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的态度和宣传鼓动的一般原则

一、事件经过

2023年9月5日，中共黑帮公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首部修订草案。为了维持自己“法治国家”、“人民民主”的骗人遮羞布，黑帮还装模作样地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治安管理法处罚法》是黑帮警察处理治安案件、维持社会秩序的指南。该法针对的是“轻罪”，即性质上属于黑帮眼中的“犯罪”，但程度上只达到“治安处罚”而达不到“刑罚”的行为，因此有“小刑法”之称。修订草案中最受瞩目的是全新加入的第三十四条，意图将触犯“中华民族精神”直接写进法律：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

(三)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条款中的黑体是我们加的)

征求意见开始后，多位国内知名法学教授迅速表达了公开的反对意见，尤其反对上述第三十四条。凤凰新闻等国内媒体也多次采访、转载相关意见。这些教授和媒体在采访中引用黑帮的公告——“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提出意见”，有意无意地号召群众上网提出反对声音。据黑帮的征求意见网站显示，截至9月19日，已有9万5千余人参与征集，收集了近12万条公众意见。可以说，这些法学教授们发动了一场10万人规模的政治运动(尽管只是网络上的和改良主义的)，与黑帮的民族主义立法发生了冲突。这值得我们注意和分析。

在评论福岛核污水排海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详细总结了列宁提出的四类或五种政治派别划分，并论证了它同样适用于今日的专制中国(详见该文第二至四节)。我们将再次运用这个原理来分析此次黑帮修法事件，并着重分析中共黑帮和自由派法学教授的立场。为什么说这几个国内法学教授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我们在评论福岛核污水排海一文的第三.4节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简单地说，他们是服务于富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自由派的重要阶级基础（《列宁全集》第15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他们在政治上不满意于专制制度，但只希望对专制制度进行改良，反对民主革命。下面将详细展开。

二、中共黑帮的民族主义与自由派法学教授的改良主义

中共专制黑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于2005年，有119条法规，已经不少。今年是该法第一次大修，黑帮欲将其增加到144条——更加事无巨细，连穿什么衣服都要管，全方位地剥夺人民的自由、管束人民的行动。繁文缛节的严刑峻法，是专制制度的一大基本特征。

将“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入罪的第三十四条，则赤裸地暴露了中共黑帮修法的目的：强化民族主义，扩大警察权力。中共黑帮一方面给群众灌输民族主义，以转移、掩盖和压制国内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以维护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精神感情”)为由，极力扩张官僚和警察的权力，用来镇压愈演愈烈的群众运动及国内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的政治活动，进一步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以巩固其专制统治。扩大警权的条款还有很多，如第一百零六条：“公安机关进行调解和在执法办案场所进行询问、扣押、辨认的，可以由一名人民警察进行”。警察出警往往需要两人，现在只需一个警察就能代表国家权力了，实质上就扩大了警察的权力。中共黑帮打算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警察进行专制统治。

我们在评论福岛核污水排海一文第三.1节中，分析了中共黑帮所煽动的“仇日”的民族主义，指出其目的是把国内人民对专制黑帮的反抗和仇恨转移到“日本”尤其是日本人民身上。但在此次修法中，黑帮强调的不是“仇日”，而是“中华民族精神/感情”，即“不准反华”的民族主义。“不准反华”、“民族复兴”等等，实质上应读作“不准反对中共专制政府”。这种民族主义的实质不是转移国内人民的反抗，而是对其进行直接压制：中共黑帮自称民族利益、“民族感情”的守护者和代言人，以此欺骗各被统治阶级群众，让群众相信黑帮政府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因此也就代表和保护了自己的利益，意识不到它是自己的敌人，从而放弃对这个专制政府的阶级斗争；如果有人胆敢揭露和反抗这种民族主义，就以“反华”和“伤害民族感情”罪镇压之。“仇日仇美”和“不准反华”，一个对外转移，一个对内镇压，实质上是同一个民族主义欺骗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为了消灭群众的阶级斗争，维护专制统治。

第三十四条不过是把习近平集团提出的法西斯主义纲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落实到警察、法律这样的国家机器当中。这充分证明了“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马列主义真理：中共黑帮拿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有损中共专制统治；于是中共就想把它定罪入法，用法律体现自己的意志——不许人民有损或反对自己的统治。日后，谁有反对中共政府的言行，警察和官吏就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伤害民族精神”为由，先进行短期拘留，再进行审查判罪。因此有人称此罪为“口袋罪”。更准确地说，它是政治罪，并用治安罪、口袋罪的外表掩盖其维护专制统治的本质。

