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石金的回忆（上）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1894年圣诞节前夕的情况，偏偏就是这样。完工第二天，工匠们大约在午后到厂里去领工资。他们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地继续等下去，但是钱还是没有着落。许多人都诉苦，没钱买粮食。有的说，明天就活不过去。另外一些人发牢骚说，他们本来想回乡下去一次，现在看来去不成了，诸如此类。黄昏了，钱还是没有来，甚至没法弄清事情的原因。有人说，老板破产了，没法付给工人工资。很多人开始相信这点，因而散布的谣言就传开了，接着又出现许多谣言。当然，这些谣言都是对工人不利的。结果，大家都有点惊慌失措。工长们很着急，工匠们一会到车间里去，一会又从里面出来。在工厂附近的大街上，工匠们一堆一堆地站着，热烈谈论老板和工资的事。谈话中夹杂着各种谩骂。这时可能会酿成不小的乱子，但是厂方在七点钟光景宣布，工资改在明天上午十时发。这正是圣诞节前夕。尽管大家很不同意，但是已经宣布的声音毕竟起了安慰的作用。工人在出入口附近结成密集的人群，一帮一帮地拥出工厂。过了一会，人群慢慢地散开了。全厂重新宁静地酣睡到天明。
这种情况在圣诞节前夕又重复发生了。傍晚，大街上，天已经黑下来，家家户户都掌上灯。冬天，车间的工作台和机床上的电灯都点上了。别的地方也亮灯了。到处都有人在乱慌慌地谈话。大伙急得站也不好，坐也不是，出出进进地一会从车间里跑到院子里或者大街上，一会又从那儿往车间里走。我也到处乱跑，听别人讲话，自己也到处讲。我出去走到院子里，然后又走到大街上，到处都是人。看上去，不相干的人，厂外的人，很多。他们也在厂里和车间里来回地走动。我在街上稍微说了几句话，便回到车间里。突然听到有人说，厂门口闹事了。我不相信地说，我刚从街上回来，那里什么乱子也没出。可是，大家不相信我说的话。很多人马上站起身来往外走。不用说，我也想把事情弄清楚，因而也和别人一起往外走。在楼梯口跟前，领班十分着急地冲着我们走来。他声嘶力竭地嚷道：“哥儿们，别到大街上去。钱马上就送来，就要发工资了。请你们别着急！我求你们安静些。”这些话破除了全部怀疑，工匠们赶紧下楼，匆匆地往厂门口奔去。我们身后有几个工人在叫唤。喊我们回去，生怕惹出麻烦来。这些唤声，徒然无用，谁都没有理它。我们一会工夫都奔到大门口了。大批人都成了看热闹的了。根本没有办法从这堆人中间穿出去。我们厂里的门房都给打坏了。玻璃碎了，窗户框子也坏了。大街上有人用石头和木棒往我们的厂里扔，目的想砸坏灯炮和墙上的石头老鹰。灯很快就灭了，玻璃也碎了，好像石头老鹰也受了重伤。在这以后，石头和木棒就停止往厂里扔了。于是，我们也就能从工厂的院子里出来跑到大街上了。门房被打得七零八落，成了一群愤怒的好汉们的战利品。他们甚至想放火把它烧掉，但是没有成功。它像个妖魔似的屹立在那里。谁都不敢走进去，害怕别人疑心他是门警，而被人打死。因而门房没有被烧掉。所有暴怒的人的视线，现在都放到工厂的对门去了。那儿门上的灯，怎么也没法砸坏，其实人们不愿意去砸门房，生怕害了自己，因为这间门房里放着大家的出入证。
大门旁边有一幢长形的平房。工人大伙所痛恨的厂里的一个管理员就住在这里面。工人们也打算惩罚他一下。怎么惩罚他呢？大家就着想打开他的门，可是就是打不开，于是决定放火烧他的门楼。
“把火油拿到这儿来，快一点！”奔到门楼前的人嚷道，可是没有地方去弄火油。有人弄来了几只打坏的火油灯，把它们吊到门楼檐上，把火油洒在堆成一堆的各种木块上。
应当说明，这时候，人群把大街都堵住了，连一辆马车都过不去。然而却有一辆拖着三、四节车厢的机车，还是要继续开过来。机车司机害怕工人冲上车，伤害服务员和旅客，便让火车开足马力往前冲，自己则坐在窗户底下，在火车开过工厂以前，不准备了望路程。工人看到这种情形气愤极了，把所有握在手里的东西，全都往火车上扔。我亲眼看见一个人专门砸车厢的窗子。他支出一根长棍子，像打鼓似的，敲打飞驰而过的火车的窗户。车上很少有几块玻璃是完整的。旅客们吓得伏在车厢的地板上，避免被石块和木棒打着。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出事。工人们只要轻易地在铁轨上放上一样什么东西，覆车就不可避免了。显然，这时候站在工厂附近的工人吓得没有去参加这些行动。
在打门房的同时，又有一批工人向厂方开设的杂货店奔去。这个杂货店是工人的灾星。赊购物品的工人在这家杂货店里不仅受商店里的坏蛋的气，还要受形形色色的狗腿子的欺侮。工人在这里花钱买东西，不能要求过严。别人给什么，他们就得拿什么。他们得不到自己必需的东西。工人在买肉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一点。他们先给你骨头，你要是叨唠两句的话，就把你从厂里开除出去。当然，现在在闹风潮的时候，这家人人痛恨的商店，是不会让它好好待着的，事实上，它是被捣毁了。果浆罐头被砸碎了，很多别的商品被毁坏了，糖和茶叶被洒在大街上，碗盏器皿等等东西也被打碎了。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工人们就这么砸坏了门房和放在里面的账本和书册，砸碎了洋灯，还想闹到一个管理员的家里去。这个管理员同全家人躲在屋内，不敢出来。他感到他快没命了。后来，工人们又打算烧掉他的屋子（也没有成功）。他们打了商店，毁了大批货物，还去砸总管理处和厂长家的窗户玻璃。总管理处和厂长住宅的房子是面朝大街的。大家把一块一块的煤块，直往这所房子里扔。我也抓了一块煤，可是没有扔。最引起大伙生气的，还是那家杂货店。所有的人都往那儿奔，把一条又窄又细的小胡同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切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
