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石金的回忆（下）

1897年初春，我迁居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在彼得堡坐了十三个月牢以后，能够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几乎走遍整个俄罗斯，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而在初春季节来到南方的城市，可真叫人太高兴了。周围一切都是新的，人也好像完全不同，不是远远地留在北方首都的那些人了；从前老是看到监狱里冷酷的墙壁，使人感到头痛，现在可不再有那些墙壁了，一切都是轻松愉快的，而那儿——在另一条街的外面——就已经是辽阔无边的草原，在招呼着没有工作的人。

来到以后，我在当地警察的警惕的目光下办理了必要的手续，同时居然荣幸地听到市警察局长由于我选择了那个城市而对我表示不满，说是一定要给我吃点苦头。我开始等待彼得堡方面的文件，因为他们答应我要等文件到了以后，才发居住证。在等待的时候，我仔细地了解了当地的生活和工厂的制度，弄清了进厂工作的可能性和工资的多寡；至于一天做几小时工作，我因为住在一个当锻工的犹太人家里，所以已经弄清楚了。我看到各处都在陆续兴建新的工厂，心里充满了信心，认为对我来说上工是不会很困难的，所以就暂时安心地继续等候发居住证。过了大约三个星期，我的文件终于寄来了，并且归入警察局秘书的特号档案里。这位秘书填写了居住证，盖了章，把它交给我，我拿去给副局长签了字，走出警察局，希望有一个很长时期不来找这机关。可是居住证看来并不令人满意，它引起了公民证书登记员和房东太太的疑惑。所有这些都给我添了许多麻烦。我为了领取真正的公民证四处奔走，结果并没有成功。我只得忍气吞声，过着没有公民证的生活。

还在我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以后的头几天，我就盼望一个人来，这个人我是约好在该城的一个广场上碰头的。在约定的日子，我到广场上去白跑了一趟，那个熟人没有来，这种不顺当的事很使我难过。后来才知道，他没有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来，而是为自己张罗了一番，根本跑到另一个城市去了。这样，想同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会面的唯一希望完全破灭，而其他的熟人又不气味相投。因此我自然不由得感到寂寞，而且除掉这种寂寞以外，还加上运气不好，我不能进工厂工作。

钱快用光了，前途又很渺茫。我早晨五点钟起床，动身到一个工厂去，就已经在那里碰上一大群失业的人。有时候我站开一点，有时候挤到这个人群中间，同他们混在一起。当然，大多数人是从农村来的，主要是奥尔洛夫查人。他们有同乡在这里，指望靠他们的帮助找到工作，结果多半能够达到目的；我屡次看到，好些下班的工人，就是一两天前同我一起站在工厂的大门外的。我没有任何熟人。每次向经理或工头要求工作，都没有成功。

在我到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第二个月，有一天早晨，房东上完夜班，从工厂带回一个有点醉醺醺的工人。这个人自称为同志，他把我从床铺（实际是铺在室内地板上的一条薄垫子）上叫起来，拉我到他屋子里去。在那屋子里，我碰见了两个彼得堡人，他们是在同我一样的境遇下来到这里的。我的一个新朋友是工厂里的模型工人，另一个是工厂里的学徒，虽然他年龄已经不小（二十岁）。这个学徒的耿直脾气和他讲的故事都使我对他发生好感。在那些故事中，他自愿地把几次著名的彼得堡罢工的波折津津有味地讲给我听，并且还讲起他在那里所起的作用。我第一次从他口里听到那遍及彼得堡各工厂的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并且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相信，鼓动工作初步下的工夫没有白费，玛克斯维尔工厂的那个工人的话是对的。那时他说，新年以后，一定会闹风潮。如果不闹风潮，而是举行罢工的话，这等于说，这时候工人的思想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朴实的小伙子马秋哈（为简便起见，我们这样称呼他）是群众的最典型的代表。他除了在乡村小学获得的最简单的概念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他起初费力地看完那些在工厂里偷偷地散发的传单，后来才亲身积极参加散发传单和鼓动罢工的工作。在遭到放逐以后，他只是惋惜朋友们的被捕，担心这种情况会损害运动的开展，并且满腔燃烧着彼得堡的罢工热情。

在马秋哈的身上，我满足了我对言行方面的切实要求，因而他获得了我的全部同情。同他认识以后，我感到精神特别奋发，郁闷的心情完全消失了，除非在自己感到无事可做的思想影响下，这种情绪才会偶然出现。可是，人们使我相信我很快便能踏进一家工厂，早晨到我屋子里来呼醒我的那个工人就在这工厂工作。后来我才知道，曾从彼得堡招募了一些专业的工人，以应工厂的需要。应募的工人旅费由自己掏腰包，可是他们在工厂里享受不到任何优厚的待遇，眼看着这样地受到了欺骗，都想回彼得堡去。他们没有钱，只得暂时继续工作，后来对当地的生活慢慢习惯起来，逐渐把彼得堡抛在脑后了。和同乡，和思想上的同志认识以后，我常去拜访他们，也请他们上我这儿来，并且送他们几本带来的书。生活过得比较活泼了。

