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

3 “元叙事”的倒掉

3.1 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元叙事：全球化

无论《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都是一种元叙事，那么元叙事是什么？

元叙事一套叙事结构（亦或话语体系），试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全部社会活动给出正确答案。

其显著的特征是，一个元叙事能够回答远超于其诞生时代的社会问题，并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举三个更直观的例子来说：基督教、民主制度和康米主义，分别为三个诞生于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元叙事。[9]

你想想，这三个是不是符合上面的红字定义。

但元叙事是坏的，是虚假的，是不必要的么？并非如此。

尤瓦尔·赫拉利在其畅销书《今日简史》中，将人类最伟大的能力归结为“创造和相信虚构故事”的能力，它甚至比人类运用工具的能力更为重要。

一个可信的、美好的元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自实现预言，尽管其背后的实现方式可能是虚假的，最初的目的也与其表面所述的大相径庭。

直接切入全球化的实例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元叙事的作用。大规模的全球化行为起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而“全球化”概念（叙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才在学术圈被制造出来[10]。

“全球化”元叙事的最初主导者毫无疑问是美国，支撑是美国在一、二战期间所积累的财富与之后的军事力量，叙事的最初目的除了团结非康米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也是为了构建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全球霸权”。

这一叙事最终达到了它的讲述者最初想要实现的效果：二战后的美国实现了一种不生产一针一线亦能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新型的以美元为工具的剪刀差，使得跨区域的剥削与经济殖民不再变得血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美国处于无人能够挑战的位置。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不止实现了其讲述者自身的隐秘诉求，也确确实实带来了它在字面上所承诺的好处：我们开始互通有无、相互理解、互利互惠、减少战争。

你可以说在全球化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利益分配并不均匀，部分经济劣势地区与优势地区的差异变得更大。但不能否认的是，哪怕是在全球化中担任“被剥削者”角色的地区和国家，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对比自身大幅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核武器所带来的核威慑是全球化的根基，但如果没有全球化这个“故事”，核弹是实现不了全球化为所有人所带来的福祉——“真理只存在于大炮的射程范围内”，但你不能用枪代替支付宝来促成世界上的每一笔交易。

这便是元叙事存在的意义，一个虚构的美好故事，让我们能够跨越时间空间为之努力，并使得彼此陌生甚至有一定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形成合作。尽管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童话故事中所描述的 Happy After Ever，但这并不妨碍所有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一些好处。

互联网毫无疑问是全球化元叙事中的一部分，它起源于冷战时代人们渴望将世界联合起来的冲动（苏联也有一个针对康米主义阵营的计算机网络计划）。

互联网实现了全球化，但最终却成为了全球化的自反性。

正如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互联网在几个关键的领域出现了与最初承诺的反向效果，让我们意识到了“全球化”故事背后的真实。

在物流网络、金融网络之后，信息网络的补全让我们已经达成了此前全球化描述的链接一切的场景，但我们并没有获得全球化故事中所许诺的完美世界。也由于我们已经连接了一切，“连接一切”的故事便不再具有感召力。

在更务实的角度上，如果本文 1.2 所描述的互联网技术革命的结束是正确的，那么它还将直接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而经济下行周期总是在历史尺度上为人类带来灰暗的色彩。

而当下这个时代的灰暗色彩，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数字集权主义等一系列势力的抬头。

互联网技术自身是全球化的一环，全球化的瓦解亦会对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造成阻碍（如前所述各国阻断连接、征收税费、限制内容传播的法律尝试）。互联网所陷入的困境，像是一条衔尾蛇，它咬住了自身的尾巴绝无可能依靠自身解决。

但互联网事实上不止破坏了“全球化”这一元叙事，它对元叙事这种社会构建工具的破坏才是长期内最为难以修复的，本文的 2.3 主要论述的就是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元叙事是一种可以对人类全部社会活动给出答案的结构，但它绝不是用来指导我们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想一下当人类历史中教条的执行基督教、民主制度和康米主义叙事文本的时期都发生了些什么。

