……这年冬天，我们的委员会有了一些改革，老同志中只有一个人留下来，其余的人都是新加入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

从1899年秋天起，需要加快出版新报纸。关于这一切，我个人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要在哪里印刷；虽然我认为可以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本城印刷；我也不知道所要出版的报纸的名称。因为这一切是严格保密的。我记得，当时曾开了一次城市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念了几篇诗文，一篇是关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运动的文章，后来念的是一篇诗“暴君，你去发怒吧！”。这两篇东西都采用了。会上还讨论了派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这只是预先介绍一下情况，至于如何选举，还要看以后的情况怎样再作决定。因为这是1899年年底的事。如果根据这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很可以看出1898年和1899年的运动已经普遍地发展了。工人群众已经相当爱看传单，开始要求看更重要的文献，而且也要求在技术方面作更好的安排。大家已经不乐意看用胶印器印得不好的传单了。对工作也开始提出批评。当然，如果工作不是这么秘密地进行，那就会好做一些。当时只好抛弃旧的印刷方法，考虑新的方法。大家大体上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当时的传单已经陈旧，必须再出版自己需要的印刷品。必需出版一个内容比以前所有的传单更为丰富的报纸，——每个人都这样说。1900年1月，盼望很久的“南方工人报”终于出版了。曾把新出的报纸拿到工人委员会的会议上念了一部分。为庆祝新出的报纸举行了一次小宴会，大家当场约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推销报纸。自然，每个工人都特别感兴趣地拿到一份报纸。他们也像看传单时所养成的习惯那样，决不愿意把它交给警察或工长。

布良斯克工厂的轧钢工人得到了一份报纸，上面的目次使他们很惊奇，目次是：

“看，这才是真正的报纸！上面有新闻，也有通讯！’

他们立刻把这份报纸拿到幽静的地方去看。第一次出版的这个报纸曾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提高了他们的情绪。因为他们能看到；尽管捕人，可是革命活动并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巧妙，更有力量。

应该说，工人们在两年多内已经受到传单的培养，在这个时期内群众中没有人被捕过，这当然是很好的。群众已经看惯这种事件，所以一旦有人突然被捕，群众中也不会发生那种常常在各处可以看到的惊慌行动。可是，如果领导人中间有人被捕，情形当然就糟糕了，这会使活动暂时停业，这是无论如何，也就是通常说的“要竭尽全力”不能让它发生的事，而且还不能表示出你或你的事业因某种原因所遭到的困难。

早在初冬时，我就觉得我已受到特别的监视，因此我非常小心。这时，宪兵没有对我作任何袭击，他们还是让我自由行动，这是宪兵队长后来很后悔的事。我只好每天等待着新的袭击。我也预料到这种袭击是会招致恶果的，但还是无法动身，不过我已算定了我还要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待下来的日数。期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行前捆扎行装时连房东都不知道，捆好后，我出去雇了一辆马车。当时只有房东知道我出门。她准确地推测了我的去向，而且在我走后，立刻就到警察局去，报告我上哪儿去了。为此，我很感激她，因而把这些也写在书中。列车沿着尼古拉铁路疾驶，快到彼得堡了。我很快又可以看到我所熟悉的街道，又可以看到我的熟人。我衣服的侧袋里，装着一张货真价实的公民证。我拿着它可以大胆地到任何地方去。

我的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回忆录就写到这里。你如果想在其中找到关于系统地谈群众情绪和广泛地从心理学上来分析群众情绪的东西，那就会徒劳无益。我竭力想写的，不是这方面的东西，要写这方面的东西，就得完全用另外一种叙述方式。

我把这本关于彼得堡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回忆录交给《火星报》档案室去全权处理，只要该室同意就可以采用，但一部分要得到我的同意。

我可以答应写一本关于俄国中部的回忆录续集，但是不在这里写。

【下一节】

注释：

[1] 彼得堡的一座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因建筑式样像十字架，故名。——译者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宣言。——俄文版编者

巴布石金的回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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