一天晚上，他们知道我第二天早晨得上工厂试工。这消息是令人十分欣慰的。早晨，我觉得非常兴奋，怀着开始工作的希望往工厂去。在紧张的工作停歇了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我不免心里发慌，精神特别紧张地等着试工。一个意大利工头来了，他一句俄国话也不懂，有一位同志照顾我，把我介绍给他。

意大利人一声不吭，抽着雪茄，用打量的目光注视着我，暗自作着结论。过了十来分钟，我得到试工，也就是干活的机会，这个活我是应当尽可能干得好些的，为的是让工头瞧着活儿，可以了解我的工作能力多强，并根据这一点来估计工资。我接受了试工以后，立刻聚精会神地干起活来，因为用锯子〔锉刀〕锯钢十分困难，过了两个钟头光景，我的活儿有了进步。不过，结果使我感到非常惊骇和惋惜的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完成这项工作，马上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似的。

问题是：还在进牢以前，我就长期没有干锉刀的活，而在牢里待了十三个月，终于把我一双手完全给毁了，使它不宜于干活了。我的手变成了老爷式的手，上面连一小块茧皮都很难发现，而对工人说来，茧皮是护身甲；不做工的人皮肤同钢磨擦，会感到疼痛，有了这种护身甲，皮肤同钢的磨擦以及任何扎伤，都可以忍受得住，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还没干满两个钟头，就觉得右手巴掌上痛得很厉害，我尽量设法不去注意它，继续干下去，可是肿起来的茧皮痛得够呛，妨碍工作。

有一个刚到这里的过去彼得堡的工人就在这工厂干活。他曾在“十字架”监狱[1]坐了一年牢，并且度过了监视期。他知道我是彼得堡人，来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不久，同时还受着监视。我们交谈了几句话以后，互相有所了解，我就把我的苦痛告诉他；他很表同情，叫我停止工作，可是我还是继续干下去。当巴掌上的茧皮破裂，手里渗出水来的时候，我还没有丧失把工作进行到底的希望，在扎上一块手帕以后，仍然继续干下去。可是一切都是白费气力：手没有了劲，只得用略为不同的方式握住挫刀，因此工作就不能照旧进行。我还是干着，虽然必须停止工作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我支持不住，终于屈服了。我对翻译说，让我过三四天再来结束试工；他把我的要求译给意大利人听，这位工头以为我害怕试工，也就是说不能工作。我猜到他的心思，就伸出手给他看，表明我不能干活的原因，这时他相信了，对翻译说了句什么话，这话由翻译译给我听，说是机械师要他转告我，我身体柔弱，不适宜干他们的活，因此他们打算把今天的工钱算给我，人却不能录用。对于这话，我能提出什么异议呢？当然提不出什么，满肚子委屈，拿了八十戈比（据说一天的工资是一卢布二十戈比），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失望地回到自己的住处。“现在我怎么进别的工厂呢？”我想，“要知道，这样的试工又会磨破皮，人家又会谢绝我，说我是个身体柔弱的人，不适宜做工厂工作的。”我寻找可么使掌上起茧皮的办法，可是想不出来。我的手痛了两个星期光景；后来我试试在手杖上磨擦手掌，想让它磨出茧皮来，可是这样做终于叫人厌烦，我就停止了。

有一天，我在车站站台上走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一位彼得堡的同志，他是同我在彼得堡工人的几次大会上碰过头的，我们彼此都很高兴，并且畅谈起来；原来我们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已经住了两个多月，彼此还不知道，只是偶然的会面才使我们聚在一起，使我想起我们关在拘留所里的情形和其他许多事。看来，我们是处在同样的警察条件下，并且等着同时结束警察局的监视。我同他谈了一会以后，就把我认识几个彼得堡人的事情告诉他，同时答应想法使他和他们认识。在这一次，我们碰见了我那天试工失败时在工厂里认识的那个工人，因此我们便一起上他的住处去。这样，我们彼得堡人已经有了三个，并且很快就变得很投缘。最后，我总算顺利地进了布良斯克工厂，而我认识的那个年老的彼得堡人则进了一家小工厂当工头，很快就能把另一个同志和马秋哈安置进去，因此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满意。不久，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彼得堡人，他是两年前放逐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现在已经在一家工厂里工作。我们常常会面，终于决定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密切些，因此特地租了一间屋子，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也有我。在这以前，我已经和工头吵过几次架，因为他老是想用罚款来吓唬我，而我总是声明说我不能同意罚款，我们同他的问题闹成一场共同的斗争才算告一段落，结果使我干了两个星期不能再干下去了。我待在这工厂的短短的期间，发现了一位很好很能干的人Г（Г·И·彼得罗夫斯基。——编者），这个Г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常常作长时间的谈话，这些谈话使我们能够真正按照彼得堡人的方式生活着。

