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石金的回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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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回忆录是这样引起的：我有过一个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说，有过一个像俄罗斯俗语所说道那样，亲密得知心知意的朋友，甚至比这还要亲，两个人简直合一颗心——至少我个人感到这个友谊是这样的。这个朋友把他回忆自己从一个最平凡的、“只能充个数的”、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青年变成一个满怀着能够破除一切旧偏见的深刻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经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他心里充满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后，就立刻感到自己有一种能够实现他的信念、影响他周围的同志、熟人和亲朋的力量。接着，他便谈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什么地方有过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怎样唤起沉睡未醒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的运动又是如何逐渐发展、逐渐扩大、逐渐深刻，乃至最后变成工人的日益增长的自觉心。他和我谈的时候，总是说：“我现在所得，只是我个人对我自己过去到过的那些地方的观察。这些观察不是包罗万象的，也不是完全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到过很多地方，也没有在很多地方住过。”因此，我再重复说一遍，这就是说，我是在转述我的朋友的回忆，而且像俗语所说的那样，还是从头说起的。我出身是个农民，14岁以前，一直住在四面都是树林子的一个村庄里，离开大城市老远老远的；到15岁，我才生平第一次看见一座真正地道的城市，接着看到了第二座，第三座，最后见到了首都，另外就是我曾定居过的那座城市，尽管如此，但是我的老家庄子里的生活，庄稼人过的日子，我是完全不了解到，忘记了，显然是终生不会过问的了。命运从来也没有让我有时间回到乡下去，去耕种那块在法律上是我主人的份地。但是城市里的生活，首都的生活，工厂的生活，工长和工人的生活，就不同了，这是我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我所了解的，熟悉的和亲切的。一个工人的家庭，这就是我的家庭，我是能够十分了解和感知的。这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引起我的奇怪，都不会引起我的不快，也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一切本来就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将来也还是这样的！”当我还没有过到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是混日子的时候；当我还没有思考日常生活问题，而是单靠微薄的工资过活，脑子里还稍微有些宗教偏见，但已迷迷糊糊的想发财过好日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有这么一座小城，它占地两平方公里，四面环水，一面岸上筑着许多兵营，另一面岸上是官家的造船厂和拥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工厂的港坞。这座城市中间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关切地拥抱着许多官家的仓库，无论你走到哪儿，到处都是官家的、军事的、部队的东西。这座城市，就是喀琅斯塔得。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喀琅斯塔得，我15岁那年，第一次进入喀琅斯塔得港的鱼雷工厂做工了。在三年中间，我一直是每天挣二十戈比，或者说，每月挣四卢布四十戈比到五卢布。我得靠这点钱来养活我自己，因为我从哪里也不能得到帮助。我在这个工厂里一共做了将近三年的工，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张秘密传单或是一本秘密小册子。真的，显然工厂里其余的工人，也都没有见到过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议论倒是什么样的都有，尤其常常发生在某一间屋子里。

大伙什么话都谈，居然还谈到“政治犯”。我很难去表达这些谈话有趣到什么程度，也很难理解这些谈话的意思，尽管别人谈得十分亲切，毫不害怕什么特务、奸细和一般的告密勾当。这里没有反对现行制度的犯罪言行，有的只不过是一些模糊的回忆和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这些消息常常被人歪曲地理解，被人传说得仿佛是一些有点异乎寻常的、需要严守秘密的、犯法的、很危险的，因而也是很有趣的和非常吸引人的事情。

这时候，听众的脑子里紧张到了极点，四周笼罩着一片迥非寻常的寂静气氛，只有旋转着的传动装置的枯燥无味的喧嚣声和在皮带轮上滑动的皮带的特殊响声，才划破这种寂静气氛，同时从微启的门外几百个正在干活的人和运转着的旋床那里也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闹声。老天爷，您千万别让宪兵或者像宪兵之类的什么人出人意外地跑到这里来。可以预料到，那时候，这些无辜的听众一定会万分惊恐和慌张。只要管理处某个人悄悄地冷不防的来到这里就够了，很多人都会急得满头是汗——神经紧张状态竟会达到这样的程度。谈话的人讲得自己都魅惑了。他活龙活现地讲述某个阴谋、某件收买勾当、某桩谋杀案子，而且还提到某个在城外受了绞刑的死囚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谈到的那些姓名和人了；但是印象一直还是很强烈的。同时至今还不明白：那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处死，而他们又干了一些什么事？在谈话的时候，比较懂得事理和脑筋聪明一些的人都会明白，他们（被处死的）准是阅读了或者秘密阅读了些什么东西，阅读了犯法的东西；并且知道他们都不是蠢汉，而是为了袒护工人，但是有些工人却认为，这种袒护工人的行为，正是罪犯们特别狡猾的地方。我记得当时还谈到过一个被带去行刑的军官的情况，谈到他在临刑前的态度等等。我还记得有关一个在这个工厂里做过工的钳工的故事。这个钳工每逢星期天经常到市外城墙上去阅读什么违禁报纸。后来，他被人严密地监视了，种种形迹可疑的人也常到工厂里来了：一个人穿神甫的服装，另一个人是什么官吏，第三个人是乡下人打扮，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全都来瞧瞧这个钳工。这个钳工也被这些人猜透了，他们的监视，结果弄得他神经错乱了。