当地警察局的消防队成了管理员的第一个救命恩人。消防队的驻地离管理员的家很近。消防队制止了工人在这儿的行动。哥萨克骑兵队迅速出动，出现在工厂对面的大街上。他们听说工人去砸杂货店，便往那儿奔去。但是，狭窄的小街道不让很多人涌到小胡同里去，到杂货店去。毫无疑问，待在杂货店里的人企图尽可能快地从里面退出来，可是退出来，还是会碰到哥萨克。一部分人越过篱笆，跳到工厂的院子里，没有碰着哥萨克。哥萨克在杂货店附近逮捕了很多老百姓。这些人根本没有去捣杂货店，只是好奇地瞧瞧热闹而已。
消防队来了以后，圣彼得堡的消防总队长巴斯金将军，也紧跟着来了。他向总管理处的房子走去，但是大门关得紧腾腾的。过于胆小的管理处的职员们，没有迅速让这位将军进去。他因为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很着急，摁着电铃的按钮。这时候，又有一个年约十五岁光景的人，安慰一小群工人，说他马上到办公室去安排一下，叫他们马上发工资。有人回答他说：我们不是闹风潮，只是等着领取看来别人不顺意发给我们的工资。最后，大门敞开了，将军几乎像跑似地奔上楼，到办公室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一群人聚到办公室跟前，没过十分钟，聚集了五十多口子。这时候，那位将军从楼梯上下来了。他出来，走到大街上，来到我们的跟前。他的脸涨得通红，看来，非常生气。应当说明，他对管理处的解释不很满意。但是，他仍然面对着聚在大门口的工人，呵责我们不该砸坏门房和杂货店，泛泛地谈到我们的行动是不道德的。一个上了年岁的工匠理直气壮地答复了他，指出，整个捣乱事件都不是工人干的，而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搞的。这些人后来首先去砸杂货店。他还说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也说了几句话，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发了言，接着这位将军又要求我们老实些，不要胡来，至于发钱的事，他们立刻会找钱来。他说，钱本来已经送来，出纳员们因为害怕闹风潮，又回到城里去了，现在已经派专人进城找他们去了。这位将军再次地要求我们安心地等着拿工资，随即忽然往大门口走，然后上杂货店去了。这时候，显然，哥萨克骑兵赶来了。过了半小时，出纳员带着钱出现了。在各个车间开始发工资给工人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头儿脑儿们都到总管理处去了。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紧急的会议……
我很想弄清酿成这次风潮的起因。根据较为可靠的人的说法，事情的发生原因是，有一个顽皮的小孩骂了门警一句，或者向他扔了一样什么东西。警察当场把他逮住了，巡官命令他把小孩拖到门房办公室去。人群奔去保护这个小孩。这时，不知是谁打碎了一块玻璃。这就是整个骚动的原因。这时候，在场的门警和人群混在一起，要不就躲藏起来，逃到院子里，尽量离开那些暴怒的工人。
在圣诞节的假期内，在斯摩棱斯克村逮捕了大批人，原因是我们的工厂就在那里。他们按照令人十分怀疑的指示，逮捕了很多人。譬如说，有些人的被捕原因，只是为了过去和某个狗腿子吵过架，要不就是和哪个领班顶过嘴。大多数人都是根据警察局的命令而被捕的，或者是根据在搜查时发现二两或者四两原封的茶叶和白糖而遭到逮捕的。理由是这些茶叶和白糖的数量比杂货店赊卖贩上最后一次记载的数量多。总而言之，逮捕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过去根本就没有引起别人怀疑他们同情革命运动，或者赞成闹风潮。所有被捕的人都坐了长时间的牢以后才得到审判，而且好多人的罪名都被判得很重。在圣诞节的假日内，我们讨论了有关出版评论这次风潮的传单的问题。时候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大家都希望从这个问题开始试着进行鼓动工作。编写了一大张传单，然后用胶印版印刷好，订成若干小本子，准备散发。这时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把它们散发掉？大家委托我来主持这件工作，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把小册子散放在工具箱里，不方便，容易被人发现。而且，因为是第一次，准备的小册子也不太多。