本文亦是一种元叙事，因为本体的初衷是为了给互联网行业一个盖棺定论式的分析，用以解释一些在传统科技媒体、商业评论的微观分析中所不能给到的答案。

因此，本文并不具备任何微观层面的指导意义，只是描述了互联网行业及其影响的当下社会的一种可能趋势。

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应该更关注其自身业务所面临的微观问题，任何微观层面的决策工具都比本文所带给读者的叙事结构更有实践上的意义。

如果你是为了寻求下一个季度的增长点才阅读本文，本文几乎不会给出任何帮助。抱歉耽误你这么多时间，不过还好，只剩一半了。

3.2 当爱，不再是爱

2016 年，麻省理工大学开发出一款名为“道德机器”（Moral Machine）的调研产品，其通过向全球网民展示一系列图片来进行一场社会实验。

项目组通过现代化产品将“电车试验”做成了调研，网页程序会不断地像受试者展示一个紧急判断情景，要求受试者假定自己是“一台自动驾驶汽车”，并在 A\B 两种行车路线中作出选择。

在问卷中，有许多的控制变量，比如你需要判断在必须二选一的情况下，是选择撞男人还是女人、人类还是宠物、白人还是有色人种、年长者还是年轻者、有钱人还是穷人等等……最终搜集到了来自 233 个国家接近4000万的选择样本。

这一研究的完整成果发表在 2018 年 10 月的《Nature》上，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检索，在此我们只选取与本文相关的一些结论。

在这一实验中，与我们认知比较符合的结论是人们明显会选择拯救更多的行人。

但如排除两种选择造成伤亡人数上的差异，受试者的选择呈现“明显偏见”并与我们所倡导且试图想强加于 AI 的道德背道而驰。

比如人们更倾向于避让有钱人（相比穷人），避让瘦子（相比胖子）以及避让女性（相比男性），避让年轻人（相比老人）。但在老年领域，又倾向与避让老年男性而不是老年女性。

这从某种形式上证明了大众在道德问题上的“口是心非”，而这种口是心非会瓦解公众要求算法拥有道德的合理性——如果人类自身都无法定义何为紧急情况下的“正确判断”，你又如何要求机器按确定的道德标准行事呢？

这一实验所展现的仅仅是算法对人类道德瓦解的一个很小侧面，整个互联网文化对精确的追求在更大的层面瓦解着更多的叙事元素，而这使得我们在上一节中谈论的元叙事危机与过去的每一次元叙事替代都有所不同。

一个大的元叙事，往往由许多碎片化的叙事元素构成。

当一个大的元叙事倒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元叙事崛起，而新的元叙事往往由旧元叙事中脱颖而出的某些元素再加上新的排布逻辑构成。

而互联网为元叙事带来的危机远非终结了某一种特定的元叙事，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模糊界限的消失，会让所有碎片化的元叙事要素也溃不成军，它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对任何一种叙事元素的信赖。

以爱为例，爱作为最重要的叙事元素，几乎参与了人类历史上每一段元叙事的构建。

自盘古开天，上帝“要有光”开始，人类的元叙事就开始讲述关于爱的故事，神对人之慈爱，君对臣之严爱，民对君之敬爱，家长对子女之爱，男女之爱凡此种种……连人权宣言的开篇名义，都是从统治阶层手中重新夺回天对大众的普爱。

这是因为爱是一种最广泛的共感，它能唤醒人类作为一种动物最原始的情绪，形成最大的共识。

以一个极端的情景来描述，一个战胜国的士兵在扫荡战场时对伤病或非军事人员抬高一寸枪口，往往是基于当时的情景下，对方伤员凄惨的呻吟、痛楚的表情、空气中血腥与硝烟的味道、残破的战场与灰暗的天空所引发的脑内化学结果。

任何抽象化、文字化、信息化后的人道主义，事实上都不足以决定性的驱动这样的感性决策。

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士兵都采用远程武器操控机器人在战场上厮杀，或者甚至他只需要在几千里之外的指挥室里按下一个“清缴残余”的按钮，那么仁道之爱在这里就不会起任何作用。