在这个时候，我靠马秋哈的帮助，同一个子女众多的老人见了面，他是个受合作制社会主义影响的老工人，一个手艺出色的工匠。这个人的理想是：开设公营小铺，以便后来由此成长出一个良好而巩固的强大组织，能够供给资金来同资本家作斗争。也像所有入了迷的人一样，这个老头儿一心想要开设这样的小铺，所以常常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可决心要寻找现有组织的一切旧的力量，那时再开始有所行动，而暂时只是继续扩大交游，这事我甚至也很容易地办到了。每逢星期天，我又忙起来，我得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一些青年人，那些青年人是Г有时替我召集来的。固然，他自己也需要全面的发展，因而他晚上常常在我这儿，但是我所熟悉的加班加点制度是那时主要的敌人。虽然我看到这样的工作使Г在体力上很感疲乏，可是我又不能硬劝他完全不做夜工，因为他还需要训练做个优秀的工人，此外，他还受到家庭环境的压迫，那种环境需要他在经济方面给以不断的有力的支持。这就是我将来的帮手。

像我已经讲过的，我来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将近三个月的期间，由于我没有可能待在工厂里，我根本无事可做。而在结识朋友方面又没有达到很成功的地步，因而我没有立刻投入紧张生活的旋涡中，并且当时也没有这样做的心情。在认识了新朋友，开始过那非常活泼愉快的亲密的小组生活以后，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秋天已想降临了。因为没有特殊的工作，我想起了彼得堡夜校的生活，心里按捺不住，就报名参加了制图和绘画班的夜课，朋友们也学我的样。但这对负担重的人说来，是个很大的重荷。从住宅到学校要走四十分钟；在白天忙碌的工作以后，这样的闲逛决不是件乐事。我的朋友们不久就不去了。我一个人还继续去上学，如果学校是有趣的话，我也许会去很长一个时候，虽然对我这样一个被涅瓦关的星期日学校所习惯了的彼得堡人说来，这个学校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此外，有一个小老头儿，后来又有一个我称之为Д的人，常常在晚上到我们屋子里来闲谈。我记不起这个Д是怎么跟我认识的，他近来常常来看我们。显然，我并不喜欢他，但这一点，我可没有表示出来。

我有时候也不得不同这些新朋友谈话。小老头儿特别引起我的同情，他看见我们的屋子不隐蔽，不很愿意谈话。在告辞的时候常常请我上他那儿去。我有时去找他，可是在他那儿觉得不很自在。你有时候到他家里，他正坐在那儿同他的太太（一个相当胖的迟钝的女人）说着什么事。打过招呼以后，他请我走进前面的屋子，毫不客气地把里面的孩子赶出来，关上了门。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小声地或悄悄地谈话，既不让他的邻居也不让他的家属听到我们的一言半语。如果他的家属有谁偶然走进屋子，这个小老头儿就要骂人，把他赶出去，并且把门上的搭扣扣上。我和他谈书籍、社会主义、工厂制度，一般地也谈各种问题；他把从前哈尔科夫的工人运动告诉给我听。他曾在那里住过好多时候，最后不得不离开那里。从他嘴里，我知道了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哪些人是很有希望的，哪些人是危险的；总之，我力求从他那里获得可能得到的好处。在我们谈话时，他往往讲起他怎样把合法的书籍藏起来，免得人家注意到他总喜欢研究“这些无聊的东西”。

自然，我看出这个人是没有能力参加现代的运动的。他年纪已老，不易改造过来。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他一点什么工作，不让他的不甚深远的思想完全埋没掉。有时候，这样的人也能对运动有所帮助，当然，这时候跟着他们走是危险的，必须让他们一瘸一拐地勉强跟着你走，那末事情就不会遭到损失了。我正就是力求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那个老头儿。于是我们的友谊就增长起来了。不久，我又认识了同样的一个小老头，不过年纪比较轻些，他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人，这些目的和计划在我看来完全是空想的，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可是你既然不能给他以另一种理想，又何苦打破他的理想呢。在我住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下半年中，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交游。Д仍然继续跑来，并且不知为什么特别注意我们的生活，这常常使我很恼怒。我有时向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Д究竟为什么要来，他需要我们什么，他只是向我们打听，而一点也不把自己的事情告诉我们。假如他想博得信任，他就得更直率些。

最后，我决定直截了当地问他前来探问的目的，可是这一点没有来得及做到。

有一次，一个同志跟我讲起Д给他的一本小册子，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是什么小册子了。我们决定一同读完那本小册子。我们的屋子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就到那老彼得堡人的住处去找他，在没有屋主人和房东在场的情况下，了解了小册子的内容。这是我们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住了六、七个月之后读到的第一本非法的东西。可见那里的非法事业还很薄弱。在这本小册子以后，又出现了其他的小册子：我特别需要它们，所以我把它们抓得很紧。之后，我们同Д的友谊就更亲密了，常常同他谈起从前彼得堡的事情。

