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石金的回忆（上）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一部分冬天和整个春天就这么过去了，夏天已经来了。又将入秋了，随着秋天的来临，大家盼望已久的星期日学校也将要开学。有关这所学校的事，我们已经听到过很多的话。有人对我们说，这所学校有很多好处：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很好地物色人，主要是能得到知识；这所学校的全体女教师，都是义务教书，目的只是为了让老百姓得到知识；她们准备为老百姓忍受政府的一切迫害。柯斯嘉和我心里都很明白，这些女教师是些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迫切地盼望这所学校早日开学。我们竭力劝别人也去报名上学，但是大多数人都回答说，要做小夜班和大夜班，不能上学。这倒是实话。特别阻挠人们无法上学的，是换班的工作。但是，我们至少劝动十五个人报名上星期日学校去念书。关于这所学校的事，我打算留到后面来谈它，现在我想回头重新谈谈我最初了解地下工作的经过情形。
起初使我感到害怕的Φ，当然不会撇下我们不管。他竭力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适当时机来影响我们，给我们解说我们所不懂得的问题。他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拿他当家长看待，特别敬重他。我记得，有一次，为了阅读第一份地下传单，我和柯斯嘉上Φ家里去了。这是一所黑黝黝的房子，好像有两间屋子，租金十分昂贵，屋内的光景简陋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我为了上那里去，穿得相当讲究。穿着浆领的衬衣，等等。然而，屋子也好，屋子里的住户也好，都好像在仇视我的衣服似的，因此我觉得很窘，好像犯了什么过错似的，一面暗暗地诅咒自己的浆领衬衣。我拿定主意，下次穿得朴实些，而且已经考虑到完全抛掉这种浮华的装束，尽管后来我又改变了这个主意。在这间屋子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为П·И。他给我们留下的，永远是最好的回忆。他是我所了解的人中间的第一个人。他抱着一个特殊的目的和工人接近，让他们得到知识，懂得生活。为此，他受到了种种的困苦。
很难说明，我和柯斯嘉对这种人的尊敬程度。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这些文化很低的人对其他阶层的人如此大公无私地让我们获得知识这类行动，是不可能不感到奇怪的。在同别的知识分子或者同女教师十分接近以后，我们心里还是久久地怀着这种感情。要是失掉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会万分难过。为了他们，我们甘愿去赴汤蹈火，甘愿去忍受一切痛苦。当然，和知识分子们常常见面，也会逐渐对他们失掉了像对待特殊人物那样的特殊感情。同时你又会感到既失掉了最亲近的工人同志，又失掉了有学问的同志。但是，同知识分子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交往以后，结果，那种在初次会面中结成的特殊感情便会渐渐冲淡，而变成平常的真诚的感情了。我和柯斯嘉在Φ家里和П·И初次会面的那个晚上，一直贪婪地倾听别人谈话；我们迫切地希望干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然而我们什么也不懂，只是抱歉地望着别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三个人，再加上屋主Φ。我记得，还有一个人也在场。哪知道，这人后来竟当了奸细。这人就是柯兹洛夫。我和柯斯嘉特别信赖他，这个情况只是在我们最初相识的一段时间。
我现在很难表明，我们当时的观点和民意党人意图之间的分歧，究竟尖锐到什么程度。然而，这些分歧是存在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上面提到那个知识分子给我们拿来了一份民意党人写的传单，交给Φ，同时问他，这份传单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合适？看上去，好像Φ否定了那份传单。我们也没有见到那份传单。后来，当我们问到那份传单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传单丢了。我们没有参加过我们的人同民意党人进行的辩论，因此不知道双方在观点上有哪些分歧，但是我们还是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也许，这是受Φ、知识分子和我们的友人的影响。