我记不得了，星期六呢，还是星期一，那天晚上，我把一部分小册子分别散放在各个厕所里，余下的，我尽可能地把它们撒掉：从破玻璃窗里塞进车间里；从门缝里把它塞进别人的家里；放在锅炉上；还放在机车的窗架上。总之一句话，我千方百计地把这些传单都放到所有的车间里。在工厂的另一方面，也有人准确地把一切事情都办妥了。他们东一处西一处地把传单放到工具箱里，放在工人们常常在那儿歇腿的扎棍机上，等等。这件工作做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容易。然而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还是有些胆小。关于这些传单的事，事后很少听到别人谈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传单太少，还是不该在风潮以后马上就出传单，或者是另外什么原因呢？虽然我们都很想把原因弄清楚，但是什么都打听不出来。在某一个车间内，一个发现小册子和传单的工人，把它交给了领班。领班蛮不讲理地去找一个老工人，斥责他不应该散发传单，其实那时候他早就不过问这类问题了。我因为这个老人受到无理的谴责而很为他难过。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把传单暗中扔到他们的车间里去，我也向他讲明了原因。这次经验，可以认为是成功的，虽然没有看到特殊的成绩。在这以后不久，彼得堡港也有人照样把传单偷偷地放到各个车间里。他们在那儿的活动，比我们塞棉尼可夫工厂有劲得多。圣诞节过去以后，每逢星期日，我们又开始在我的屋里进行学习，同时大伙重新到星期日学校去念书。此外，上面提到的П·И也常上我们这儿来。他仍然有时候在晚上给我们讲读些什么东西。我们完全埋头在书本上了。
在学习的时候，小组里有时发生这类事：我们正在屋子里和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坐在一块谈论问题，这时候，忽然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的头探了进来，接着又消失了；有时候，在露过面以后，整个的人也跟着走了进来。我们的谈话或者讲解员的发言只好中断。这时进来的人要求某个先进工人和她出去，随即他们就一起走了。原来，这人是民意党人。她在我们小组学习的时候来找人，感到很不好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意见分歧的情况，并不很尖锐。在同一个小组中间，有时候既有社会民主党人，也有民意党人。这种情况的原因常常在于：小组里的人过去都是民意党人的小组成员。民意党人最后终于止步不上我们的小组来了，原因是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小组，同时他们也没法把我们小组的人和拥护我们小组的人拉过去。这时候，我们这儿有一个少女和一个被放逐出去的犯人的妻子。她们有时候向我们提议想参加我们的学习，或者参加我们在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下举行的读书会。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我们曾经独自读过凯南的著作。读书的那间屋子，本来就已经有五、六个人了，现在至少得加上两个人，因而产生一个问题：人会不会太多呢？大家在这方面满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女人参加到我们中间来，会不会对我们小组的学员产生不良影响。结果，大家在这方面谈出了某些危险。一个组员甚至表示，如果情况真是这么复杂的话，他都不敢保证自己。这个看法本来是某个纺织厂的工人说出来的，后来我们都被这种看法迷惑住了。鉴于这种种缘故，大家都拒绝妇女参加我们的学习，虽然她们有时候还是来看望我们。这是我这一辈子碰到这类问题的唯一的一次……然而，我深信，下次碰到这类问题一定会完满地解决它。
Φ·A也三天两头地来看望我们。他是一个非常乐观而又很有人缘的工人。拿革命活动的经历来说，他可以算是老资格了。我总是特别喜欢听他的谈话，接受他的意见。我把他当作是我们必须接替的老前辈。不过，我常常怀疑，我们将来会不会比他更坚定，更顽强，更聪明。我牢记着他被押上“十字架”去受刑的情况。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沉痛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善良的人，一个可说已经失掉生命，但还被迫到监狱里去的人。他的一部分生命被交给了饕餮的专制政权。我记得他曾经埋怨我们很少唱歌，据说他们过去是常常唱歌的，并且唱得很多。这是事实，我们更少唱好的歌子，也不大懂得它们。我们就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学习下去。当然，这时候，又相识了好多工人。光阴不知不觉地过去，春天又来了。我记得，我这时候同帮里工头的关系搞得很糟，起初是因为我不做小夜班和大夜班，后来他干脆要把我排除出去。工头对我越来越厉害的、尤其是最近的独立行为，很不满意，另外还不满意我带坏了工头想按照他的心意加以教导的一个年青小伙子。