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

4.2 习惯性的风险错配

由于互联网赋予了我们每个人远超过去的能力，因此在很多时候也让我们误以为自己能够承担远超于自身所能承担的责任，于是习惯性的风险错配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时代放大风险的一种主要模式。

以最近几年较为流行的“电商扶贫”来解释，信息网络与金融和贸易网络如何协同工作并放大风险。

一般意义上，偏远山区的农户的资金流动性其实较差、资产水平较低，其日常的经济状况几乎与经济大盘并不怎么挂钩。

尽管山区农户与城市居民共同使用一种货币，但实际上农户的吃穿用度大多在村内或县城解决。其与整个宏观经济的最主要连接点，在于定期向前来收购的经销商出售农产品。而由于传统农产品售卖链条较长，农产品在农户端的收购价格有可能是其最终在城市销售的 1/5、1/10。

这在长期看来对农户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但这个链条创造了将近 5 倍到 10 倍的弹性，用于吸收风险。这具体来说，意味着无论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还是 2019 年的中美贸易摩擦都几乎不会影响到一个依靠售卖农产品为生的典型农民的收入。

但当电商出现，这一状况就发生了改变。

电商扶贫本质上与一切网购一样，是通过削减中间环节实现的。它通过让农户直接在农产品原产地，以电商的形式向城市消费者直接售卖自己的产品，来增加农户的收入。这在短期来看可以成倍的增加农户收入，这也是其“扶贫”属性的体现之一。

但潜在的危机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意味着“没有中间商分风险”。

仍未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许多农户，会直接与宏观经济周期相连。当宏观经济周期上行时，带来的经济好处是巨大的。但当宏观经济周期下行时，“小农经济体”是否能够安全落地却是个问号。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再详细的假设一个情景来描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假设有这样一个果农，全家的收入来源是种好果树并收获水果卖给前来收购的经销商（传统模式）。果农一旦将货物交给前来收购的经销商，所有的劳动收入便“落袋为安”。

现在，电商扶贫出现了，果农决定加入某个电商平台的扶贫计划，获得更好的收益。

在电商平台的扶持下，经销商这一角色被削减了，但经销商所承担的功能并不会消失。水果要被运输、稍微好一点的水果要被包装或半加工、电商平台上要制作水果的宣传页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由经销商承担的运输、包装、加工、营销等步骤，一部分被电商平台所承担，更多的则是落在果农自身。

比如在运输的环节，过去由经销商定期上门收购，现在变成了农户聘请物流公司来自己的果园拉货，后续的几个环节亦是如此。这意味着，这部分成本就从中间商转移给了农户，果农可能要为此对物流、包装厂、加工厂支付费用，租用一线城市的物流仓等等。

而既然谈到的是扶贫，我们自然可以假定这个农户有在水果真正被消费者购买之前，并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这些中间成本。

此时，各大电商平台的“商户贷”可能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农户可以在水果收获期向各类普惠金融机构借款（利息很低），支撑整个销售季的成本，待销售额回流后还掉商户贷存下剩下的钱。

在宏观经济上行周期，水果顺利销售，这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但如果经济周期进入下行，这个果农会遇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推演一下：

1. 由于没有中间商，除非果农已经在电商平台上开卖，否则不会意识到“今年经济形势不好，会影响到城里人买我的水果”。
2. 果农意识到“今年销售不好”的唯一可能是已经支付了一部分中间成本，此时农产品已经完成了商品化转化，这部分成本如上所述是来自于杠杆。
3. 水果最终没有销售出去，果农没有收到应有的收益，但前期的借款却依然实打实的偿还。
4. 更进一步，果农无法偿还贷款，无数的小缺口在金融机构处汇集，与“经济下行周期”形成恶性反馈。

除此之外，果农“把货卖给收购商”和“直接在电商平台卖货”之间还有一个隐秘的差别，就是前者是现金现付而后者有账期存在。

宏观经济周期的下行，还可能影响到这一果农所入驻电商平台的账期，电商平台可能由于自身运转的原因拖延货款支付或干脆倒闭不再偿还货款。无论是哪一种，对于果农这样一个原本就脆弱的经济体来说都是致命打击。

这种致命打击中的“致命”是字面上的致命，因为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小农经济其实并没有大众所想像中的那么不堪，和现代经济相比小农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几乎只来自于天灾。

