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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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考茨基耍尽各种手腕，故意避开一个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重要问题，以此博得机会主义者的无限欢心，这个问题就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怎么会背叛社会主义的呢？

当然，我们不应当从某些权威的个人履历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将来为他们写传记的人研究问题应当包括这个方面，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现在所关心的绝不是这一点，而是要研究社会沙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条件、意义和力量。（1）社会沙文主义是从哪里来的？（2）什么东西给了它力量？（3）怎样同它作斗争？只有这样来提出问题才是严肃的，而把目标转移到“个人”身上，实际上不过是回避问题，耍弄诡辩家的手腕。

要回答头一个问题，就必须研究一下：第一，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否同社会主义运动中原先的某种思潮有联系？第二，从事实上的政治划分来看，社会党人现在分为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这种划分同历史上原先的划分有什么关系？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肯定在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场战争中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十分明显，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战争使这种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把在促成这种思想的一般的因素和起因中又加进了一系列特殊的因素和起因，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普通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这种情况自然使拥护机会主义的人增多，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许多昨天的激进派倒向这个阵营。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具有特别突出和强制的性质。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注：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者多么重视“大国的”民族特权对于分裂工人、引诱他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意义。英国帝国主义者柳卡斯在《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年牛津版）一书中，承认在现代的不列颠帝国中有色人种没有充分的权利（第96—97页），并且指出：“在我们的帝国中，当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是同等的关系，白种工人倒象是有色人种工人的监工。”（第98页）——反社会民主党人帝国联盟的前任书记埃尔温·贝尔格尔在《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版）这本小册子中，赞扬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并且声称他们应当成为“纯粹的工人政党”（第43页），即“本民族的”、“德国的工人政党”（第45页），而不要有“国际主义的空想的”、“革命的”思想（第44页）。——德国帝国主义者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论述国外投资的一本著作中（1907年版），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民族福利”（第438页），即抢夺殖民地，而称赞英国工人讲“现实主义”，例如，称赞他们反对外来移民。——德国外交官吕多费尔在一本论述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的书中强调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资本的国际化丝毫也不能消除各国资本为争夺权势、争夺“股票的多数”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第161页），而且指出，这场激烈的斗争把工人也卷了进去（第175页）。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913年10月，当时作者很明白地谈到：“资本的利益”（第157页）是现代战争的起因，“民族趋势”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的“难题”（第176页），各国政府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游行示威了（第177页），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已经愈来愈成为民族的了（第103、110、176页）。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能使工人摆脱民族的影响，那么它就会取得胜利，因为单靠暴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民族感情占了上风，它就会遭到失败（第173—174页）。］自然，习惯的力量，比较“和平的”演进所养成的墨守成规，民族偏见，对于形势的急剧转折的恐惧和怀疑，——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用假话加以掩饰的同机会主义的怯懦的调和（借口所谓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得到加强。战争改变了数十年来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面貌，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使它的流派数量更多，种类更加五花八门，使它的信徒的队伍扩大了，用许多新的诡辩丰富了他们的论据，可以说是使许多新的支流和小溪同机会主义的主流汇合起来，但主流并没有消失，而是相反。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以致这个资产阶级脓疮已经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了。

不愿意正视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人，抓住个别情况和“特殊案例”，说什么某某机会主义者成了国际主义者，而某某激进派分子倒成了沙文主义者。但是，这一点在各种思潮的发展的问题上根本不是什么郑重的论据。第一，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从“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中分享一点油水的少数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群众，反对全体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第二，两种思潮的思想政治内容也相同。第三，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社会党人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旧的划分，大体上是与现在分为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新的划分相一致的。

为了认识刚才提到的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应当记住一条原则：在社会科学中（如同在整个科学中一样），研究的是大量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情况。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法国和比利时这10个欧洲国家来说吧。在前8个国家中，社会党人的新的划分（按国际主义）是与旧的划分（按机会主义）相一致的：在德国，机会主义的堡垒《社会主义月刊》杂志（《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堡垒。国际主义的思想得到极左派的支持。在英国，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者约占3/7（根据最近的统计，赞成一项国际主义决议的有66票，反对的有84票），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工党＋费边派＋独立工党）中国际主义者不到1/7［注：人们通常只拿“独立工党”来同“英国社会党”作比较。这是不对的。不应当看组织形式，而要看实质。拿日报来说吧：日报有两种，一种是英国社会党的《每日先驱报》，另一种是机会主义联盟的《每日公民报》。这两种日报是进行实际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成了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虽然叫喊得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即使根据1910—1914年这5年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在俄国群众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的。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真理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他们是1912年1月重新建立了党的先进工人的代表。

