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的破产

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列宁

（1915年5—6月）

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人们有时单从形式方面去理解，认为是交战国社会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中断，国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无法召开，等等。持这种观点的，有中立小国的某些社会党人，大概甚至还有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正式的党，以及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人。在俄国报刊上，弗·科索夫斯基先生以值得深深感谢的坦率态度在崩得的《新闻小报》第8号上出来维护这种看法，而《新闻小报》的编辑部连一个字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可以预料，科索夫斯基先生这样维护民族主义，以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辩护，定将促使许多工人彻底认清崩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质。

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各种小市民调和派和民族主义反对派意图的东西。觉悟的工人认为，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决议等等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种背叛，认为看到这种背叛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背叛。如果以科学的态度，也就是从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就应当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它们中间为首的、第二国际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已经倒向自己的总参谋部、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以，不能不对它尽量全面地加以分析。人们早就认为，战争虽然会造成种种灾祸和苦难，但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战争会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过时和僵死的东西。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也开始给人类带来明显好处：它向文明国家的先进阶级表明，在他们的政党身上一种令人恶心的脓疮已经成熟，从某处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

一

欧洲主要的社会党是否确实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任务呢？这一点，不管是叛徒自己，还是那些确切知道——或者模糊地猜测到——自己将不得不同叛徒友好和和解的人，当然都是不喜欢谈论的。但是，不管第二国际的各种“权威”或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同伙会感到多么不愉快，我们还是应当正视现实，直言不讳，向工人说明真相。

有没有可以说明社会党在战前和在预测这次战争的时候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和策略的事实材料呢？无疑是有的。这就是1912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现在把它和同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决议[1]一起翻印出来，让大家回忆一下“已被忘记的”社会主义“言论”。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各国大量的反战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在昨天的国际和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权威中，无论是海德门或盖得，无论是考茨基或普列汉诺夫，没有一个敢向自己的读者提起这个决议，他们不是对决议只字不提，就是引用（象考茨基那样）其中次要的地方，而回避其全部重要内容；单是这一事实，就不能不叫作背叛。起先通过了最“左的”最革命的决议，后来又最无耻地忘记或抛弃这些决议，这是国际破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今天只有那些无比幼稚、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地想使以往的虚伪永世长存的人，才会相信单靠一些决议就可以“纠正”社会主义运动，“矫正它的路线”。

可以说就在昨天，当海德门在战前转到维护帝国主义的时候，所有“正派的”社会党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没有一个人不是用轻蔑的口气来谈论他。可是现在，各国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全都完全滚到海德门的立场上去了，他们之间只是在色彩和秉性方面稍有差异而已。因此，对于象《我们的言论报》的作家们这样的人，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在议会里使用的那种比较文雅的词句来评价和刻画他们的公民勇气，因为他们用轻蔑的笔调描写海德门“先生”，而用恭敬的（或者说谄媚的？）态度谈论——或者说避而不谈——考茨基“同志”。难道这种态度能够同尊重社会主义、尊重自己的整个信念相容吗？既然你们肯定海德门的沙文主义是虚伪的和极端有害的，那么，难道不应该把批评和攻击的矛头指向这种观点的更有影响、更加危险的辩护人考茨基吗？

最近，盖得分子沙尔·迪马在他的《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和平》这本小册子里，可以说是最为详尽地表达了盖得的观点。这位“茹尔·盖得办公厅主任”（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他是这样署名的）“引用”的当然是社会党人过去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声明（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大卫在其最近那本谈论保卫祖国的小册子中也在引用这类声明），而不是巴塞尔宣言！对于这个宣言，普列汉诺夫也默不作声，却洋洋得意地宣扬沙文主义的庸俗观点。考茨基也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引用巴塞尔宣言时略去了其中所有革命的地方（即其全部重要内容！），——大概是借口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警察和军事当局通过书报检查来禁止谈论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倒“正好”帮了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忙！