黑帮不能总用“不准反对中共”、“坚持党的领导”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种赤裸的专制话语来定罪，因为直接暴露专制本质不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所以它必须用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毒糖衣——“不准反华”，来包裹官僚资本专制统治的毒药。中共必须不停地把这个民族主义(表)-专制主义(里)的思想毒药灌输到群众的脑中去，给群众灌输“中华民族”的观点，以清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而掩盖自己的专制本质，模糊群众的阶级意识，维持群众的不觉悟状态，从思想源头上就开始镇压反抗的阶级斗争。因此，大部分群众在想到中共的时候，虽然能够感觉到它的专制腐败，但不会产生它是专制政府和必须推翻它的清晰意识，而会认为它是“中国”政府，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所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尽最大努力教育群众，揭露和反对这种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让群众拥有必须推翻中共专制政府的清晰意识。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中共黑帮再也无法像20年前那样，兼用镇压和收买的方式，以高速经济增长中的残羹冷炙来缓和矛盾。其维持专制政权合法性的方式中，民族主义和警察专制统治的比例日见增长。可以预见，黑帮在未来必将出台更多类似的政策和法律，以强化民族主义、扩张警察权力，直到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战争引发的危机中将其推翻。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入罪，是黑帮在进行阶级斗争的试探。黑帮想试探群众有没有力量反对自己更进一步的民族主义-专制主义统治，如果没有，那么它日后就将更肆无忌惮地在法律和政治等各方面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然而，自由派法学教授迅速进行了反抗，尽管是以改良主义的口吻。

黑帮的修法举动，尤其是第三十四条，遭到了劳东燕、赵宏、童之伟等国内法学教授的批评。他们从自由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议”性质的反对意见。在反对警权扩张方面，他们认为“有损民族精神是内涵极为模糊的概念”，“容易造成任意扩张行政处罚的范围”，导致“循长官意志抓人”，滋生腐败，“激化警民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风险”等等。在反对专制压迫方面，他们提出第三十四条是“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压制”，是“不当压制个人在日常穿衣与言论的自由空间”，“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公民个人的日常穿着领域，明显有过度干预之嫌”。在解决办法方面，他们提出“建议删除”或“暂不审议”第三十四条，建议“公安机关权限的扩张...必须配置以相应的约束机制”。

这其中的改良主义或不彻底性是非常明显的。法学教授们声称第三十四条只是对个人自由的“过度”或“不当”压制：难道中共专制政府在修法之前对人民自由的压制就是“适度”或“适当”的吗？这充分说明国内的自由派教授们并不希望争取彻底的政治自由，而是希望专制政府能“适度”(应读作“完全”)压制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他们想对专制政府进行和平改良，与专制政府分掌政权，在保证只有资产阶级或富人拥有充分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利用专制国家机器，镇压劳动者的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他们才会担心“激化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风险(对这类观点的详细分析，可见“革命左翼如何看待许志永被黑帮重判14年”一文第一节)。总之，这正应了列宁的话：资产阶级自由派害怕革命，比害怕专制政府更甚。

既然无产阶级和专制政府及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激化，那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仅不应害怕矛盾激化，反而应该促进它的激化，以利于早日发动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彻底，要求彻底推翻中共专制政府，消灭其政权，争取彻底的政治自由，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然后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把它也进行到底。因此我们自然就要彻底揭露中共的民族主义-专制主义的宣传和法律，要求彻底消灭整个中共政权，而不只限于提出改良主义的“建议不应过度压制自由”。我们要指出自由派的动摇、不彻底，利用自由派与专制政府的冲突来教育无产阶级群众认清自由派和专制政府的本性；在自由派停滞不前以至背叛革命时，我们就绕过他们，“同时向反动势力<即黑帮专制政府>和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进行总攻击”（《列宁全集》第15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些自由派教授们的反对声音如此改良妥协，但还是引起了群众(大部分应当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响应，提了近12万条意见。尽管黑帮的“征求意见”是骗人的——通过向它提意见的改良方式不可能根本阻止其民族主义修法，但数量可观的意见还是会起到一定的震慑和延缓作用，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群众的力量。这十万多条意见证明：自由派的法学教授们在这次事件中，客观上起到了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都还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全国性报纸对黑帮修法进行政治揭露，就更谈不上领导群众用线上线下的运动反对专制黑帮。事实又一次说明，我们的自觉性已经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了。必须尽快通过小组和政治报，使工人觉悟和组织起来，否则我们无以完成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我们还不得不提一下反动知识分子胡锡进的发言。作为中共黑帮的御用知识分子，胡锡进很快就发布了“洗地”短评，其立场明显比劳东燕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右多了。

