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道路”是怎样篡改和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马列毛主义之声昨天，机会主义频道“列宁道路”对以实干闻名的工号51提出了一个质疑：在2022年应该上街还是办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当代机会主义的典型案例，这场争论所反映的分歧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原则意义。因此，马列毛主义之声写作了本文，力图揭露批判“列宁道路”的反动本质，向先进工人指出正确的革命方向和路线。
一、对革命历史的阴险修正
在《怎么办》中，列宁为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划分出了几个不同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884—1894年，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是社会主义没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即1894—1898年，这是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治派别出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纷纷到工人中去，这是社会主义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即1898年起的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是经济主义活跃起来，机会主义肆无忌惮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时期。为了同经济主义斗争，更为了开展全面的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列宁于1900年创办了《火星报》，于1902年3月出版了《怎么办》。1903年，也就是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批倒批臭，遭到了粉碎。《火星报》的方针在革命组织内部获得了胜利。
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由于组织路线的对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分裂(“列宁道路”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哀叹这是“或许可以避免”的“悲剧性分裂”)。自大会起到1904年底，列宁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同孟什维克作斗争上，同时密切注意着沙俄政府的政治危机和运动高潮的兴起。1905年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号召无产阶级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尖锐批判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反对起义的尾巴主义。
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1884年至1905年的历史，也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反对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历史。而“列宁道路”频道正是通过错误的阶段划分来篡改这段历史。
“列宁道路”声称，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的突出任务是创办和发行全国政治报，在这个阶段，主张上街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只有到了第二个阶段即“通过代表大会把各个小组形式上统一起来”，才“不能说上街是‘左’倾冒险主义”。(上街“不能说”是冒险主义，但也未必是正确的策略。多么滴水不漏的圆滑话术！)
1898年-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即列宁以反对经济派和办《火星报》为主要任务的时期，就是“列宁道路”所定义的第一阶段，按照他们所说，这个阶段不应当“把觉悟分子和工人一起上街作为策略的基础”，否则就是犯了“先锋队独自决战”的错误。必须等到“革命政党已经形成并稳定下来”以后，才能谈到上街。(然而“列宁道路”丝毫不提进入所谓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是1903年8月23日二大结束？还是1904年7月底多数派的告全党书？还是1905年1月4日《前进报》的出版？请你们讲清楚一些吧。)
“列宁道路”的谎言确实可以欺骗一些不了解俄国革命，也不愿意细心研究历史的读者，但它终究会在真正的历史和现实运动面前碰的粉碎。正是在创办《火星报》的“第一阶段”，正是在《火星报》的文章和小册子上，列宁竭力鼓舞工人群众上街游行示威、演说集会、散发传单，号召革命者要“善于变自发游行示威为政治游行示威，善于加强游行示威的政治性”。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列宁在《火星报》上真正讲了些什么就够了。
二、所谓“庸俗革命主义”的指控
“列宁道路”频道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知识分子特色的机会主义刊物，特别擅长从他们脑袋里的小抽屉里引经据典，断章取义地摘出列宁的某些词句来歪曲和反对列宁的革命精神。他们引用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的一段话：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的，也不是能够人为地造成的。……请你们回忆一下1901-1902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传说的时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杂志），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据“列宁道路”说，这是列宁在批判1901-1902年的“庸俗的革命主义”，而据说庸俗的革命主义就是组织上街游行，就是散发传单、叫喊冲锋。看来，“列宁道路”是想自比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列宁，而把工号51比作是“左”倾的庸俗的革命主义了。是这样吗？
