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应该上街还是办报？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代替的，也不是能够人为地造成的……请你们回忆一下1901-1902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传说的时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杂志），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写于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全集》第11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上街即游行、示威、集会等，是革命斗争的重要形式，如列宁所说，‘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把提议上街一律打成‘左’倾冒险主义，实质上是取消政治斗争，而不经过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教育和锻炼出‘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所谓‘言即是行’，只应当从鼓动的意义上理解，即大量散发斥责政府、抨击政府的传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而这需要火星报和代办员网络。如果贵频道认为在远离工人群众的境外软件上发表几篇机会主义言论就能称得上是革命行动，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满足于这种‘阶级斗争’、不应该采取更有力的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将永远无法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你们的理论实际上没有给工人运动留下什么位置。就算是自发的经济维权都常常引起工人上街游行、打横幅、跟警察发生冲突；否定上街只证明你们极端落后、极端脱离现实和群众……本群禁止键政，提倡投身实际斗争。只是上述问题涉及原则立场，所以不得不表态。”

——工号51读者群管理员批评《列宁道路》，写于2022年8月

工号51管理员批评《列宁道路》的起因，是因为《列宁道路》一篇评论佩洛西访台的文章《帝国主义战争在迫近——简评佩洛西访台》（https://telegra.ph/帝国主义战争在迫近简评佩洛西访台-08-03）中主张台湾人民有民族自决权，指出只有这样才能反对特色黑帮的民族主义宣传，才能推动两岸工人阶级互相接近。工号51的一位读者反对台湾的民族自决，认为这是“台湾在美帝洗脑下的分离主义思潮”，并提出了“上街”的问题。《列宁道路》指出上街是“左”倾冒险主义，是比在台湾问题上的沙文主义更严重错误，然后看到了上引的工号51管理员的批评。台湾问题上的自决权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者唯一正确的立场，但我们不准备在本文中再展开这一立场。这里着重谈谈更重要的问题，即大陆的工人阶级如何觉悟和组织起来的问题。在2022年，负有这一历史责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精力是应该投入到参与和组织诸如游行、示威、集会这样的上街行动，“投身实际斗争”呢，还是应该去办报纸？

工人阶级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走向自己的十月，有一条列宁已经成功过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条件不佳：在日益壮大、但并未觉悟的工人阶级身旁，除了几百个觉悟知识分子、几十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剩下的就只是“左”边的政治冒险主义和右边的经济主义的各自侵蚀了。没有稳定的全国政治报，没有各倾向革命的小组之间的联系，没有各倾向革命的小组与当地工人的联系，谈不上实质存在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各地支部和工厂委员会，也谈不上超越手工业方式的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工作。至于工人武装和地方政权，就更谈不上了。这条道路的第一个阶段，突出任务是创办和发行全国政治报。这项工作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统一思想，把各个小组的意识提高到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水平上来，为党的建立制定纲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经济主义的影响；二是建立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建立代办员网络，把党的骨架搭建起来；三是推动各个小组建立与工人的联系，即把成功的小组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小组去，把个别小组的工人工作经验变成各个小组的共同经验。没有办报的阶段，各个小组的重大的、原则性的思想分歧将在共同理想的掩盖下长期存在，各个小组的分散状态将在形式统一的党的掩盖下长期存在。党即使建立起来，也事实上四分五裂、没有战斗力、不能领导全国性的工人斗争。

这条道路的第二个阶段，是通过代表大会把各个小组形式上统一起来，去创造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必须用形式上、组织上的统一巩固起来，用正式的党内联系代替非正式的、往往以个人友谊为纽带的小组联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调配原来属于各个小组的人、财、物，以推进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把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水平从自发形式的低级阶段提高到政党形式的、自觉的高级阶段上来。在这个阶段上，以全国政治报为基础的革命政党已经形成并稳定下来，运动的持续性有了可靠的保证，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初步形成，反过来使得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力量变得强大、不易被镇压。这个时候即使仍然没有政治自由，组织游行、示威、集会也可以成为比较常见的斗争形式和教育群众的办法。

这条道路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中去发动武装起义，推翻黑帮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了。这个阶段，如果再停留在“上街”，停留在组织游行、示威和集会上，而回避无产阶级拿起武器，就变成了右倾的尾巴主义。我们现在处于第一个阶段，尚未达到第二阶段，因此详谈第三个阶段并无必要。其中可能出现的曲折等更丰富的内容也不必多说。我们就限于指出与“上街”相关的这一点吧。