任何抽象化后用文字表达的爱，都不是那个能引起我们最广大共识的爱。而遗憾的是，互联网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网，我们在互联网上以任何形式讨论的爱，都是爱的其中一种抽象形式。

正如上一节所述，在过去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个体往往没有大规模的对话渠道，因此两个持有不同文化的个体客观上无法对彼此爱的定义展开论战。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人们比现在的人容易达成这样的共识：对方是有爱之人，尽管我们有一些利益与观念上的冲突，但仍认同彼此心中爱的那一部分。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对爱持有不同定义的人，在网上吵来吵去、互相攻击最终甚至演变成极端主义。在互联网里，爱神从英灵座跌回凡间，被解构成了每一种世俗利益冲突中的牺牲者，失去了其本身的号召力与同一性，最典型的比如宗教之爱与同性之爱的冲突。

这种解构一方面是由此前 2.3 所描述的过度且简单的连接一切所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互联网的精确定义与精确记忆所构成。用更简单的话说，有了互联网我们不止对公众人物“挖坟”和“污名化”，还会对每一个叙事元素如此操作。

根据大西洋杂志的一项调研显示[11]，2019 年 35% 的共和党人和 45% 的民主党人反对自己的孩子嫁给或迎娶持有不同政治、宗教或种族立场的人，而这一比例在1960年时只有5%。

虽然互联网并非造成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但却是这种分裂的加速器与固化剂。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能够看到 2016 年美国大选前，美国网民围绕特朗普的相互骂战中最恶毒的推文被转发并用于相互攻击。

我们会记得我们最初是如何支持慈善组织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一场骗局，我们也会记得我们最初如何支持环保但后来环保机构把它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还会记得动物保护是如何从正确走向激进的。

人类个体会遗忘，群体也会遗忘，但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却几乎从不遗忘。多年以后，当你决定重新开始慈善事业的时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依然会孜孜不倦的提醒你 10 年前的郭美美是如何让你做出“不再参与慈善”这个决定。

你会反刍你当时做出决策的过程，并惊讶于互联网不止精确的保留了你决策的结果还保留了你那次决策的所有素材，以“确保”你不会给对方提供第二次机会。

每一个旧的叙事元素，皆因历史上的污点而无法翻身。每一个新的叙事元素，在其受到公众认可的上升期都会引发大规模无建设性的讨论。

最终，我们会迎来一个没有叙事的时代。

3.3 国家、企业和组织为何失去信用？

我们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一种元叙事，似乎看起来会让我们进入一个纯粹理性时代，那么这会是一件好事么？

首先，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问题，因为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在不停的相信不同的元叙事，任何短时间内给出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但缺乏元叙事对现有社会形态的短期影响必然是负面的，因为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现有的人类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是一直依靠元叙事来运转的。

早在 1970 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况：关于的知识的报告》中就将“元叙事”定义为“现代性的标志”，而元叙事的瓦解则意味着后现代的开始。这一波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对应的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文化”，而中国预计要到 00 后或 10 后才会面临这样“富足的烦恼”。

元叙事的存在对人类社会的客观好处并非是给我们一本说明书，使之可以用于指导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而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未来、相信彼此、相信共性，以实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协作。

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对于大多数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公民来说，往往也并不能理解诸如现代交通系统、现代金融系统、现代医疗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对这些系统抱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态度会显著降低现代性所带来的便利。

一名患者敢于让一个陌生的医生向它的静脉中注射药物，并不源自于这名患者充分理解药物的分子式以及药代动力学原理，而是基于它相信这些静脉注射剂在上市之前有一整套科学的安全与效用的检验机制，同时眼前的医生之所以开出这样的药方，也是因为他经过了专业教育的系统训练与考核。

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无知是二阶导数：大多数的患者也并不了解或详尽的了解那些“科学的药品审核”和“科学的医师训练”指的是什么，只是迷信这一治疗的科学性（尽管这些治疗可能确实是科学的）。