我们还是来看看1901年-1902年的列宁和《火星报》吧。无可辩驳的事实将会表明，“列宁道路”正是列宁在《火星报》上和《怎么办》里所强烈批判的经济派，而“庸俗的革命主义”只不过是这帮无耻之徒为打击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随手抓起的一个罪名罢了。
1901年1月，《火星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哈尔科夫的五月》，列宁为其写作了序言：
“这是一本叙述有名的1900年哈尔科夫五一游行示威的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根据工人自己的记叙编辑而成。这本小册子是当作通讯寄来的，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出版单行本，这不仅因为它的篇幅相当大，而且也为了使它更易于尽可能大量地、广泛地流传。再过半年，俄国工人就要庆祝新世纪第一年的五一节了，因此现在就要注意使下次的庆祝活动能够在尽可能多的城市里展开，能够更加振奋人心，使参加者不仅人数多，而且组织性强，自觉性高，同时还决心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俄国人民的政治解放，从而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展和为社会主义公开斗争的自由天地。现在就要着手准备下一次的五一游行示威了，而最重要的准备措施之一，应当是介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分析我们整个运动，特别是五一游行示威还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我们怎样弥补这些不足之处，以争取更好的成绩。
哈尔科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准备五一游行示威，事前散发了小册子和传单；工人们还拟订了总游行示威和在马场演说的计划。……今年五一节前在哈尔科夫散发的传单中，曾经提出了这种要求，我们看到一部分先进工人完全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应当让所有的先进工人都清楚地了解这种要求的必要性，让他们不仅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宣传这种要求，而且在接近工人和很想知道社会党人和“城市”工人为什么而斗争的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宣传这种要求。”
1901年2月《火星报》第2号：《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
如何组织这一抗议活动，要由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人小组来决定。散发和张贴传单，举行各种集会，尽可能邀请社会各阶级的人士参加，——这些都是最切实可行的抗议形式。但是，更理想的是，在那些有巩固的和坚强的组织的地方，能够通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来组织更广泛更公开的抗议活动。去年12月1日在哈尔科夫《南方边疆区报》编辑部门前的游行示威，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家攻击一切追求光明和自由的意向、颂扬我国政府一切暴行的卑鄙报纸，当时正在开庆祝创刊日大会。编辑部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兴高采烈地撕碎了《南方边疆区报》，把报纸系在马尾巴上，用报纸包着小狗，把石块和盛硫化氢的小瓶抛进窗口，并且高呼：“打倒卖身求荣的报纸！”这就是卖身求荣的报纸编辑部和所有国家机关真正应该得到的庆贺。长官赞赏的庆祝大会并不经常召开，但是显示人民制裁力量的庆祝大会倒是应该经常给他们开一开的。政府专横暴虐的任何表现，都是举行这种游行示威的正当理由。现在政府公开宣布惩办大学生，人民也就应该给它来一个公开的回答！
1901年4月《火星报》第3号：《工人政党和农民》
毫无疑义，党的一切战斗力量应当集中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勇往直前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斗争，只有这个无产阶级才能采取这样的斗争手段：组织公开的游行示威或创办正常出版和广泛发行的人民政治报纸。
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新的激战》
就这样，工人全都涌上街头，阻碍了有轨马车的通行，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工人两次击退了警察、宪兵、骑警和驻厂武装分队的进攻。看来，他们竭尽全力进行了战斗，尽管他们的唯一武器只是石块。不错，人群中是响起了“几声枪声”（姑且相信警方的公报），然而没有伤一个人。只是石块“如冰雹一般”四处横飞。工人不仅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而且也表现出机智，表现出善于随机应变和选择最好的斗争方式的本领。他们占据了邻近的院子，从围墙内把石块投向沙皇的走狗。甚至在遭到三排枪射击之后，在一个工人被打死（就只一人？），八人受伤（？）（一人在第二天死亡），人群开始逃散的时候，战斗还在继续进行，奉命赶来的鄂木斯克步兵团的几个连还得把邻院内的“工人清除出去”。
政府胜利了。但是每次这样的胜利必然会促进它的最后失败的到来。每一次同人民交战，都会使更多的工人激于义愤而立志投入战斗，都会培养出一些经验更丰富、武装得更好、行动更勇敢的领导者。
1901年12月20日《火星报》第13号：《游行示威开始了》
两星期前，我们纪念了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广场举行的俄国第一次社会革命示威二十五周年，指出了今年年初游行示威运动的巨大高涨。我们曾谈到，示威者应当提出比“土地和自由”（1876年）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比“废除暂行条例”（1901年）更加广泛的要求。这种口号应当是政治自由，这种全民的要求应当是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
我们已经列举足够多的材料了。有耐心的读者可以数一数，上文的材料里列宁号召和支持了多少次游行示威。请问“列宁道路”的先生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们不是说1900年列宁重获自由之后“没有再次组织上街，而且坦率地承认自己原来缺乏修养”吗？难道列宁自己竟然就是他自己口中“庸俗的革命主义者”吗？创办政治报的工作，不是应当和游行示威冲突吗？你们这帮玩弄文字游戏篡改列宁主义的反动文人能够解释清楚吗？
