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民坐牢”到“全民感染”——特色专制政府为何突然转变防疫政策

2022年12月7日，黑帮国务院发布了防疫“新十条”，宣告动态清零政策已经彻底破产，转向全面放开。8日出台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表明将把“抗原检测阳性”纳入新冠确诊的标准。从11月26日上午宣布乌鲁木齐“社会面基本清零”，到12月7日全面放开，特色黑帮只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放弃了三年来尤其是近一年来的极端封控政策，从“动态清零”跳转到“躺平共存”，从“全民坐牢”突变为“全民感染”。黑帮防疫政策发生180度的急转弯，原因何在呢？

对于以习近平为首的特色黑帮来说，其一切政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目的：尽可能多且快地榨取全国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为此甚至不惜进行超经济剥削(如封控中卖高价菜、“抄家式”消杀并收费等)。而要维持这种榨取和盘剥，特色专制政府就必须把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当作首要任务，以便镇压人民的反抗，即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专制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特色官僚资本的钱袋子。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特色会在短短两周内从极端封控跳到突然放开。

从政治上讲，特色党之所以取消封控，是为了分化民主运动以稳固其专制政权。11月23日的富士康工人暴动和25日以来多地市民和学生的反封控游行示威(“白纸运动”)，充分展示了群众民主运动的力量，令特色感到自己的统治有动摇的危险。运动中已经出现了暴力形式的反抗和“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如上海街头)等民主色彩鲜明的反专制政治口号。特别是富士康暴动，虽然其诉求仍是经济性的，仍属于民主斗争的范畴，但由于警察镇压而转为“直接同军警进行巷战”（《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卷p275）的自发政治斗争，震撼了黑帮。封控的恶果集中表现在11月24日乌鲁木齐市吉祥苑小区的大火：官方通报烧死十人，多为老弱妇孺。乌鲁木齐封城100多天，群众反映几乎没有不封楼的小区，这直接导致火灾发生时居民难以逃生、消防难以救援；而特色却恬不知耻地声称“楼栋所有住户门、单元门均未封闭”，坚决否认事实、推卸责任，还公然声称事故的“教训”包括“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仿佛封控并不存在，群众坐在那里等着自己被烧死！这一极其虚伪冷血、颠倒黑白的回应直接激发了群众的怒火，点燃了25日－28日的游行示威，要求解封、要求自由、要求“共产党下台”。如果特色再继续封控，继续“官逼民反”，群众民主运动必将愈演愈烈，直到发展成为民主革命，埋葬特色黑帮。因此，为了维持专制政权、瓦解民主运动，特色就采取了软硬兼施的老手段：硬的一手是顽固施展警察手腕，殴打抓捕示威群众，镇压政治自由的诉求；软的一手则是取消封控，部分满足“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的经济诉求，做出微小让步，瓦解运动的基础。特别是对民主运动此起彼伏的高校，黑帮还施展政客手腕，假称“为学生好、避免学生被感染、打开返乡窗口期”等，让高校学生提前返乡，以破坏学生民主运动。

从经济上讲，特色黑帮放弃封控是为了缓解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动态清零政策，实质上构成了特色黑帮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但却以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非资本主义的阻碍为代价。三年封控严重破坏商品生产流通和人员流动，大大加剧了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危机。今年春季以来的极端封控，更是把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停产、关门、倒闭，连门都出不了，何来生产，何来剩余价值。2022年第二季度国内gdp同比仅增0.4%，以及高达近20%的官方青年失业率，都明示着经济的萧条。就连地方政府的财政也已担负不起核酸产业的消耗，表现为多地财政的负增长和官吏、警察的进一步降薪，直接动摇了专制警察统治的根基。这一切的祸首，正是特色黑帮上层官僚及其控制的官僚资本。他们利用封控与核酸产业大量捞钱，所以根本不希望结束疫情、核酸和封控，甚至用上了假阳性、阳性的核酸检测员等手段来加剧疫情扩散。当这些恶劣行径被群众曝光，引起民愤和群众运动后，他们一方面用警察镇压群众，为核酸产业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又声称“严查造假”，把个别资本家丢出来承接群众的愤怒，而自己则躲在背后“闷声大发财”——官僚资本，祸国殃民。

经济活动的破坏和萧条必然加剧物资的匮乏，而封控时又大量存在官商垄断经营，二者齐手推高了物价。与此同时，群众的收入却在减少——“百姓成穷鬼了，没油水可榨了”(《让子弹飞》)，这才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群众身上可供榨取的油水大大减少，甚至得不到必要生活资料、活不下去，而由此引发的更大的经济危机和统治危机还在眼前，这使得特色不得不暂停竭泽而渔的封控，暂时恢复一下经济。但恢复只是为了日后榨取得更多，如：抗原试剂日后必然代替核酸，成为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的下一个市场(12月6日至9日，抗原价格3天翻3倍)；加强老年人对国产疫苗的接种，同时压制一切关于疫苗副作用的消息，到处推行实质上的强制接种，还虚伪地声称“疫苗非常安全”、“为了保护老年人”，这赚的是带血的钱；各地财政的空缺(各地官吏的腰包)也等待着从居民手上收税以填补。