这种“迷信”是有益的，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它的运作方式远远超出个体乃至小型、中型组织的理解能力。而我们一旦参与到现代社会的运转当中，又不可避免的牵扯到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领域（即便你不是医生，也要接受治疗）。因此，我们必须在自己所熟识的领域之外，信任那些在该领域专精的人或机构或系统，整个现代社会才得以运转。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即由科技生产力驱动的现代社会，本身是基于大多数人足够“迷信”才得以运转的。而显然，狭义信用制度（包括政府公信力、企业信用、社会组织信用、人际信用）这一古早概念已无法跟上互联网时代的节奏。同时，互联网又赋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质疑能力。一个现代阴谋论者通过互联网广搜资料所生产的文章，可能比一个世纪前的正经科学论文更具“可信度”。

这一模型最好的验是 2019 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纪实文学《坏血：一家硅谷初创公司的惊天谎言》中所描述的故事。故事描述了一个几乎毫无医学背景的创业者，在被誉为全球医疗监管最为严格的国家，展开的一场长达 12 年的大型医疗设备骗局。

从其主人公自斯坦福辍学开始创业的 2003 年，到《华尔街日报》首次系统性报道其骗局的2015年，其骗局维持超过 10 年，涉及数十万人。且没有受到美国任何监管机构的阻挠——尽管有至少 5 个部门应该为此事叫停。

网络的精确记忆和广泛传播，使得信用受损的影响与速度远远超过以往时代。由在政府公信领域，这一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

举一个抽象化的政治例子：

设 A 国拥有 3000 万人口，B 国拥有 15 亿人口，即 50 倍人口。

设 B 国的国土面积也是 A 国的 50 倍。

设两国犯罪率相等。

在非互联网时代，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于犯罪率相等，因此 B 国的净犯罪数量应当是 A 国的 50 倍。 

由于 B 国的国土面积是 A 国的 50 倍，消息传播速度与地缘相关那么 B 国每一个个体每日在本地媒体上目睹凶杀案的可能性与 A 国相等。

A 国和 B 国的国民会认为两国拥有相同水平的治安。

在互联网时代，会变成这样：

由于犯罪率相等，因此 B 国的净犯罪数量应当是 A 国的 50 倍。 

由于网络媒体往往以语言为边界，且媒体每日可推送的消息大幅上升，B 国任意地区凶杀案均会在全国性网络媒体上传播。

B 国每一个个体会看到 A 国 50 倍的犯罪报道。

B 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治安烂透了。

在过去，治安事件按照概率均等的分布于 B 国 50 倍大的国土上，并以地方报纸、广播、电视等渠道传播，依照治安事件的等级只影响那些与事件相关或地理位置相近的公民。只在一个治安事件演变为地区无法解决的问题（极恶性治安事件）时，才被其它区域公民注意。

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传播速度的提升与门槛的降低，B国内任何一地发生治安事件均会被视为全国新闻受到全体 B 国公民注意。由于人们往往在治安问题上带有强烈的共情能力，大众会将每一个发生在其它地区的治安问题当成是与自己相关的问题，从而忽略了 B 国的犯罪率可能一直很低且与 A 国水平相当，这会使得 B 国在治安领域的公信力以 50倍于 A 国的速度流失。

如果你觉得这个例子并不存在于现实，那么不巧，这里刚好有一个现实中的例子：

2018 年是滴滴的“灾年”，连续几起涉及滴滴网约车的恶性治安事件将这个每年承运 200 亿人次的出行公司推到风口浪尖。

这里特意说出滴滴的承运数字，并不是为了夸滴滴。而是因为，200 亿这个数字刚好与上文的“人口 50 倍”概念相符，滴滴在 2018 年的全国承运量以数十倍于全国所有传统出租车公司的总和。

如果从冷冰冰的数字角度来讲，在滴滴深陷舆论风波的那段日子里最高法就曾计算过[12]，网约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 0.048，传统出租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 0.627。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乘坐网约车的人身安全性比出租车高出一个数量级。

要知道，对于任何可能的风险来说，只要拥有无限次重试的机会，风险就一定会暴雷。

比起传统出租车，滴滴更接近“无限次重试的机会”。传统出租车不仅总运量在 2015 年后远小于网约车总运量之外，“传统出租车”这五个字并不是一个能够被公众聚焦关注的统一品牌。