有一天，Д向我们建议，要聚集起来讨论一个问题。我和同志们很高兴地同意了，并且就在那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在一间屋子里聚会，提出了希望团结一致的问题，希望更积极地表现自己的存在的问题，以及从各工厂中搜集材料，特别是搜集有关当前重大事件的材料的问题。为了不致把这件事情遥遥无期地搁置下来，我们决定立刻着手工作。此外并决议，每一个人不但应当搜集材料，而且应当为他所工作的工厂写传单，这样的传单决定在下次会议上宣读，如果我们认为它们是可以用的，那就用胶版印出来散发。这次会议决定，由于工作不多，暂时有三个人一起聚商就够了，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我当了选，因此从那一天起直到顺利地离开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两年几个月中，我成为这种会议的当然成员。我们的会开得相当多，各种技术方面的问题归两个知识分子负责。他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或是来开会，或是带来传单，商谈其他问题。我记得，我们从开头起就彼此十分尊重。我和Д——工人和两个知识分子非常活跃地参加我们的组织。Д已经是个相当有经验的、早就干过革命工作的人了。主要是，他善于进行秘密活动，心思非常周密。我也已经有了彼得堡的经验，知道怎样行动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那两个知识分子不很沉着，性子太急躁。这一点基本上只会对他们而不会对我们这两个工人有害。就我所知道的，在我们成立这个组织以前，就已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为手工业性质的、没有什么特出表现的旧组织，而我们的组织则在各工厂中奠定了作广泛鼓动工作的基础。在开始积极工作以前，我们就预先规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为此，我们同许多工厂，甚至同那些设在离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三十俄里的卡门地方的一些工厂取得联系。我们同卡门地方各工厂的正确关系建立起来了。传单也分别准备好了。这些传单预定要在同一个时刻，即我们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散发传单的那一天散发出去。

早在我们开始鼓动工作以前，我就觉得有必要另外租一间屋子，以便更容易保密。因此，我在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失了业，还是租了一间低廉的屋子。

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对于散发传单的人说来，1897年年底和1898年年初是运气特别好的日子。所需要的，不过是在夜间大胆地跑出去，在碰不到任何人——正在安睡的警察、清道夫、奸细和密探——的时候，赶忙散发传单。我们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在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后，只是在有些地方碰到了更夫，就平安地回到了家里。

有一天晚上，收到了预定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查德涅普尔和卡门散发的第一批传单。必须在夜里把它们散发出去。传单与其说是很多，还不如说是很少，所以我们决定要张贴一半。我转告一个同志，让他准备在当天晚上十一点钟以后同我一起去工作。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气候，是相当寒冷的，很快就把所有那些不需要待在街上的人都赶走了。更夫偶然敲敲梆子，让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敲过以后，就坐到角落里去舒舒服服地打瞌睡了。

当我和一个同志袋里藏着传单，手里拿了一大罐调好的浆糊出门的时候，月亮已经爬得很高。我们绕过广场，越过铁路，走到了一个住着工人的名叫“工厂”的村镇。我们四面张望了一下，没有看见什么人，就在栅栏上涂抹浆糊，随手把传单在浆糊上粘牢。我们小心地越过大路，一面在那些小屋的墙上涂抹浆糊，贴上传单，然后四处把传单放在地上或塞在栅栏的缝里。后来，我们进入另一个街区，把同样的事情再做了一番，不过很快浆糊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好把传单塞在栅栏的缝里。

那个同志在散播和粘贴传单的时候心里很慌张，往往不够勇敢，但他还是继续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一张传单都没有了。我们就这样没有让谁注意到我们的独特工作，平安地回家了。

工人们早晨上班的时候，看见了散放在街上的这些传单，就把它们拣了起来或从栅栏缝里拿了出来，这样，传单很快就拿空了。群众开始停留在栅栏旁边，读着粘贴的传单。有些传单，他们很中意。他们抱着想把这些传单带到工厂去的愿望，尽力设法把它从墙上揭下来，这样一来，部分的传单给他们撕破了，他们自己固然没法加以利用，别人也就没有机会再看到了。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后来得出结论，认为贴传单是不值得的，因为这种工作要冒很大的危险，进度很慢，而收效不多：反正大部分都要撕破的。我和那个同志只在一个需要散发传单的地区活动。除我们以外，还有人在其他地方完成这项任务，虽然我们人数很少，不能很好地到处散发传单……在假定有必要散发传单的时候，就提出了可以在各工厂中散发传单的问题；

这时才知道，我们只能在两个工厂里散发，虽然三个最大的工厂和铁路工厂里还没有发过传单。由于考虑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受着监视，可能很容易引起警察来追踪散发传单的人。我们就不得不利用我在上文提到的那种散发传单的方法。

警察到第二天的早晨才知道那些出现在街头的传单，可是这些传单很少落到他们手里。第一次，一切都很顺利地过去了，参加的人谁也没有被人发觉。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及其郊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卡门方面的情形还一点都不知道。最后，也从那里传来了很可喜的消息。这就是说，开头的工作做得很成功，并且显然它在鼓舞我们要在最近期间也把其他的传单发出去。但是我们打定主意不找警察的麻烦，要更仔细地逐一检点一番，看有没有暗探在我们后面盯梢，因为我注意到有一件可疑的事情在追随着我。在留心观察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普通人经常在我住宅附近徘徊，显然他是在监视着我；那时我就开始注意他，往往出其不意地跑出大门，向他那个方向看去。

