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2024年度阶级斗争汇总
伊戛利
本文发布于《布尔什维克》杂志频道：https://t.me/bolshevik_red
在其2024-2025跨年演讲上，小米董事长雷军将自己的一年总结为：“年年难过年年过，一年过下来还不错。” 自然，锦衣玉食的大资产者日子再怎么“难过”也是“不错”的，更别说去年财富增长了360亿元的雷军。不过，随着中国资本主义愈发步履维艰，而经济与社会风暴的轮廓若隐若现，作为整体的中国资产阶级恐怕没法如雷老板一般轻松自嘲。
2024年固然是中国资本主义“难过”的一年，不过更加让资本的严肃谋士忧心忡忡的是它所预示的惊涛骇浪。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深度腐朽和衰退的当下，中国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迫近了自己的极限。中国经济还未从房地产危机和后疫情时代的通缩压力中恢复元气，官僚与其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滑向可能与美帝国主义爆发的新一轮贸易战。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中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资本主义近三十年的“黄金时代”——称为“镀金时代”更恰当——的终结正在劳动群众的意识中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并体现为一大批青年工人和学生的激进化。过去一年左右多起上千，甚至上万工人、劳苦大众和学生参与的斗争，尽管是天崩地裂之前的前震，但其本身绝非无足轻重。这些事件与客观条件一起正帮助他们得出革命性的结论。
2025年伊始，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又一年的危机、动荡、战争——或许还有革命。新的一年就如同但丁的地狱之门般向我们呼喊着：“欢迎来到2025！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中国奇迹”的终结
莫里哀笔下的“女才子”把镜子称为“美之顾问”，管椅子叫“谈话之利器”。以类似的精神，在年末的中央经济会议上，官僚也不说中国资本主义面临危机，而是扭扭捏捏地承认：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尽管官僚随后立马补充道“【中国经济】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这一串虔诚的连祷难掩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与一场生产过剩的根本危机捉迷藏数十载后，中国资本主义正发现自己进退维谷。
在90年代末完成资本主义重建后，新兴的中国资本主义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和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基建和工业基础，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踏上了发展和扩张的快车。源源不断的出口——在2006年达到GDP的36%，如今则在20%左右徘徊——暂时缓解了生产过剩的压力，而2008年和2020年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则帮助了中国经济熬过了两次全球性危机的冲击。但辩证逻辑是无情的，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繁荣和相对稳定的因素正转向其反面。如《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所言：“有理变无理，恩德成罪愆。”
自2021年的恒大危机以来，在08年4万亿刺激的帮助下一度风光无限的房地产业已经经受了连续三年的萧条。光是在2024年1-11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就下降了19.2%，住宅销售额下降20.0%。房地产危机导致的家庭资产缩水——《华尔街日报》估计损失可能高达18万亿美元（约合132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24年的GDP——让本就疲软的国内消费雪上加霜。受累于此，中国2024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仅上涨0.2%，远低于官方目标；直接反映生产端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更是连续27个月收缩。故而，2024年中国企业利润连续第三年下降就毫不令人吃惊了。既要马儿跑（高劳动强度、普遍加班），又要马儿不吃草（低工资），还要马儿多消费，哪有这样的“好事”呢？
另一方面，世界贸易扩张的停滞和保护主义抬头——特朗普主义只是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则打击了中国经济已经为数不多的支柱。“全球化”（globalization）向“慢球化”（slowbalization）的转化不仅意味着以出口推动增长的模式愈发难以持续，更使得中国资本主义不得不把缓解生产过剩——或所谓“产能过剩”——的希望寄托在由波拿巴主义国家出手提振内需上——一如在2008年和2020年。官僚也在2年的犹疑不定后承诺了“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已经看到了去年9月以来货币放水的不尽人意，那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支出能又一次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大救星吗？