在意大利，比索拉蒂之流的纯粹机会主义的党，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党。代表国际主义的是工人的党。工人群众都拥护这个党；机会主义者、议员、小资产者则拥护沙文主义。在意大利，人们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自由地进行了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与普通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阶级地位的差别相吻合的。

在荷兰，特鲁尔斯特拉的机会主义政党对沙文主义一概采取调和态度（不要被如下情况所迷惑：荷兰的小资产者同大资产者一样，特别憎恨最可能“吞掉”他们的德国）。培养出彻底的、忠诚的、热忱的和信念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的则是以哥尔特和潘涅库克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瑞典，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布兰亭，对于人们斥责德国社会党人为叛徒这件事大发雷霆，而左派领袖霍格伦却宣称，在他的支持者中间，有些人正是这样看的（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在保加利亚，反对机会主义的“紧密派”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11]）上撰文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干了坏事”。在瑞士，机会主义者格雷利希的支持者乐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辩护（见他们的机关报——苏黎世的《民权报》），而激进得多的罗·格里姆的支持者则把伯尔尼的报纸（《伯尔尼哨兵报》）变成了德国左派的机关报。10个国家中只有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国家例外，然而我们看到，就在这两个国家里，其实也不是没有国际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部分地是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力量过于薄弱，受到压制；我们不要忘记，瓦扬自己在《人道报》上也承认，他从自己的读者那里收到过许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

总的说来，就思潮和流派而言，不能不承认，正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机会主义派在正式的党中的那种力量，那种貌似的强大从何而来？考茨基是很善于提出历史问题的，特别是在谈到古罗马之类的同实际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事情时更是如此，可是现在，当事情涉及他本人的时候，却假惺惺地装作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事情是最明显不过的。给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巨大力量的是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的联盟。在我们俄国，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常常这样看问题：机会主义者是社会党的一部分，在社会党内一向就有而且将来还会有处于两个极端的派别，问题只在于避免“走极端”，等等，等等，——一切庸人的箴言录中都是这样抄写的。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当象赫罗斯特拉特[12]一样出名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明显地昭示了这个社会的、阶级的真理的时候，许多好心肠的人都惊叹不止。法国社会党人和普列汉诺夫也指责起休特古姆来，——可是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如果照一照镜子，那么在镜子中看到的正是休特古姆，只是民族面貌稍微不同罢了。赞扬考茨基而又为考茨基所赞扬的德国中央委员们（“执行委员会”）也急忙谨慎、谦虚和客气地声明（没有指休特古姆的名），他们“不同意”休特古姆的路线。

这是可笑的，因为事实证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中，在关键时刻，一个休特古姆的力量要胜过一百个哈阿兹和考茨基（正如一家《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力量要胜过害怕同它分裂的布鲁塞尔联盟的所有各个流派一样）。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休特古姆背后有一个大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它们千方百计地支持休特古姆的政策，而对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政策却用尽一切办法，直到监禁和枪杀，来加以阻挠。休特古姆的声音可以通过千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传播出去（正象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的声音一样），而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声音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报刊为人们所听到，因为有战时书报检查存在！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是对这一真理的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好想过的。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1889—1914年时代的工人政党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是应该的。而当危机到来时，就必须转向秘密工作（要实行这种转变，必须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还要有各种军事计谋）。要阻止这一转变，只要一个休特古姆就够了，因为，用历史哲学的语言来说，整个“旧世界”都支持休特古姆，——因为，用实际政治的语言来说，休特古姆会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一切作战计划泄露给资产阶级，过去一向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