也许，巴塞尔宣言不过是一个丝毫没有直接涉及当前这场具体战争的确切的历史内容和策略内容的空洞的宣言吧？

正好相反。巴塞尔决议比起其他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巴塞尔决议谈的正是这场已经发生的战争，正是1914—1915年爆发的这场帝国主义的冲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为争夺巴尔干，奥地利和意大利为争夺阿尔巴尼亚等地，英国和德国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为争夺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而发生的种种冲突，——这就是巴塞尔决议在预言目前这场战争时所谈的内容。巴塞尔决议正是针对目前“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时指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然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我们就拿这两个最典型的、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用俄文写作，另一个的著作已由取消派译成俄文）、有威望的社会党人来看——现在却在寻找（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帮助下）各种“人民的”（或者确切些说，从资产阶级街头小报上抄来的所谓老百姓的）“理由”来为战争辩护，他们作出博学的样子，搬出大量经过歪曲的马克思的话，援引1813年和1870年的战争（普列汉诺夫）或1854——1871年、1876—1877年、1897年的战争（考茨基）的“实例”，——说实在的，只有那些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信念、没有一点社会主义良心的人，才会“认真”对待这些理由，才会不把它们称之为闻所未闻的狡诈、伪善和对社会主义的糟蹋！让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因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的新杂志（《国际》）如实地评价了考茨基而咒骂它吧，让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海德门之流在“三协约国”警察的帮助下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对手吧。——我们只须用翻印巴塞尔宣言来回答他们，因为这个宣言能使人们看清这些领袖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称之为叛变。

巴塞尔决议所谈的不是在欧洲曾经发生过的、在1789—1871年这一时代甚至是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民族战争，人民战争，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反对过的革命战争，而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即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的基础上，在两个参战大国集团即奥德集团和英法俄集团都奉行“侵略政策”的基础上发生的战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公然欺骗工人，他们重复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编造的谎言——资产阶级竭力把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描绘成人民的、防御性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是防御性的）战争——并从历史上寻找非帝国主义战争的先例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关于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早已越出纯理论问题的阶段了。帝国主义就其所有主要特征而言，在理论上已被确定为垂死的、衰朽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为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斗争；这些结论在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大量报刊上已经成千遍地重复过；我们“盟国”的代表法国人德莱齐在《行将到来的战争》（1911年出版！）这本小册子里已经通俗地说明：这次战争从法国资产阶级方面来说也是掠夺性的。不仅如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已经在巴塞尔一致地正式地声明，他们确信行将到来的战争只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由此作出了策略上的结论。因此，所谓民族策略和国际策略的区别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参看《我们的言论报》第87号和第90号上阿克雪里罗得最近的谈话）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应该断然加以驳斥的诡辩。这是诡辩，因为对帝国主义作全面的科学的研究是一回事（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它实质上是没有止境的，就象任何科学都没有止境一样），而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成百万份报纸上和国际的决议中阐明了的、社会党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另一回事。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决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说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了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

在战争爆发后的今天，谁也不敢试试，剖析一下巴塞尔决议并证明它是不对的！

二

但是，真诚的社会党人当初也许是预见到战争会造成革命形势才赞成巴塞尔决议的，而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革命已不可能发生，是吗？

库诺（在《党破产了吗？》这本小册子和许多文章中）正是企图用这种诡辩来替自己转向资产阶级阵营的行为作辩护的；而且我们看到，以考茨基为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通过暗示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论据”。库诺断言，革命的希望已成幻想，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死抱住幻想不放的。可是这个司徒卢威主义者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所有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的人抱有“幻想”，而是装作一个非常高尚的人，竭力把事情都推到潘涅库克和拉狄克这类极左派身上！

现在我们就从实质上考察一下所谓巴塞尔宣言的作者曾真诚地预期革命会来临，但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这种论调吧。巴塞尔宣言说：（1）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2）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一种罪恶，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互相残杀”的犯罪行为；战争将激起工人的“憎恨和愤慨”；（3）社会党人的责任是利用上述危机和工人的上述情绪来“唤起人民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4）任何一个“政府”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对自身造成危险”；（5）各国政府“害怕无产阶级革命”；（6）各国政府“应当回想一下”巴黎公社（即国内战争）和俄国1905年的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明确的思想；它们没有保证说革命必将发生；这里的重点是准确说明事实和趋势。谁根据这些思想和论断就说预期的革命的到来已成幻想，谁就暴露了他对待革命采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司徒卢威主义的、警察加叛徒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在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已多次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而且被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了，面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已经特别明显地为1905年的经验所证实了。试问，1912年巴塞尔宣言在这方面所预料的是什么，在1914—1915年到来的又是什么？