对于中国官僚和资本家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十多年来的债务堆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08年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至少也是不可持续的。IMF估计中国政府债务在2024年已达GDP的90.1%，并将于3年内突破100%大关——还是在不考虑新一轮“x万亿”刺激的“正常情况”下。摩根士丹利则估计这一比率已经高达124%，超过了拥有美元霸权优势的美帝国主义！在债务重压下，地方政府欠薪、削减公共开支、拖欠工程款的现象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诚然，中央财政目前的状况并不那么糟糕，可是面对这样的烂摊子，北京官僚又有多少政策空间呢？在无产阶级仍受超额剥削的的背景下，任何“促进消费”的政策（比如已经开始的以旧换新政策和公务员加薪）其效果都将是羸弱和短命的。更不用说，新的债务扩张只会为日后更大的危机铺平道路。
如今，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唯一理论上能“扩大内需”的是大幅提高劳苦大众的收入（即购买力）和生活水平——降低剥削率。可是，哪怕身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官僚能“以大局为重”，忍痛割舍些许剩余价值，个体资本家可不愿意。随着中国经济加速下行，从这帮豺狼口中夺食意味着加速已经开始的资本家外流和资本外逃，也就是加速萧条的到来。
资本主义的规律比最凶恶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国家还有力，但中国内部还有一支更强大的潜在力量：正在苏醒的中国劳苦大众，尤其是拥有4亿成员的中国工人阶级。
群众意识的转变与阶级斗争
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懂得经济形势的恶化并不自动地导致群众的激进化。正如托洛茨基所言，“无产阶级的政治情绪根本就不是机械地、朝着一个方向一成不变地发展。阶级斗争的高涨和下降、涨潮和退潮根据国际和国内的物质和思想的复杂的结合而彼此交替。”只有对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意识和现实斗争进行具体的分析才有可能揭示阶级斗争的动态和发展方向。
在中国，脑满肠肥的中外资本家几十年来的“优质营商环境”离不开中国警察国家的对劳工运动的全力镇压。由此维持的超额剥削使普通无产者哪怕在繁荣时期的收入也很少超过糊口所需。
根据2021年的官方数字，在中国14亿人中，只有4亿人或1.4亿个家庭能够算作“中等收入群体”，即“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近70%的人口，也就是大多数的工人和几乎全部农民是没有上述那些“能力”的——尽管我们也不禁怀疑一二线大城市中那些“中等收入”的工人是否真像官僚老爷所说全都“具有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还有6亿月收入仅为千元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这样艰苦的生存条件，中国工人不得不在资本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全部精力、闲暇，往往还有健康。所谓《劳动法》中“延长工作时间.....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的规定对工人来说仿佛赤裸裸的嘲讽。即使不断攀升，最近两年来已经高达49小时的周平均工时对于基层无产者而言也绝非最差的情况。广州市“总工（贼）会”在其去年3月发表的报告中承认，尽管广州产业工人“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达59.93%，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评定的工人占48.29%”，尽管工人“平均每周工作5.52天，每天工作8.8个小时”，但月平均工资只有5578.77元，在广州！该工贼会还大言不惭地宣布“产业工人对工作状况总体上比较满意”！不管怎么说，老板们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吧。
化用英国经济史家托尼对民国时期中国农民的描述，我们可以不太夸张地说中国大多数无产者的处境“就像永远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只要微风吹起一点涟漪，就能把他们淹死。”但他们不会坐以待毙。因此，丝毫不让人意外的是，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不完全统计，2024年的工人集体行动高达1508起，其中罢工、抗议、游行共有1148起，保持在2022年底解封后的相对高位，而这些斗争几乎全部都是反抗资本家攻击，尤其是欠薪和愈发普遍的裁员的防御性斗争。