那个普通人戴着一顶庄稼人戴的帽子，穿着一件短外衣或短大衣，继续每天待在同一个地方，或在同一个地方徘徊，表面上装作并不注意我所住的房子。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就通知任何人都不要来找我，而我自己则力求整天待在家里，晚上才跑出屋子，出去的时候，让灯仍旧点着；假如偶然有人打算从远处向窗子里窥视，就会相信我好像是在家里。我沿着栅栏下降，然后跳了下去，等我一下子到了离我住的那条街道很远的地方、并且知道背后不会有人盯梢的时候，便动身到我需要去的地方去。我用平常的办法回家，因为要沿着栅栏吊到上面去是很困难的。这样办没有什么危险，此后我也就常常采用这个办法。上面提到的那个人监视了我两个星期光景。看来，他对我颇有好评，似乎已经把这种意见报告给了他应该报告的人，因此我以后就继续安心地工作了。

在散发第一批传单之后过了约一个月，打算在工厂散发的传单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对于每一个工厂专门预备了一种传单。我们相信这些传单将轰动一时，可能还引起普遍的搜查。领到的传单是这样分配的：一部分留给铁路工厂，另一部分留给布良斯克工厂，第三部分留给制钉工厂，第四部分留给哈勒施坦工厂（农具工厂），第五部分留给德涅伯河右岸的一些工厂（好像是法俄工厂），最后一部分留给卡门工厂。一共将近有八种不同的传单。每一种传单都反映出散发传单的那个工厂对工人层出不穷地滥用权力和残酷勒索的行为。传单应该在夜间或清晨散发。为了在白天就能知道结果是否顺利，每一个在一定地点散发传单的人都应该做出顺利或不顺利的暗号。如果没有暗号，那就应该认为这个人已经被捕。暗号要用白粉在约定地点的墙上或栅栏上标出。为了避免混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暗号。这种办法很方便，也很秘密。

夜晚，我带了马秋哈动身到一个工厂去；我们在路上藏了一部分传单，然后走近工厂。进厂里去是很危险的，甚至在旁边走过，都要十分小心，免得给看厂的狗听见。我们走近一座两层楼的楼房，跳过了栅栏，到了楼房的窗子旁边。我把马秋哈举到窗口，他打开了小窗，使劲把一扎传单扔了进去。我们就这样地继续行动，把传单扔进三个车间，只剩下两个车间没有去；我们相信，在工人们的帮助下，一到早晨这些传单也会在其他的车间里出砚。的确，到了早晨，聚在一起的职工刚刚打开车间的门走了进去，立刻就把散在地上和工作台上的传单捡了起来，过了一刻钟，直到工长为止的全体职工都读了传单，虽然没有达到罢工的地步，可是大家的不满情绪已经极端高涨了。在另一个工厂里，由于工厂日夜开工，工人们到处奔忙着，使散发传单的人感到棘手。因此，散发工作曾经发生极大的困难，可是这个散传单的人很有耐心，也非常机灵，只是无可奈何地耸了肩膀。他早晨带着传单去上班，不慌不忙地工作了一整天。当大家在七点钟准备回家的时候，他也和别人聚在一起，可是他没有走出大门，而是走到人们挖掘自流井的地方，溜到了井里，坐在梯子上整整待了五个钟头，直到夜间十二点钟，这正是机器停歇让工人吃半夜餐的时候；后来，我们这位自愿囚禁起来的囚徒带着准备好的传单小心地爬到上面，等着熄灯。这是最宝贵的时间，他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机会才在坑洼里坐上五个钟头的。各车间的机器一停歇，电机也立刻停下来上润滑油。这位同志看到电火一灭，马上就从坑里跳出来，奔进车间，不顾在夜间的黑暗里会撞着什么东西，迅速地散发传单。接着他跑出车间，或是奔进另一车间，或是从打破的玻璃窗里扔进传单，然后急忙地飞奔到选定的地点，就在电灯的照耀下跳过栅栏，脱离险地，没有被谁发觉。电灯熄灭三五分钟，这期间，工人们安静地坐在工作台上或者别的东西上面，丝毫想不到有人在匆忙地跑着散发传单；当灯光复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抢到一张放在地上或工作台上的传单，开始阅读。这时候，我们这位已经跳过栅栏的主角，打破了办公处的玻璃，把传单塞了进去，此后就安然地回到家里，躺下睡觉。早晨，他到工厂去的时候，把这种传单当作厂里的新闻一样阅读着。这样的方法是常常被使用的。

夜里，当局的人都在睡觉，只有到了早晨，才会来没收传单。这时留在厂里的传单已经很少。它们一部分落到乌克兰土屋里，落到卡伊达基或捷也夫卡，或者落到了契契辽夫卡，因此警察们有时候只好满足于两、三张没收的传单，这当然无法削弱这些传单所造成的效果。

在其他几个工厂，大概也正是用这种方法偷偷地放置传单。并且处处都很顺手，没有引起人们对放传单的人发生任何怀疑。这一次传单起了很大的影响，所有的工人都知道了这些传单，工厂主管人员也知道了，宪兵队和警察队也知道了。可是他们敲谁也弄不清这是哪些人散发的。这就鼓励我们用同样的办法继续进行以后的工作。在所有的工厂里，工人中间传说着不久就要发生骚动的谣言，这些传单使工人们振奋起来了，另一方面，当局的气焰显然已经矮了半截。