这个年青小伙子在我们的帮里当学徒。这个暗斗，结果终于在某一天把我调到另外一个、情况更糟的帮里去了。我在这个帮里干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次干急件，全帮的人都被迫做夜班。我和另外三个人不愿意干。他们用解雇来吓唬我们，而我们还是不答应，大发雷霆的领班给我们每人下了一张两个星期的旷工条。这等于使我们两个礼拜没法干活。如果我们旷了两个礼拜的工以后再去上班，他们照例还要强迫我们上夜班。这种手段常常能把一个工人治得服服帖帖。我拿了旷工条以后，去找驻厂检查员。他想把我打发走，对我大嚷一通，把全部责任都推在我的身上，而不责怪厂方。我向他指责说，我是找他求保护的，不是来叫别人对我大嚷大叫的，也不是来叫别人把领班的责任全推到我身上的。听了这话，检查员的态度和缓下来，说他曾经一再禁止在厂里实行这种办法，可是他们还是采取这种办法。他答应到厂里去检查这件事。结果，领班受了惩罚，把扣掉的两个星期的工资又发还给我。这件事在厂里议论纷纷。有一段时期，我居然成了敢于冲撞领班的英雄。显然，在一个短时期内，车间里不再强迫别人做小夜班、大夜班和全夜班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已经准备离开本地，转移到别处去。但是，后来由于接到任务，而又留下来继续做工作。不久，还要搬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很久，还没有受到警察的注意。这里还可以继续进行小组学习。夏天来了，星期日学校被关闭了。女教师们都四分五散地走了，工人运动也好像停止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工人运动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日益壮大了。不过，目前的工作，由于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在进行方法上有些独特。
这个夏天，彼得堡的工人又召开了一次常会。这次会议是在涅瓦河右岸糕点工厂后面稍左的一个树林子里举行的。大家在那里谈到运动太缓和，应该通过某种方法去加强它。大家都埋怨小组的活动，一致要求声势浩大地进行某种新的、还未检验过的活动。争论的很激烈，嚷得也很火爆。两个青年工人的发言特别尖锐。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加以刺激，加以抨击，还责怪工人对新思潮太冷淡……总之，这次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有人提出了给恩格斯墓送花圈的问题。恩格斯刚在那时候逝世。一部分人主张送，大部分人反对。反对送花圈的理由是，我们的运动范围太小，如果送一个上面附着彼得堡工人敬挽的字条的花圈，很不恰当。同时，我们还将失掉一个同志，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苦恼的，而最主要是，我们的花圈会误期。要在安葬那天送上花圈而不是在事后，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最好用别的办法来纪念恩格斯，不必老惦念着花圈。这不是什么男爵和公爵的死，这些人死才需要花圈哩……
这个意见占了上风，后来好像提出过拍唁电的问题，现在我不记得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散会后，大家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些思想，必须尽可能地从积极的方面来改变宣传方法。但是，这件事做起来，远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这时候，还只能读到胶印的宣传小册子……只能把革命问题的领域限止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只有领导本地本区和小组的工人，才略略知道这个狭窄的范围。现在还可以在具有下列情况的若干边区和省份里看到这种现象。那里，工人还在自力地摆脱愚昧和闭塞的地位，得不到知识分子的帮助……
这时候，每逢星期日，我还同四、五个人带着书本到涅瓦河对岸去，在那里阅读一些书籍，读完再讨论；我们也对工厂里发生的事件互相交换意见，大家准备在秋天，考虑再建立几个新的学习小组，并且预先确定好十分可靠的人。毫无疑问，这时候工人互助储金会还存在，但是没有制定出严格的章程，因此现在很难弄清那些钱是怎么分配和支付出去的。我只记得，支出了很多买书的钱，甚至连购买违禁书籍的钱都没有记账。钱支得最多的，是一所合法的图书馆。[11]我们从女教师那里得到了很多书籍，自己也买了好多。而П·И也经常给我带书来。利用各种杂志上的文章编辑而成的很多宝贵书籍，都失落了。我后来经常感到书籍不够，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真正地估量到一本好书对于其中没有知识分子推动而工人只好自己迈步前进的城市的好处；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书本才能成为好的领导。现在是新时代了，有着新的歌声。到处都传播着，而且必然传播着定期的违禁读物。这些读物可以做许多问题的指针。一个生活在偏僻地区的工人既然有可能得到这类书籍，因而也就得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锚。