民意党人的传单不大在我们的地方出现了，而且我们也不大喜欢赞成民意党人的活动的人，最讨厌那个——我说后来当了狗腿子的柯兹洛夫。我们还特别厌恶一个民意党人，这人和我们同在一个车间里做工。他经常在谈话中谈他的谋刺沙皇的计划。但是，这些只是一种幻想和计划罢了。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我们的民意党人有过什么真正的行动。这类话，我们都听腻了。事情明摆着：要是他真有勇气去行刺沙皇，或者去杀害和沙皇相等的人，他就应该是个阴谋家，要不，也得是个秘密活动分子，他要是重视自己的计划，就会惦念着去执行它。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活动讳莫如深。等到暗杀计划一旦成功，人们一定会像敬重英雄那样地去敬重他，不过他的理想决不可能对群众起大的影响，因为群众不可能了解他的这些理想。敬仰他的人，虽然很多，然而决不会拥护他。可是，这样的人，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我却见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光喜欢空谈各种暗杀勾当，除此而外，什么都不会，甚至也不努力去宣传一下他们的思想。因此，很多纯洁的人等着要我们去宣传。当我们去寻找我们认为可靠的人，并给他一本禁书和一本合法的书，或者向他提出有关学校和学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发觉，还没有人同他这么谈过话，还没有人影响过他。但是，我们认为，单凭我们的能力，要去说服一个比我们活在世上年岁多得多的人，是很不够的。
有一次，我在班上去找一个民意党人。这人把他的一个爆炸冬宫、谋刺沙皇的荒诞计划，告诉给我听。我虽然认为这个计划没有特殊意义，但是自己却老是嘀咕着这个问题，竭力想说服自己，由我们来执行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要求有一个幻想，而这个幻想又要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因此，计划本身完全是捏造的，但是我自己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我怀着这个情绪去找Φ，谈到了那个民意党人的计划。Φ听完后，冷冰冰地回答道，要是有人想谋刺沙皇的话，可以不必费这么大的心思，只要跑到涅瓦大街，租一幢上等房子，或者到旅馆里去租一间屋子，等他路过的时候，开枪打他就行了。人能够开枪打得死麻雀，难道打沙皇就这么难吗？妙极了！这样的答复，可真把我窘死了，而Φ那张老是绷得板板的脸上的嘲笑太羞辱人了。我为我的这个思考那个荒诞计划的笨脑袋，感到万分的遗憾。受到Φ目光羞辱的我，回到家里，拿定主意，再也不同他谈这类问题了，并且对他很冷淡，自己埋头读书看报。我甚至常常头伏着书本，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慌忙熄灯，不让大街上的警察在夜里看到我的屋子有亮光。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我们常常几乎每天都做大夜班和小夜班，甚至星期天还干活，因此我们没有空余时间看书，即使间或碰到一点闲工夫，也白白地消磨过去了。虽然，我还在最好的年岁，但是我已经感到某种特别的疲倦和困乏。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大大地影响我的健康。Φ从来不做大夜班。我们了解到，他每天和领班吵架，结果总能顺利拿到自己的工牌回家去睡觉。这都是因为Φ是个资方缺他不行的工人，只要管理层威胁开除他，他立马要求算帐走人。【此处译文有校正——文库注】我和柯斯嘉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厂方第二天就能用新工人来替代我们。因此，我们只好一道待在车间里，甚至一个星期总要有两次在机床底下过夜，为了免得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每个星期六的早晨或者晚上，我们总是在Φ的家里聚齐，上面提到的П·И也上那里去。他给我们诵读拉萨尔[4]论“第四阶级的思想”、论文化史、论阶级斗争等著作。我们因而很愉快地过了好几个星期天，慢慢地越加了解革命活动，和革命活动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在这里还认识了П·А·摩洛索夫[5]。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工人中间最有学问的人。我们常常向往着自己几时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只有一件事不赞成他：他喜欢喝两杯，有时候还喝得酩酊大醉。我和柯斯嘉认为任何一个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不应该喝酒，甚至对于抽烟，我们也加以谴责……同时，我们还严格地宣传这方面的品德。总而言之，我们要求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完人，自己也努力常常做别人的表率。我和柯斯嘉彼此间没有丝毫秘密。我们甚至想同住在一起，但是由于我们都各自租着住屋，根据各种私下的打算，我们决定还是把两间屋都留着，以便将来建立两个学习小组。要是只建立一个小组，那就轮流在这两间屋子里进行学习。