我记得，在卡门工厂散发的传单里，曾提出在工厂系统内建立病房的要求，第二天就从理发馆里请来一个医助，安置在工厂的编制以内；还要求在那里造两座出外的大门，这也如愿以偿了；另外还有某种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当地的警察局长（显然是县警察局长）猜想一定要发生罢工，而他实在又不知道工人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于是他想起了传单里提出的种种要求，就不等工人方面提出任何要求，立刻让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在有些工厂里，许多要求就是这样地得到满足的。

通常，任何工厂当局都力图使大家相信，他们工厂里的制度是最好的，工人对工作条件都很满意等等。而现在突然这样赤裸裸地揭露了各种虐待工人的行为！工人们从传单里知道了实际情况，清楚地看出指示的正确性，都满腔希望结束这种岂有此理的行径，哪怕是结束一部分也好。总之，平静的沼泽开始起了涟漪，预料就要掀起汹涌的浪潮了。

骚动只会给工人带来损害，关于不希望发生骚动的话，在传单里讲得很清楚。因此，听到工人中间传说完全与传单内容相反的要举行骚动的谣言时，觉得很奇怪；可是工人们在读过传单后却立刻说，人们号召举行骚动。进行斗争旧的传统还很有力量：工人们还不能想象不殴打工头或一捣毁办公处就可以罢工。在倾听他们的谈话并直接理解到所谈问题的范围时，不会听到他们提起任何罢工的事，虽然每一个工人都会讲述一些关于骚动的回忆；而这个时候如果提起当局方面所实施的镇压，那是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这种谈话总是以他们暗地里表示希望组织一次像样的骚动而告结束。当然，这时候他们会想起某一个他们真正称颂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自发地加以理想化的，显然不是他们完全陌生的罢工，而是骚动，因为这种抗议的方法是每一个人都能懂得的。

传单鼓动了厂里的群众，我的工作增加了。首先，必须搜集更多的材料来印发新的传单；其次，需要同我的那些在卡伊达卡方面的熟人晤谈，这常常是在晚上。年轻的群众不能很好地领会我的意思，往往完全误解了我的话；只有一个青年真正懂得我的意思。他们要求常常来，甚至企图租一间单独的屋子供上课之用。在这一伙人里，我曾碰到两个近乎民意党人的人……最使我生气的，是他们往往以不许人家提意见的命令方式来传播自己观点的那种落后作风。如果有哪一个年轻人开始摆脱他们的影响，他们就要暴跳如雷。他们特别对Г感到愤怒，因为Г似乎想要把年轻人引上可怕的社会主义和革命观点的道路，如果有人还是感染上这些观点，他们就会把他视同陌路，有时候还认为同他作梗是很有道理的。有一个民意党人在布良斯克工厂的机械工场里工作，得到了相当多的报酬，自己有一宅小房子，生活过得很不错。因此，他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没有什么热情，只求白忙一场。我屡次企图了解他们究竟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规定什么样的纲领。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结果，只看出他们是竭力想要扩充自己手下的青年人的力量罢了。

“在谈‘斯巴达卡’以前，应当研究一下希腊的历史，你才能够了解这部小说，”有一个民意党人对年轻职工们谈起他们阅读“斯巴达卡”时说，他们总是竭力强调自然科学，而我在翻阅那些从这几位先生那里拿来的书籍时，多半只看到算术习题集、文法课程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当青年人要求看一本比较严肃的书籍时，他们就回答说，这还太早，据说应当先精通地理、算术、文法等等，然后才可以开始看严肃的书籍。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老是不满意自己的领袖，不愿仔细研究他们给的书籍。

当然，不能否认在教科书里也有好的方面，但这应当在学校里，而不是在一个人希望了解他的社会地位的本质或对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时的学习上。民意党人的学生固然常常向自己的老师提出意见。可是他们并不能够全心全意地献身于需要牺牲的工人运动，因为他们是被自己的老师用锱铢必较的自私精神教育着，虽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要求放弃每一戈比，甚至要求争取废除每一戈比。我记得一位同志讲起，当他偶然走进车间谈谈某一个人的情况或利用机会向什么熟人进行宣传的时候，就有一个上面提起的民意党人来追问他。这个不幸的人只是为了欺瞒热心的民意党人的独特的侦察行动，有时就不得不采用伪装的办法。在和这种民意党人谈话时，我常常想起彼得堡的同志H的一句话，那是讲到彼得堡的一个工人——自由分子时说的。

“作为一个自由分子，他还不坏，是个很好的人，可是作为一个工人——社会主义者，他就相当卑劣了。”这句话对于这些先生也是同样适用的，虽然他们只是解释了上半句。而俄国的宪兵们有时还要查究甚至惩罚这样一些先生！这只证明，警察队和宪兵队的一切蠢物看来都是恶魔。