我在十八岁前的生活和工作，大抵上就是这样。到了十八岁，按照当地的规矩，我被人当作成年人看待了，不算徒工，而是工匠了。显然，这是遗留下来的一种手工业行会的规矩。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完完全全的大人，而且不久就担负起独立的、相当复杂的工作了。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原因是他们看待我，还是像过去的学徒一样，付给我的工资，少得可怜。我开始打主意，设法到别的地方去干活，但是没有人撑腰，要办到这件事，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只好暂时仍旧在老地方做工。最后，我的愿望好像快要实现了，而且我已经准备动身上彼得堡的巴尔契斯克工厂去了。但是，我尽管得到别人的许多诺言，而事情进展得仍旧很慢，我的几次请客还没有产生出我所期望的那种效果。正是在这时候，我碰到了一件有趣的事，认识了一个彼得堡的工人，这人就住在我已经住了二年多的房子里。由于细心观察了这个彼得堡的工人，我才明白彼得堡的工人都是些好样的。他们尽管酗酒，但是干活却是没天没夜的干，他们每月都能挣到百八十个卢布的工资。对我说来，每月挣到十八个卢布，就已经是应该努力追求的理想了。

看来，我使这个彼得堡人对我产生好感了，接着我们结交了一种特殊的友谊。这个友谊在我身上长久地留下了一个彼得堡的无神论者、一个社会主义者工人给我的好印象。老实说，他本人也还是个没有觉悟的人，不可能给我什么启发，但是他能够把他自己对厂里的资本家和一帮渺小的寄生虫的部分本能上的憎恨和反抗感染给我。他几乎整日整夜地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到了周末，完全累垮了，星期六稍微喝了一点酒就醉了。那时，我带着他跑到离开人群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在那里，这个做工做得精疲力尽的、被伏特加酒烧得感情冲动的老人，开始慢慢地向我袒露真情，倾吐充满在他心里的憎恨。“瓦尼亚！”他向我说，“你能弄到我们老板用来烂坏金属的那种毒液吗？”

“你要这东西干吗呀？”

“听着：我在乡下有老婆，有孩子，还有房子，因此我想带着这种毒液回到乡下去，打算先毒死所有的畜生：神甫和村里的富农，然后再和老婆孩子去安排别的事情。我告诉你，神甫是最坏不过的人了。你要相信我，相信我这个醉汉，什么上帝都是没有的，全都是捏造出来蒙骗咱们弟兄的，大丈夫每走一步路，都必须当机立断，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杀尽村里的神甫和富农，不然，他们决不会让咱们弟兄安身活命。”

他常常向我说这类话。

“你想想看，”他接下去说：“咱们要这些吸血鬼（老爷们）干吗用啊？他们只会从咱们身上压榨剩下来的工资，坑害咱们，欺侮咱们，骑在咱们的头上。”

不用说，我的这位彼得堡人骂得最厉害的对象，当然是管理处的那帮狐群狗党。从这种谩骂中，我可以接受相当一部分对压迫者的痛恨的话。但是，他不能正确地发挥无神论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我就不可能有意识地去接受他的观点，同时也不可能感到像他那样深刻的仇恨。他对一切不公正的事情，真是恨之切骨，显然他是在用啤酒和伏特加酒浇愁泄恨……后来，我打听到，他不久就死了……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到彼得堡的一家工厂去做工了。我进厂就做包工的（补件的）活。我们一帮，共有十八个人。进厂后，我非办不可的第一桩事，就是敬敬我的同伴，也就是请请客。我当时身边分文不名，因而由我们班的全体伙伴担保，由工头借钱，买四桶伏特加酒、五尾青鱼、面包，外加几瓶啤酒。为了庆贺我进厂，同一帮的人全都到场了，除了自家人以外，别的帮会以及和我们这一帮的工作有联系的人，也来了五位。我们大伙聚在门外的院子里围成一个圈子，中间放着酒菜。当然，这里对于任何起码的享乐，都是不存丝毫奢望的。一个人喝伏特加酒，另一个人啃面包，第三人嚼青鱼。青鱼事先就已切成块，现在已经人手一块了。工头手里端着一杯斟满酒的杯子，按照礼节祝贺我的进厂，用这来揭开酒宴的序幕。五到十分钟以后，我们分手了。走出院子，我就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被公认是这个我刚花了两个半卢布请了客的帮会里的一员了。虽然这种陋规，是很讨厌的，但是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对它心怀特殊的恶感。人们在这些请客会上常常不知怎的觉得自己和别人亲密起来。这时候，他们心里都想谈谈自家的事，叙叙重要的问题。在这些请客会上，人们常常教训各班工头，责备他们的饶舌和无端指责。这种教训的痕迹，有时候，过了一两个礼拜，还能从工头的眼神里看出来。当然，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工头们为了珍惜自己的体面，根本不去参加这种请客会。