换句话说，只要农民依然拥有农耕地和最简单的农业生产工具，无论其遭受什么样的打击都可以从零开始重新生活。而现代金融工具的引入，尤其是不同层级的借贷，有可能会使得农民失去耕地、宅基地和最简生产工具，没有任何翻身机会。

这种错配不同风险承担能力的主体的操作其实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叫生态化反。对，就是乐视的生态化反。

乐视系最早开始投入汽车和手机产业是在 2015 年，对于积淀全无的乐视超级汽车和乐视手机来说，几乎就是两个需要“电商扶贫”的果农，而乐视网则是“电商扶贫”中的“电商”。

2015年移动互联网行业仍在上升周期的尾端，用互联网业务带来的巨大现金牛扶持跨界业务是当时的主流做法。但乐视系的问题在于，它错判了互联网行业上升周期的剩余时间与扶持一个新业务完成“原始积累”所需要的时间，并且通过过于紧密的构架使得风险可以在乐视系各公司之间无缝传导（没有中间商）。

事实上，2014、15、16 年成立的那一波“互联网”汽车公司中，只有法拉第未来的现状是最糟糕的。同时，那些互联网汽车公司虽然同样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但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危机为其关联的互联网公司带来危机，法拉第未来却几乎拖垮了乐视网。

原因就在于，其它的互联网汽车公司与其搭配的互联网公司之间采用了更为传统的隔离手段，不追求在业务与财务上的“没有中间商”。这种隔离确保了其中任意业务中产生的风险不至于向其他相关业务无限传导（并层层放大）。

4.3 新冷战

尽管看起来毫无成效甚至饮鸩止渴，但当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在过去的几年建立起更为保守的市场监管和对外政策，以至于在一些人的口中我们已经迎来了冷战 2.0 的时代。

但新冷战其实是一场关于个人的战争，战争的一端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另一端是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

正如之前 3.3 中所描述的滴滴所面临的困境那样，一旦我们陷入到对风险的绝对防范就会导致我们陷入无限的焦虑。

一方面，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意外的现实世界，人类与生命的诞生本身就是宇宙间一系列精妙的意外。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找到一种方法防范所有的风险。

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激活了我们的风险意识，时刻提醒我们网络所连接的另一端的每一个个体、组织和国家都可能是风险的制造者或是转嫁者。

这使得我们的社会从个体到政权都进入了一种紧张且敏感的状态，对一些正常的负面影响传到过度反应、提前反应乃至于过度解读。

由于我们实际上完全无法预测下一次风险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只能将一切潜在的“敌人”当成真正的敌人来对待。

我们会因为中美的国家立场而对立，我们会因为竞争对手的公司而对立，甚至我们甚至会因为偶像不同而对立。虽然这些对立在过去都存在，但不同的是我们彼此都被科技赋予了打击对方的致命武器。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三体》中所描述的黑暗森林相似。

在个体层面上，传统意义上的邻里、社区信任瓦解，“扶老年人”成为炫富的标志、我们担心与朋友的谈话因为被截图传播而受到起诉、担心被供职的公司送进监狱或被自己雇佣的保姆烧死、担心几年前在网络上的幼稚发言会成为今天社会性死亡的判决书；

在行业层面，龙头企业和创业公司均因为担心所谓的“降维打击”和“跨界碾压”而采取更为暴戾的竞争手段，频繁的举报、构陷与黑公关，以及因为生存焦虑而推迟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在国家层面，由于国际贸易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就从来没有达成过平衡，因此当各国均开始对这一问题锱铢必较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崩溃的开始，而这也将成为现代国际社会之间基础信任瓦解的开始。

因此，互联网的敌人是其自身，是强调平等导致的鸿沟，是信任泛滥导致了猜忌，是过度连接导致了隔阂。互联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呑身之蛇与巴别塔，是现代社会的自反性。

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对风险的焦虑和所采取的反制措施还远没有到达高峰。因为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有理解风险分散化和个体化生产的实质。

2003 年，人类基因组完成图首次发布，这项计划集合了美国、英国、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和中国六个国家中的顶尖科学家，历时 13 年耗资超过 30 亿美元。

2019 年，中国学者贺建奎发表的人体基因编辑论文，由于其医学伦理道德存在问题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贺建奎自身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早在 2015 年，你就能在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购买仅售 160 美元的 CRISPR 基因编辑工具套装。进行哺乳动物胚胎基因编辑的其它所需工具，你也几乎能在毫无管制的情况下买到。

