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的破产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四
一种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就是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下面就是他本人对这个理论所作的最明白、最确切和最新的说明：
“英国保护主义运动的削弱，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军的意图，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锐减，以及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5期第144页）
“……目前这场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可能在这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它可能使金融资本家之间的民族仇恨也达到极点，使军备和军备竞赛的意图加强起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必不可免，从而完全毁掉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到那时，我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预见，将在极大程度上得到实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与之俱来的资本主义的道义上的衰亡〈直译是“经营失败，Abwirtschaftung”，破产〉都将大为发展……〈应当指出，考茨基用这种精心雕琢的词儿所指的不过是“无产阶级和会融资本之间的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甚至小资本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敌视”而已〉……但战争也可能有另一种结局。它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请注意这一点！〉可能加速在和平时期要等很久才能达到的那种发展。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即发展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发展到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地步，那么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义上日益衰亡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资本主义的新的阶段自然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新的灾难”，“也许是更大的灾难”，但是“超帝国主义”“暂时”“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造成一个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期待的纪元”（第145页）。
他用什么办法从这个“理论”中得出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根据呢？
他用了下述这样一个对“理论家”来说是相当奇怪的办法：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说：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战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金融资本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转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为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则露骨地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考茨基扮演“中派”的角色，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
他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这本小册子（1915年纽伦堡版）中写道：“极左派”想用社会主义同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对立起来”，就是说，“不仅要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针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这种宣传），而且想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看来是很激进的，然而只能把那些不相信能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人统统推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考茨基说什么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利用在德国——特别是在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不可能谈论革命行动的机会，“实现”断章取义。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是要求党立刻进行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而绝不是“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
左派根据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得出革命行动必然性的结论。考茨基却用“超帝国主义论”为机会主义者辩护，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仿佛机会主义者根本没有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只是“不相信”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期待着在我们面前“可能出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新“纪元”。这种“理论”可以归结而且也只能归结如下：考茨基是借助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为机会主义者和各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严声明而在目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辩护！
请注意，考茨基在这里不仅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会产生而且必定产生这个新阶段，恰恰相反，他坦率地承认：就连这个新阶段“能否实现”的问题，我也还不能做出判断。确实，让我们看看考茨基所指出的那些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吧。令人惊讶的是，作者竟把“裁军的意图”也算作是经济事实！这就是说，他想在天真的小市民空谈和幻想的掩护下回避那些同矛盾和缓论丝毫不相容的确凿事实。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个词根本表达不出他所要说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和缓。据说：“英国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削弱了。”但这里哪有一点点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呢？美国那种走到了极端的保护主义是削弱了，但保护主义却仍然存在，正象英属殖民地给英国的特权即优惠税率仍然存在一样。让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完毕。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都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只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地的无主的土地，而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整个一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个过程在英国和美国大概都还没有停止吧？就连考茨基也未必敢否认战争加速和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了，破坏了这种竞争立足的基础，而对世界的瓜分又迫使资本家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果认为两个国家中的保护主义的削弱就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那就太可笑了。