总之，我就在彼得堡的塞棉尼可夫工厂里做工了，在帮会里做“计件的”活计。工资不是根据个别的人来计算的，而是根据参加这个帮会的全体伙伴来计算的。在这种帮会里做工，非得精明强干、胆大而又能维护自己不可，否则，就要受到别人的欺侮，或者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被人从帮会里撵出去，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伤心的，因为在帮会里干活，干一个卢布的活，可以拿到五十到六十个戈比，要是不在帮的话，连什么都拿不到了。

我在喀琅斯塔得做工的时候，觉得工作丝毫也没有使我困累过，也很少有过因为干活而感到疲倦的时候；天天做工，人也不觉得烦恼，身体也没有糟得这么快。那时做的，根本就不是这种包干的和计件的活。人一做上这种计件的活，就毫不怜惜自己，完全忘掉了自己的健康，毫不展望一下自己这一生的前途，从来也不考虑到工作会影响他的寿命。

不！他不断地把工作推向前去，汗像雹子似的从他身上倘下来，而没有擦净的汗珠沉重地落到他的活计上，引起他的不满和恶骂，紧跟着用袖口往额角上猛地抹上一把，接着又是工作，急急的、匆忙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想多挣一个戈比的工资。

要是待在人人都互相监视的帮会里的话，情况就还要坏。最糟糕的情况是，几个人同时干一样的活。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尽力地加油干。工人干上这样的活，等于是卖命。[1]通常总是会有一两个高明的工人，把活计做得赶过其余的人，而其余的人则拼命加油干，竭力不让自己落在后面，甚至心里自然而然地害怕起来，唯恐白白地放过他几分钟时间，让别人在工作中赶过自己。

我也碰上干这样的活，尽管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人欺侮的人，但是别人的保护也永远是需要的。在我旁边干活的一个同伴，总是维护我。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有家室之累的人。不过，他脾气很大，而且不幸他是个文盲。【此处原译文“幸好他是个文盲。”错译。——文库】

我和他处得很好。他常常向我说些从前遇过的各种风潮，还谈到过去有些医生和大学生在霍乱流行的时候怎么坑害老百姓，以及老百姓怎么把他们从尼古拉桥上抛到涅瓦河里去。至今，我一想起他，总是对他当时的这些观点感到十分奇怪。他牢记着民意党人在厂内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还记得人们在拷问室里阅读这本小册子的情况。虽然他是个不识字的人，但是他完全同情那些散发这类书籍的人。有时候，他还神秘地附着我的耳朵，向我叙述沙皇被刺的事。他说，据别人说，刺害沙皇是有目的的，只是老百姓不懂得这点而已。没有沙皇，日子会过得比现在好。不用说，他是十分憎恨吸血鬼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物的。同时，他还把这种仇恨心感染到我的身上，把它烧得越来越厉害。在厂里干活，第一年使我感到很满意，尽管可以说，我不是在过日子，而只是一味地干活。白天干，晚上干，夜里干，有时两天也不回家，虽然家离厂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我记得，有一个时期，为了做急件的活，一连干了六十个小时，只有吃饭才休息一会。这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呢？只要谈一谈下面的情况就明白了。我有时候从厂里出来回家，半道上就打起瞌睡来，瞌睡得碰到电灯杆子上。睁开眼睛，再走，接着又打起瞌睡来，朦胧中好像自己在涅瓦河上划船，忽然船头撞着岸边了，但现实生活立刻证明，这不是什么真的河岸，而是桥边上的粗栏杆。这么做工，既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情况，脑子里也不想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盼望着赶快过个什么节日，而到节日那天，又睡到中午十二点钟，甚至下午一点钟；还是看不到什么，什么也不能知道，什么也听不到；第二天还是做工，做那个累人的、连续不断的、要人性命的工，既没有丝毫人生乐趣，也没有丝毫休息。

这到底是为了谁呢？为了资本家！为了让自己变成傻瓜！只有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会感到快乐，于是也就不可能感到可怕的压迫和惨无人道的行径了。

总之，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凄惨地、忧郁地过着日子。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什么话，但是不明白它，同时也不会分析它。

写到这里，我要结束对我在变成社会主义者以前的那段生活的描写了。那时候，我是一个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只能充个数的平凡人。