我打定主意不同上述的民意党人打交道，并且要求同志们不要在他们面前讲起我，免得让他们知道。我担心人家可能会对我散布各种流言，那样的话，我就不容易继续保持隐蔽的地位了。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出了名是很危险的。这一点我当然完全明白，因此我权且把民意党人撇开，固然还经常特别注意他们，同时开始常常到卡伊达卡的当地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去。我在那里待到十二点钟，待到夜间一点钟，然后动身回家，由几个人送到一个树木茂密的深谷，我自己再从那里走向德涅伯河，路上由于刺骨的劲风和寒气而直打哆嗦。我身边藏着一柄短刀，因为在那种地方走路并不安全，我曾相信我会被人抢去银钱和其他东西。在卡伊达卡有了熟人，就使我以后能在他们从前没有到过的地方以及在我离开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以前他们不再去的地方散发传单，并且对此后的工作也有把握。到了1898年的春天，我们成了孤儿。在传单出现后不久，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受到严厉的监视，他们应当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他们显然抱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再三跟我们说谁也没有监视他们，并且继续来拜访我们，继续准备一批一批的供散发用的传单。

有一次，我们本来规定要举行一次讨论某一问题或关于领取传单的碰头会。我和一个同志来到了指定的地点。可是我们自己人一个也没有碰到，只发觉有一个陌生人站在街角。我们没有特别注意这一个人，就停下来开始谈话。我们在广场上站了好久，于是那个站在街角上的人就开始形迹可疑地盯着我们看。我们注意到了他，就讨论起这个人是不是密探的问题。我笔直地向他走去，希望看清他的面貌。他发觉了这一点，就沿着街道走去，很快便拐进一个院子，在那里消失了；我走近那所房子的大门，没有看见一个人，就折回来告诉我的同志，说那显然是偶然的事情，于是我们继续站在没有人的广场上，心里已经很焦急，埋怨同志们不守时刻。最后，终于来了一个同志，在他后面很快又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当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开始讨论某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行动诡秘的家伙又在附近出现，开始卑鄙无耻地在我们的四周兜圈子。我们的心里产生了要结束这个密探的性命的热烈愿望，可是谁都没有手枪，而他显然是带着武器的。我们决定使用刀子，大家都向他移动。也不知是他猜到了威胁着他的危险，还只是以为我们要穿过广场，他却用相当快的步伐沿着那个广场走去。当他已经离我们很远的时候，我们突然拐弯，走过一部分的街道，然后跳过了栅栏，走上另一条街，再爬过栅栏，到了铁路停车场，在那里的大批车辆中间是不容易追踪我们的。这样，我们的会议给打断了，而我们在匆忙地交换了一点情况以后，就接受了传单，各自走回自己的住处。这是最后一次和知识分子会面。因为，正如后来所知道的，确实有人在盯他的梢，而上面的那个形迹诡秘的家伙就是从城里专门跟他来的。当那知识分子躲进了一个空车厢的时候，密探认为一定是到指定的地点会面去了，因此他仍旧在那里等候，希望好歹能发现一个工人的踪迹。这一点他没有成功，可是宪兵们不久就不让那个知识分子自由行动了。现在想起那个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但是他盲目地相信能够很快地实行自己的主张。

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当我送他回家的时候，我们意外地碰见了Д。我们的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在城市的危险地段，这样晚是不常看见行人的；因此，我们放心地在一座小桥上坐下以后，就非常热烈地谈起我们的工作来。

夜间的黑暗笼罩着我们，只有远处布良斯克工厂的宽阔的火光鲜明而动人地证明我们的工作的必要性。那个出了神的知识分子说，我们的鼓动工作再搞三年，多至四年，这个制度就要崩溃了。

我窃笑着这个出神的知识分子的天真，这是一个热心的、浅薄的人，一个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甘心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大家可不愿使他失去信心，他对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说来是个值得看重的人，他第一个开始用鼓动宣传的方法进行工作，第一个带来了一些传单，那些传单有必要向广大工人群众指出并说明他们的艰苦生活，并使他们的闭塞的头脑中产生对于革命的渴望。大概，此后的长期监禁完全损害了这个先驱者的智力。

这样，他就被逮捕了。另外还有几个知识分子也被逮捕了，可是工人中间却没有一个人被捕。无论我们或事业所受的打击，都是严重的。可是，这些逮捕绝对没有在较深的程度上影响群众中的工作，因为工人——领导者们没有遭到损失。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参加散发文件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可是我的话有点讲过头啦。