1895年的秋天到了，知识分子纷纷从各地赶来。大家开始感到运动正在猛烈地高涨着。来到本地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工作，尤其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把工人搁置了整整一个夏天而受到过责备。大家都忙着要弥补夏天的消沉（说良心话，这个夏天决不能算消沉）。机器全都开足了；冬天还没有到，而各个小组就已经开始集会了。每逢星期日，每个小组里都会出现一个知识分子和五个工人。大家都强烈地感到屋子不够，全都有人占着，因而特别租了一间屋子，专门用来学习和开会。有关鼓动的问题，已经肯定地解决了。但是，我对此不满意。我担心各个小组会被消灭，认为鼓动工作会把他们完全害掉。到那时候，我和其余的人就不会看到这一工作的果实。然而，各个小组的活动仍然进行得很好，有人要求我再建立一些新的学习小组。大家都等待着散发早已准备好的传单。在这以前不久，有人开始监视我了，而且还不止监视我一个人。引起他们特别对我注目的原因，后来才弄清楚。有一个工人从我这儿拿了几本违禁书籍回去以后，送了一本给他的妹妹，而他父亲又在他妹妹那儿发现了这本书，于是就把这件事报告给宪兵了。这就是引起他们暗中监视我的原因。这种监视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虽然有人警告我说，很快就要逮捕我了。我还是干我的，不过格外小心谨慎了，不让宪兵注目。工厂里仍然出现违禁书籍。这些都是我通过我的一个同志干的。
那时候，托尔东呢绒厂里也酿起各种风潮。这些风潮主要尽是因为厂方降低工资而引起的。最好在宣传传单中说出工人们最关心的事，譬如尽可能地说明当选的大多数领导者（和社会主义组织无关）的要求。为此，通过一个工人，把他们召集在一间秘密的屋子里。然后，由一个知识分子和他们谈话，弄清他们的情况。可是，谈话没有成功，原因是托尔东呢绒厂的工人不愿意同一个他们素不相识的人谈问题，疑心别人会给他们上当。他们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只要求写一份恳切的请愿书给他们去求见市长。写一份如泣如诉的请愿书，对于大伙是枉然无益的。同时，要指望依靠这份请愿书去得到什么好处的话，更是想入非非。因此，通过托尔东呢绒厂的一个工人（现在变成了狗腿子）收集来的材料，都已写成了传单。这个工人和我们都对这个传单很满意。传单印了出来，然后偷偷地把它们散发在工厂里。这样，热火朝天的鼓动工作便开始了。
不久，普契洛甫斯克工厂里也有人散发传单了。有人拿了一份传单到涅瓦关来给我看。有一个同志在工作的时候，带着这样一份传单和一瓶胶水，跑到厕所里。他趁没人的时刻，把胶水抹在手上，用手掌把胶水抹在墙上，贴上传单，随即便溜到车间里去了。过了十五分钟，他忍不住地去看看他的那张传单。原来，已经有十五个人光景站在传单前面。其中有一个人竭力大声地读着传单。但是，他念不好，这个同志便挤到前面，高声而又抑扬顿挫地向在场的人念起来。大家都非常注意，厕所里挤满了人，不断地有人看。所有的人回到车间里，都要怂恿别人去看。你来我往的，差不多持续了两个小时，大家都看过了传单。最后，管理处知道了这件事，便下令把传单扯掉。然而，当厕所里挤满了很多人的时候，门警不敢去扯，其他的许多敌人也没有胆扯。这种情况特别引诱我和我的那个同志去进行这件事。此后，我们常常把小册子和传单偷偷地放在厕所里和背人的角落。过了一会工夫，这些小册子和传单就不翼而飞了。事情明摆着，有人悄悄地把它们拿走了，居然，快得我们都来不及注意。我们由于留神观察，最后我们终于发现一个人，悄悄地走去，小心地把他寻到的东西塞进袖子里，立刻带着它走出厕所。
开冬，工人代表开了一次会，人数大概是六个。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不久就要用油印机印出来，散播到所有的工厂里去。不过，这份传单还没有最后定稿。有些地方，还需要订正。当时宣布，这类会议将要经常进行。好像说，一个月至少要开两次。参加这个会议的知识分子方面的代表，就是宣读上述传单的那个人。从这点可以看出，组织方面已经采取各种新办法，以求促进宣传工作。当时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情况非这样做不可。看来，一部分知识分子负责草拟上述各种传单，并且在十分秘密的组织问题方面和工人保持联系；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负责学习小组的工作。当然，我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情况是了解得不够清楚的。譬如，某人是谁，是做什么的。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时候知识分子和工人，双方都在加紧活动。