有一天，也像过去数不清的那些日子一样，转动机在单调无味地旋动，皮带在皮带轮上滑动，车间里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工作，工人在加紧地劳动，领班也在手忙脚乱地奔跑，一会在车间的这个角落出现，一会又在另一个角落露面，而且还可以看到许多各式各样的好吃懒做的上司也在无谓地忙碌着。这一天，我站在虎头钳箱旁边，全身伏在18英寸的锉机上，继续修理机车偏心轮的鸡心卡头。另外还有两个钳工也在修理鸡心卡头。我们在拼命用劲，把衬衣袖口卷到胳膊肘上，而且脱掉了工服和坎肩。浑身冒汗，汗珠涔涔地落在工作台上和地板上，但是谁都没有理会我们。我们这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从来也没有人来夸奖，或是责备，也从来没有人叫我们放下这些做厌了的、劳累的活计，去稍微休息一会。

这一天，工作快完的时候，许多人都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停工的动静，因为每到星期六，大家照例在厂里拉放工汽笛前十至十五分钟就不干活了。

“任凭你怎么卖劲，活反正是干不完的！”别的帮里的一个钳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说，他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的青年人。我抬起头来，伸伸懒腰，习惯地瞅瞅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从哪儿蹿出个什么人来的丝毫危险；哪儿都没有这样的人，于是我就一面打量着他，一面回答说：

“我们在干井包的活[2]，因此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

“明天礼拜天，你们的一帮怎么样？还干活吗？”柯斯嘉（我后来就这么称呼我的这个同志）有用意地问道。显然，他早已发觉我是个愿意走上争取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光明大道的人。他有了这些想法以后，马上就有一股教育我的旺盛热力。

“不，明天我们谁都不干活，”我回答道。

“空下来，你在家干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干，不过，不久，我们将要举办一次跳舞晚会，”我聊开了，心里也想叫他参加，去快活地消磨消磨时间。

“你家里有些什么书吗？”他问道。“你有时候看看什么书吗？”

我打心眼里感到惭愧，很久以来，什么书我都没有看，虽然我也有几十本书。但是，我不懂得这些书，因此它们一直躺在我的小书架上，作为年青人房间里的一种体面的装饰。然而，我心里想，我的这些书里，说不定也有柯斯嘉喜欢的书。于是，我就向柯斯嘉提议，哪天晚上或星期天上我家去看看那些书。柯斯嘉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稍微沉默了一会以后，他向我提议要我和他更接近一些，而且要我明天午后上他家去。我对这个友谊感到很高兴。虽然当时，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朋友，但是还没有像柯斯嘉这样对我的朋友。放工后，我们俩一起走。他常常暂时离开我，去同别人谈几句话，然后再回到我的跟前，最后他把他住的房子指给我看。我们高兴地分手了，我答应明天一定上他那里去。星期天，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上柯斯嘉那里去了，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他住的房子。女房东客气地把他的屋子指给我看，我走了进去。屋子不大，是正方形的。除了主人以外，里面还有两个青年人：其中一个，我很熟悉，因为他是和柯斯嘉在同一个帮里干活的，另外一个，好像是他的兄弟。我坐下了。我们一对一地攀谈起来，接着谈话完全停下了。这时候，柯斯嘉从什么地方里拿出一张印刷纸张来，交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看一下。这个朋友伸手接过去看着，而我们三个人则默默无言地坐着。我因为不知道这张纸上说些什么，所以没有特别注意柯斯嘉的朋友的阅读情况，也没有去注意这张纸头对这个读者起着什么影响。但是，柯斯嘉和他的另一个朋友却有些异样地注视着阅读的人。看来，他们的神情都很紧张。大家都默不吭声。最后，那个朋友看完了，把印刷纸头折好，交还给柯斯嘉。他这么做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我心想，这准是我不应该知道的私事。“怎么样？好吗？”柯斯嘉向那个仿佛感到很窘的朋友问道。