用更白话的方式来说，每个城市都有几家相互独立的出租车公司，甲城市出租车公司发生了恶性事件，根本不会在舆论上引发乙城市民众的共情。但全国无论哪个城市的滴滴出现一起恶性事件，都会引起全国滴滴潜在用户的关注。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我们无法让大众意识到绝对安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滴滴就永远无法从这种指责中被释放出来。这种指责在很多时候会凝结成一种力量（往往以过度监管的形式出现），形成阻碍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枷锁，也让技术本身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

至此，我们便不再相信“网约车”是一个“好故事”了。

而这正让我们回到了本节的开头——元叙事的倒掉是现代性自反性的开始。尽管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元叙事的目的并非是让我们依照元叙事所讲的一五一十的走下去，但元叙事是我们凝聚共识并形成迈向美好未来行动力的重要线索。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因为不相信所以无法实现。

3.4 走上歧路

在前文中，我们论述了互联网对元叙事的解构，并简要地说明了由此可能带来的危机。但在互联网解构元叙事的过程中，亦有另外一种趋势抬头，即道德的代码化。

由于我们不安于越来越无法令人信服的元叙事，技术乐观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妥协出的一个结果，是用技术本身来固化与强调我们已有的某些叙事——比如道德。

但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并且会让我们陷入更被动的境地。

一个清晰定义且具有强大控制力的道德标准（或其他元叙事）是可怕的，因为它往往会会在各种维度上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2019 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凶年。AI 这一词汇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与一年前相比急转直下。我们开始讨论推荐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换脸 App 的滥用、智能推荐广告对我们隐私的剥削、智能课堂对小学生的控制、脑波监测让心理罪成为潜在的可能。

如果我们用 AI 反过来来规制人类道德，你应该能够想到会发生什么。

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年里享受了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给我们带来的便利，虽然不乏少部分现代卢德分子在看到科技企业推出的一个又一个默认勾选的“霸王条款”时，干脆放弃了这种便利，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选择。

为了应对公众的舆论与政策的监管，大多数科技公司都正在寻找“既能维持好处又能减少害处的”的 AI 之道。能找到隐私与效率之外的中间道路自然是好的，但如果这条路在技术上是真的不存在之路，我们是否能退还 AI 在过去 5 年中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效率提升？从结论来说，这几乎不可能。

此时就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会逐渐习惯科技所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仅与道德所冲突的“负面”。我们的孩子可能不再认信息茧房有什么问题、可能觉得摄像头是安全的象征、可能会觉得智能广告是天经地义甚至理应如此。

马克思称这一现象为“人的异化”，孔子则称之为“礼崩乐坏”。

但孔子所谈之“礼”为周礼，是指西周时期等级森严的分邦建国制度以及其附属的一系列繁文缛节，在我们当下看来是十足的“糟粕”。正因为 2700 年前礼崩的发生，中华文明才得以有发展至今的机会。在“人的异化”中也提到，这一现象随阶级诞生而诞生，直到私有制、阶级与国家的完全消失才会消失，这意味着我们在历史的漫长时期中除了习惯异化别无他法。

拜道德的模糊性所赐，我们可以将一些美德传颂千年而不去理会其背后所蕴含的实际标准完全不同。尽管从每个前朝人来看，下一个朝代都发生了“礼崩乐坏”，但中国从未丢掉“礼仪之邦”的帽子。

某些模糊的、深刻的、民族性的道德被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而绝非那些落在白纸黑字上的繁文缛节。比如，元代的孝与当今的孝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即便在元代，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精确的执行《二十四孝》，但如果你将《二十四孝》写进 AI 的代码里，它就会被精确执行。

而且当今 AI 所能影响与控制的人类数量可能比地球诞生以来读过《二十四孝》的总人口数都要多。

这意味着，一个被精确写入某种价值观或道德的 AI，会成为一个自实现的“道德机器”。像一颗大头钉，将我们社会的道德进化树永恒的钉在当下。

这或许是可能的，但却是可怕的，比向技术归还它们赠予我们的便利更为可怕。

随着城市摄像头的增多，个人征信系统被滥用，我们似乎正在走向一个道德固化的时代。但如前面 3.2 所述，人类的道德本身亦是一种叙事，它的作用在于驱使我们自发的向好的方向发展。