再来看看几年来两个国家资本输出的减少问题。根据统计，例如根据1912年哈尔姆斯的统计，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各自在国外的资本约为350亿马克（约170亿卢布），而英国一个国家就比它们多一倍以上［注：见伯恩哈德·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1912年耶拿版。乔治·佩什《大不列颠在各殖民地……的投资》，载于1910—1911年《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第74卷第167页。劳合－乔治在1915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估计英国在国外的资本是40亿英镑，即约800亿马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长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由于例如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大为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会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个国家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
“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这是唯一真正普遍的和确凿无疑的趋势，它不是近几年来才有的，也不是两个国家才有的，而是全世界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趋势。但是为什么这个趋势一定会产生裁减军备的意图，而不是以往那种扩张军备的意图呢？我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炮”公司（和生产任何军事装备的公司）为例。就拿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吧。不久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15年5月1日）报道说，该公司的利润从1905—1906年度的606000英镑（约600万卢布）提高到1913年的856000英镑和1914年的94万英镑（900万卢布）。这里金融资本的交织甚为密切，并且在日益增强；德国资本家“参与了”这家英国公司的事务；英国一些公司为奥地利制造潜水艇等等。国际上互相交织的资本正在做扩张军备和战争的大好生意。谁要以为各国资本联合和交织成统一的国际整体就可以产生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谁就等于用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的小市民愿望去代替阶级矛盾的实际上的尖锐化。
五
考茨基以一种十足的庸人的态度来谈战争的“教训”，他把这些教训说成是对战争灾难的一种精神恐惧。例如，他在《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里写道：
“无庸置疑，也无须证明，最迫切地关心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阶层是存在的。小资产者和小农，甚至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并不能从帝国主义中得益，对这些阶层来说，战争和扩张军备带来的祸害会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第21页）
这是在1915年2月写的！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站到帝国主义者一边，而考茨基却和套中人[4]一样，做出一副异乎寻常的洋洋自得的神态，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不断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推翻。这正和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以那些赌咒发誓说现存制度充满基督教理想的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样。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抽去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意义的“利益”一词，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关于普遍幸福的天真愿望。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高谈矛盾的和缓，并提出“论据”说，矛盾的尖锐化会招致“不良的后果”。帝国主义就是有产阶级各阶层屈服于金融资本，就是五六个“大”国（其中多数现在都参加战争）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意味着，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获得利益，都从压迫其他民族、因自己属于“大”国和压迫民族而身居大有收益的职位和享有特权中获得利益。［注：恩·舒尔采说，到1915年，全世界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家的和市政的公债、工商业公司的典契和股票等等在内）总值是7320亿法郎。在这个数目中，英国占1300亿法郎，美国占1150亿法郎，法国占1000亿法郎，德国占750亿法郎，——这就是说，这4个大国共占4200亿法郎，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超过其他各国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和掠夺的那些领先的大国民族，获得了多么大的利益和特权（恩斯特·舒尔采博士《在俄国的法国资本》，载于1915年柏林出版的《金融文汇》第32年卷第127页）。对于大国民族来说，“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俄国的帝国主义，如所周知，资本的色彩较淡，可是军事封建的色彩却较浓。］
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平稳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金融资本可以把某一个国家排挤出而且必将排挤出大国的行列，夺走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英国开战的德国就在这样威胁着英国），夺走小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大国的”特权和额外的收入。这是已由战争证明了的事实。这是早已得到公认的、同一个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那本小册子中也承认过的那些矛盾尖锐化的实际结果。
而现在，当争夺大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却规劝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事情，裁军才是好事，这和基督教牧师在布道的讲坛上规劝资本家说，博爱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归依、是文明的道德规范如出一辙，其结果也一模一样。考茨基称之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去为非作歹的规劝。
靠资本输出吗？但是，输出到独立国家（如美国）去的资本已多于输出到殖民地去的资本。靠抢夺殖民地吗？但是，殖民地已全部被抢完而且几乎都在争取解放：“印度可能不再是英国的领地，而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帝国，将永远不会落在另一个外国的统治之下。”（上引小册子第49页）“任何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想使自己成为不靠国外供应原料的殖民帝国的任何企图，都一定会使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把它卷入无尽头的消耗战，不让它接近自己的目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导致这个国家整个经济生活的破产。”（第72一73页）