但是，为什么特色不“逐步放开”，而是采取180度大转弯的突然放开呢？

从历史的角度讲，“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完全反辩证法的思想和政策，是毛时代的刘、邓等走资派官僚的基本特征，而改开以来的特色党正是走资派的继承者，二者都是官僚法西斯资产阶级。

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们已经指出官僚资产阶级的核心目的是尽力榨取盘剥，其本性是极度自私的、短视的、竭泽而渔的，它只是迫于11月底民主运动的压力才做出了微小让步。而“逐步放开”虽然可能减少群众感染，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远恢复和社会的稳定，但也要求特色政府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人力，以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政治思想。这与特色官僚的极度自私短视的本性是根本对立的。绝大多数特色官吏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加入特色党的，他们一心想的只是“自己的发展”，想的是工作越轻松越好、权力越大越好、腰包越鼓越好，脑子里根本没有人民。学习欧美般“躺平”、一放了之，比“逐步放开”要轻松得多；让劳动人民为了活命而冒险或带病上班，则能提供剩余价值；全民感染，清除老弱病残，还有利于减少特色的财政负担。两相比较，“躺平”真是“成本最小化、(短期)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全民感染”，对官老爷来说又有何妨，人民的性命在他们眼里是微不足道的。放出“最终可能80－90%的人会经历感染”的消息，让民众做好心理准备，官老爷就觉得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就让群众各凭本事，去抢购药品和抗原吧，他们早已等着在这波抗原生意和经济恢复中继续榨取盘剥了。

然而，“全民感染”很可能造成新一轮的新冠病毒危机。台湾在半年前走向“共存”的过程中，就因民进党政府贪污腐败，导致抗原试剂(台湾称“快筛”，参考资料)储备不足，加之资本主义治下群众的医疗资源本就匮乏，最终造成了大量民众感染、医疗挤兑和老人小孩死亡的恶果。这也是民进党在今年11月底的台湾县市长选举中惨败的原因之一。

而特色党是专制黑帮统治，连形式民主都没有，谈不上任何公开透明，人民则毫无政治自由权利，故特色党的腐败程度绝不会亚于甚至必然高于台湾资产阶级政党。加之中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地产等危机又十分深重，故特色的“极端放开”很可能在未来引发新一轮的新冠病毒危机——“全民感染”的危机，进一步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使得“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p874)，加剧人民群众对专制制度的不信任，长远来看将进一步动摇专制政府的统治。

特色党只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完全放弃了防控，并下令“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接诊核酸阳性的患者”。突然解封之下，先前被严厉封控的非新冠患者自然要第一时间求医治病，同时新冠感染者的数量则立即随着生产流通的恢复而激增，这导致社会各领域尤其是医疗机构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进行调整，以应对突然涌入医院的大量病人，因此必然出现医疗挤兑。从12月9日以来的感染情况来看，保定、北京、广州等城市已有大量群众新冠阳性，人们在发热门诊和药店门口大排长龙(医疗挤兑)，医护大量感染，而有些医院甚至要求被感染的医护在症状消退后立即上班。各企业单位也在抓紧“复工复产”，不顾员工已感染和可能被感染的风险。长期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医学生，则在当前的医疗挤兑之下被压榨得更加厉害，这已引发了重庆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苏州大学临床医学院等院校医学生的集体抗议，他们要求同工同酬，拒绝以延长“规培”进行压榨和威胁；要求校方允许学生返乡，或对学生在一线抗疫时的防护和感染负责——不论“全民坐牢”还是“全民感染”，群众都是“代价”。“全民感染”的危机已经近在眼前。

然而，我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尚未组织起来，没有全国政治报，更谈不上群众性的革命工人政党，因此就无力组织和领导造成了专制政府统治危机的民主运动：

只有彻底贯彻政治斗争原则和高举民主旗帜的全党机关报，才能把一切战斗的民主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才能利用俄国一切进步力量来争取政治自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将成为现代俄国的一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迫切的问题》，《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卷，p174。

许多地方的小组工作(各地的觉悟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联合组织)因佳士抗争的冒险主义策略而遭到过严重破坏，至今也没有恢复到佳士抗争前的水平。更谈不上在这些小组的基础上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工人政党。由于没有这样群众性的革命工人政党，我们已经错过了富士康暴动、白纸运动等专制统治危机的高潮，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发的群众运动由于缺乏组织和领导而被专制政府镇压下去。我们也必将错过近在眼前的下一波“全民感染”的危机，因为我们无法在几个月内恢复地方小组和办起全国政治报，更无法在几个月内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工人政党。

这是过去这一轮民主运动自发高潮中的主要教训。我们现在必须抓紧进行“研究、宣传、组织”(《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卷，p262)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与“富士康工人钢管大战晶哥”（即大战警察）比起来，形式上是低级的，但实质上是更高的工作。“富士康工人钢管大战晶哥”，表现了自发工人运动中所蕴含的潜力；而“研究、宣传、组织”则是将这种自发运动转变为自觉运动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尝试建立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力量，才能将自发转变为自觉。需要去恢复地方小组工作，把各地的觉悟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并用全国政治报把各地小组组织成全国革命政党，把每个同志派到最需要也最能发挥其长处的地方去。

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全国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制度。那时我们才能全面展开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最终消灭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