“行，很好，”那人回答道，接着就不吱声了。空气又肃静下来，好像有些难过似的。

“也许，你也想看着？那你就看一下吧，”柯斯嘉说着，就把那张纸头递给我。

我打开来看了。从开头几句话里，我就知道，这是一件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不平常事情。我看到的头几句话，在我心里激起了—种特殊的感情。思想不禁激动起来，我好容易才接着往底下看去。这张纸头说到神甫，讲到沙皇，也谈到政府，都是用责骂的口气。这上面每一句话都打动了我。我相信，这都是正确的，同时应该像这张纸上所劝告的那样行动起来。这时我的脑子里幻想出一幅情景：我由于确切的行为被处死刑了，我的一生完了。然而，这时好像有一把铁锤对我当头擂了一下，顿时，什么天上的王国都化为乌有了，而且它们从来也不曾有过。这一切完全是捏造出来，愚弄我们老百姓的。我立刻相信纸上说的一切，因而它越加强有力地影响了我。我好容易才把这张纸看完，感到这张纸在用汹涌的思想使我苦恼。心想，把这张纸立刻归还以后，纸上的详细内容就不会存在心里了。但是，纸上的思想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从此我就永远成了一个反政府的分子。这张纸是民意党人的。这是第一份秘密读物，我从它里面生平第一遭看到了反对政府的直言不讳的言论。我默默不语地将纸头递还给柯斯嘉，并且立刻领会到他请我来的用意，同时下定决心应该为这个事业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深信，柯斯嘉也是用像我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业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已经是弟兄了。至于另外两个朋友怎么看待这件事和心里怎么想，我是无从知道的。我之所以没有讲话，因为他们也像我所做的那样，表现了他们由于这张纸头而引起的愉快和满意。过了一会，这两个朋友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便谈起心来。显然，我已经取得了柯斯嘉的信任，因为我们的谈话主题是讨论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再弄到这类文章和好的书籍，以便尽可能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柯斯嘉开始向我解说他很懂得的圣经，因为直到最近，他还是个虔诚的教徒，爱看宗教书籍。他竭力把神学解释为只是被现在的神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学说。然而，柯斯嘉没有说话的口才，不能把我远远地引到那方面去。接着，我和他一起到我的家里去。我们细看了我那儿的书籍。我力求在这些书籍中发现什么好书。但是，我过去的购书兴趣现在对我们两个人说来是颇成问题的。我们决定下星期日一同到市场上去找好书。不用说，我也再三地询问柯斯嘉，他是怎么弄到这些违法的纸头的。他说，有一天晚上，做完工，正要出厂，在另外一群工人中间，他被一个人喊住了，那人在厂门口塞给他一张纸，说：“喂，回家什么事也别干，拿去，看看它！”的确，柯斯嘉看了，而且为了和那个人谈一谈，几乎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不久，我和那个把纸头塞给柯斯嘉的人相识了。当然，他知道我看过了那张纸，知道我对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业表示了革命的看法和革命的行动，知道我愿意学习，再学习，愿意按照给我的指示去行动，力求尽可能在一切便利的场合吸收恰当的人，而且进行宣传。

我本来就猜出我们工厂有一个人在领导这个事业，因为我曾经几次看见柯斯嘉同他谈话。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我和柯斯嘉两个人去找他了。我是被柯斯嘉当作一个可靠的同志来介绍的。我被介绍认识的那个人，身量很高，一个典型的男人，长着一双咄咄逼人的峻厉眼睛。他的目光一直刺到我的心里，我可真的发慌了。我像犯了过失似地望了他两眼，随即就把眼皮垂一下了，感到好像有一样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似的。间忽，我也胆壮地抬起眼睛偷偷地瞧瞧这个使我感到透不过气的人。这人的一撮又密又宽的淡黄颚髯，激起了我对他的特别敬意，但是一遇上他的目光，我又变得软弱无能了。这些都太奇怪了。以前，我看到这个人，或者从他身边经过，从不注意他，而且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寻常。他那时在我的眼睛里是个极其平凡的人。但是，现在，当我自己想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却在自己面前看到一个有觉悟、有毅力、有胆量的人。这人现在想洞察我的心灵是否真挚，想弄清我的性格是否坚定，想知道我的愿望是否赤诚，——在他的凝视之下，我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恐怖感觉：以致我没有能够说出一句话。Φ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有一天，我走到他的机床跟前，打算从他那里听到一些特别有教益的话，然而第一次，他却用严厉的词句和问题把我吓唬走了。

“怎么？你在胡想些什么啊？”

“我想弄一本好书看看，”我喃喃地说。

“你要它干吗用啊？你看了一本好书，打算干什么？”

“情形很糟糕，”我说，“你瞧，别人都欺侮我们，不肯说真话，全都在骗人。”

“知道真话以后，你想干什么？”

当然，我没有吭声，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类问题是好。回到虎钳机床跟前以后，周密地思考起他向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不用说，我对Φ很不满意，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说，却逼着我伤脑筋地去思考这些我应份不会知道、而且完全不懂的问题。但是，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是，他们想考验我。我并且认为这些是对我的不信任，因此感到有点难过。但是我相信，我是会把这些问题完全弄清楚的，而且一定会弄懂它们。我和柯斯嘉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我们随时随地地都在一起，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很快，我们也有了秘密书籍，大部分都是民意党人写的。我们对于这些书简直入了迷，竭力想办法小心地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