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党（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所做的只是休特古姆喜欢的事情，或休特古姆能够容忍的事情。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合法地去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有正当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都是违背它的中央机关的意见，背着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进行的，都是违反组织纪律进行的，都是用派别活动形式以一个新党的匿名的新的中央机关的名义进行的。今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上登载的德国“左派”的匿名的呼吁书[13]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一个新的党正在发展、巩固和组织起来，这是真正工人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列金、休特古姆、考茨基、哈阿兹、谢德曼之流的旧的腐朽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党。［注：有历史意义的8月4日投票之前所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典型的。正式的党用官场式的谎言掩盖了这一事件，说多数作出了决定，说大家一致投了赞成票。但是施特勒贝尔在《国际》杂志上揭穿了这一谎言，道出了真情。当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为两派，他们都准备好了最后通牒，即派别性的、分裂性的决定。一派是机会主义者，约30人，他们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投赞成票，另一派是左派，约15人，他们决定（不太坚决）投反对票。当没有任何坚定立场的“中派”即“泥潭派”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投票时，左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就服从了！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统一的”，这纯粹是谎话，它实际上掩盖了左派不得不服从机会主义者的最后通牒的真相。］

所以，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保守的《普鲁士年鉴》[14]上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他说，假如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了，对于机会主义者（应读作：资产阶级）反倒有害，因为那样工人就会离开这个党了。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这样的党，即把右派和左派联合起来的、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圆滑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把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精神，这是说给人民群众，说给工人听的；行动上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出现任何严重危机的时刻投靠资产阶级。我们说任何危机，是因为不仅在战争的情况下，而且在每次发生严重的政治罢工时，无论是“封建的”德国，还是“自由的议会制的”英国或法国，都会立刻以各种名义实行戒严。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怀疑的。

上面提出的如何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由此就可以得到解答了。社会沙文主义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它经过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的漫长时期已经如此成熟，如此巩固，如此厚颜无耻，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如此明确，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如此密切，以致人们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派别在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继续存在了。如果说在外省的小城市的平坦的人行道上行走穿薄底软鞋还可以将就的话，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就非穿有铁钉的厚底鞋不可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越过了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比较和平的阶段。它随着1914—1915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除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

当然，这样规定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新时代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任务，从中还不能直接看出，在各个国家，工人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究竟会有多快，究竟会采取何种形式。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政党的全部政策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1914—1915年这场战争是个非常巨大的历史转折，使人们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对待机会主义。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变成没有发生的事情，机会主义者在危机时刻成了工人政党内那些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分子的核心这个事实，既不能从工人的意识中，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经验中以及整个当代的政治成就中抹掉。从整个欧洲来说，机会主义在战前可以说是处于少年时代。随着战争的爆发，它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不能重新回到“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了。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既不能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不能使它停住，——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做的，就是勇往直前，从预备性的、合法的、做了机会主义俘虏的工人阶级组织，变为革命的、能够不限于合法活动的、能够不受机会主义叛变的危害的无产阶级组织，发动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

由此可见，那些用怎样对待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最有名的权威这一问题，来模糊自己的意识和工人的意识的人，对事物的看法是多么不正确。事实上，这里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这些人理解不了新的任务，那他们就只好站到一边去，或者象现在这样做机会主义者的俘虏。如果这些人能够摆脱“俘虏”的处境，那么他们要回到革命者的阵营未必会碰到什么政治上的阻难。想以个别人的作用问题来代替各种派别的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的时代的更迭问题，无论如何是荒谬的。

八

工人阶级的合法的群众性组织，也许是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德国党内，这些组织曾是最有力量的，所以1914—1915年这场战争在这里造成了最急剧的转变，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很显然，要转向革命的行动，警察就会解散合法的组织，而旧的党，从列金起到考茨基都包括在内，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不管怎样否认这一点，事实终究是事实。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这碗红豆汤[15]，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

就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卡尔·列金的《为什么工会的官员应当更多地参加党内生活？》（1915年柏林版）这本小册子来说吧。这是作者1915年1月27日在工会运动官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列金在他的报告中宣读了而且在小册子中也转载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文件，这个文件在其他场合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绝对不会通过的。这个所谓“为下巴尼姆区〈柏林近郊〉讲演人提供的资料”的文件，阐述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表示了他们对党的抗议。文件中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预见到、也没有可能预见到下面的一个因素：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竟会站到进行战争的政府的一边，这全部力量竟会被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劲头。”（列金的小册子第34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文件中的下面这样一个论断也是正确的：

