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祝辞：“八仙”能过“佳士之海”吗？

新春已然到来，革命呈现出一幅朝气勃发的景象，我们仿佛已经看到帝国主义阶段以来新的、自觉的斗争高潮正在酝酿。过去的最高潮是2018年夏天的佳士抗争，展现了“融工”手工业方式所能达到的极限。我们将这个极限称为“佳士之海”。如今有八个面目比较鲜明的小组，即“中毛共”、“布站”、“到工人中去”、“统一战线”这四个赞成“融工”路线的小组，和“东风”、“新十月”、“前进报”、“列宁道路”这四个赞成“政治报”路线的小组，一起组成了“八仙”。谚语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新春之际展望未来，这“八仙”能过“佳士之海”吗？

我们先概括一下上述两条路线的大意：“融工”路线认为绝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都要进厂当工人(“融入工人”或“融工”的通常意思)，然后在工厂中掀起“斗争”(实际上最多是在经济罢工中与警察发生冲突)，希望以此吸引先进工人加入。而“政治报”或“办报”路线则要求在当前阶段革命知识分子去办工人政治教育小组和全国政治报，以此培养觉悟工人，并把革命工人政党实质建立起来；知识分子进厂当工人是发现先进工人苗子的方式之一，但不局限于此，也不是主要方式。

无论是把“八仙”放在一起，还是在其中划分出两个阵营，都会有许多人，甚至这几个小组本身的同志，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因此我们需要略作解释。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拥护暴力推翻特色政府的原则，并且愿意做实际的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工作。“八仙”据此就和合法的改良主义者从根本上区别了开来。但这“八仙”之间，甚至在融工“四仙”和办报“四仙”内部，也有不小的分歧。例如中毛共自认为有党，其余“七仙”大多数要实质建党。又比如在融工“四仙”内部，中毛共既维护佳士抗争的融工起点，也维护佳士抗争的冒险主义策略，与只维护融工起点、却批判佳士冒险的另外“三仙”立场相异。再比如在办报“四仙”内部，在通过彻底民主革命还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即使如此，把“八仙”大概划分为融工“四仙”和办报“四仙”，对于展望跨越“佳士之海”的未来，仍然是有意义的。融工路线的拥护者也办报，办报路线的拥护者也做工人工作，但二者有路线意义上的差别。这两条路线中，只有一条有可能突破手工业方式的极限，最终跨越“佳士之海”。

对比这两条路线，可以从理论分析、列宁主义史、佳士抗争史和佳士抗争后的实践等几个方面入手。

从理论分析来讲，工人虽然身处被剥削的环境，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式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工人进行耐心的政治教育工作，去除他们头脑中原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之以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才能把他们转变成社会主义者。最觉悟的工人，通常是工人政治教育小组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在经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到工业区做工作，第一步不是进行广泛的鼓动，而是进行小组内的宣传。宣传主要靠系统的材料和讲解，鼓动主要靠传单和演讲。有了小组内宣传，才能有小组外鼓动，而且小组外鼓动时也不能放弃小组内宣传。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觉悟工人的数量。政治报路线，不是要脱离工人，而是要用工业化的方式办小组：调配人员、培训技巧、传递材料等。而融工路线的通常做法，即知识分子当工人的做法，其实是着眼于知识分子的改造，而非觉悟工人的培养。这种思路，既不相信知识分子有革命的愿望，也没有重视工人学习政治知识的必要；甚至以能否长期当工人去作为检验知识分子是否坚定的这一标准本身，也是经济主义思维方式的反映——似乎经济关系改造成工人阶级了，政治观念也就随之改造了。