我们这时候获悉，已经有人在注意Φ了，逐渐担心会失掉他。П·А·摩洛索夫为了防范万一，决定去寻找一所单幢的房子。他很快就利用上这幢房子了，然而这反而把情况弄糟了，因为这幢房子里住着好几个受到宪兵注目的人，其中也包括Φ……
在这幢房子里，Φ存着很多书籍，好像整个涅瓦关的书店似的，但是我们没法从这里得到最大的满足，懊恼自己没有一点看书的时间。真的，为了看鲍凯里[6]的一本书，我们至少得花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种只有一点有限的空间时间的情况下，我们看见书籍，情不自禁地从心里感到特别羡慕，然而看书还是看得很少，只好通过跑来看我们的П·И的谈话和短短的讨论来提高自己。当然，我们和从前是不同了。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摩洛索夫从家里进进出出地都带着书：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自己的身上藏上十五本书，而且走过特务身边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危险[7]。在这间屋子里，我们认识了许多纺织工厂的工人。因此，我们的交友圈子慢慢地宽广起来，我们的眼界也扩大起来，但是就是感到时间不够。我们也知道，纺织工人干活的时间并不比我们少，然而他们挣的钱却比我们少得多。（在纺织工厂干活，是从早上五点钟到晚上八点钟。而我们连加班的工作时间在内，是从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十点半，或者从早上七点钟到半夜两点半，然后再是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十点半）。因此，我们的情况是相当被人眼红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更加热切地希望大家一样平等地干活。这个冬天就大概这么过去了。我和柯斯嘉什么特别事情都没有做，好像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事件似的，到处都非常宁静，工人们没有闹事，静静的。不过，要是哪个地方出事的话，我们也不大知道。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认为少谈为妙，而工厂里也没有人发传单。我们所殷切盼望的夏天来了，然而它不像我们所盼望的那样。
夏初，也许还在春末，有一天，我们早晨上班的时候，发现Φ不在了，很吃惊，跑去找先前和Φ同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同志，可是除了说Φ大概睡午觉，下午一定会来以外，从他那儿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我和柯斯嘉预感到事情很严重。我们三番两次地下楼到Φ干活的车间去，但是全都白跑了。每一次，我们都是失望地回来，而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个人对我们的宝贵和重要，同时意识到如果我们的预感证实的话，对我们说来，这将是一个大损失。吃晚饭的时候到了。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赶到班上去等候消息，因为我们也害怕到Φ的家里去。忽然，一个同志垂头丧气地走来，他详细地把Φ遭到搜捕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当然什么违法的东西都没有被搜到，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收藏得很好。不过，他们还是逮捕了他，把他押走了。他现在在哪儿？情况怎样？我们都怀着这些心思分开了。每个人的心里都很难过，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遭到不测。车间里在热火朝天地干着活，大伙都忙着赶快做完各人的活计。这是为啥呢？是为了赶快接别的活计。重新忙着干吗？是为了急如星火地加油干活吗？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仍然为的是：老板需要利润！因此，你得在老板把应付给你的微薄的工资扔给你以前，拼命地、头也不回地干活！这时候，我的眼前又浮起一幅宪兵警察到来的图景。