也正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做到道德上的完人，道德才得以成为我们不断改善自身的动力。

而外化的、强制的、精准的道德会使得人失去自发向善的能力，消解道德作为法律补充的社会力量，使得更多的人在潜意识中加入“钻道德空子”的阵营。

如库克所说，“我并不担心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担心的是人像机器一样思考”。利用技术手段精确执行某种当下的道德，即是让人像机器一样思考。

在《技术的本质》中曾描述“时代创造技术，技术也创造着时代”，当你走进一个技术博物馆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看到的是技术对于当时人类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改造（或进化）。比如“化学用的曲颈瓶、计算尺、曼哈顿计划的身份证、身着宪兵警察制服的假人、汽油配给的卡片、旧汽车和吉普车等等”，所有塑造过去社会形态的元素都与当时完成任务的典型手段，也就是技术有关。

在学术场中，社会学家往往更反对人的异化，而人类学家对人的异化并不恐惧，因为前者以人类的集体行为为主要研究目标，人类个体行为的异化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个体无从选择。因此，人的异化是一种不好的结果。而后者以人类个体为研究目标，异化是其动因，社会整体发生的转变才是结果。

追求被精确执行的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代码即法律”这一理念所带来的妄念。在理论上，“代码即法律”是可行且诱人的，它向我们描绘了一个所有的正义既不缺席也不迟到的美好场景。

不谈道德，仅从法律角度讲，“代码即法律”也不一定是正确趋势。立法本身是一种大型社会契约的运作，这导致各国即便是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想要建立或修改一部法律可能也要以 5-10 年的周期。

在直觉上，法律不应该有模糊地带，但实际上法律的模糊地带存在于两次修法之间或新法诞生之前。比如如果各国的交通运输业法律从 30 年前开始就被机器一般的精确执行，那么 uber 和滴滴就不会被诞生，取而代之的将是长达数十年的传统出租车公司向互联网行业的转型（参考日本）。

技术需要有价值观，指的应当是编写技术的人、运用技术的人、使用技术的人拥有价值观，而绝非技术本身拥有价值观。

4 迈入风险社会的最后一步

4.1 风险的分散化大生产

在前文中，我们谈论了一些互联网未被兑现的承诺以及互联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但比起任何已知或已经实现的负面影响，互联网的紧密结构所导致的潜在未知负面影响亦或称“风险”，才是互联网自身发展以及我们当下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稍不注意，我们将有可能被带入到风险社会的历史困境之中。

风险社会与阶级社会一样，是一种描述社会形态的工具，它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并在 1956 年首次出版。

乌尔里希·贝克预言，风险社会将取代阶级社会成为接下来社会的主流形态，我们的主要矛盾将从阶级矛盾转向风险矛盾，即风险成为全球人类之公敌，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将以转嫁风险和防御风险为主要模式。

在该理论中，风险是不分国家与阶级的，它会随着全球自然环境、贸易网、金融网和信息网流窜，并最终在防御洼地爆发引起全球性危机。

用书中更通俗的例子来讲，环境污染和核能的安全问题是两个典型的可流动风险。

欧洲工厂向空气中排放的废气有可能漂洋过海在美国形成酸雨，或向东毒害中亚的儿童。欧洲企业事实上既无力，也无意愿承担自己在非本地区所引发的环境危机。而对于受害地区来说，由于不直接参与欧洲的工业规划，他们也无从预防甚至治理这一问题。

如果环境污染问题还是一个长期且不够显性的问题，那么核危机则更加急迫和致命。尽管在将核应用于武器层面，人类文明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看起来运作良好的核相互威慑体系。但在核能的正面利用方面，却反而更加危险。

世界各个拥有核电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技术实力相差也较远、同时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导致各个核电站所应用的安保标准与措施不尽相同。