这时，我们的交友圈子也逐渐扩大了，逢到礼拜天，不是我们去看别人，就是别人到我们这儿来。生活情况发生了大变化，家里也好，厂里也好，周围的环境都起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我们对这点没有十分注意，仍旧一心一意地干新的工作。用不着说，我们只要发现对方和我们谈得投机，马上就想办法弄一本什么秘密书籍给他看。但是，我们在结交新朋友方面非常谨慎。首先，我们对于那些喜欢三天两头喝两杯的人、平素生活不检点的人，以及和厂里的领导牵亲带故的人，都尽量避开，不和他们来往。既然我们自己非常年青，因此我们也最喜欢和青年人接近。工作上的一两次的失败，已经使我再也不敢接近有家眷的人、中年人，或者中年以上的人了。因此，选择对象的范围，显得十分狭窄。我时常听到工人们谈起革命家们的旧事，谈到他们被捕和被关进什么石牢等等的情形。然而听得最多的是：很多人被捕以后，就永远不再回来，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候，我们和一些盲目相信自己的谈话的工人们争辩，但是我们也不是常常在这种争辩中占上风的。毫无疑问，这类谈话之所以形成，是有一部分根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过去住在工人中间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抓走，后来再也看不到他们，而且得不到关于他们的丝毫信息。因而，一些无知的工人就异想天开地捏造出各种各样的荒诞无稽的故事。这些故事慢慢地流传开来，同时由别人任意地添上形形色色的恐怖情节。这种恐怖情节过去和现在一直成了吓唬所有多少有些迷信、还不了解工人运动的、见识不广的人的工具。我和我的朋友竭力不同散播这种幻想的人去谈话，去争辩。但是却特别乐意听这样的谈话：塞棉尼可夫工厂过去如何发生风潮，以及从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里到处都有人偷看秘密书籍的情况。由于时常看到各种秘密书籍、接近具有革命信念的人、和同志们谈论革命的问题、制定各种改变整个生活制度的计划，使我们这两个在严格的辩论中经不住考验的人，生活经常过得非常激动。我们过去认为极其寻常的、还没有发觉到的这种生活，给我们的印象越来越新鲜。

这时候，我们对于加班加点的工作，从心里感到憎恨。傍晚，我们从楼底下走过车间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瞅瞅挂在墙上的亮着的电灯，玻璃上写着一排字：“今天小夜班，晚上七点到十点半”，或者“今天大夜班，晚上七点半到深夜二点半”。这两排字天天来回替换，也就是说，今天小夜班，明天大夜班。因此，我们每月都得工作三十天到四十五天，因而塞棉尼可夫工厂里有一些工人常常十分恶刻地说：“你我这个月过的日子比上帝过的还要多”，的确，该死的小夜班和大夜班有时候一个月叫我们多过二十天。

这些夜班到底剥夺了每个人的多少健康，是很难想象的。然而，他们把事情安排得十分狡猾，以致每个人在领工资的时候，总是确认，如果他们少做大夜班或者小夜班的话，就要比从不放过一次加班活的人挣得少。结算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帮的工资总额按照天数来分，而余下的钱是按照工资的百分比来分的。最好是做不太紧急的活计，那时做完当天的活，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回家，要是碰到做急件，领班就要强迫全帮干活，那时工厂里的放工汽笛的响声，就变成了恶刻的讽刺，好像是开玩笑。这种笛鸣只是说：今天夜里，你还要留下来干几小时活，别人已经关切地从那计工板上摘下你的工号牌，交到领班的办公室里去了，而没有工号牌是决不让你出厂的。你要是到领班那里请求的话，多半是徒劳的，结果不是和领班吵架，就是被解雇。这类事件，天天都会发生。工人们任意恶骂，诅咒工作，但是仍然得干夜班。我和柯斯嘉过去经常在夜里工作，丝毫不觉得特别累，不知道这种工作会损害我们的健康，一直到读了秘密书籍为止。现在，夜班工作却使我们感到相当的疲倦，因而我们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它。我们还鼓动老师出来反对做夜班，说明做夜班的害处。

我和柯斯嘉虽然在工厂里做工，但是丝毫也不明白工人的生活情况。我个人不论在生活起居方面或者在经济方面都过得相当好。同志中间，有一个年青小伙子，过去在工厂里做过工，他的一举一动都和工厂里的工人一样。他对我们谈过一席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很想去看看，实地了解一下我们还不知道的这种生活。我们决定去找工厂里的同志，这样，不仅可以上他们那里去，而且还可以对工人宣传。我们逐渐了解了工厂和工厂的生活，认清了工厂里的现存制度，以及其他等等。

有一次，一个同志谈起工厂生活的时候，想起一个厂主为他的工人建造的一所新房子。据说，这所房子在工人的工厂生活中很特别。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出这是一座什么模样的房子。也不知道它是一座设备特殊的房子呢，还是一座工厂气味浓厚、好坏杂处、快乐与丑恶混淆的大工房？更不知道它是否是一座有些恐怖的房子。

因此，我和柯斯嘉决定礼拜天上那儿去一次，仔细地瞧瞧这所房子，看看那儿的居民等等，但是想起外面人很难走进这座工厂宿舍，于是我们决定冒充一下这个厂里的工人。星期六晚上，我到亚历山大市场去，买了一件带腰带的红斜纹布的普通外衫和一顶合适的鸭舌帽。星期天，我装扮成这个厂的青年小伙子的模样，怪不好意思地偷偷走出屋子，去找柯斯嘉了。因为害怕别人注意我们的衣衫，从那里，我们也是非常狼狈地出来，顺着斯里塞布尔格大道往马克斯维尔工厂走去。过半小时，就到达那儿了。