我们的Φ没有了，我们的家长和父亲没有了，同时又失去了他那深思的目光、严肃的面孔、他的钢铁般坚强的毅力、还有他那无畏的勇气。唉！失掉这样的人，是非常难过的，尤其对一个对这种损失还不习惯的人来说。后来，我很安然地看待逮人的事了，那样做，情况就不同了。但是，对现实妥协，毕竟是很难过的。
我和柯斯嘉现在开始考虑别人过去替我们决定的问题了。Φ的被捕使我们的青春倍增活力。但是，我们的好友却竭力向我泼冷水，他这样做是枉然的。我们背地里称他为胆小鬼，算不上是个人，尽管我们还是继续不断地请教他给我们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在这方面满足了我们，不过反复叨唠，想叫我们暂时安静些。他说：不然，你们会落到监狱里，过早地把自己坑害掉。这番话对我们不起作用。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干自己的事。柯斯嘉这时候调到另外一个车间去了。别人呼他到那里去管理一批学徒。他现在有很多宣传工作可做了；情况要求我们设法去弄各种小册子。我们挨着书店去寻找，甚至到好多地方去询问两本违禁书籍，我们不知道它们是禁书。最后，我们终于慢慢地做出一份可以到处询问的书籍目录了。
我们虽然感到自己孤单无援，但是并没有灰心丧气。柯斯嘉顺利地在他的车间里替П·А·摩洛索夫找到了工作。我们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纺织厂过去不要他，还因为他从此就能生活安定，保障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们最高兴的原因是：他能在我们紧跟前领导我们，启发我们，让我们得到新知识。那时候，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了。情况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必须着手启发年岁和我们相仿的青年，以及许多比我年青的人，同时揭发厂方施行的某些剥削行为。这时候，柯斯嘉在一个受我们影响、家庭负担很重的人那里租到了一间屋子。我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去找柯斯嘉。每次碰到柯斯嘉，我总是再三询问他，这天他和摩洛索夫谈了些什么话，心里很想打听到一些有趣的事。但是，柯斯嘉说摩洛索夫现在只埋头工作，新的工作把他吸引住了。我们希望他赶快把自己安置好，那时候他就能和我们畅谈了。情况完全出人意外：有一天，宪兵队把他叫去了，随即把他逮起来，关进拘留所了。这件新的事件，完全把我们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我们几乎失掉了一切领导，因而我们的好朋友也越来越厉害地用各种话来吓唬我们。他要我们把存在他那里的书拿走。在我们没有把这些书拿光以前，他一看见我们，就反复地怨怪我们……
总之，这个夏天，我们作为两个成年人开始进行宣传工作，虽然我们感到自己做独立工作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果真，什么事也没有做成，我们被迫同情况妥协了。没有Φ，没有知识分子П.И，没有摩洛索夫，我们不由得常常感到自己的境况十分孤立。忽然，有一个人到涅瓦关来找我们了。这人早就熟悉各种革命活动，革命经验也很丰富，而且无条件地忠于事业。我们立刻感到了一股新的活力。同时，我们的处境也立刻好转了。无论哪个星期天，我们都不约人到自己家里来，自己也决不上别人那儿去。同派尔、玛克斯维尔、托尔东等纺织厂以及尼古拉铁路工厂的联络，已经安排就绪，会议开得很频繁。参加这些会议的，虽然纯粹是一些个别的人，但是大伙的目的和意图都是一致的，原因是运动高涨了（如果能够这么说的话）。
我们由于一心一意地埋头从事革命工作和交友的活动，连星期日学校几时开学，都没有去注意。大家迫切等待的开学日，终于到了。当然，我们大家都去报名进这个学校。这所学校既是一个健全的文化机构，也是一具从泥沙中筛取谷子的筛子，而且也是一架使两个东西互相撞击的机器。这里的社交圈子虽然不很广，不过也够复杂的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准备进行经常的小组学习。说不定，还有别的一些小组，但是我们不了解它们，同时也不打算去打听它们。彼得堡刚一入秋，各方面的知识分子都纷纷来了，跟着便掀起紧张的脑力劳动。我和柯斯嘉忙着做各种各样的紧张工作，因而干脆不回家。一个新朋友，我们称他叫Н（В·А·谢尔贡诺夫[8]——俄文版编者）的，是个工人，住在涅瓦关的后街。他和一批知识分子有联系。这批知识分子的外围，好像有很多工人，因而他们想在涅瓦关领导经常的小组学习。H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我的屋子比较方便，做了学习场所，因为我那里没有外人。