当时所预料的是革命形势，它被简略地表述为“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一革命形势是否到来了呢？毫无疑问，到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他在维护沙文主义方面要比库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这些伪君子表现得更直率，更露骨，更诚实）甚至这样说：“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革命”（他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战争》1915年柏林版第6页）。政治危机已经存在：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家（就象比利时政府被逐出比利时一样）的危险。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众表现出主动性和英勇精神。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一点的）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如果说考茨基在宣战两个月之后（1914年10月2日在《新时代》杂志上）竟说什么“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弱”，这不过是考茨基为了讨好休特古姆们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历史科学的例证之一。政府从来没有象战时这样需要统治阶级各政党意见一致，这样需要被压迫阶级“驯顺地”服从这种统治。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在战争开始时”，特别是在预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国家内，政府仿佛具有无限威力，全世界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对革命形势的期待仅仅同战争“开始”时的情况联系起来，更不会把“仿佛如何”和实际如何等同起来。

至于说欧洲大战将无比残酷，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看到和承认的。战争的经验愈来愈证实这一点。战争正在扩大。欧洲的政治基础日益动摇。群众处于极端的困苦之中，政府、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为隐瞒这种困苦状态而作的种种努力，愈来愈多地遭到失败。某些资本家集团从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惊人的高额利润。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内心忿忿不平，闭塞愚昧的阶层模糊地期待着友善的（“民主的”）和平，“下层”中开始发出怨声——这一切都已存在。而战争拖得愈久，打得愈激烈，各国政府本身就愈是会鼓励而且一定会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他们作出非凡的努力和自我牺牲。这次战争的经验，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人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大灾难和任何一次转折的经验一样，使一些人茫然失措，意志消沉，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大体说来，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除某些国家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更大。

缔结和约不仅不能“立刻”中止这一切灾难和各种矛盾的这种极度尖锐化，相反，在许多方面会使最落后的民众都能更加深切地感到和特别明显地看到这些灾难。

总之，革命形势在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已经存在。在这方面，巴塞尔宣言的预见完全得到了证实。如果象库诺、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否认这个事实或者不谈这个事实，那就是当面撒谎，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效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40、41号）上，我们曾引用一些材料，说明那些害怕革命的人，那些基督教的小市民牧师、总参谋部、百万富翁们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革命形势的种种征兆已经存在于欧洲。［注：见本卷第96—97、182—183、206—208页。——编者注］

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幻想”，也谈不上什么幻想被推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和负责的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敢怀疑以上这些就是各国社会党的任务；巴塞尔宣言并没有散布和抱有丝毫“幻想”，它所谈的也正是社会党人的这个任务，即唤起人民，“激励”人民（而不是象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那样用沙文主义麻痹人民），“利用”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效法公社和1905年10月—12月的榜样。当今的各个党不执行自己的这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倒向资产阶级。

三

但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和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的呢？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现在先考察一下“从理论上”为这种背叛辩护的言论。下面我们试就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作一评述。普列汉诺夫（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论据要“精致”得多，表面看起来理论上要充实得多）可以算是这些理论的代表。