这其中不乏鼓舞人心的斗争事例，比如罢工要求裁员赔偿的2000名无锡尚德太阳能工厂工人突破了警察封锁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或者如浙江女工擒获欠薪跑路的老板并将其游街示众。我们还多次看到反对所谓“五天八小时”，实则变相裁员的抗议和罢工。其中，无锡比亚迪的罢工工人对老板的伪善讽刺道：“员工为了支持你们的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只能靠多点劳动力打个兼职去贴补家用，如果工资够的话他们傻吗？还会在37.38度的天气去跑外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愈发受到民族和世界市场的钳制和冲击，类似斗争只会与日俱增。工人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但经济形势的转变带来的后果不止于此。在过去，压制了跨工厂/企业/地区的大规模劳工运动出现的不仅仅是专制国家和工人阶级生活的无保障，同样不可或缺的是工人基于经验对未来会更好——至少不那么糟——的期待。
三十年来，尽管遭受了残酷的剥削，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及其对“高素质劳动力”需要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习惯了缓慢但总体来说稳定的生活水平提高，对于本人或是父辈来自于赤贫农村的大多数工人尤为如此。近年来经济下行伴随的生活水平停滞乃至倒退，以及新冠疫情与其中官僚专横的伤害，深刻地动摇并大体摧毁了这一信念。
同样受到打击还有官僚的威信和群众对其本就有限的信任。毕竟，在群众看来，中国的波拿巴主义专制国家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就是它统治下自己生活逐渐改善的趋势，而这一条件的物质基础正在衰亡。
与此同时，群众从劳工和社会斗争中逐渐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自2022年末的反封控斗争和富士康工人斗争以来，劳动群众与专制政权频繁地发生直接冲突。在最近1年左右，就爆发了宁陵、安龙事件；抗议自称“市长妈妈”的吉普车主和警察蛮横对待农民工和3个月后抗议城管欺压小贩的两次成都千人示威；用烟花和汽油弹击退强拆队的济南村民抗争等许多斗争。其中规模最大也最激烈的当是今年新年伊始在河南蒲城爆发的群众运动。
在蒲城职业教育中心一名学生坠楼死亡后，怀疑学校与警方掩盖悲剧实情和包庇霸凌者的群众于1月4日在学校外示威要求真相。这一运动在5日迅速升级至数千人的规模——据说，警方强行带走了死者舅舅，然而在受到抗议群众冲击后被迫放人。
在当天晚上，当地政府匆匆发布通告认定这名学生是高空坠落死亡，并排除刑事案件，企图在不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息事宁人。1月6日，上万本地与外地赶来支援的示威群众进一步升级了运动，冲破了警察封锁进入学校，并在学生的带领下成功占领了学校大楼。面对前来镇压运动的大批特警，群众通过肉搏、扔东西甚至用灭火器作为武器一度将其打得落荒而逃。
在群众手里吃了瘪，这些统治阶级的鹰犬则以残忍地殴打落单示威者来彰显自己的“勇武”！群众恰当地把这帮恶警称为“土匪”和“蒲城县最大的黑恶势力”——其实又何止蒲城呢？最终，随着天色渐晚和包围警力的增强，示威群众逐渐散去。次日，担心更多的外地群众增援，政府封锁了交通并逼迫死者家属公开声明结束示威，运动就此暂告一段落。
蒲城事件集中地表现了劳苦大众的勇敢、团结和创造性。尽管最终没能取得胜利，成千上万群众并肩作战，突破封锁并打退恶警的战斗精神和力量会鼓舞千百万将会加入斗争的工人和学生，就如同两年前富士康工人们击退从好几个城市调度来镇压他们的警察那样。这也使得统治阶级心惊胆战。如一位反动学者指出，“过去（政府）平息事态是刚柔并济，现在他们只希望事情尽快过去，不会再去考虑一些长远的问题了。”的确如此！用德国共产主义文豪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话说，在中国专制政权下，“恐惧不仅统治被统治者，也统治统治者。”而群众正在团结和斗争中抛弃他们的恐惧。
但这场运动也揭示了近期群众斗争的局限性。由于群众没有自己的组织，更不用说有经验的战斗性领导层，他们很难持续地与警察国家进行高强度斗争。在去年的孟加拉群众起义里，组织在学生和人民委员会里的青年和工人坚持进行了一个月的流血斗争，推翻了反动的哈西娜政权，并在全国造成了双重权力的局面——尽管由于革命领导层的缺位，资产阶级目前暂时巩固了政权。相比之下，中国当下的广泛群众斗争绝不缺乏战斗性，但它们通常在一天或最多几天内就会以统治阶级的暂时让步或是群众的失败告终。这也让运动扩散和跨地区团结变得更加困难，不过蒲城事件里外地群众的支援表明这一限制远非绝对的。列宁常说，“生活教育着人们。”无疑，群众当下的每一场斗争，无论胜败，都会教育他们组织的重要性。
在产业领域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趋势。自2015-2018年间专制政府对劳工组织运动的系统性镇压以来，中国工人在2024年再次反复提出了自己对组织的诉求。如地下沸腾的熔岩般，工人对组织的迫切需要在寻找一切可能的出路。去年3月，全国各地的白领劳动者用腾讯表格发起了揭露公司恶行的“大曝光运动”；6月，广州增城区的裁床工人集会并通过民主决定成立了跨厂团结、反对老板的低价恶行竞争的“裁床联盟”；10月，山西太原的数百名富士康工人面对公司搬厂时的无理调岗要求，高呼口号游行至当地官方工会要求帮助他们取得合理赔偿......