这个小组是六个人组成的，加上讲解员，一共是七个。于是，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便开始了。讲解员[9]向我们口述了这门科学，没有用笔记本。他常常设法启发我们站起来反驳或者争辩。那时候，他总是鼓励我们，要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辩明自己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学习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而且还会慢慢地把自己养成为演说家。这种学习方法是向学员说明问题的最好的手段。我们对这样的学习，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对我们的讲解员的智慧常常感叹不已。我们暗地里俏皮地说他的秃顶的原因，就是他过于聪明了。这种学习还教导我们去自修，去找寻参考资料。我们从讲解员的手里拿到了上面写着许多问题的纸头。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留神了解和观察工厂里的生活情况。于是，我们在厂里干活的时候，时常假借各种借口到别的车间去，实则是通过观察的途径去收集必要的消息。有时候，得便，我们还交谈一番。我的工具箱经常塞满了各种纸头。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设法偷偷地抄录我们车间的工作日数和工资数。毫无疑问，缺乏空闲时间，是搜集各种消息的主要障碍。但是，事情还是有所进展的，虽然不像应该的那样完满而热烈。
学校中的学习，还是照常进行。女教师们的生动而又巧妙的言词，引起我们产生出一种对学校的特殊热忱，而我们的议论也是没有完的。女教师们采用的办法，我们很了解，而且惊叹她们有一种激发每个学生坦白说话的本领。这些学生中间有小市民，有工人，有农民。我们每来一次，就越加紧密地同学校和女教师接近。我们感到自己特别同情她们，彼此间都产生出某种亲近的、纯粹思想上接近的感情。大家一走进学校，就坐在课桌旁边，怀着某种特殊的感情等待女教师。她的到来会引起某种难于描摹的快乐。每一班里都有这种相同的情况。所有上学的学生都不能不钦佩和赞扬他们在学校耳闻目睹的一切事情。原因是，这所学校是如此深奥而巧妙地传播着知识。不仅如此，常常还有个别的人带朋友到学校里去看看女教师，听听课。我自己就曾经抱着这个目的到别的班里去过。
女教师还想在校外影响我们。为此，她们在我们中间指定了几个人，邀请我们星期天上她们家里去玩。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星期天，五、六个人进城了，时间大约在下午一点或者两点光景，详细时间，我记不清了。在女教师的家里，我们也是坐在课桌旁边，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喜剧“纨绔子弟”[10]中的剧中人。她们向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用功地研究剧中人，就能当众公演这个喜剧。我不知道，其他的学生过去是否有过这种愿望。但是，我和柯斯嘉第二次去的时候，方才明白，研究这个喜剧的剧中人，乃是一种喜剧，因为我们很快就不再研究它们而转到饭堂里去了。那里，桌子上放着茶炊和吃食，喝茶时候谈的，根本不是“纨绔子弟”，而是沙俄政府的种种残酷行为。桌上出现了许多相片，照的都是各地闹饥荒、移民饿死等等的凄凉景象。她们好像在努力“鼓动”我们，其实，我和柯斯嘉早就是忠于这个事业的人了。因此，我们提议，不必教我们学习喜剧“纨绔子弟”，而把她们知道的全部东西都教给我们，同时用不着预备点心和茶，这些客套会使女教师们——一些很不富裕的人负担过重。我们这种访问很快就自动停止，宪兵们在注意我们了。但是，我们却永远牢记着这些次谈话。我应当说明的是，除了学校女教师家的学习和我家里的经常的小组学习以外，我们还同上面说的知识分子П·И学习。在每星期约定的日子，到时候，П·И还是很准确地继续来看望我们。那时，我们在另外一间屋子结合了八、九个人。他给我们进行有关各种知识的讲演。我们仔细地阅读了拉萨尔的一部分著作，后来还阅读了凯南（Кеннан）的著作。凯南的著作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我们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常常放下书本，就在屋子里睡了，尽管我们不是经常这样。我们十一点睡觉，早晨四点或五点半非起来上工不可，因为这时工厂已经开始强行吞噬无数的人了。