根据俄罗斯一个从事人体基因编辑研究的机构介绍[13]，目前“正经”的进行一次人类基因编辑仅需 15500 美元，而这其中大部分的成本则是耗费在必要的监测和观察上。对于一个想要制造弗兰肯斯坦的疯子来说，抛去安全与合规后成本会大幅下降。

类似的案例还出现在换脸应用 ZAO 上，在几天的火爆之后，用户“迅速”质疑 ZAO 换脸的应用，是否会导致自己的面部被滥用，如将面部内容替换到某些非法视频上。

但实际上，大众对 ZAO 的焦虑与担心不仅是迟到的而且是无效的。

ZAO 所使用的 Deepfake 早在 2017 年就已经相当平民化，任何一个想“作恶”的人就可以在 Github 上找到一份简单可用的代码。相比之下，ZAO 被滥用的可能性远没有已开源的 Deepfake 原始技术作恶的可能性更大，毕竟这是一家由商业公司所运作的商业化项目，它的驱动力是赚钱而不是犯罪。

事实上，Google 等大公司早已开始针对伪造视频的对抗识别技术，并在 ZAO 引发公众恐慌之前（2个月）就已经有了初步可用的识别方案。

上面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一点：风险所带来的焦虑除了阻碍技术的进步和自我修复之外，毫无益处。

技术普及看似正在以恐怖小说中的方式降临人间，但对此产生恐惧似乎并没有用处。因为除非我们每天走进邻居家，检查每个衣橱和角落，否则我们永远不能确信邻居是不是一个正在制造僵尸的怪医。

在《风险社会》中，乌尔里希·贝克曾提出一个比较浅显的方式用于解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风险社会。即我们应当将共识聚焦与进步性而非技术性，即我们总要承认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中一直总是推进我们的社会肉眼可见的进步。

但这种共识过于模糊，在《风险社会》写作的年代尚且可行，但在当下风险或风险性的传播速度远大于这一这一共识传播的速度。

在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的《闪电式扩张》中，试图为正在快速扩张中的企业寻找到一个应对风险的合理框架。

它并未超出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扩大风险防范”的范式，但为这一范式寻找到一种合理的、有效的路径，而不是疯狂夸大风险及风险防范的意义以至于扼杀企业的竞争力。

《闪电式扩张》中，将风险按照所需采取的行动分成四类：

1. 立即采取果断行动；
2. 现在采取短期行动，但以后再采取永久行动；
3. 现在注意到问题，并承诺以后再采取行动；
4. 放任自流；

其做出判断的主要依据，是问题当下所处的阶段，以及问题本身是否为系统性全局问题。问题的暴露阶段决定现在或以后处理行动，是否为全局问题则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而对于一些无法解决，且利大于弊的问题，任其燃烧使其逐渐自我解决（就像人的异化那样）。

抛开企业主体，这一框架对个人和国家也存在一定参考。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一种多愁善感的动物，我们总会被恐慌、焦虑、抑郁和愤怒等情感控制，无论是个人、企业和国家都不一定能成为理性决策的主体。

本文不可能给你一个解决新冷战或风险社会的可行路径（否则我也不需要在此写稿了），但确实可以提供一个不那么焦虑的思考方式：

尽管我们可能最终不得不进入一段新冷战的时光，但从更长的角度来说（人的一生）这可能并非一件坏事。

在上一次冷战中，人类的航空航天技术、农业技术、医疗技术和能源技术等都有着飞跃式的进步，就连我当下为之苦恼的互联网技术也诞生于冷战时期。那些在冷战时期承受了不公的一代，都将在他们的晚年获得历史的补偿。

就像没有人能阻止历史的上升一样，也没有人能阻止历史的摇摆。因此，我们无需为自己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烦恼。

坐和放宽，我们来进入尾声。

5 尾声：相信希望，而不是幻想

至此，本文的基调过于悲观。

但我希望你不要误以为我只是想传达这种悲观的情绪，并且我也并不是想要否定互联网及其技术革命在过去 20 年中为全球带来的巨大福祉。

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会是弯路，阶段性的阵痛永远只是技术与社会自我修复，并孕育下一次革命的前提。

事实上，正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堪比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才会经历此刻的痛苦。

1878 年，31 岁的爱迪生带着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几只白炽灯炮参加了巴黎的第三届世界博览会。在之后的将近 150 年里，电灯仿佛普罗米修斯之火，点亮了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角落。但事实上，电灯、电线、电力传输系统在早期都曾遭受过大量的社会质疑——这很容易理解，毕竟时至今日电依然是与火一样危险的事物，而早期的电力行业显然没有如今那么多安全措施对其应用进行保障。