在这些理论中，最浅薄的恐怕就是“祸首”论了：人家进攻了我们，我们进行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进行反击。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黄色报刊的滥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论调，普列汉诺夫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这是这位著作家惯用的手法）来粉饰一番，说什么为了估计当前的具体形势，首先须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1914年巴黎版；并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抽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多次揭露沙皇政府对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对于经济史和外交史，哪怕是最近30年来的，他也一点都没有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目前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都是以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就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作为他们政策的主要轴心。［注：一位不惜假装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布雷斯福德所著《钢和金的战争》一书（1914年伦敦版；书内标明的日期是1914年3月！），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已不占突出地位，已经解决了（第35页），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第36页）是巴格达铁路[2]、供给这条铁路的铁轨、摩洛哥的矿山等等。作者很正确地认为，“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事件”之一，就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凯约（在1911年和1913年）想同德国在共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允许德国证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协议的基础上讲和的企图。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阻止了这种协议（第38—40页）。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向较弱的国家输出资本（第74页）。英国依靠这种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在1899年是9000—10000万英镑（吉芬），在1909年是14000万英镑（佩什），我们得补充一下：劳合－乔治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利润算成2亿英镑，将近20亿卢布。卑鄙的伎俩，收买土耳其贵族的活动，替自己的子弟在印度和埃及觅取肥缺——这就是事情的实质（第85—87页）。一小撮人从扩张军备和战争中大发其财，拥护他们的是社会和金融家，而跟着拥护和平的人走的则是分散的民众（第93页）。一个今天还在高谈什么和平和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附于军火承包商的政党的党员（第161页）。如果三协约国占上风，它们就会夺取摩洛哥并瓜分波斯，三国同盟将会夺取的黎波里，巩固自己在波斯尼亚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167页）。伦敦和巴黎在1906年3月借给了俄国数十亿的贷款，帮助沙皇政府镇压解放运动（第225—228页）；英国现在正帮助俄国扼杀波斯（第229页）。俄国已经燃起了巴尔干的战火（第230页）。——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难道不对吗？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所共知并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报纸重复过一千次的吗？一个英国的资产者在大战前夕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点了。而在上述这些简单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关于德国负有罪责的理论，考茨基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前景”的理论，是多么不成体统的废话，多么使人难以忍受的伪善，多么娓娓动听的谎言啊！］

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克劳塞维茨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大家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以为，战争一开始，这些关系就告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状态。我们的看法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在另一种手段介入的情况下的继续。”］。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

普列汉诺夫的拙劣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的比较精致的、心平气和的、动听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社会党人倒向“自己的”资本家的行动时说道：

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见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和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

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论调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正是克劳塞维茨在大约80年以前所嘲笑的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时，“只有”进攻者和防御者，“只有”对“祖国的敌人”的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分裂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意图——这一切都一下子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自己在战前数十年中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政治”。

这两位社会沙文主义领袖还歪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普列汉诺夫回忆起1813年普鲁士民族战争和1870年德国民族战争，考茨基则作出最博学的样子证明说，马克思解决过在1854—1855年、1859年、1870—1871年的战争中哪一方（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解决过1876—1877年和1897年的战争中的同样问题。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他们向我们举出的以前的战争，都是历时多年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即反对异族压迫和反对专制制度（土耳其和俄国的）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那时，除了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预先号召各国人民进行这类战争，燃起民族的仇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和1848年以后曾经号召去同俄国作战那样，正如恩格斯在1859年曾经燃起德国人对他们的压迫者拿破仑第三和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仇恨那样。［注：顺便说一下，加尔德宁先生在《生活报》[3]上说，马克思在1848年曾经赞成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来反对欧洲那些事实上已证明是反革命的民族，即“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这是“革命的沙文主义”，但毕竟还是沙文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会主义（或十足的轻率，——更正确些应当说是：和十足的轻率）罢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始终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民族。例如，如果社会主义1920年在美洲或欧洲取得胜利，假定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促使本国的俾斯麦分子来反对我们（哪怕起初是在外交上反对），那我们就要赞成向它们进行一场进攻性的革命战争。加尔德宁先生，您觉得这很奇怪吧？那您就是罗普申一类的革命家了！］

把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正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已经衰朽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了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这就象是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相提并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同时，如果不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在勾结起来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社会沙文主义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有伦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拙劣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伦施，也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致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

我们不必花许多时间来分析这种拙劣的理论。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是在1894年出版的，20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的这种“手法”，熟悉他们怎样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贯彻自己的观点和愿望。最近的事态特别明显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种：（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国际破产的原因时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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