“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投票表明，另一种观点，尽管它已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也只有不受经过考验的党的领导，只有违背党的机关的意志，只有在克服党和工会的反抗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贯彻。”（同上）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组织从外表看可能会被消灭，但其精神会继续存在，这种精神在实行非常法期间曾经鼓舞了党并且帮助了党去克服一切困难。”（同上）

列金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到，他召集来听他的报告的那一伙“领袖们”，即那些被称为工会领导人、官员的人，听到上面这些话哄堂大笑起来。在危机的时刻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秘密的（象在非常法时期那样的）革命组织——这一思想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而列金这条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还拍着胸脯叫嚷说：

“这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破坏组织，以便让群众去解决问题。我毫不怀疑，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说得对！”——自称为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袖的资产阶级奴仆们齐声喊道。（同上，第37页）

这个场面是颇有教益的。这些人竟被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弄得如此腐败和神智不清，他们甚至不能理解必须有另一种组织即秘密组织来领导革命斗争的思想。他们竟至于认为似乎得到警察许可而存在的合法组织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似乎在危机时刻完全可以保存这种组织作为领导机构！请看，这就是机会主义的生动的辩证法：合法组织的单纯发展，愚蠢而诚实的庸人单纯记流水帐的习惯，使得这些诚实的小市民在危机时刻成了奸细、叛徒，成了群众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这不是偶然现象。向革命组织过渡是必要的，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况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时代要求这样做，但是这种过渡只有越过旧领袖即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越过旧的党即摧毁这个党，才能实现。

反革命的小市民自然会嚎叫：“无政府主义！”正如机会主义者爱·大卫在责骂卡尔·李卜克内西时曾经嚎叫“无政府主义”一样。看来，在德国，只有那些被机会主义者责骂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才仍然是忠诚的社会党人。……

我们可以拿现代的军队为例。它是组织的一个好榜样。这种组织好就好在它灵活，同时能使千百万人具有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一声动员令下，他们就会集合在指定的地点。今天他们还趴在战壕里，有时一连几个月，明天他们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奇迹般地避开枪林弹雨，明天他们又会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设地雷，明天他们又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里。有着同一目标、受同一意志鼓舞的千百万人，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而不断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他们的工具和武器，——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不具备足以引起群众的激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的是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筹划，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用来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抓住安乐椅不放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你被剥夺了选票，而有人把步枪或精良的最新式的速射炮给你，那你就把这些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理睬那些害怕战争的感伤主义者的嘟囔抱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用火与铁来消灭，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如果群众中愤恨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强烈，如果具备了革命的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用的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

不用说，这是不容易的。这须要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这须要付出重大的牺牲。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同样必须学会，而不经过错误和挫折是学不到本事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犹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趴战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这种斗争形式被提到日程上来并不是常有的事；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延续几十年之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他历史时代的几个二十年。

……拿卡·考茨基同卡·列金对照一下吧。

卡·考茨基写道：“当党还小的时候，任何反对战争的抗议，在宣传上所起的作用都相当于一次勇敢的行动。……最近俄国和塞尔维亚同志的行为就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党愈是强大，在它的各项决议的动机中宣传上的考虑和对实际后果的估计就愈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给这两种动机以同等的重视就愈是困难，而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因此，我们愈是强大，在每次出现新的复杂的形势时我们中间就愈是容易发生分歧。”（《国际观点和战争》第30页）

考茨基的这种议论同列金的议论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虚伪和怯懦。考茨基事实上是支持和袒护列金之流背弃革命活动的卑鄙行为的，不过，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不明确表示意见，用种种暗示来敷衍，只是不断地既向列金鞠躬，也向俄国人的革命行为致敬。这种对待革命者的态度，我们俄国人只是在自由派那里才经常看到：自由派时刻准备承认革命者的“勇敢”，但同时他们丝毫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策略。有自尊心的革命者决不会接受考茨基的这种“赞扬”，他们一定会愤怒地唾弃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如果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如果当时没有必要宣传革命行动，那么，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就是不妥当的，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正确的。但愿列金和考茨基这样的骑士们至少有勇气来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愿他们把它直率地谈出来。