这难道不是象庸人那样规劝金融家放弃帝国主义吗？用破产来恐吓资本家，就等于劝交易所经纪人不要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倾家荡产的”。资本就是靠同它竞争的资本家和同它竞争的国家的破产获利，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积聚，因此，经济竞争即在经济上促使对手破产的斗争愈尖锐、回旋余地愈“狭窄”，资本家就愈是力求辅之以军事手段来促使对手破产。向土耳其之类的地区输出资本，可以象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那样十分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家比向自由的、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如美国输出资本要多获两倍的利润。这样的地区剩下的愈少，为控制和瓜分土耳其、中国等国的斗争就愈加剧烈。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考茨基却把一切都变为庸俗的小市民的“说教”，说什么用不着大发脾气，更用不着为瓜分土耳其或抢夺印度而大动干戈，因为“反正长不了”，所以最好还是让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自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和扩大市场，那就更好了：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按这种精神来劝导金融家，便成了牧师布道的一个最适当的题目……好心的考茨基几乎完全说服了和劝住了德国金融家：用不着为争夺殖民地而同英国兵戎相见，因为这些殖民地反正很快就要获得解放！……
从1872年到1912年，英国对埃及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就进行说教：“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第72页）“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第70页）
这是多么严肃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呀！考茨基出色地“修正了”这段不合理的历史，并“证明”说，当初英国人完全不必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埃及，德国金融家也根本用不着发动战争，进军土耳其和采取其他的措施来把英国人赶出埃及！所有这些都是误会，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只是因为英国人还没有领悟到：不对埃及采用暴力，而转向（为了按考茨基的办法扩大资本的输出！）“和平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认为，自由贸易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矛盾，这当然只能是他们的幻想。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民主制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但是，我们大家关切的是，这些矛盾能用劳动群众遭受痛苦和牺牲最少的斗争形式来消除”（第73页）……
天哪，行行好吧！天哪，饶恕我吧！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是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5]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这位牧师在规劝资本家转向和平的民主，并且说这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和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有自由贸易呢？这位牧师在安慰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说得天花乱坠，尽管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能否“实现”！有些人维护宗教的理由是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正确地向他们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作用，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在为奴隶主帮忙。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1909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资本主义矛盾在尖锐化（这一点谁都没有驳倒过而且是无法驳倒的），承认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即新的“革命时期”的临近。他说，这不会是“过早的”革命，并且说，即使在战斗开始以前不能否认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是不考虑到起义有胜利的可能，那就是“直接背叛我们的事业”。
战争到来了。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在持续下去，战场在日益扩大。考茨基正在一本又一本地写他的小册子，他驯服地遵从书报检查官的意旨，在小册子中不引用关于掠夺领土和战争的惨祸、关于军火商大发横财、关于物价高涨、关于被动员的工人遭受“军事奴役”等等方面的材料，却一味安慰无产阶级，——援引资产阶级还是革命和进步的阶级的那个时期，即“马克思本人”曾希望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获胜的那个时期的战争作为例子，用一行行一栏栏的数字来证明资本主义“可以”不要殖民地和掠夺，不要战争和扩张军备，证明“和平的民主”更为可取。考茨基不敢否认群众的苦难加剧和革命形势眼看就要真正到来的事实（这一点谈不得呀！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于是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献媚，描绘出一幅会使人们“遭受牺牲和痛苦少”的新阶段的斗争形式的“前景”（他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弗·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由于这一点而称考茨基为娼妓是完全正确的。
※ ※ ※
1905年8月，俄国曾出现过革命形势。为了“安慰”愤懑的群众，沙皇答应召开布里根杜马[6]。如果说可以把金融家放弃扩张军备以及他们彼此间达成“持久和平的”协议叫作“超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布里根的立法咨议制度也就可以叫作“超专制制度”了。我们暂且假定，“交织”在几百个大企业中的成百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家，明天会答应各国人民在战后裁军（我们暂且作这种假定，以便探究从考茨基的拙劣的理论中可以得出哪些政治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劝告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也是对无产阶级的直接背叛，因为没有革命行动，一切诺言、一切美好的前景只能是空中楼阁。
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考茨基正在助长这一腐蚀，他为了同“自己”国家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们实行统一而赞美战斗的无产者的这种国际分裂！可是竟有人还不了解，老党统一的口号意味着一国的无产阶级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一”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分裂……
六
当上面这段文章写完时，5月28日出版的一期《新时代》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破产”的总结性的议论（他的一篇驳斥库诺的文章的第7节）。考茨基把他维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一切旧的诡辩和一个新的诡辩加在一起，并且自己作了如下的总结：