在从学习小组过渡到宣传鼓动这样大的变动中，还没有产生特殊的误会和争论。显然，这是因为各个学习小组在继续努力进行各自的活动，并且恰如其分地符合其正确的工作方法，也只有这样的工作方法才能被公认为令人十分满意的。凡是在宣传鼓动的时候放弃学习小组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会转向不正确的、有害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必然会在有觉悟的工人中间产生激烈的争论……这种情况不仅不能培养出有觉悟的工人，而且知识分子也会在不参加小组学习的情况下逐渐变成修养很差的人，同时也不能深刻了解工人的心灵。
一年前，我在埋头从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校女教师那里学习各种优美的言词和学识的同时，胆怯而又怕难为情地去参加各种会议，而现在我被逼着要到处独立工作，解决学习小组、工厂和学校中发生的一切问题。有时候，显然感到自己很不在行，但是还是需要讲话，还是需要发表意见，还是需要给别人解释问题，原因是许多优秀的、聪慧的领导人都被流放出去了。既然要做一个先进的人，那就不能不讲话。我不认为我自己不会出漏子，要自己注意自己是相当困难的。我在工作中十分努力和异常小心。
有一次，放工以后，我到那尔弗关去办件事。在一家人家遇到了那里的一些本地人。人们常常谈论他们，说他们都很勇敢，而且都能带头做榜样。不过，他们自己也常常到处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我一心一意想在这里看到或者听到个把新事情，好学习学习，把它带回涅瓦关去，虽然，我们在那儿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是，我在那儿没有发现一件新鲜事情。因而我对他们，对带头的工人的一部分信心便大大地冷却下来。从此我就更加热烈地专心致力于自己涅瓦关方面的工作，很少亲自出去了解别的地方的工作了。我对整个涅瓦关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因此我特别感到这个地区在广泛散发过第一批传单和小册子以后，运动是高涨了。我们收到的传单和后来收到的小册子，都很顺利地散播到各个工厂里去了。居然，撒传单的时候，谁都没有被人发现。当然，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加胆壮起来。同时，我们等待着更多的东西去散发给群众看。这种活动立刻把群众带动起来，各个工厂也谣言四起，说很快又要起风潮了。“我们这里人人都说，过年以后一定会起风潮”，厂里的一个临时工向我这么说道。这人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我们的事业。另外一个工厂的临时工竟然直接向我索取大批宣传读物，同时向我指出：我在我做工的那个工厂里常常散发许多传单和小册子，而他们那里却很少。我不能把宣传小册子给他，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过去也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这次我怀着殷切的期望问他，想弄清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组织的临时工人心里的想法。同时我还产生一个要求，想叫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弄清群众的真正的意见。而这些人则是我个人的群众。
现在我想来谈谈，参加过我们学习小组的知识分子П·И。这年冬天，他不大到学习小组去了，尤其不大上我这儿来了。但是，他介绍了两个对学习小组很有兴趣、很负责的人。这两个对事业忠心的人，受到了学员们的爱戴。这时候，有一批知识分子，坚决要求我们给他们建立学习小组；经过长时间的商谈以后，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不是秘密地去工作，而是经常两个人一起去。与其说他们是上课，还不如说他们对他们所不满意的学习日程进行各种质问和批评。起先是学习小组的领导人，接着是学员，都纷纷抱怨这类学习毫无益处……另外一批知识分子，人数最多的一批，由于准备进行鼓动，了解了彼得堡方面的全部情况。他们领导了鼓动工作，这也就是说，送来了一些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同时，他们还弄明白这些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将在什么地方散发。地方上的工作是由工人来领导的。他们把宣传品转送到所有的工厂里去散发。每一个工厂里，只有一个这样的工人来进行这个活动。这个工人知道哪儿需要多少宣传品，还知道散发传单的具体日子等等。上面提到的两批知识分子想通过我们的帮助，双方合并。但是，这件事由于整个工作的失败而作罢了。
