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革命左翼如何看待许志永被黑帮重判14年

一、许志永与中国自由派的特点

据国外媒体报道，在4 月 10 日，山东省临沭县法院针对著名自由派许志永和丁家喜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做出判决。许志永被判 14 年刑期并剥夺政治权利 4 年，丁家喜被判刑 12 年并剥夺政治权利 3 年。两人因 2019 年参与厦门一场私人聚会而被中国警方逮捕，至今关押超过三年。同案中还有其他被告仍未宣判。

许志永和丁家喜在宣判前公布了他的自由派纲领，许志永以“民主中国、法治中国、自由中国、公益中国”为其主要内容，丁家喜则主要表达了“专制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许志永在纲领中描绘了一幅美好中国的未来景象，足以让国内国外的自由派阅者都暗自落泪，但却完全不提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和怎么实现这一“美好中国”的图景。许志永与一百多年前俄国的自由派并无二致，都喜欢做一种乌托邦美梦，这样的美梦也一样可以影响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谐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赶走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一个自由的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睦相处的乌托邦。（《两种乌托邦》，《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29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许志永和丁家喜二人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许志永认为：

这个国家的根基是阶级斗争，是兵不厌诈的枪杆子。包括国家权力陷与丛林，毫无底线，社会失去了良心的基石。唯物主义教化多年，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而人心离弃了彼岸的精神世界，爱便成了无源之水。 （《许志永法庭陈述：美好中国》）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确实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最终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但是哪一个国家的根基不是阶级斗争和枪杆子？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掌握军队，没有警察这样国家垄断的暴力手段，那么连一天的统治都维持不下去。最近法国的游行和社会运动不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对于许志永谈到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只能指出：16世纪的资产阶级可以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启蒙时代法国的唯物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武器，19世纪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则只能躺在唯心主义的泥坑里了。原因何在？一个是上升期的革命阶级，一个是在无产阶级兴起以后愈来愈保守反动的阶级。

许志永在2014年上一次受审时的法庭演讲中对自己的定位相当诚实：

今天，我们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在轮回一个多世纪以前清末改良主义者的悲剧，我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依然充满的深切的忧虑。当改良的希望破灭，人民会起来革命。（《许志永法庭陈词：最后为了自由·公义·爱》）

真的是既幼稚又迂腐的改良主义者！他所深深忧虑的革命时刻恰恰是我们所欢呼的日子，是被压迫者期盼已久的节日。通过对比两次法庭演讲我们还会注意到，许志永在第二次演讲中明确提出了“专制必定灭亡”的口号。第一次许志永还自比为清末改良主义者，这次就自比为孙中山和林觉民了。一贯在专制政府之下唯唯诺诺的自由派，这次在专制政府的重拳出击之下终于向前走了一小步。不过他似乎忘记了一点，当年孙和林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可都是搞武装革命的。一百年前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期，其代表还敢于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反对专制政府，而现在走下坡路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就只能沉醉于在法庭陈述中召唤自己一百年前的先辈了。

丁家喜同样鼓吹“和平转型论”。他所谓的“社会动荡”，说白了就是阶级矛盾尖锐化之后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直到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才能停止这种“社会动荡”。不知道丁家喜如何在民主派、自由派和专制政府之间愈来愈尖锐的斗争中实现“和平转型”？这一点其实反映了自由派“秩序主义”的面向。同时，通过“和平转型”来避免了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也是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的西方垄断资本真正的“心愿”。

避免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和人民的痛苦，一直是我们的真诚愿望。我们确信，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中国转型的最为稳定的模式。（《丁家喜 | 法庭陈述：专制必亡》）

对丁家喜所谓“社会动荡”导致的“人民痛苦”，我想反问一句，难道现在中国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就生活在幸福之中，就不痛苦了？就没有因为受到极严酷的剥削压迫而痛苦了？你所谓的“痛苦”是劳动人民的痛苦还是资产阶级在“社会动荡”（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中可能的巨大损失？正如列宁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批判中所说的：

俄国资产阶级无论同旧的领地占有制或者同旧的官僚制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此外，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相当独立自主的阶级，是一个能够自卫甚至能够领导民主派与自由派抗衡的阶级。这就是我国资产阶级成为反民主、反人民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原因。这就是它害怕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派的原因。这就是它经常摇摆不定，随风转舵，背叛民主派而投靠反动派的原因。（《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尤为令人惊讶地是，许志永在他的“美好中国”中列举了一大堆花里胡哨的内容，却只字不提工人阶级受到资产阶级剥削的事实，甚至没有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谈判权、建立工会权和罢工权这些在资产阶级统治范围内也被容许的工人权利。在许志永看来，现在只有“宪制”和“反宪制”两个阵营，基本上把工人阶级当成了空气。列宁就指出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为了捍卫其阶级特权会极力反对“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

从经济上来看，这种本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资产阶级是害怕农民群众运动，尤其是害怕工人运动的，因为这种运动（在目前，在最近的将来，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未改变的情况下）会限制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的范围和形式。而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就是对资本的占有，在俄国这种占有能带来比欧洲多一两倍的利润。 为了保持这种“俄国式的”超额利润，就不能容许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

例如，即使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资产阶级也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统治。而且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统治甚至会比在实行十至十一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更彻底、更纯粹、更广泛、更加随心所欲。但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偏偏是这样：除非万不得已，迫于无奈，资产阶级是决不会用八小时工作制来代替稳妥可靠的、习以为常的和可以大量获利（奥勃洛摩夫式的获利）的十小时工作制的。（《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为引者所加）