为了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列宁所抨击的“庸俗的革命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吧。“列宁道路”并没有向我们完整地、如实地引述列宁的思想，他们只是从列宁著作里肢解出几句话，然后试图将其扭曲成跟列宁思想完全相反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原文是这样的：
请你们回忆一下1901—1902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传说的年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纳杰日丁）。反之，革命家的尾巴主义当时却鼓吹“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抱什么态度呢？它抨击了这两个流派。它斥责了轻举妄动的行为和冲锋的喊叫，因为当时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应当看到，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事情。它斥责了尾巴主义，并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装起义的口号，但不是作为直接的号召（司徒卢威先生当时从我们的言论中是找不到关于“骚乱”的号召的），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结论，作为一种“宣传”（关于这种“宣传”，司徒卢威先生只是在现在才想起来，——我们的可敬的司徒卢威先生，他总是要迟误几年），是为了准备那些由惊慌失措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正“愁眉苦脸地和不合时宜地”叨念着的“社会心理条件”。当时，宣传和鼓动，鼓动和宣传，确实是由客观情况提到了首要地位。当时，可以提出（而且已经在《怎么办？》里面提出来了）出版全俄政治报纸作为起义的准备工作的试金石，而这种报纸每周出版一次也是很理想的。当时，不要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而要进行群众性的鼓动，不要轻举妄动，而要准备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等口号，是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确的口号。现在，这些口号已经落在事变后面，运动已经前进了，这些口号已成为废物，成为只适于掩盖解放派的伪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的破衣烂衫了！
在1901-1902年，游行示威开始了，可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事情。请读者注意这个事实，注意“游行示威”和“公开的群众发动”的区别。当时，列宁正在《火星报》上作鼓动和宣传，号召工人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进行政治斗争，但同样是当时，列宁反对庸俗的革命主义者“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反对这种轻举妄动。因为庸俗的革命主义者所叫喊的“冲锋”和分发“血的传单”，根本不是指上街游行、散发一般的示威传单，而是指举行武装起义、号召革命和国内战争，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工人同志们，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列宁道路”在把上街和武装起义混为一谈，把游行示威和“公开的群众发动”混为一谈，并且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吓唬那些胆怯的、落后的群众。他们玩弄文字游戏、偷换概念，在他们口中，上街就等于举行武装起义，而1901年的列宁反对立刻武装起义，所以1901年的列宁也反对上街游行示威。这是最无耻、最放肆的歪曲！
在2022年，革命还没开始，“各个阶级的公开的政治发动的时机”和国内战争还没有到来，当然不可能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不可能进行“冲锋”和分发“血的传单”。不论是工号51还是马列毛主义之声都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主张。但是群众性的政治示威游行不仅可以有，而且早就已经有过了！远的有佳士工人运动，近的有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维权；小资产阶级中不断涌现出的激进分子也在积极投身到政治性的公开示威斗争中。只有躲在书斋里拼命装瞎才能无视这些现实，无视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都走在了共产主义者的前面！
三、政治报的意义，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列宁是在《怎么办》中全面阐述了全国政治报计划的建党思想。“列宁道路”既然自比为《火星报》，试图以自己为中心建立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那么《怎么办》理应成为“列宁道路”精读的文本。很可惜，这帮知识分子不仅对现实的群众示威游行视若无睹，同时以惊人的盲目态度无视书本上的白纸黑字。就让我们来帮他们回忆回忆《怎么办》是怎么讲上街游行示威的吧！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
一旦社会民主工党进行了充分的政治揭露——也就是政治鼓动的工作，工人就会认识到自己的敌人是谁，并且用游行示威等适当的方式去同敌人作政治斗争。而工人的政治斗争和革命行动，例如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本身就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鼓动，唤醒沉睡的围观的群众，为未来的起义准备社会心理条件。列宁在《火星报》上正是这样教育工人的，而工人们也正是从《火星报》的政治鼓动和街头的政治斗争中获得社会主义意识的。列宁主义灌输论的核心就在这里，向自发的工人运动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方式就在这里。证据难道还不够多吗？继续读下面这几段吧！