再看看列宁主义史。列宁在与经济派斗争时，常将经济派称为“《工人事业》派”，因为《工人事业》杂志是其代表性刊物。这个刊物及其拥护者认识不到自己犯了经济主义错误，其主张和融工路线有许多类似之处。例如，《工人事业》杂志宣扬所谓的“阶段论”，主张开始是纯粹的经济鼓动，然后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政治鼓动，最后才是政治鼓动。列宁将这样的看法作为经济主义的典型观点加以反对（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列宁全集》第5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今日的融工路线只不过是在纯粹的经济鼓动之前又加了一个“知识分子当工人”的阶段。实际上，在培养觉悟工人的工作中，政治揭露才是基本的、贯穿始终的手段，因此写作、传递和散播违禁书刊、组织政治材料的讨论小组具有突出的作用。日常宣传鼓动工作被列宁称为“言即是行”，和看似激烈的经济罢工相比，似乎是后退了一步，但却是实际的、深刻影响工人意识的基础工作。为了“言即是行”，政治报的编辑部生产政治材料，代办员网络运输政治材料，地方组织散播政治材料，从而把培养觉悟工人的工作大规模开展起来，这是列宁所主张的工业化灌输方式。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组织的框架形成的过程，为群众情绪高涨时“行即是言”的阶段做着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对比“融工”和“办报”两条路线时，总结佳士抗争的历史具有突出的意义，因为这是帝国主义阶段以来中国革命者一轮完整的手工业方式的尝试。甚至其经验和教训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本身，都说明了手工业方式的局限。佳士抗争虽然发生在2018年夏天，但其起点最起码要追溯到2014年长沙“江森十六勇士”的尝试。10年前这次典型的融工尝试，预告了直到2024年仍然困扰着“八仙”的“佳士之海”。在这次融工中，一个人数为个位数的融工小队进入了长沙广汽江森汽车内饰厂当工人，一个多月后发起要求提高经济待遇的罢工，离开该厂时队伍扩大为十六人，故称为“江森十六勇士”。这个成绩，在当时在革命左翼中就广为人知。但少有人知的是，当时通过经济斗争吸引到的工人，由于未受到全面的政治灌输，难以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因此队伍的扩大只是表面上的扩大，新增的人员流失得也很快。江森融工小组的成员并不否认这一点，然而传播的材料上却往往不提。传播这些材料的同志们不想想，如果真如他们所说，融工、发起经济斗争能够迅速扩大组织规模，那这十年里觉悟工人会增长到什么规模？按这些同志的说法，江森斗争可是经过不到两个月便把队伍规模增加了一两倍。就按最保守的三个月变成两倍来算，十年会有四十个周期，两倍四十次方过后是什么局面？实际上融工、发起经济斗争对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意义非常有限。融工往往非但无法扩大觉悟工人队伍，还会造成通过政治教育形成的知识分子队伍陷入困境。

“江森十六勇士”斗争的意义主要不在其队伍表面上的扩大和实质上的流失这些结果本身，而在于它通过形式上激烈的斗争吸引了青年。一方面，江森斗争时包括中毛共代表、学生社团代表、乌有之乡代表等多种力量齐聚长沙，学生社团的代表本来就不满意于乌有的改良路线，看到江森斗争后很快就跟着中毛共的代表走上了融工路线。另一方面，江森斗争也为融工派与“少年中国评论”之间的论战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对“少年中国评论”的批评都是对青年学生进行融工鼓动的重要材料。今天还有同志试图把这些材料拿出来再次进行鼓动，并将自己对办报路线的批评，类比为丁学雷对“少年中国评论”的批评（这些批评在材料链接的末尾）。可是一来，办报路线和“少年中国评论”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办报路线不但要做工人工作，而且要工业化的灌输；不但要做工业化的灌输，而且在工业化的灌输之前还要以手工业小组的方式做工人工作，他们反对的是融工-经济斗争这种最落后的手工业方式，而不是反对工人工作本身；这与“少年中国评论”将重点放在大学等地方的观点完全不同。二来，批评“少年中国评论”的丁学雷从《怎么办？》里面引了好些话，但他并不理解《怎么办？》，因为单看《怎么办？》是很难真正理解这本书的。2014年的那一批融工路线的支持者都读过《怎么办？》，可惜大多数人也只读过《怎么办？》，而且往往理解得很不好；今天融工路线的支持者似乎仍然是这样。自丁学雷写出这些文章已经过去了十年，融工路线取得的成果，甚至不如1893-1895年俄国革命者的手工业方式的成果，因为融工路线仅仅是手工业方式中最落后的做法之一。为理解俄国经验而读《列宁全集》四到八卷，全力以赴只需要一个月——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怎么办？》的精神实质。读一两个月的书，即使是浪费了时间，也不会耽误太多工人工作，毕竟从许多人进行认真的融工算起，已经过去十年了。

2014年之后的融工实践，由于有中毛共的集中制组织的领导和一批学生社团的真诚拥护，甚至比今天的融工实践显得更加系统有力。但这种知识分子当工人、推动经济斗争以影响工友的方式，甚至在手工业方式中都是比较落后的一种，因为其效率非常低下。融工手工业方式不是不能培养出个别的觉悟工人，但大规模的政治教育只有通过政治报方式才能进行。佳士抗争前没有政治报路线的实践与融工路线竞争，而融工尝试中又总有个别“苏维埃超人”能够在长时间的车间劳动之余完成额外的鼓动工作，于是融工路线的支持者会将融工实践的低效率归咎于融工的知识分子不够努力。但这种“不够努力”（实际上是对经济主义路线低效的无能为力）的现象相当普遍，造成了许多人的绝望；而且又由于融工路线轻视理论修养和对政治路线的思考，使人缺乏具有坚实基础的革命理想和政治判断力，导致许多人把对融工路线的绝望变成了对革命本身的绝望。绝望的个别人一开始用组织开除的手段处理了，但大面积的绝望会危及组织本身，需要一种额外的动力来巩固集中制组织，融工的经济主义由此转向佳士抗争的冒险主义。融工的低效率是冒险主义的温床，而集中制的组织一方面使得融工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强度，另一方面又把融工经济主义阶段的缺点暴露得特别明显，推动了经济主义向冒险主义的转化。可以说，融工路线是一条融合了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手工业路线，是革命的死路。许多融工的尝试在经济主义的阶段就失败了，没有转化成冒险主义，只是因为缺乏集中制的组织条件。但即使加上集中制的条件，佳士抗争的冒险主义失败也会成为其最终的归宿。