“有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似乎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似乎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似乎德国的、法国的、往往还有英国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对事情不加思考，只听到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了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
这是一个新的诡辩和对工人的新的欺骗：这场战争——请注意！——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
在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的动摇简直令人吃惊，这位党的领袖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巴塞尔和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明确的正式的声明，就象小偷躲开他刚刚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考茨基在1915年2月写的《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中曾经断言，这场战争“归根到底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第64页）。现在却作了新的保留：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请问，还有别的什么性质呢？
原来还带有民族的性质！考茨基是借助下面这种“普列汉诺夫式的”所谓辩证法得出这种令人惊奇的结论的：
“当前这场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他，考茨基，早在1904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使泛斯拉夫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起来，“民主的俄国必然会强烈地激起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那时波兰问题也将尖锐起来……那时奥地利就会崩溃，因为目前把彼此趋向分离的分子束缚起来的那个铁箍将随着沙皇制度的崩溃而断裂”（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考茨基自己从他1904年的文章中引来的）……“俄国革命……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这场战争中都正在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范例！因为“民主的俄国”会激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当前这场战争，虽然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不管谁胜谁负都会使许多民族遭到奴役，那也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为“沙皇制度的崩溃”将意味着奥地利由于其民族结构的不民主而瓦解，所以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政府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更加惨重的压迫，就使得“当前这场战争”不具有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利用所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童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闭塞麻木的农民，所以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用下述“提法”使群众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
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当前这场战争的民族因素仅仅表现在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过［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如果德国获胜，它就会灭亡比利时，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法国的一部分等等。如果俄国获胜，它就会灭亡加里西亚，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以及亚美尼亚等等。如果“不分胜负”，那么以往的民族压迫就会继续存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的继续”。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即只能腐蚀各民族而不能解放各民族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三协约国“解放”塞尔维亚，其实是在把塞尔维亚的自由出卖给意大利帝国主义，以换取它对掠夺奥地利的帮助。
这一切是众所周知的，而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者辩护，竟无耻地加以歪曲了。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他的东西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有人却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这种人不是愚蠢透顶的学究，就是吹毛求疵者和骗子。问题的整个实质就在于考茨基在帮助帝国主义者欺骗人民，他说，“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是民族问题，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同时他还援引了“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第274页）这个似乎是辩证的论据来“充实”这一论点。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考茨基一再重复一种陈腐的诡辩，说什么“左派”把事情描绘成“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这种诡辩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是无耻的故意曲解，因为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所提出的是另外的选择：要么是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要么是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且考茨基还知道，只是书报检查机关保护了他，才使德国的“左派”无法揭穿他那些为了逢迎休特古姆之流而散布的无稽之谈。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群众”和“一小撮议员”的关系问题，考茨基在这里提出一个陈腐不堪的反驳意见：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为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言，象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了社会主义呢？我们先不谈议员和‘领导机关’……〈这里考茨基显然是暗指罗莎·卢森堡和弗·梅林的《国际》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对领导机关的政策，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领导，如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国会党团等等的政策表现出理所当然的轻蔑〉“……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400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24小时之内一起向右转，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件事所证明的当然就不仅是我们党的可怕的破产，而且也是群众〈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可怕的破产了。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无主见的傻瓜，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第274页）