这时候，我们在求知方面非常紧张。对我们来说，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放工空闲下来的每一个小时，我们事先都加以安排好，而且每个星期都是这么严格分配的。现在有时回想起那段时期，自己也感到十分奇怪：从前过那样紧张的生活，精力不知从哪里来的？由此，也就会明白其他城镇缺乏有知识的工人同志的原因了。那些地方甚至知识分子都很少，你会深深地感到知识分子的不够。同时也会完全明白，彼得堡工人很容易从自己的队伍里挑出又勇敢又有觉悟的工人，甚至彼得堡省经常还能提供出十分热情、勇敢、首先是有教养的战士。我们这些当时的彼得堡人，四周围都是知识分子，然而还是常常嚷叫着，要工人自己在小组中抓紧同志们的学习。这只有在缺乏知识分子、而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知识分子的省份内，才着手这么做。在这种基础上，像我们在下面的场合所见到的那样，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着一些独特的交往关系。我们这时候被四周围的各种知识和愿望压得气都喘不过来。要把这些知识灌输给我们，远远不是经常能够办到的事。原因是，没有空闲时间来学习，何况学习的时候许多人都说，他们的身体筋疲力尽到对他们讲什么都接受不了。1894年9月底，彼得堡涅瓦关后街的工作，就是这么进行和准备的。那时，各个小组中的建设工作进行得很缓慢。情形很明显，知识分子中间有人正在准备开展充分影响广大群众的工作。我们的小组也间或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对这个新工作很不熟悉，而且也没有一个能够指导我们做这件工作的人。显然，我们不能特别匆忙地来进行这类活动。
有一天晚上，我和柯斯嘉买了书从城里回家，在有轨马车的顶座上碰到П·А·摩洛索夫，他刚从“拘留所”放出来，挎着一包袱书和内衣，准备上他妹妹家里去。用不着说，我们对于这个突然愉快的见面，高兴得没法讲，立刻把摩洛索夫拉到柯斯嘉的家里去。我们在那儿向他提出有关宪兵询问他的时候的各种问题，问到他的被捕情况，问到监狱中的生活，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要把他送回乡下去。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很坏，因为碰到他所高兴的理由是，我们又有了一个能干的领导人，就是说，情况会不断地好转。我们三言两语地向摩洛索夫说了说我们的工作情况，当然用我们的成功之处去使他高兴。晚上的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一直把他送到他妹妹那里。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不从人烟稠密的斯摩棱斯克村走。客气地分手以后，我们就回家了，一边讨论对这个晚上的印象，心里更加迫切地需要努力工作。
这时候出现一种非常突出的现象，青年中间有很多十分忠心于事业的人，经常反复地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某一个人被捕了，那我为什么就一定要倍加小心，或者说，做一个不太积极的同志呢？他们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我就比他好，要不，就不如他吗？为什么别人一定要逮捕他，而不逮捕我呢？难道我就经不起审问吗？不，去说，我愿意证明，我也是这样的同志，也忠于事业，决不会逃避逮捕？同志中间某个人被逮捕以后，一些热情而又坚强的人便立刻反复表示这样的信念和意见。有一次，我就这个问题甚至写信向某些同志提意见，向他们指出，这种态度对待事业是有害的，说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指出，重要的是尽可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尽可能长时期地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竭力把自己的价钱卖得高些，并且在自己被捕以后，把痕迹留得更深一些（也就是使自己活在同志的心里长一些）。然而，我也不是经常注意这点的。因此，我相信，这种情形也是我被捕的一部分原因。总之，我希望每个人开头就应该谨慎小心，注意自己，留神自己的一举一动。