12月5日前后，我们遭到了一次突袭。若干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知名的工人被捕了。逮捕的事，大家本来是预料到的，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范围会这么广。不用说，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烈的，然而没有像以前发生事情时那样强烈。我对于逮捕这件事已经司空见惯了，能够很镇静地把它忍受过去。学校里的女教师的脸上眼泪汪汪，神情都很惊慌。这种惊慌与其说是为自己担心，还不如说是为事业担心。一般的影响当然非常重大。转送宣传品和传单的工作停顿了。必须到全区的各个地方去看看。这些地方的革命活动已经中断了。我们必须重新去掌握这个地方。可是，没有这份力量了，各处的小组已经瓦解，甚至我们这里的部分情况也是这样。我们这里本来只有三个工人，而现在特别感到H不在了。可是，我们还能继续活动。在工厂工作的人员方面，我们没有感到特别的损失。知识分子方面露出了缺点，他们不能迅速地恢复元气。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仍旧按时举行了会议，建立了联系。这时候，同志们的意见十分激烈，想打垮我的顽强的态度。我本来就特别反对进行鼓动工作，虽然我也看到这种工作对于提高工厂群众的一般情绪会起肯定的效果。可是我害怕，万一事情失败，一切都将完蛋。我毕竟在这里犯了错误。我知道，我被捕以后，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当然，那时候，我再也不会过问鼓动工作了。我对于我没有被逮捕，感到非常奇怪。看来，他们不逮捕我，是另有打算的，企图追踪我的线索。但这点警察当局方面并没有得逞。这时，同志们把我制服了，我终于同意继续进行鼓动工作。为了显示一下我们的组织的力量，我们在秋真制造厂、玛克斯维尔纺织厂和派尔纺织厂散布了几本宣传小册子：“谁是靠什么活着的？”、“每个工人应当知道些什么和牢记些什么？”、“代表会议”、另外还有一本宣传小册子，名称，我不记得了，数量都很多。这件事造成了大混乱。警察和宪兵继续出动，这只能更加激励我们，而信心和勇气则在各工厂工人读者的心里扎根了。谈话和争论非常激烈，看来，汹涌的浪头就要涨到船舷里面来了。尽管这时候我们还没有通过学校做过任何事情，但是玛克斯维尔纺织厂的领班苏里茨却指摘学校是这一切现象的祸根。他把有人从邮局寄给他的东西都转交给了宪兵。不用说，他密切注视着他的工人。他们在工厂里逮捕了很多人，或者暗中记下看传单的人。令人最感兴趣的是，有一个暗中散发传单的人在干活的时候进行活动，相当大胆。大胆得出奇，一次也没被他的同伙发现。尽管他经常单刀匹马地一个人在各个车间里暗中撒传单，有时还把传单扔到里面待着三、四个人的锅炉间里，而这些看到传单的人从来也没有来得及发现，传单究竟是谁扔的。大家起初好奇地端详这些扔进来的传单，等到弄明事情真相以后，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去看它们了。有时候，他们看完，便立刻把传单撕掉。不过，胆小的工人，很少会这么做。有一次，塞棉尼克夫工厂由于发生一件奇怪的事而没有出现传单。原因是：某个工人傍晚收到传单以后，把它们藏在一个地方，等到第二天早晨上工去拿这些传单的时候，发现那地方的传单竟然不见了。
此后，大家便更加小心了。一直到我被捕，这件事还没有弄清楚，而失落的传单也没有弄回来。一个月内散发了相当多的宣传小册子和传单，但是居然还发生了某些误会和抱怨：某些工人抱怨说：给他们的传单给得比别的工厂少。情况也多少是这样的，宣传小册子不够。我有把握很快就能弄到这些宣传小册子，打算到那时候，再广泛地把它们散到各个工厂去。各工厂散发宣传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把宣传品偷偷地塞到工具箱里，或者把它们放在机床台上；有的人把传单塞在别人的大衣口袋里，这个办法做起来比较容易，比较简单；有的人把宣传品放在工人常常拿东西的地方，有时候把它们丢到锅炉间的工人那儿，把宣传品丢在大修的机车的各个部件上是最恰当不过了。有时，那里的工人上工以后，过几小时就发现了这些宣传品。那时候，从奥伏德运河起，一直到桥边的小教堂中间，只有一家小工厂，而亚历山大村里一家大工厂都没有。那儿没有出现过一本禁书，因此我们在那里没有自己人。在派尔纺织厂和玛克斯维尔纺织厂里，我们的人就特别多。如果这些人中间能够出现一两个自己人的话，工作就会上轨道，而且只消一个月就能把损失完全弥补上。真需要有一个英明的领导……大失败以后，过了两三个星期，各地的联系又接上了。
到处都沸腾起学习小组的蓬勃工作、传单和宣传小册子的鼓动工作。大失败以后，过了四个星期，我收到了相当多的传单，性质都大同小异，谈到宪兵策动的这些突袭，谈到政府取缔思想觉悟的工人的办法。我接到这些传单以后，感到散布它们将是我的最后一件工作。我努力把传单按照各厂工人的数量加以适当地分配好，然后把这些传单分别送给我所知道的人，同时弄明白他们大约在什么时候散发。这些可靠的人立刻动手工作。有的人为了把传单妥切地贴在公共场所，忙着准备打浆子，或者找胶水。把传单分发完毕后，我和同志们告别，并且预先告诉他们，我可能被捕，一面嘱咐他们，在我没有去找他们以前，千万别上我家去。晚上十一点半钟，我搭上公园去的有轨马车往亚历山大村，到某个同志的家里去，有人在那里等我。我把应该分给奥布霍夫工厂的传单交出以后，预祝他们平安地继续工作下去，同时告诉他们，我相信在这批传单散发出去以后，我一定会被捕。接着，我就泰然地回家，心里满有把握地相信，明天一早，从施里塞尔到布拉格去的整条公路上的工厂里，都将有人散发传单。当然，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时，警察将四处奔忙，搜索散发传单的犯人，也必将有很多平白无辜的人被诬称为嫌疑犯。