在离大路约莫四十俄丈远的地方，出现一座巨大的钢筋水泥的建筑，它的外表还非常的新。“大概，这就是，”——我和柯斯嘉认定了，接着就沿着一条稍稍狭窄的巷子和铺筑好的轨道向这座诱人的房子走去。我们走进院子以后，就看到一批一批的男女工人。男人，大多是青年人，他们一堆一堆地站着，看来他们是在指手划脚地讨论着什么问题。姑娘们东一处、西一处地坐着，同其余的人离得远远的，有的到处和小伙子们瞎闹，常常嚷叫着奔到一边，一会工夫又回到原来的人群里去。这一大批青年男女，活像生活在某个省份里的一座大村庄内。姑娘们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刺人眼目，它们同城市妇女的服装不一样，尤其和首都妇女的衣服不同；年青的小伙子们，有的穿着酒瓶子似的长皮靴，有的拿着手风琴，有的穿着短到小腿肚子的裤子；许多人穿着特别肥大的衣服，有的穿粗布的条杖裤衩，有的穿着红斜纹布或者印花布的短衬衣，用一条不甚美妙的带子束着，脚上套着露出光脚面的破鞋。他们丝毫没有因为穿这些衣服而感到害臊，也没有人羞辱他们中间的任何人。这些衣服的简陋，给我的印象很不愉快，虽然这是一幅我相当熟悉的图画，很像过去在喀琅斯塔得做工的斯摩梭斯克来的粗木工。

我们决定先去看看这所房子的内部情况，然后再到院子里走走，同这些工人们聊聊。这所房子的正中央有一扇大门，一直通到里面，时刻都有人出进，因此我们就走进去了。一座又大又宽的楼梯告诉我们，这所房子能住很多人，墙上涂着普通的白粉，还很干净，结实的铁栏杆使人相信，这所房子是紧严而又牢固的。我们登上一座楼梯，走进过道。一股臭恶的、窒息人的气味像把斧头似的对准我们的脑袋捶了一下，整个过道上都充塞着从不卫生的厕所里传来的臭气。我们不走这层楼的过道了，又上了一层。这里的空气稍为新鲜些，但是也同样有那种讨厌的、窒息人的臭味。我们在这个过道上走了一段，就回头再往上一层楼去了。这里的情况也不美妙，但是我们决定仔细好好看一下，我们沿着过道走进厕所，从那里望望风色，然后鼓足勇气，推开一间小屋的门，往里面张望。显然，我们的行动没有引起别人的奇怪，也没有人问我们找谁。

我们推开一间小屋的房间，里面什么人也没有。我们安然地走了进去，随手关上房门。这间屋子的全部陈设，都摆在我们的眼前了。左右两面墙，每一面墙的旁边都放着两张床。这两张床几乎把整个屋子的长度都占住了，没有丝毫间隙，好像屋子的长度是按两张床的尺寸来量好的，两张床中间的窗户跟前，放着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怪模怪样的小木椅子。这间屋子的整个情况全在这里了。每张床上睡两个人，也就是说，一间屋子住八个单身汉。他们住这个工房，每个月得付……说得正确些，每月得从他们的工资里扣一个半卢布到两个卢布。这等于说，这样的屋子，每月的租金是十四到十六个卢布，而每个工人每月挣的工资，不过在八个卢布和十二到十五个卢布之间。但是厂老板还骄傲地认为，他对待工人是乐善好施的，在雇用他们做工的时候讲定，只要这所房子没有拥挤到水泄不通，都要叫他们住在里面。

我们走出这间工房，又去看了好几间。所有的工房都是大同小异的，给我们的印象很坏。我们心里还想去看看替有家眷的人盖的公共厨房、洗衣房和住屋。有一间屋子，里面的陈设很简陋，只放着一床用数不清的五颜六色的碎布拼缝起来的被单，盖在一张挂着帐子的床铺上。帐子的用处有两个：一方面，它能用来遮穷，另一方面，它又能满足一下做人的起码的羞耻心，因为旁边也是这么一张床和这样的家庭生活。这一切都是很可怕的，它把我这个过着较好生活、具有种种要求的工厂工人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

我们往外面走去。在宽大的楼梯上，我们站下来仔细地望了望救火的器械。但是，这些水龙带、粉管、铅制器具，都不能使我们感到好感和信任；这些亮晶晶的铜制的水龙头和螺钉帽，既不能抹去那些光光的、龌龊的、密集的床铺给人的印象，也不能消除人们在上面抹死无数臭虫的墙壁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后面，过道上有人在大声呻吟，那里还不绝地传来一阵一阵令人厌恶的空气，以致我们心里越来越强烈地痛恨那些压迫人的人，憎恨使人没法弄清不想活下去的原因的愚昧现象。