与历史中的绝大多数趋势一样，科技的普及和利用也有其摇摆性，每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之后往往都紧随一轮关于技术的反思。而最终，新技术会在进步与反思的博弈中达到对人类社会最有利的平衡。

这一过程对于技术先导者（比如这一轮技术革命中的互联网公司和从业者）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特权”会被收回。

这种特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当一种技术创新应用于市的时候，监管与法律往往落后于其发展速度，使之能够有机会在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外的地方引发一些变革（大部分为模式创新）。

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网约车之于出租车、短租民宿之于传统酒店、互联网金融之于传统金融业等。

技术的进步在这些领域只是变革的一个契机，网约车、民宿、互联网金融早期能引发如此巨大变化的基础是其可以不用遵守传统出租车行业、酒店业、金融行业的监管框架，制造一些更为激进的产品。

这种突破现有框架的特权在初期是利大于弊的，凭借新技术的引入和适当宽松的环境，行业可以摸清新技术究竟在哪些领域可以为整个行业带来新的增长或为用户带来新的福利。

但随着技术红利见顶，这种突破监管框架的权利会逐渐弊大于利，并最终导致这一特权被收回。

最明显的是在金融领域，没有余额宝突破监管的惊艳面世，中国不会进入到普惠金融的时代，不会有那么多的用户开始理财，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小商贩得以借助金融工具让自己的生意变的更好。但到了后期，校园贷、消费贷、P2P 的持续性负面，让互联网在这一领域的特权逐渐被收回。

无论是早期的突破，还是后期的奉还，均是对整体用户有益处的。

当然，对于互联网从业者来说，这种“特权”的回收会以 KPI 下滑、业务关停、收入下降等更直观的痛苦体现。

事实上，在特权回收期内，这种痛苦是对每个个体而不止局限于行业从业者。

因为从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来讲，当企业开始受到监管与法律约束，并履行其应承担的责任时，其营业成本必将上升并转嫁至消费者承担，毕竟我们所谈论的是现代企业而非慈善机构。

以网约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当公众对其安全要求提升时，它的价格也发生了明显的提升。

这种提价是不应该被诟病的，因为显然为了达到更安全的运营标准，网约车公司不得不增加对司机和汽车的筛选、对司机的定期培训、为营运车辆缴纳高额的强制保险、升级 App 的安全功能、为车辆配置监控等等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公司支出真金白银。

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进入良性经营的网约车行业，其单价并没有比出租车便宜多少，而这也是网约车本应有的姿态，或者说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在同样使用一辆车、一个司机的情况下，凭什么之前我们会认为通过手机呼叫出租车就应该比扬招出租车更便宜？

然而，网约车并不是人类出行史上的“一条弯路”，它显著降低了出租车的空驶现象，同时让我们可以在几乎任何时段和任何地点叫到出租车而不用担心过于偏僻，它提升了运力的大盘让更多人加入到运输行业，并创造了一些非职业化的运力（拼车、顺风车）以实现在同等运力下更加顺畅的城市交通，只是这些好处并不总是以个体消费者可见的形式呈现。

其它领域亦是如此，几乎所有此前享受过技术特权服务的消费者，都会经历这种特权回收带来的痛苦。比如我们不再能用支付宝或微信免费的还信用卡、我们不能再在搜索引擎上下载到免费的歌曲、我们从电商和外卖薅到的优惠券越来越少等等……

于是，在技术特权的回收期（一个较短的时间段），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从个体而言每个人的个体福祉都在下降，而社会整体福祉却在上升。因为原本那些用于让利于个体福祉的成本，被转移用作了整体福祉的保障。

综合上述两点，对于互联网公司和行业从业者来说这无疑是极端痛苦的，一方面特权的收回会直接影响其业绩，另一方面由于其用户直观个体福祉的下降其短期口碑也会大幅下降，一时间“里外不是人”。

1878 年的“电工”是爱迪生，是特斯拉，是贝尔，是当时世界上最酷的人。但现在你绝对不会对电工这一职业有什么幻想。数十年后，当互联网完全祛魅，如今的“极客”也不过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数千种平凡职业之一。