摩洛索夫动身后不久，刚入冬，一个大清早晨，我被敲门声吵醒了。我本来就养成习惯，睡觉很容易醒，现在立刻从打门中醒来了。当然，我毫不迟疑认为，来的准是宪兵，由于想到没有什么东西要隐藏，便镇静地去开门，放那些后来把我关进牢里去的仇人进来。和自己的一切愿望恰好相反，神经非常紧张。但是，我在表面上还是竭力装得很沉着。心里暗想，宪兵在我这儿什么也不会找到，走到灶屋里，看到房东老太太在那儿唉声叹气，准备出去关门。我向她说了几句话，叫她放心，便走到过道上，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熟人声音。原来，我对宪兵的预测为时过早了，但是我深信他们还是会来的。一个好心的女人——柯斯嘉的女房东，站在我跟前激动地哭泣着。她告诉我说，柯斯嘉被捕了。她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但是我们感到她很懂得我们的正义的观点。当然，她亲眼看到了搜捕的全部程序。在别人把柯斯嘉装上敞篷车带走以后，她感到她好像失去了一个亲人，一面哭着，一面撇下孩子，奔来给我报信。而我呢，不是安慰她，而是向她说，他们也会立刻到我这儿来。因此，我要她回去，甚至不让她待在我那里。她继续哭哭啼啼的，奔回家看孩子去了。我努力把屋子里的各种便条字箋以及对宪兵有用的东西都清除干净。一两个小时过去以后，我就要去上工，可是宪兵还是没有来。我走进工厂，感到失去了一个对我说来非常宝贵的同志，一个我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同志。他先我而去尝试俄罗斯宪兵的蹂躏了。柯斯嘉将会怎么样呢？宪兵将用什么去折磨他呢？他们会在他家里搜到什么违法东西吗？我的思想一直围绕着这些问题，脑子里惦记着很快也要这样来搜捕我。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和他这么接近，在他屋子里吃饭，他们竟没有像注视柯斯嘉那样注视我，——这是不可能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根据一封上面有柯斯嘉的完全地址的信以后去逮捕他的。当然，幸运的是，他们在他的屋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虽然没有预料到会逮捕他，但是我们对于逮捕的可能性已经作了相当的准备，因此他的被捕并没有特别使我感到震惊。糟糕的只是，没有他，我们在他的车间里的工作完全停顿了。那里有很多年青工人，柯斯嘉特别惯于对他们做工作。我是绝对不能上这个车间去的，只能对那些我竭力在厂外与之会面的人做点工作，做我能够做的事。在我屋里集会的小组学习，照旧准时而又经常地进行，像往常一样，只不过感到少掉了一个人。
柯斯嘉被捕后不久，H对我说，我必须去参加彼得堡工人的一个普通会议，会上需要解决某些个问题。我记得，涅瓦关方面出席这次会议的，连我在内，一共是三个人。会议是在城边的一个工人的家里举行的。参加会议的人，看来，至少有十五个。好像，其中有好几个知识分子，或者只有一个知识分子。在所有的人没有到齐以前，大家都是轻声地谈话，好像开亲切的小组会。人一到齐，也不举行任何特殊仪式或虚套，便开始讨论各种问题，而且争论起来。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因此，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和他感到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在这类会议上发言：参加会议的，全都是工人的领袖，或者是一些很有修养的、惯于体面地应付这种场合、并能巧妙地说明自己的思想和建议的工人。当然，大多数人事先就已经知道将要谈些什么，而且过去已经参加过这类会议，在那里培养了说话的勇气。我细心地聆听他们的争论，当然弄清了问题的实质。我清楚地记得，有人提议，设立彼得堡工人互助储金总会。这个互助储金会应当是所有互助储金会的总机构。基金，由各“区”的互助储金会提供。彼得堡工人互助储金总会的目的是，设法把钱交给被捕的工人，必要时资助某地的“区”互助储金会。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互助储金会现在有钱和工人的互助储金会基金空虚因而无法满足很多急需的用项这一问题时，大家议论纷纷。许多工人坚决希望从知识分子方面支取一部分款项。他们的感情相当冲动，以致引起我的惊奇。我疑惑他们的感情冲动，准是为了问题触及他们的荷包，因而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害怕自己失言，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问题终于解决了，办法是从知识分子的互助储金会里拨出一笔钱来，放到工人的互助储金会里。在这以后，决定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会计员，另外还选举两个什么负责人，我记不清了（是不是这样，我不敢保证）。大家决定在隐匿出席人的姓名的情况下，用下列方法来选举：所有的人都固定坐在一个位子上，每个人的名字都代之以一定的号码。我好像是第十三号，每人都领到一张同样大小的干净纸头，把他要选举的那个人的号码记在纸上，叠好，接着好像放在一顶帽子里，然后再计算掺杂在帽子里的纸头。谁的号码，被写的次数多，谁就算当选了。当我被选上会计员的时候，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满脸通红，感到很难为情。我走到桌子跟前，在上面放了十个卢布，说：“同志们，这十个卢布，是红十字会的一个人交给我，捐给彼得堡工人的。”