那么可能会有人问，既然许志永和丁家喜认为自己在“坚持民主对抗专制”，那么应该叫他们“民主派”，为什么说他们是自由派呢？这其实是一种打着民主招牌迷惑群众的策略。

俄国自由派是相当“机灵的”政客，他们自称“民主派”，以便同民主派作斗争，不许民主派独立存在。这也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通常采取的正常活动方式：打着民主派的招牌迷惑群众，使群众离开真正民主的理论和真正民主的实践。（《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5-66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二、许志永被重判意味着什么

可能会有人问，既然许志永和丁家喜如此秩序主义、温和改良，又为何被专制政府重判十多年呢？实际上，专制政府对无产阶级的自觉代表和对自由派的自觉代表都是加以严厉的摧残和镇压的。对无产阶级自觉力量进行镇压自不必说，自由派虽然在体制内外同情拥护者甚多，但是既缺乏群众基础，又触及了专制政府维护自身统治的核心利益，所以专制政府可以毫不顾忌地重判以震慑潜在的反对者。

一方面我们坚决地指出自由派对黑帮的妥协性和勾结西方金融资本的买办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批判的拉萨尔的如下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正如列宁所说：

为了在这方面不致产生丝毫怀疑，为了防止粗暴歪曲我们同自由派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为了防止出现“反动的一帮”这种谬论（即政治上把自由派同右派混为一谈，把他们看作一个反动联盟，是反动的一帮），我们在自己的正式声明里，对同右派的斗争的提法，总是与对同自由派的斗争的提法有所不同。（《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66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二个问题是：许志永第一次组织线下抗议，要求教育权平等，只被冠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后判刑四年；第二次只是因为在厦门跟一群自由派聚会，为什么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四年呢？有一部分是原因许志永在2020年逃亡期间，给习近平写了《劝退书》，毫不顾忌地呼吁习近平下台。更多的原因则是中特统治危机的加深。

在2014年，中特还可以比较“宽容”地以非政治罪名处理自由派，自由派被抓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安抚和分化其他还在外面的自由派：“做自由派是安全的，只要不扰乱社会秩序就可以。”

到了2023年，随着中特由开明专制向黑帮专制转变的完成，在处理自由派的问题上就直接扣上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罪帽子。许志永被以政治罪重判，一方面说明黑帮已经可以不加掩饰地表明其维护自身统治的决心，另一方面希望借此“杀鸡儆猴”，对其他自由派形成“寒蝉效应”，表明自由派可以较自由地活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三、革命左派对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

在黑帮专制的条件下，革命左派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前提下，可以支持自由派要求中反对专制政府的部分，同时与其中存在的大量幻想进行斗争。正如列宁所说：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忽视下面一点：他们首先所争取的政治自由，会首先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根据这一点而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只有那种陷入空想主义或反动的民粹主义的拙劣偏见中的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利用自由，是为了安享清福，———无产阶级需要自由，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不管资产阶级的这些或那些阶层对解放斗争抱什么样的态度，社会民主党将不倦地进行这一斗争。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我们应当支持所有抗拒专制制度压迫的反对立场，不管它是由于什么原因和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立场，对我们来说决不是毫不相干的。自由派能够组织成秘密政党，———那就更好，我们将欢迎有产阶级中政治自觉的增长，我们将支持他们的要求，我们将尽力使自由派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能够互为补充。如果他们不能组织起来，我们在这种（更有可能的）情况下也不会对自由派“置之不理”，我们将努力加强同个别人物的联系，向他们介绍我们的运动，通过工人报刊揭露政府的一切卑鄙龌龊行为和地方当局的各种勾当来支持他们，争取他们支持革命者。在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现在已在进行这种性质的互相帮助，这种互相帮助只是应该扩大和加强。但是，在随时准备进行这种互相帮助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对政治不开展的俄国社会人士、尤其是俄国自由派人士中大量存在的那些幻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列宁全集》第五卷，第63、6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对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被自由派关于“民主、自由和公义”的话语所迷惑的时候，我们要说：

民主派会不会终于明白他们同反革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是有极大区别的？那些经济利益既不同领地占有制拴在一起，也不同官僚、律师等等的地位和收入拴在一起的人，会不会终于明白，为了真正人民的自由，必须同工人民主派一起反对右派和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而革命左派自身的策略，就是绝不能被自由派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吓到，而是以自身的组织勇敢地投入“三角”战斗，从自由派手中夺取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实现上升型民主革命。

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世界上没有可以预先料到一切可能性的斗争。如果工人被自由派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吓倒，那就永远学不会怎样进行“三角”战斗。（《为自由派工人政策所作的拙劣辩护》，《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对于革命左派的自身建设来说，我们还是向大家热烈地推荐列宁所写的《怎么办？》一文，同时要真正理解《怎么办？》则要系统阅读《列宁全集》第1-6卷的内容。当前群众运动的特点，和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说的1902年的俄国群众运动的特点并无本质区别：

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怎么办？》，《列宁全集》第六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我们已经经历了2022年11月份群众运动的自发性高潮。时代呼唤革命家极大地发扬其自觉性和首创精神，来建立具有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与自发性进行坚决的斗争，将群众运动从自发提升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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