而核泄漏的全球风险却并不取决于其中安保最好的那个核电站，而是安保最差的那个。也即全球任何一个核电站发生事故泄露，都有可能通过空气和水引发全球的灭绝事件。

《风险社会》一书所写就发表的年代，风险社会尚且没有实质性的到来，因此本书在当时也并没有被广泛讨论。随着时间推移，直到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露，该理论才被重视起来。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可能是人类全球文明史上第一个由极小群体所引发的全球性危机。

而在之后的日子里，这种由单一或极小群体引发全球性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频度也越来越高，同时也不再局限于环境领域。

这是由于随着“全球化”这一概念逐渐成为现实，在海洋、土地、天空三个自然相连的媒介之上，人类又搭建了贸易、金融与信息三个互联互通的网络。

与三网在经济领域协同带来的正面效应相同，全球贸易网，全球金融网和全球信息网在风险领域也存在协同与放大性。正如仅仅联通贸易网也有可能为美洲土著带来种族灭绝一样，信息网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一些风险的从无到有。

其中互联网使得风险生产分的散化和个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贸易网和金融网都不曾做到的。

在贸易网被打通的时候，为一个国家带来风险的往往是另一个国家，比如典型的鸦片贸易；在金融网被打通的时候，企业将可以对一个行业或一个国家造成风险，比如广场协定和 1997 年 IMF 协定后华尔街投资银行们对日本和韩国进行的操作；而到了互联网时代，个人仅仅通过发言或黑客行为即可影响企业、行业甚至一个国家。

风险生产者的门槛在降低，而风险受害者的规模和频次在上升。

仍以核泄漏为例，在互联网时代一次核泄漏危机很有可能是由某个单个个体所引发的，你所需要的只是开发一款足够感染核设施的病毒，而事实上已经有人这么干过了。

当然，除了这种“高级威胁”之外，信息网的打通也让我们无时无刻不面临那些有关于信息本身的风险。

比如一个内心扭曲的人所发明的蓝鲸游戏（未成年人自杀游戏）在全球造成近千名儿童死亡，中国某大型旅游网站被拖库后引发大规模不相关行业的隐私泄露，漫画村一个盗版网站对整个日本漫画行业造成收入重创等等。

信息的风险除了会对个体和产业产生作用之外，亦会对国家这个层级的事务引发意想不到的影响。谣言、假新闻也无时无刻不作用于各国的政治生态，并引发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后果，连最初将社交网络视为民主之光并鼓励其在社会变革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美国，也在 2016 年大选期间被互联网上的一系列假新闻事件所反噬。

互联网在客观上像一个分散化的风险制造机，让每一个风险都成为全世界的风险。

2012 年起，FBI 开始通过“钓鱼执法”的形式，调查互联网儿童色情问题。在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FBI 通过控辩交易和黑客入侵等方式，控制了至少 21 个儿童色情领域的知名网站，并摸清了这些色情网站的整个链条。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网站不止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浏览者，同时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贡献者。FBI 自 2012 年起，不得不向全球各国公安机关（包括中国）共享其所获得的犯罪线索，因为这一问题已经远超其可以处理的范围。

在儿童色情的黑色市场中，犯罪分子通过赠送零食玩具的手段，在经济落后地区引诱或强迫儿童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并将这些行为拍摄或录制成素材再在全球性的儿童色情网站上售卖，通过数字加密货币等手段逃避管制。

正如互联网可以撮合那些正当的交易一样，互联网在这里也充当了非法交易的中介。甚至可以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这类系统化、专业化的犯罪产业链是不可能存在的，互联网使得这一风险从无到有。

是互联网，将散落在全球不同地区的比例极低的性变态者需求聚集起来，传导至经济落后地区的留守儿童身上。

除了这些直接由互联网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之外，信息网与贸易和金融网的结合，还能引发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危机。不难发现，在信息网加入进来之后，风险的传导速度以几何倍数增长，远远超过了经济利益的传导，使得传统的风险防范与救济措施显得十分无助。

接下来，我们将看一看“三网融合”为何使得风险社会从理论走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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