工人们将来会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马克思主义者不会算命，没法对此进行具体的预测。或许是地下工会、工厂/工作场所委员会、在工作场所外形成“工友联谊会”以策划日后的车间内抗争、以群众压力骑劫官方黑“工会”——甚至雏形的苏维埃组织，也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形式。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数量、集中程度、受教育水平等方面比起过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的中国工人阶级将在未来的斗争中发挥其无穷的创造力。如何将这一潜力导向成功的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迫切问题。
青年——社会的晴雨表
幸运的是，千百万青年工人和学生已经自己得出了共产主义和革命必要性的结论。
习大总书记和中“共”在官宣内教导我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可是，资本主义下的未来是多么灰暗啊！与其父辈不同，0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从他们初谙世事开始目睹了中国资本主义从其繁荣时期一步步下行，在塑造世界观的年纪经历了3年疫情和反封控斗争。走出了校园的流水线，“幸运者”一头扎进资本主义生产的流水线，其余人则在备考或求职中煎熬——2024年，尽管官僚修改了统计方法，“中国特色”的青年失业率（不包含在校生，但包括“灵活就业”）仍在14%到19%左右间徘徊。除了一小撮统治阶级的公子千金，青年人成家立业的希望从未如此渺茫，连个人的体面生存都愈发艰难甚至不可能。带着青年特有的敏感和朝气，他们本能地想要叫喊，可是却被专制政权捂住嘴巴。如此，这些社会的未来怎能不转向为人类未来的斗争，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呢？
诚然，中国青年的激进化不是最近才有的事。这一过程至少在2018年的佳士运动之前就开始了。但是，直到最近，激进青年还是努力逆流而上的孤立趋势。如今不再是这样了。现存制度的病态已经被群众，尤其是青年广泛意识到，而近年来连接不断的大事件把巨大的一层群众从惯性的麻木中唤醒——看看蒲城吧，那里青年人在运动中扮演了最积极勇敢的角色。
即使是表面上非政治的青年人也焦躁不安，在去年的万圣节或郑州夜骑这样的集体活动中释放自己被资本主义异化压抑已久的生命力，甚至隐晦地批评现状。官僚对他们专横的打压只会把他们推向更激进彻底的结论。
共产主义青年开始发现自己和身边人一同思想，一同呼吸。斯宾诺莎告诉我们，“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这些情感丰富的青年也哭，也笑，但也渴望理解，渴望行动。在震撼全国的数起个人恐怖主义袭击后，紧接着11月18日的革命工人传单出现的广州、重庆革命学生传单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这些工人和学生传单体现了中国劳苦大众中一整层人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也为有组织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要求：尽快找到、组织和训练这些未来的职业革命家。如果亲爱的读者你也是其中之一，那就组织起来吧！
通过这批社会中最先进的工人和学生，我们将建成一个群众能够看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这样的组织——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在与千百万工人的并肩作战中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和领导权，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先锋队，在决战到来时扮演成功的革命领导作用。
向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前进！
向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前进！
我们是谁？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危机，群众斗争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都愈演愈烈。当统治阶级陷入危机时，群众斗争扩大加深时，建立一个能够引领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式组织的必要性愈发清晰了。
为此，我们创办了《布尔什维克》杂志，通过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和阶级矛盾，指出通过理论学习、哲学教育和政治训练，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组织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提供了理论学习的素材，帮助读者什么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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