总结起来，在今天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上去攻击政治报“极端落后、极端脱离群众”，主张“上街”，是“左”倾冒险主义。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不理解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通过政治报建立革命政党的任务，不自觉地保持工人运动的自发水平和低级形式，使得斗争的第一阶段无法完成，更谈不上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在斗争的第二阶段上，则不能说“上街”是“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三阶段上，只谈“上街”的主张则已经随着斗争的发展从“左”倾冒险主义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它回避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我们不在一般意义上肯定上街，也不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上街，但在当前阶段，即进行革命初步准备的第一阶段，不能赞成上街的口号。一般意义上否定上街，恰如工号51管理员所警惕的那样，犯了取消政治斗争的经济主义错误。但这并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只是主张目前不应号召上街。一般意义上肯定上街，例如在第一阶段就把觉悟分子和工人一起上街作为策略的基础，正是犯了先锋队独自决战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列宁在1895年组织了上街，同时筹办了政治报《工人事业报》。结果是已经秘密监视了他七年之久的沙皇政府随即抓捕了他和他的几乎所有同志，把他们送去了西伯利亚。《工人事业报》也夭折了。由于革命力量被关押和流放，各小组中的经济主义借机开始泛滥，工人运动的自发状态也继续保持了几年。列宁于1900年重获人身自由。他没有再次组织上街，而且坦率地承认自己原来缺乏修养。列宁甚至反对直接召开代表大会在形式上重新建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898年形式上而非实质上成立了），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筹办和发行全国政治报《火星报》上。直到1903年，拥护《火星报》的火星派才终于召开了代表大会，把党事实上建立了起来，为创造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为俄国革命在1917年的辉煌胜利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

我们在全文开头所引用的列宁的话，是列宁写于在第三阶段回顾第一阶段的时候。在这样走向革命高潮、走向武装起义的时候，列宁仍然对第一阶段的庸俗革命主义深恶痛绝。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列宁的观点和工号51管理员的看法。

言即是行的道理，被工号51的管理员解释成“只应当从鼓动的意义上理解”。列宁仿佛在直接反驳他：“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其次，工号51管理员说：“大量散发斥责政府、抨击政府的传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贵频道认为在远离工人群众的境外软件上发表几篇机会主义言论就能称得上是革命行动”。列宁却说：“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分发‘血的传单’，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都是在工人阶级成长为改天换地的那种历史力量的第一阶段，办政治报而非组织上街的主张，在列宁于境外办报的时代被攻击为“清谈”，在我们的时代被攻击为“境外软件上发表几篇机会主义言论”。历史何其相似。我们多么希望，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也能够和列宁经历的历史进程相似。但要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没有思想理论的交锋和统一，就没有政治和组织的统一，就不可能渡过这个历史过程的第一阶段。因此再次，“禁止键政”是不对的，这只会把运动限制在自发状态，阻止思想理论统一并走向政治组织统一的进程。正如列宁所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工号51管理员引用了“上街”活动构成党的活动基础这句话。这使我们在分歧之外，看到了大家思想理论上统一起来的可能性，毕竟大家都认可列宁、引用列宁。这句话正是列宁在结束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创办《火星报》之前的1899年写的。我们对这句话有不同于工号51管理员的理解，认为列宁这句话实际上支持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把列宁这句话及其前后文附在这里作为结尾，请读者们自行判断列宁一目了然的意图到底是赞成主要力量上街还是赞成主要力量办报：

“我们说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组织才能、一切物资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丝毫也没有想把其他活动，例如把地方性的鼓动、游行、抵制、追查奸细、攻击资产阶级和政府中个别的人、示威性的罢工等等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失去十分之九的意义，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 

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如议会活动、竞选鼓动、人民的集会、参加地方社会团体（乡村的和市镇的）、公开领导手工业者联合会（工会、行业工会）等等，等等。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而且正是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

（《我们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文章写于1899年，列宁时年29岁，因领导彼得堡斗争协会组织数万纺织工人罢工一案被困在西伯利亚的舒申斯克小村里。几个月后列宁结束流放生涯回到欧俄，沿途与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约定了通讯密码后流亡海外，开始办《火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