大家留神听着，然后对这件事表示意见。我不记得他们说些什么了，况且我在自己激动得还没有平静下来以前根本就听不清楚他们说了些什么。我这个被选上的会计员，重新走到桌子跟前，拿了钱，就这么行使起自己的职务了。此后，大家又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争论些什么，我可记不得了。接着，参加会的人开始一个、两个地走了。天黑时，我同一个同志走出涅瓦关，回家了，因为这时候已经好走了。这是第一次会议，我是作为一个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当然，这不是众人选举出来的代表，因此只好瞒着好多人，虽然我原先还以为它是一个盛大而又隆重的会议。不过，它还是给了我一定的印象。
我仍旧在厂里干活。走运的是，我转到另一个帮里去做容易做的活计了。我在那里坚决拒绝做急件，我终于侥幸地摆脱了它。同时，同帮里的人都非常了解我，了解我的观点，猜想能从我这里弄到秘密书报。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别的帮里的一些老师傅跑到我的虎头钳床上来，直截了当地要我向他们谈些什么。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年青，感到很不好意思。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实话，因为说完这话以后，我就聊开了，像俗话说的那样，我竭力绕圈子说，结果怎么呢？——他们很乐意听，赞成我，夸奖我。然而，我还嫌不够。我想叫他们完全献身给事业，从此就停手不干小夜班和大夜班的活，阅读书籍，学习，用功而又坚持地学习，像我自己那样。但是究竟不是所有普通的、常常爱喝几杯的人都能什么都不考虑，而只惦记着社会主义的。我在这方面犯了一部分错误：我根本否认这些人能参加党。毕竟在一天内不可能坚决把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扭转过来，使他们都成为有思想觉悟的人，像他们中间的个别人一样。但是，群众仍然可能在各种时机中变为彻底革命的人，然而这种时刻事先很难确定，甚至在一小时前都确定不了。我逼真地回想起这么一个晚上，那时工人群众的情绪十分激昂。他们很难忍着不让自己投入已经迸发的暴动的漩涡中去。他们很难抓住紧握在手里的石块，不把它们抛出去，哪怕去砸坏领班的某个狗腿子家的窗玻璃。在这种时刻，袖手旁观是决不可能的，要制止自己的同志，不让他们去憎恨自己的压迫者，那非要有很大的勇气不可……事情发生在1894年圣诞节前夕。节日前两天，工人们做完活，拿着工资薄，各自回家了，像平常放工回家一样，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怨言，虽然每个工人都不满。事情很明显：厂方常常拖欠工资，特别是年终最后的两、三次工资。
星期六三点半钟，汽笛拉起回声，机器停止不动了，突然全厂静寂无声。这就是就说，工厂将要停工到下星期一（大家都知道，发完工资以后，是很少有人愿意干活的）。往常只要工厂汽笛一拉放工回声，工匠们便从各方面奔出来三脚两步地往大门口走，有的人跑着，有的人从什么角落里奔出来。门警们一面吆喝着，谩骂着，一面不停手地习惯地搜查工人的身体。但是，工人越挤越厉害，门警们只好动作加快。可是，到了星期六，大伙出门就慢吞吞的，不慌不忙的，甚至一小堆一小堆地聚在一起。这种情况说明，大多数人还待在车间里，等着发工资。许多住在附近的人，听说出纳员还没有从城里拿钱回来，便回家吃晚饭，然后再赶回厂来，甚至不肯放过自己领工资的次序。但是，住家离厂很远的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没有结束他们对厂方或同伴的一切事务以前，不能回家，不能放下自己应尽的各种义务。他们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下去，工资还是没有着落。时间一直拖到晚上，工人终于开始怨骂管理处，其实一放工，管理处的人都走光了，甚至没法找人问问，到底几时发工资？因而大家都怨声载道。到了八点钟，出纳员终于带钱回来了。他听到四面八方都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埋怨声，有的地方还破口恶骂，扬言要向出纳员砸铁块。看来，出纳员简直是个替人受罪的倒霉鬼。出纳员默不做声地赶快踏进车间办公室。过了五到十分钟，开始发工资了。有时候，大约到十一点半钟才发完工资。当然，三点半钟完工，接着在厂里干等到十点钟，可以想象到，在这以后回家，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去，甚至上澡堂洗澡，也没有时间了。这些自然使工匠们很生气。然而，厂方还是作恶多端，对工人的埋怨，毫不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