唉！应当尽可能多地把知识输送到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来。

只有臆想到下面的情况，心里才感到轻快些：这所房子里也许已经有人在对工人做工作了，说不定，聚集在院子里的人中就有有觉悟的工人，他们的人数会一天比一天地增多起来。柯斯嘉居然还出声地计算着有觉悟的工人累加的数目。然而，这样的计算，是决不能相信的。这种计算有时候会使人十分失望，因为过于乐观了，反倒会悲观。这是顺便谈谈的。

我们走到院子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走到一大堆工人跟前。原来，这里在玩掷钱的赌博，几乎所有站在这儿的人都狂热地参加在里面。这些人的脸部都非常紧张，同时还破口恶骂着，以致使我们感到，马上就要大打出手，闹出人命案子来了。我们转到另外一堆人的跟前。这儿在玩扑克牌的赌博，也是骂声响天。这堆青年男女决不会让我们挤到他们中间去，因为这非得具有接近乡下美女和谈话讨她们欢喜的本领不可。不速之客如果这么做的话，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们只好远远地瞅着他们在大院子的草坪上溜溜。我们看了看地窖和储藏室，还看了一些不太使人感兴趣的东西，接着我们就走出这个特别的工厂宿舍。我们对于我们亲眼见到的事情的印象很坏，而且对于那些在乡下待过、现在住在这里显然很感幸福的人的印象也是坏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意识地了解工人生活。这种恶劣印象，长时期地印在我们的心里。后来，在另一个地方，那里的工人生活真使我气愤极了，以致我简直无法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忍得住过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只需要这么低的要求，而且对这种穷得可怜的半饥半饿的生活还十分知足。要晓得，就是一堵必须加以推倒的墙，当它刚刚有些倾塌的时候，也不是几推就能把它推倒。我们对于所见到的东西的印象是十分强烈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对它袖手旁观，相反的，是更加努力地去进行深造自己的工作，更加希望赶快地去抵制这种可怕的剥削手段，去扑灭这种对人民的蹂躏和愚弄，同时埋头磨练我们的斗争武器。这就是说，读书和提高自己的觉悟。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们自己决不可能这么快就弄清许多问题。我们的知识十分肤浅，我们在宣传的时候经常发生争论。我们的对话人提出的多少有些机灵的问题，常常把我们弄得走投无路，尽管我们确信我们的话是公正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是失败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和柯斯嘉对某个经济问题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这是一个关于计件工作的问题。我们向别人宣传的时候，总是向对方提出一个预先想好的问题：现在对工人来说，勤俭好呢，还是偷懒好？回答的结果，总是勤俭的好。于是，我们就向他说，要是干活卖劲的话，就可能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会很快地降低工资；第二、一个工人干两个工人的活，会使大部分工人得不到工作做，反过来又会影响工资，使工资急剧降低，等等。但是，要是慢慢磨洋工的话，情况就不同了。那时候，工资会很快地涨起来，至少不会往下落。同时，因为工作完成得慢，又会增加工人的名额。这样，失业的人就会减少，工资也会上涨。看来，我们好像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别人都不乐意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尽管他们找不出反驳我们的论据。而我们自己呢？虽然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其实心里也想不通，懒汉既然比勤俭的人对社会更有用处，那他们怎么没有出头过好日子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发生。我们去请教Φ来替我们解释。Φ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很浓厚，但又没有机会和时间同我们谈话，便把我们托给他的一个朋友。这人就住在我们的附近。

我们的这个新的领导，是个很不笨的人。他给我们的印象很好。显然，我们只要一有空，就去请教他。除此以外，他的家庭生活，也像块磁铁似地吸引我们去找他。一间单间的屋子，里面的环境，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使我们感到十分舒适。它给我们绘了一幅我们未来的起居的图案。在我们这个新相识的家里，我们经常感到满意的是，第一，可以常常得到书籍；第二，可以得到他要我们谨慎小心的劝告。我们知道，他在组织内部担任会计职务，而且做我们和城里的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并且知道他认识很多知识分子，而又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因此我们从他这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听到许多卓越的思想和他对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问题的意见。真的，他最初给了我们两个人非常好的影响。他特别教导我们，要在对人的关系方面细心谨慎。每当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都要询问我们，问我们来时是否留神，后面有没有狗腿子跟着。也许，他是为了害怕自己受连累。他在他的妻子的影响之下，经常向我们反复叙述有关特务、搜查和盯梢的事。这些对我们都很有用处。我们学会严格观察自己身后的情况，尽管实际上没有人跟踪我们。我们在工厂里的行动开始谨慎起来，逐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别人居然还把红卐会的报告给我们看，此外，还送给我许多好书，还有各种已出版的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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