这是不可避免的，无可逃脱的。因此，我们要相信希望，而不要相信幻觉。

那么，希望是什么？幻想是什么？

基于本文对自身“元叙事”的定义，我不会给出任何明确的指导答案，以免误导读者去做一些可能徒劳的尝试，但在这里确实可以驳斥一些幻想。

在当今的互联网行业，区块链与去中心就是一次典型的幻觉。

互联网行业一些前沿领袖，尤其是技术前沿者对区块链与去中心化的描绘，恰如阶级斗争时期我们对天下大同的憧憬与对资产阶级的痛恨。

但事实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我们知道在两百年前（乃至现在）资本主义都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从地球表面上铲除。而且，试图将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从地表铲除的运动为整体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文明走向理智与成熟，无论是信仰康米主义还是信仰资本主义，我们都意识到没必要按照这些主义最初诞生时所写下的文本，去精确的指导我们社会活动的每个步骤。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承认市场在生产资料分配中有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私有制作为激励分配机制也能够在当前环境下高质量的完成目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再将劳动力视为纯粹的商品，通过全员持股、高社会福利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掌握。

除极少数地区之外全球人类普遍放弃了在实操层面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元叙事作为信仰继续发挥其凝聚群体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仍然信奉勤劳致富，要在舆论和道德上谴责不劳而获者，要在社会福利上向劳动者倾斜，并在大方向上施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资源配置制度，但我们不应该在具体的微观层面实行全民计件工资制度和工分制度。

在互联网行业遵循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对 Google、Facebook、阿里、腾讯、今日头条等中心化互联网成功者进行批判，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微观层面上进行彻底的变革，并由此构建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的网络——因为这彻底否定中心化互联网已经为我们所带来的福祉。

更进一步说，去中心化不是解决当下互联网问题的良药。“赛博空间宣言”永远不可能实现，除非你能凭空变出互联网基础设施。

用例子来说，“拆分 Facebook”（及类似平台）就是个既坏且蠢的议题。

任何大脑清醒的人都会意识到，只要我们的需求是一个“在一个地点找到所有的好友”，那么最高效同时也是最安全的方式一定是中心化处理。

分布式系统不仅会使得用户体验的下滑，而且会导致隐私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

因为中心化的安全就像一个城堡（Facebook），我们只需要盯住城墙、城堡和看门的士兵（扎克伯格）即可。而分散化管理却要求我们对整个分散化机构中盯紧每个节点，因为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隐私泄露的源头。

在已知去中心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达不到对现有中心化互联网应用替代的程度下，如通过舆论压力迫使转变发生，只会重蹈人类在历史上反复犯下的错误。

一个合理的路径，是在现有的互联网发展模式下不断的通过技术与模式的微调，解决其所带来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盲目的热衷于构建一个新的互联网来推翻旧的。

在这里，一个合适的例子是 Facebook 的 Libra——这并不是说 Libra 本身是个好项目。

Libra 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是否采用了去中心化技术，而在于 Facebook 正在尝试一种新的去中心化的企业治理结构，这可以有效解决 Facebook 自身集权所带来的很多问题。

在经典模式下，Facebook 以其在社交领域堪比微信+微博+抖音的地位，可以推出完全由 Facebook 一方建设的金融支付系统，其它参与方在这种模式下仅为使用者角色。在这种模式中，支付系统中的一切责任均由 Facebook 承担，尽管有时问题甚至不由 Facebook 引起而是由参与者引发。

在 Libra 模式下，Libra 会员单位对整个支付系统实现共同治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成员单位共同决定什么样的数据可以被应用于金融领域，什么样的不可以。每一个成员单位都有一套独立的风险评估体系，并在 Libra 体系内实现交叉检查。

在这种模式下，显然不会发生一个产品经理拍脑袋决定的功能导致几百万用户数据授权给一个大洋彼岸根本未曾谋面的实体，以至于在两年后引发公司 CEO 不得不去为自己根本没有做出过的决定在国会道歉的蠢事。

Libra 是不是去中心化的？

在原教旨去中心化支持者眼中显然不是，甚至在技术形态上 Libra 可能更像是一个中心化的产品。但它显然利用了去中心化理论中的一些要素，并以更高效的方式解决此前中心化所带来的问题，甚至比重构一个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更为有效。

我们应该庆幸，没有一个真正符合原教旨去中心化支持者的数字货币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否则我们将迎来的是经济危机不断，且各国全部货币手段失效的动荡时代。