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最高权威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一整套可怜的遁词把自己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希望；正因为这样，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杂志上把考茨基之流当作最卑鄙的人物来对待，是做得唯一正确的。
不妨想一想：当初能够多少自由地（就是说不至于立即被捕入狱，不会有被枪毙的危险）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的，只有“一小撮议员”（他们有权自由地投票，他们完全可以投反对票——即使在俄国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而遭到殴打和迫害，甚至逮捕），一小撮官吏及记者等。现在考茨基却慷慨地把这个社会阶层的叛变和无主见推到群众身上，而正是这位考茨基多年来数十次地写文章谈到这个阶层同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思想之间的联系！一般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条首要的最根本的准则，就是要求著作家去考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即大声疾呼地唤醒人们反对叛变的派别和不认为有叛变的派别）之间现在的斗争同过去整整数十年的斗争的联系。考茨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提到，甚至根本不想提出派别和思潮的问题。过去有过一些思潮，现在再也没有了！现在只有奴性十足的人一向当作王牌来使用的那些“权威”的鼎鼎大名了。因此，可以特别方便地互相援引，并以互相包庇的原则友好地掩盖自己的“罪过”。尔·马尔托夫在伯尔尼的一次讲演会上惊呼：既然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都……那怎么能说这是机会主义呢！（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指责象盖得这样的人是机会主义者，应当格外慎重。考茨基也在柏林随声附和道：我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但是……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杜鹃恭维公鸡是因为公鸡恭维了杜鹃。
考茨基象奴仆一样献殷勤，甚至去吻海德门的手，把他描绘成只是在昨天才投身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可是，在同一家《新时代》杂志和全世界数十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关于海德门的帝国主义，已经谈论多年了！如果考茨基有兴趣认真研究一下他提到的这些人物的政治履历，那他就一定会想起：在这些人的履历中不是有一些特征和事件足以表明，他们倒向帝国主义不是“一天之内”而是几十年内酿成的结果吗？瓦扬没有当过饶勒斯派[7]的俘虏吗？普列汉诺夫没有当过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的俘虏吗？盖得派[8]不是在典型的死气沉沉、庸碌无能、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独立见解的盖得派的《社会主义》杂志[9]上当众死亡了吗？在米勒兰主义问题上，在开始同伯恩施坦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以及在其他方面，考茨基本人（我们给那些十分恰当地把考茨基同海德门及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的人作个补充）没有表现出无主见吗？
但是，他丝毫也没有兴趣以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领袖的履历。他甚至也不打算考察一下，这些领袖现在是用他们自己的论据，还是捡起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论据来为他们自己辩护？这些领袖的行为所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特殊的影响，还是因为他们附和了别人的、真正“有影响的”、得到军事机构支持的派别即资产阶级派别？考茨基根本就没有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蒙蔽群众，用权威的鼎鼎大名来震聋群众的耳朵，不让他们明确地提出有争论的问题并全面地加以研究。［注：考茨基举出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象伦施和亨尼施之类的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了），他们举出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就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们是有权举出这些人的。他们说他们与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政策，这是事实。然而，考茨基却是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伦施和亨尼施这些已经投靠帝国主义的激进派的。考茨基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不象这些税吏[10]，他不同意他们，他仍然是个革命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事实上，考茨基的立场同他们是一样的。满嘴甜言蜜语的假仁假义的沙文主义者考茨基，要比呆头呆脑的沙文主义者大卫和海涅、伦施和亨尼施可恶得多。］
“……400万群众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一起向右转……”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400万，而是100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这个机构里面没有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
考茨基竭力想击败自己的对手——左派，硬把一些荒唐的东西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应当“在24小时之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纯粹是胡说，资产阶级和警察用他们编撰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打击”革命者的时候，向来就是借助于这种胡说的，而现在考茨基却拿它来炫耀。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注：顺便说一下，为此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都停办，用这种办法来回答不许写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禁令。象《前进报》那样接受不写这类内容的条件，是卑鄙和怯懦的表现。《前进报》由于这样做而在政治上死亡了。尔·马尔托夫的这句话是说对了。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公开的报纸，只要我们声明这些报纸不是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们只是为一部分工人的技术性需要服务的即非政治性的报纸。可以有评价战争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可以有不作这种评价的公开的工人报刊，它不说谎话，但也不谈真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考茨基知道得很清楚，德国的“左派”所指的正是这样的行动，或者确切些说，类似的行动，但他们在实行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无法直接地公开地谈论这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为机会主义者辩护的愿望，使考茨基干出了前所未有的卑鄙勾当：他躲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背后，把明显的胡说硬加在左派头上，相信书报检查官会保护他不被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