正如我曾经提到的那样，在刚开始散发传单的时候所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把传单贴在过道或者墙角旁边的栅栏上，但是很快就被警察注意到了，所以不得不改换另一种方法。记得有一天夜里，天气很冷，我和一位同志从家里出来，两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叠成三角形的传单，积雪在我们的脚底下沙沙作响。我们走完一条街又一条街，在每条街上都撒下了三、四张传单，走到最后几条街道的时候，我们便分头沿着两条平行的街道走去，一路上撒着传单；同时必须常常从街道的这一边走到街道的那一边。最后，我们在街道的尽头相遇了，便向着布良斯克工厂走去，尽可能地在所有通向这家工厂的小路上都撒下了传单。我们走了很多的路，后来便拐了个弯，越过铁路，向另一个地点走去，后来从那里再往前走，又撒了许多传单，因为这条路是通向工厂区的。经过一处栅栏，在那里扔完了传单以后，又走到铁路上来，从一列停在信号机旁边的列车车厢底下经过，又在路上撒了许多传单。当我们看见自己的口袋凹进去的时候，便往回走。走过工厂以后，我们便朝着一条通向这家工厂的小路上走去，虽然路上行人很多，可是我们仍然把剩下的传单都撒到这条小路上。我们总共只有两个人，但我们尽可能地在许多条小路上撒了传单，这样就能使这些传单准能落到每一家工厂里去。我们用这种方法把所有的传单都撒光了，便从容不迫地回家。我们在约定地方的栅栏上，用粉笔划了个暗号，好让自己人在白天看见这些暗号，知道此地一切都平安无事，因而可以走进此地的某一户人家。早晨，我们一走进工厂，每个人都听到大家在纷纷谈论传单的事情。我们津津有味地听见人们夸大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许多人都在谈论，一个夜里到处都撒了传单，可见“他们”干这件工作的人一定很多。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关于“这些人”的威力和勇敢的各种各样的传说。

一个工人毫无危险地在大街上捡到了一张传单。他把传单带到工厂里，于是，许多人把传单上的文字读了一遍。最初因为积极分子的人数很少，很难发现传单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工人们在谈论些什么。后来我们特别注意这件事情，责成大家有义务尽量地去倾听工人的谈话，把听到的一切都汇报给委员会。此外，每一个积极分子都应该尽量去认识暂时还没有和革命发生任何关系的工人，时常去访问他们，以便尽可能多搜集一些关于工厂的确切情报。

在卡门工厂（离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三十俄里）撒了三、四张传单以后，那些撒了这类文件的工人便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一个星期日，一个撒传单的工人来找我，后来又来了一个，他们把自己要逃往奥地利去的打算告诉我。因为待在奥地利比起待在俄国要好得多，而且自由得多。

我觉得很惋惜的是，工作刚刚开始，每一个有觉悟的人都十分重要和宝贵，而且工作还没有打好什么坚固基础，而这时候，他们却想着要走开，他们好像光是为了自己的“我”，而要尽力赶快离开，这是件十分遗憾的事。

另一方面，我又害怕他们当真会被捕，这等于把多余的一张王牌送到宪兵的手里。宪兵会把这些人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弄走，因此，能够逃脱宪兵的魔掌，从而逃脱这些张着血盆大口要吞食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凶恶敌人，也是一件愉快事情。我恳切地要求我的卡门工厂的同志们向我报告他们平安越过俄国国境的消息。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不久，我果然知道了他们平安抵达奥地利的某一城市，并且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工作。这些同志离开时，给我们留下了关系。他们走后，传单继续像从前一样准时地出现。这是最早一批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们干的，我当时曾被迫和他们分手。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又被迫和另一批朋友分手，我曾经和这些人在夜间散发过传单，有时曾一同在井坑中。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什么地方一开始发生运动，那里很快就会失去一些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投意合的同志。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们失去了几个知识分子，他们一直都是我们的鼓舞者。必须提一提这些知识分子的优点，他们在没有和我们商量以前，几乎从来没有擅自做过任何事情，所以我们的新事业进行得很顺利，而且获得了发展；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意见分歧。进行这种工作，这点无论在哪里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必须加以强调。现在我们被迫失去了这些一直完成了重要工作的知识分子。

不用说，这对我们发生了严重的影响，对鼓动工作的影响尤其严重：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人做过这种工作的技术方面的事情。这点在传单的缺陷上特别可以看出来，因为编写传单，我们当然是办不到的。正像不幸地发生了一场埋住许多人的雪崩以后，不许人长久地考虑用什么特别方法来刨掘这些人，而是必须赶快拿起铲子来挖，不知疲倦地、无止境地挖下去，一直挖到能找出活人或死人，我们也没有时间讨论我们的处境，必须尽可能快地接受留下来的工作。

Д同志不得不去建立一处文件储藏所，虽然文件的数量不很多，但是它们对我们越珍贵，我们就越应该尽可能谨慎地保藏它。Д花了两个卢布租下一间屋子，他把文件放在篮子里带到这间屋子里去，放在卧椅（一种木床）底下。第二天自己就离开屋子，借口职务关系，必须出差，实际上他是回到他定居的那所房子去，而且从来没有想着要离开那里。他开始每周一次或两次地到文件储藏所去过夜，免得引起别人怀疑，或者怀疑他专门来拿文件。

同时，他又得给自己找一些助手，两个人工作很困难，何况担负领导成千上万群众这一重任是很艰巨的。就我现在所记得的，当时我们也印过传单，但是知识分子方面的积极性这时已经低落了。

上面还没有谈到必须完全由我和Д编辑传单的事，Д还必须经常誊写胶印器上的原文底版和印刷传单。我们还必须指导散发这些传单的工作。但是，这件工作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得到了工人有力的支持，只要把传单交出去就行了，用不着我们去散发。

【下一页】

巴布石金的回忆（下）

Repor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