如果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社会党人的策略值得“赞扬”，那么为德国、法国等“强大的”党的与此相反的策略作辩护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行为，犯罪的行为。考茨基故意用“实际后果”这个含混不清的用语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些强大的党当时都害怕政府解散它们的组织，没收它们的经费，逮捕它们的领袖。这就是说，考茨基是用革命策略会引起令人不快的“实际后果”这一理由来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的。难道这不是糟蹋马克思主义吗？

据说，有一位8月4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柏林的一次工人集会上说：不然我们就会被逮捕起来。而当时工人们大声回答他说：“啊，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没有别的信号向德国和法国工人群众传达革命情绪和必须准备革命行动的思想，那么，一个议员因敢于讲话而被捕这件事，就会起很好的作用，成为要求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号召。要达到这种团结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站得高、能看到政治全局的议员就更应当带头做起了。

不仅在战时，而且无疑在任何政治形势尖锐化的时刻（更不用说群众起来采取某些革命行动的时刻了），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也总是要用解散合法组织、没收经费和逮捕领袖以及诸如此类的“实际后果”来进行威胁的。那该怎么办呢？能象考茨基那样以此为理由去为机会主义者辩护吗？但这样做就无异于赞美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行为。

对于社会党人，结论只能有一个：“欧洲”各党的纯合法主义、唯合法主义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以前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这种合法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的基础了。必须建立秘密的基地，即秘密的组织和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作为合法活动的补充，同时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合法的阵地。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只要我们意识到必须走这条路，那经验会告诉我们的。俄国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2—1914年已经证明，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在法庭上比别人表现得更加坚定并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工人代表穆拉诺夫清楚地表明，除能当部长的（从韩德逊、桑巴、王德威尔得到休特古姆和谢德曼，这后两个人也完全“能当部长”，只是人家没有让他们由门厅再往里走罢了！）议会活动外，还有非法的和革命的议会活动。让科索夫斯基和波特列索夫之流去赞赏或容忍奴才们的“欧洲式的”议会活动吧，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工人说，象这样的合法活动，象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只应该受到鄙视。

九

现在我们来作一个总结。

第二国际破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庄严的决议。但是，这种意味着机会主义完全得胜、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破产，正是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完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育了机会主义。这个时期，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总的说来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而发生的（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俄国）；我们在欧洲的另一些国家中看到各个派别之间由于同样的原因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此，在组织上把这种成分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已经不可避免了。帝国主义时代不容许在一个党内同时存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中由于“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的特权而分享一点油水的半小市民式贵族。说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党中的“合法派别”，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的欺骗和妨害工人运动的最大的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露骨的机会主义，不象这种中庸理论这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为机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用种种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最著名的代表和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权威考茨基，已经表明自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在拥有百万党员的德国党内，凡是多少忠诚、多少有觉悟和多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不愤懑地唾弃这种为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所热情维护的“权威”。

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旧领导层大概有将近十分之九的人已经投靠了资产阶级）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的压力下，处于四分五裂和束手无策的境地。但是战争所造成的日益扩大、日益深化的客观革命形势，正在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情绪，正在锻炼和教育一切最优秀、最有觉悟的无产者。象俄国1905年初由“加邦请愿事件”引起的那种群众情绪的急速转变，在今天不仅是有可能发生，而且可能性愈来愈大；当时俄国在几个月里，有时甚至在几个星期里就从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中涌现出跟着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前进的百万大军。我们不可能知道，在这次战争之后不久或在战争期间是否会爆发强大的革命运动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只有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的工作，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作。国内战争的口号是能够概括和指导这一工作的口号，是能够促使一切愿意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反对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人联合和团结起来的口号。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分裂，是由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准备好了的。一些人无视这个历史，激昂慷慨地反对“派别活动”，因而无法理解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的多年斗争中形成的这一实际的建党过程，这种人是在给工人运动大帮倒忙。在参加目前这场战争的所有“大”国当中，俄国是在最近经历了革命的唯一的国家。尽管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革命的资产阶级内容不能不造成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派别同无产阶级派别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有联系的组织（而不象1883—1894年那样仅仅是一种思潮）已存在了大约20年（1894—1914年），在这整个时期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别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一直在进行着斗争。1894—1902年这个时期的“经济主义”[16]，无疑是属于后一种派别。它的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论据和特征——“司徒卢威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用“群众”作借口来为机会主义辩护等等——同现在考茨基、库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提醒现在这一代社会民主党人，让他们能看到过去的《工人思想报》[17]和《工人事业》杂志[18]同现在的考茨基的类似之处，是大有好处的。