白天过去了。晚上，我哪儿也没有去，留在家里，准备别人来搜捕我，我对这点早就估计了。也真是这样，我刚睡着，就听到嘭嘭的叩门声。我的房东迷惑不解地赶忙去开门，而我即自言自语地认为自己再也不会是涅瓦关方面的工人了。一个警察巡官从房门外闯进来，紧接着，自由党人——警察局长阿迦冯诺夫也跟了进来。他一面狡猾地表示道歉，一面声明他的来意，要在我这儿搜查一下。但是，当他们经过详细的搜查，在我这儿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证据后，他还是客气地宣称，仍旧要把我逮捕起来。他说，这是小事情，过两三天就会把我放出来。不用说，我是什么都准备好了的，这些对我都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早晨，当彼得堡大街上的路灯熄灭的时候，我和警察巡官，连同另外一个犯人，走进了拘留所。我弄清坐在我边上的这个犯人的唯一罪名是：有人在号房里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拿走一本宣传小册子，交给了宪兵，因而他被捕了。宪兵确认某些个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就是这样。我也弄清楚，其他一些犯人也是不大参与撒传单的工作的，像坐在我对面的那个青年人一样。因而，我相信，那些真正散发传单的人，没有被逮捕，还平安无事地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最后，我们都被关在拘留所里。庞大的监狱，第一眼看到它，我就打内心里厌恶。但是，不得不和它接近，按照它的规则生活下去。十三个月的监禁，强迫我忍受着自己心里在这个时期内产生的种种波动。在这整个一段时期内，我没有和一个同志交谈过一句话。我旁边的人，也和我一样，默默地忍受着长年累月的死般的寂寞。我的关于圣彼得堡涅瓦关方面的活动的回忆，就此结束。
注释：
[1] 工人常常因为劳累过度而躺倒在床上。按照工人的说法，这种活计叫做“卖命”。——作者
[2] 井包，这就是说两个工人或者几个工人干同样的活计，因而像上面所述的，一个人拼命追赶另一个人，最低限度，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作者
[4] 拉萨尔·斐迪男，1825——1864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列宁称他为旧式的黑格尔主义者，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和先进科学的敌人。——译者。
[5]П·А·摩洛索夫——织布工人，是对彼得堡工人进行宣传的鼓动员。他曾经几度被捕和流放。他在索里维契城流放时，同H.E.菲道席夫过往很密。在沃塔城流放后，又流落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在那里身患重病，但是仍然从事革命工作。1899年4月，他重新被捕了。出狱后，他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被送到斯摩棱斯克省绥乔夫市，后来死在那里。列宁主办的《火星报》在纪念П·А·摩洛索夫的文章中说道：“死者是我们运动中的优秀的鼓动员之一。“（1901年5月第4号）——俄文版编者
[6]鲍凯里·亨利·爵麦斯，1821——1862年，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社会学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把社会发展历史解释为地理条件对各民族的心理影响。他把历史的内容归结为理性的发展。——译者。
[7]这个办法后来被宪兵知道了。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常常发生这样的事，警察和特务用手推撞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如果发现这个人身上带着书，便当场把他逮捕起来。他们用这种方法曾经屡次逮捕过身上藏着传单和禁书的人。——作者
[8]В·А·谢尔贡诺夫，1867——1939年，俄国革命家，圣彼得堡的冶金工人，布尔什维克。——译者
[9] 讲解员是列宁。——俄文版编者
[10] 俄罗斯大文豪冯维辛的作品。——译者
[11] 这所图书馆是克鲁普斯卡娅主持的。——俄文版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