Facebook 30 亿用户数据的使用权与处理权最终可能会从马克·扎克伯格一人或 Facebook 一家公司的手中被释放，但它绝非以马克·扎克伯格辞职或 Facebook 被反垄断拆分来实现。事实上，无论是逼迫扎克伯格辞职或是拆分 Facebook 都只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数据泄露和隐私侵犯，这刚好违背大众呼声背后的真实诉求。

尽管 Libra 在当下看来大概率失败，但它确实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尝试应该更多且被鼓励。

回归到引发这一长篇思考的两个熄火：技术裂变熄火与技术普及熄火。

这里有两个方向，是各国互联网巨头在前两年已经意识到的：

面对技术裂变熄火，巨头拿出的思路是“产业互联网”（微软、亚马逊、Google、BAT），向着互联网过去没有触及的领域，去尝试与一些过去未曾组合过的技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引擎重新点燃。

面对技术普及熄火，巨头拿出的思路是“科技向善”（微软、Google、IBM、BAT）。

科技向善并不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是下一轮消费互联网中的竞争方法。因为当所有人都能做出差不多的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社交网站、视频工具的时候，谁能解决这些便利所带来的“负面问题”，谁就可以在下一轮商业竞争中掌握优势。

这并不简单的让科技公司或它的领导人“做个好人”，而是需要在实践中的精准的平衡社会利益与商业利益，这一难度不亚于某些精妙的产品创新。

以数据过度搜集为例，目前公共舆论场上的讨论其实存在明显失焦。

许多大公司 App 在获取用户数据和权限上倾向于超量获取，一个非常直接的动力其实来自于反黑产。也即在推出促销、拉新类活动时，避免被黑色产业链采用批量注册的方式薅羊毛。

瑞幸咖啡在去年回应工信部对它的点名批评时，解释就是为了防止黑产刷咖啡券。

在技术层面，反黑产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向用户搜集足够多的数据，通过社会工程学和机器学习寻找两个用户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可能，并提高黑产创造一个虚拟用户的可能——而这正是被普通用户所厌弃的。

用户有可能会说“我不需要那些促销和羊毛，那能不能不搜集我的数据”，这看似是一个很合理的诉求。但实际上是，即便是到了 2019，各类营销活动对互联网企业收入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如果一个企业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向善”，则可能导致其在商业竞争中输给那些继续“作恶”的公司。

想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首先需要一个清晰的问题。在此前关于数据隐私问题的讨论中，并未能将企业所面临的黑产问题摆到明面上，这很难让我们得出真正的答案。

因此，当互联网这一技术革命的顶峰刚过，更有效的方式并非鲁莽的解决问题，而是更清晰的定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清晰定位，有助于提升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比如没有医疗广告的搜索引擎，没有信息噪音的社交网络，不会侵犯隐私的推荐算法。

但无论是产业互联网还是科技向善，都不一定能解决互联网行业所面临的本质问题。

因为一场技术革命一旦进入到真正的下半场，我们所能做的就不再是防止曲线向下，而是如何让曲线变平滑。这也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见长的硅谷，早在几年前便开始将重心移向新能源与生物基因等全新领域的原因。

如果说，幻想是指「一家公司、一个产品、一种全新的技术可以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全部问题」。那么，什么是希望？

希望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会成为不久之后的“需求”，然后在下一个时代成为产品、解决方案与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

因为人类的进步，一直如此。

交流合作，可以联系微信 ifookit，或邮箱 deal # fdiao.net 。

参考来源：

[1]Internet/Broadband Fact Sheet, Pew Resarch Center, 2018

[2]Teens, Social Media & Technology, Pew Resarch Center, 2018

[3]American Family Survey, CSED@BYU & Desert News, 2018

[4]Media Use by Tweens and Teens,The Common Sense Census, 2019

[5]Study: Stark differences in media use between minority and white Yout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11

[6]Group Chats Are Making the Internet Fun Again, NYK, 2019

[7]《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 , 2019年6月

[8]《2.5亿精神病患的生存现状:离不开的医院，回不去的家！》, 人民网-健康时报, 2018年7月

[9]《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 TED, 李世默, 2013

[10] A Genealogy of ‘Globalization’: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Paul James & Manfred B. Steger, 2014

[11] How America Ends, The Atlantic, 2019

[12]《最高法数据显示：传统出租车万人案发率高于网约车》, 北京青年报, 2018年9月

[13]《“俄版贺建奎”在行动：将编辑人卵子中致聋基因，已有一对夫妇愿意参与》, MIT科技评论,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