顺便来谈谈“号召”吧。在春季事件以前，就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个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问题，号召工人积极加以干预的唯一机关报，就是《火星报》。1月11日关于“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道命令一公布，《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件事情的文章（2月第2号），而且在任何游行示威都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直接号召“工人帮助大学生”，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衅行为。我们要问问大家：马尔丁诺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甚至把“号召”看作一种特别的活动方式，但他对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号召却只字未提，对于这一明显的事实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呢？
我们同样要问问“列宁道路”，你们对列宁号召游行示威只字不提，要怎样解释呢？更何况《火星报》上的大量文章，实质上就是在号召人民上街游行示威，尽管文中没有直接使用这两个词汇，而是使用了“人民公开回答政府的挑衅”等说法。“列宁道路”回避列宁的号召，正是为了把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矮化和缩小成“在境外软件上发表几篇机会主义言论”，并且恬不知耻地自比为列宁在境外创办《火星报》。你们的立场跟列宁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最多也只不过是个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罢了。
(按照经济派的意见)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公开的游行示威来表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策源地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反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潮的前夜发表的，而新的学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对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为那些惨遭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的学生鸣不平的自发趋势，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自觉活动！
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评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宣言）
“列宁道路”和经济派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要怎样解释呢？1898年后，列宁将主要精力用于反对经济主义，推动政治斗争。经济主义的“列宁道路”全然回避了列宁对它的批判矛头，却特别喜欢抓住列宁批判恐怖主义的《革命冒险主义》和批判盲目起义的“庸俗的革命主义”不放，试图混淆概念，从而将这些帽子扣在从未主张过立刻起义或恐怖暗杀活动的马列毛主义者头上，借此来取消一切政治斗争。油滑的先生们，你们真是善于躲避一百年前射来的子弹，并且用本来射向暗杀和盲目起义的子弹去攻击游行示威！
最后来看看机关报的鼓动和街头的政治斗争是什么关系吧。
我们说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组织才能、一切物资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丝毫也没有想把其他活动，例如把地方性的鼓动、游行、抵制、追查奸细、攻击资产阶级和政府中个别的人、示威性的罢工等等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失去十分之九的意义，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
“列宁道路”正是在将办报和上街对立起来，说办报和上街只能二选一，在办报的“第一阶段”不能上街，把游行示威推到极次要的地位。马列毛主义者则说，办报就要号召上街，而且报纸会让上街等示威游行活动得以扩展、加强和系统化，创办中央机关报的阶段同时也就是经常开展揭露鼓动和游行示威的阶段。在机关报领导的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下，革命者将会组织起来，组成坚强的先锋队，领导广泛的工人运动。请读者们结合实际的工作状况自行判断，到底是“列宁道路”在以办报为借口取消政治斗争，还是马列毛主义之声、工号51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办报的同时推进政治斗争。
四、结论
“列宁道路”据说要通读列宁全集，他们像考茨基熟悉马克思一样熟悉列宁，熟悉怎样利用列宁的话为反革命服务。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列宁所斥责的“庸俗的革命主义”指的是在本应该游行示威的时期发动武装起义，不可能不知道正是在1901-1902年，即他们所谓的第一阶段，列宁曾经在《火星报》上和《怎么办》中多次号召工人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组织演讲和集会。他们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公然篡改，不是无知或缺乏学识、修养不足的结果，而是他们阶级立场的必然产物，是恐惧革命斗争、恐惧牺牲、不断妥协后退的体现。共产主义者绝对不可能同这种机会主义者讲什么团结，绝对不可能跟他们有思想上的统一。在二十世纪的经验基础上，无产阶级革命派从一开始就要跟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彻底划清界限，建立独立的革命党，绝不允许他们混进组织内部，重演一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只有同一切机会主义进行毫不妥协的殊死斗争，中国革命才能摆脱民主主义的结局，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