最后我们结合列宁主义的历史来看看佳士抗争后的实践。今天对融工路线有一种特别流行的辩护，那就是声称政治报实质建党的路线缺乏觉悟工人的基础，必须用融工的努力将这种基础创造出来。这种辩护尤其强调俄国建党过程中斗争协会阶段的作用，认为1893年-1895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其它类似的工作是1900年之后《火星报》阶段工作的必要基础。这一辩护使用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论据，那就是列宁在1900年结束流放后访问乌法、彼得堡、莫斯科等多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约定了通讯地址和密码。使用这个论据的逻辑是：如果没有这些地方的类似斗争协会的组织，就无法开展政治报计划。这个论据以至整个辩护的问题在于，不是先有许多类似斗争协会的组织，然后才有政治报计划，而是相反，列宁通过政治报计划才能把这些地方组织普遍地建立起来。作为个人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在各地都存在，但这些互相之间最多只有松散联系的革命者难以自发组织起来，更不要说去工人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了。事实上，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警察几乎完全破坏了，就像佳士抗争被警察几乎完全破坏了一样。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和他推动的《火星报》计划，既针对着经济派，也针对着斗争协会阶段的列宁自己：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是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手工业方式在俄国的成绩，表现为1898年一大形式建党时，只有四个国内组织参加，而且立即遭到大逮捕，实际上并没有把党建立起来。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后，没有继续斗争协会的手工业方式，而是转向了政治报方式。1903年召开二大时，就有二十个地方组织派出代表了，而且还有几个地方组织因为成立不满一年未被允许参会。四与二十的成绩对比，反映了手工业方式与工业化方式之间效率的差别。四与二十之间这十六个地方组织的差距，不是通过加强手工业方式增加起来的，而是通过政治报方式建立起来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也类似：既不缺乏零散的革命者，也不缺乏有斗争意愿的工人，但缺少大胆的、系统的计划和工作，把这些自发因素转变为自觉的工人党去工业化地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而且，我们还需要提醒读者：即便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一手工业时期，列宁他们也没有普遍采用知识分子当工人这种效率最低的手工业方式。众所周知的巴布石金，并非列宁去当普工、每天打12个小时螺丝后发动经济斗争涌现出来的，而是通过政治材料的传播、工人小组和夜校的政治教育培养出来的。（参见《巴布石金的回忆》。）现在我们没有全国政治报，革命小组也只是在尝试互相接近，暂时无法采用工业化的方式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而只能采取手工业方式。但手工业方式和手工业方式也有不同，必须把知识分子长年累月当工人、陷于维持合法社团等最落后低效的手工业方式抛弃，把知识分子的主要时间用于工人小组等形式的政治宣传，并努力向工业化方式过渡。

“新十月”频道推送了融工故事系列。这些故事不会让熟悉列宁主义史和佳士抗争史的同志感到意外。恩格斯说过：“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八仙”中有“七仙”都承认佳士抗争中有冒险主义错误。“列宁道路”为了从错误中学习，还编辑了《“列宁道路”评论佳士抗争集》，寻找造成巨大损失的冒险主义错误的经济主义根源（文集的pdf版本可以在“列宁道路”频道的推送中找到，所有文章的链接都附在了评论集序言的末尾）。可惜的是，恩格斯的劝诫并不那么容易实现：一方面，手工业方式造成的稳定性的缺乏使得今天主张融工路线的人，和2014年时主张融工路线的人，未必有很大的交集；另一方面，要让大多数同志认识到融工路线的错误，不仅需要有错误路线造成的失败，而且需要有正确路线促成的进步与之对比。1927年后，中共中央连续犯的三次“左”倾错误就是如此：三次“左”倾错误是不同的人犯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自己也无力纠正这一错误，例如瞿秋白直到牺牲时仍然认为王明路线是正确的；如若不是毛泽东展现了正确路线的力量，他也无法促成党内的多数觉悟到过去路线的偏差。而在当今中国的条件下，培养觉悟工人的成果应当是正确路线的最好证明。

总之，从理论分析、列宁主义史、佳士抗争史、佳士抗争后的实践等几个方面来看，融工“四仙”的努力，并不足以跨越“佳士之海”；办报“四仙”的尝试，应该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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