他首先明确支持专制政府将民族主义写入法律的行径，旗帜鲜明地维护法西斯黑帮的利益：“制定上述条款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清楚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感情就是需要维护，不容伤害”。好个“就是”，好个嚣张的黑帮分子！为了浇灭人民的愤怒，他还公然欺骗说“老胡相信立法者会认真倾听各种声音，包括不同的声音”，把专制政府美化成“认真倾听”的民主政府。又把特色黑帮有意煽动的民族主义，歪曲成“互联网上经常出现很激烈的情绪...给一些地方管理者造成从重处罚的很大压力”——这是用黑帮群众(即“小粉红“)的情绪给黑帮政府开脱，以掩盖这种情绪正是黑帮政府灌输给群众的事实。

紧接着话锋一转，他又为了要“活跃市场经济”而要求“保持一个相对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建议黑帮把“有损中华民族精神”的条文“具体化”为民族分裂势力等——这是想照顾大资产阶级十月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右翼的利益。胡锡进的这种改良要求比自由派的“建议不应过度压制自由”的改良要求还要微小得多、右得多：通篇连一个“自由”都不敢提(自由派教授好歹还提了几次)，只是羞答答地说“很多人的感受是，什么事情都紧绷绷的，人很容易做错事、说错话”。

可见，胡锡进极端反动，完全站在黑帮的立场上，欺骗人民，为中共专制黑帮涂脂抹粉。他也就比黑帮官吏稍微懂一点(在口头上)照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懂得欺骗自由派中等资产阶级，没有专制政府那么赤裸。胡锡进和劳东燕等人的对比，证明了列宁主义原理的正确性：

反动的资产阶级<即黑帮专制政府>和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即自由派，它相对黑帮来说“比较进步”>，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不变的类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字和尖括号内的注释是我们加的。详见评论福岛核污水排海一文第二节末尾。）

有的读者可能要问：中共黑帮与自由派的争吵与无产阶级有什么关系？我们要说，黑帮的第三十四条首先就是冲着无产阶级来的。无产阶级要求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和专制制度；“伤害民族感情”，扩大专制警察权力，则与无产阶级的要求针锋相对，首先就是为了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冒险主义者的经济主义老观点——这是“资产阶级内部狗咬狗，与我无关”，或自由派和中共都是“反动的一帮”——我们在评论特色黑帮镇压自由派知识分子李昊石(后半部分)和许志永(第二、三节)的文章，以及评论福岛核污水排海的文章(第二、四节)中，都已经引用列宁的原话进行了充分的反驳。此处不再重复。

中共黑帮把“有损民族精神”入罪，除了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外，还会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两个政治派别纳入打击范围。这三个派别分别要求彻底的民主，比较彻底的民主，和极不彻底的、只有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专制黑帮则反对一切自由和民主。因此，我们当前的总态度和策略，完全就像列宁在《两种策略》里说的那样：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坚决推翻专制黑帮，反对其民族主义-警察权力-专制统治；同时要指出自由派的不彻底性，打击其对于民主革命的背叛和动摇；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然后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我们该不该发表改良主义言论

最后我们想落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会说：既然你们觉得自由派不彻底，那你们自己怎么不去公开发表彻底的反专制的意见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应不应该像自由派那样，公开发表改良主义言论？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佳士抗争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开信”：

尊敬的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我们已经无需再引用下去了。这和自由派法学教授的“建议”又有什么区别呢？

有的左派以“策略”为由为此辩护，典例如自称领导了佳士斗争的中毛共：

但如果我们在佳士斗争期间就直接提出武装斗争口号，不仅得不到群众理解支持，反而会导致大批工人同志立刻被捕...我们表面上装作不反政府，完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内容，用这种策略尽可能扩大斗争影响力——《关于佳士斗争的十个谎言与十个事实》，谎言之二(《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黑体是我们加的)

又如潘毅在受访时的发言，其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在专制制度下发动公开斗争时，只能发表改良主义言论”：

端：但他们的抗争形式在观感上是否会显得「国家主义」？

潘：...在中国行动，你也没可能要求他们喊出那些（反党反政府）口号，也是不可行的。

端：因为像岳昕8月19日递信给习近平，可能外面人会觉得有些奇怪，不明白这到底是信仰还是策略。

潘：我觉得两者都有。而且你要想，你指责那些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在国内的抗争，假如是你，写信要怎么写？其实以前我们要求《劳动合同法》的时候，我们写信给中央，也是这么写的。因为他现在不是在「推墙」，不是西方媒体说的「推墙」，而是要改革劳资问题、改变社会。

——端传媒专访潘毅，载于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明显的右倾动摇观点。对于该不该在公开场合发表改良主义言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在任何场合发表改良主义的言论，更不要说在公开斗争的场合。如果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就要为改良主义的言论负责，就违背了“要革命不要改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要是这样做，就放弃了对专制政府进行政治揭露的责任，使工人群众无法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模糊了工人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在公开斗争的场合更是这样，因为公开的改良言论表现了和自由派类似的改良立场，告诉所有人自己发生了向自由主义即改良主义的动摇，就不可能以彻底的民主要求走在自由派和小资民主派的前面，就不可能做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从而不可能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去推翻专制政府。以上这些后果，任何一个熟悉《怎么办？》的同志都能够理解。