以后一个时期（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是“经济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在俄国革命时期，它所奉行的策略，客观上等于让无产阶级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倾向。再往后一个时期（1908—1914年），孟什维主义思潮的主流产生了取消主义，当时这个思潮的阶级作用变得非常明显，就连孟什维主义的优秀代表也不断地反对《我们的曙光》集团的政策。而就是这个最近五六年来唯一在群众中不断进行活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派别，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成了社会沙文主义派！而且这种现象是发生在专制制度依然存在、资产阶级革命还远未完成、百分之四十三的居民还压迫着大多数“异”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极少数工人贵族能够“享受”“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特权的这种“欧洲”式的发展，在俄国也不能不表现出来。

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整个历史为他们实行“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做好了准备。

附言：这篇文章排完字的时候，报上发表了考茨基和哈阿兹同伯恩施坦的联名“宣言”[19]。他们看到群众在向左转，于是便准备同左派“讲和”，当然，讲和的代价是同休特古姆们保持“和好”。真不愧为娼妓！

载于1915年9月《共产党人》杂志（日内瓦）第1—2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209—265页

注释：

[1]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于1912年9月20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强调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决议指出：“虽然只有通过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物，但不能放弃任何旨在减少其一般性危险作用的工作。党代表大会决心尽一切可能促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协定来结束军备竞赛，因为它威胁和平，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党代表大会希望，党员同志要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为扩大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组织而奋斗，以便更强有力地反对专横跋扈的帝国主义，直到它被打倒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保障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独立和自由”。——[224]。

[2]巴格达铁路是20世纪初人们对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波斯湾的铁路线（全长约2400公里）的通称。1903年土耳其把修建这条铁路线的租让权给予德国，曾大大加剧了各大国之间的矛盾。这条铁路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尚未建成，它是由英法两国的公司于1934—1941年最后修建完成的。——[235]。

[3]《生活报》（《жизнъ》）是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于1915年3月在巴黎开始出版，以代替当时被查封的《思想报》。该报后来迁到日内瓦出版，1916年1月停刊。——[237]。

[4]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此人对一切变动担惊害怕，忧心忡忡，一天到晚总想用一个套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244]。

[5]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欧德格言诗集《酬唱集》中的《悭吝》一诗。在这首诗里，歌德劝诫年轻人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成为灵魂空虚的怯懦的庸人。——[247]。

[6]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49]。

[7]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255]。

[8]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国政府。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56]。

[9]《社会主义》杂志（《Le Socialisme》）是法国社会党人茹·盖得创办和主编的刊物，1907年至1914年6月在巴黎出版。——[256]。

[10]这里是借用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8章的话，其中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象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象这个税吏。……’”法利赛人在圣经中被认为是伪善者。——[256]。

[11]《新时代》杂志（《ново време》）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紧密派的科学理论刊物，1897年在普罗夫迪夫创刊，后来迁到索非亚出版。1903年起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是季·布拉戈耶夫，撰稿人有加·格奥尔吉耶夫、格·约·基尔科夫、赫·斯·卡巴克奇耶夫、瓦·彼·柯拉罗夫等。杂志曾于1916年2月停刊，1919年复刊。1923年被保加利亚政府查封。自1947年起，《新时代》杂志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月刊。——[263]。

[12]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264]。

[13]指卡·李卜克内西写的呼吁书《主要敌人在本国！》。该呼吁书刊登于1915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第123号，标题是《强有力的警告》。——[265]。

[14]《普鲁士年鉴》（《Preuβische Jahrbücher》）是德国保守派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月刊，1858—1935年在柏林出版。——[266]。

[15]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268]。

[16]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276]。

[17]《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дь》）是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儿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276]。

[18]《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276]。

[19]指爱·伯恩施坦、胡·哈阿兹和卡·考茨基的联名宣言《当务之急》。该宣言发表于1915年6月1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39号，俄译文发表于1915年6月25日《我们的言论报》第123号。——[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