这些严重的政治后果，可以通过对比革命左派和自由派的冒险行动而鲜明地看出，这就是佳士抗争和四通桥抗议。这两次政治行动都是冒险主义行动，四通桥抗议还是“孤狼式”行动，冒险程度比佳士斗争更甚。二者最后都被中共黑帮镇压。二者都有明显的改良倾向——佳士抗争是“依法”组建工会，四通桥抗议是“反习不反党”、罢课罢工“和平”抗议等。但是二者留下的政治印记却截然不同：佳士抗争是“尊敬的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四通桥则是“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前者在公开场合尊奉中共黑帮和独裁者习近平，后者虽不“反党”，但至少旗帜鲜明地反对习近平。于是，二者的政治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没能发动群众，被镇压后导致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大为受损，更没能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后者虽然也被镇压，但其反习和反封控的口号却领导了去年11月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并留下了“白纸革命”这样的自由派组织，使自由派暂时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在写下上面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痛和惋惜的：轰轰烈烈的佳士运动，留下的竟然是这样的政治印记！竟是跪在独裁者习近平面前，是如此的改良主义，以至于连一些自由派都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我们越是感到沉痛，就越是痛恨这条冒险主义-经济主义的错误政治路线，越是痛恨它所带来的“左”倾冒险发动和右倾策略动摇。之所以说它还是经济主义，除了最明显的工联主义的厂闹斗争(“组建工会”)之外，也因为经济派的信条正是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跟着自由派去搞改良主义的政治斗争(详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与《怎么办？》)，就像佳士“公开信”一样。

自由主义会背叛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就让自由派继续在公开场合发表改良言论好了。他们本来就是改良主义者，正是要传播改良意识，这符合他们的原则，他们也不认为这是什么错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则根本反对改良主义，故不应发布改良主义的言论。那种以“策略”的理由公开发表改良言论的做法，实际上传播了改良意识。冒险主义者与其掩盖自己向自由主义的动摇，推脱难以避免的领导责任，不如痛下改正的决心，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综上，我们关于宣传鼓动的正确原则至少包括：

(1)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彻底革命的要求，坚决不能发表改良主义的言论，不论是在秘密还是公开的条件下。

(2)在党实质建立起来之前，由于主观组织力量和客观革命形势不允许，不应该与专制政府公开决战，而应该尽力于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只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公开斗争，否则就是冒险主义。

(3)如果不幸已经进行了冒险发动，那就应该喊出彻底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口号，这样多少能起到一些政治教育的作用；而喊改良的口号则只会加剧冒险行为的不幸：代价巨大的冒险行动却传播了自由主义的改良意识。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的那样，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革命觉悟和基于意识、觉悟之上的组织；喊革命的口号和喊改良(即反对革命)的口号，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则分别起到了正面的和负面的贡献；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喊出改良主义的口号。

冒险主义者在上引文章中以“直接提出武装斗争口号，不仅得不到群众理解支持，反而会导致大批工人同志立刻被捕”为由，为佳士斗争中的右倾动摇辩护。这恰恰说明他们不懂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首先，由于冒险主义斗争已经无可挽回地发动了，因此工人同志的被捕是迟早的，哪怕是采取了“尊敬的习总书记”这种妥协到极点的口号也没有避免，这完全应该由冒险主义路线负责任；所以，你们用“工人同志被捕”作辩护，是无效的，是回避问题的关键、模糊群众的意识，这是最坏的。其次，如果你们读懂了上面的第(3)条，就会知道：宁愿喊武装斗争的口号，也比“尊敬的习总书记”要好。两个口号都脱离实际，都得不到工人群众的理解支持，哪怕后一个口号如此妥协也是这样，证据就是佳士斗争的失败；但“武装斗争”好歹还不违背革命的原则，而“尊敬的习总书记”则改良得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坚决不为改良主义的言论负责，坚决拒绝在任何场合发表改良主义即自由主义的言论。为此，我们要坚决和这条冒险主义-经济主义的政治路线划清界限，坚决避免重演佳士斗争的“左”倾冒险路线和右倾改良动摇。我们也要和冒险主义者中顽固不化的、还大言不惭为“尊敬的习总书记”辩护的分子划清界限。至于冒险主义者中头脑稍微清醒的同志，我们希望你们重视理论修养，认真阅读列宁全集四到八卷。列宁没有辜负我们，也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真诚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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