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四
谈了自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没有专门谈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富人房产的所有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权拿过来，你试试看吧。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7页。——编者注］。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敌人中间引起了最多的责难，在没有经验和缺乏思考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最多的怀疑，同时也最容易把我们同那些想以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自居的人分开，他们埋怨我们，说我们不把他们看作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而把他们叫作资本家的拥护者。也许由于愚昧无知，但他们确实是资本家的拥护者。
就农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
这是事实。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货币和交换，就需要无产阶级多年的稳固统治，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平等的破坏者，你们不仅破坏了同剥削者的平等——这一点我也许还愿意同意，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说这种话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破坏了‘劳动民主派’的平等，你们是罪犯！”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并且肯定地说，你们主张这种平等，你们就是高尔察克的拥护者。”不久以前我在《真理报》上看到格尔曼诺夫同志写的一篇漂亮的文章，其中引证了最“社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一舍尔公民的提纲[7]。这个提纲是在我们的一个合作社机关中提出的。这样的提纲真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员会里，并在末尾写上：“此人是高尔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舍尔公民及其同伙会因此把我叫作诽谤者，或者说得更坏些。可是，我要请那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入门和政治常识的人仔细地分析一下谁是谁非。舍尔公民说：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根本行不通，要先逐渐地然后广泛地转到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
我认为，这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我肯定地说，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读过《资本论》第1章的人，哪怕只是读过考茨基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人，都一定会认为：确实，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时候，当被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闹饥荒的时候，粮食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这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因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
只是谴责高尔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女教师，那是十分愚蠢的。这是庸俗地维护民主，这样控诉高尔察克是愚笨的。高尔察克现在正用一切方法进行活动。但是，他在经济上靠什么来支持呢？他靠贸易自由来支持，他为贸易自由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都因此而拥护他。你们说：“我已经离开了高尔察克，我不是高尔察克分子。”这当然使你很光彩，但这并不能证明你有一个能够判断事物的头脑。我们这样回答这些人，丝毫也没有伤害那些认清高尔察克是一个暴徒而离开了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面子。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同高尔察克进行殊死搏斗的国家里，继续为“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斗争，为粮食贸易自由而斗争，那也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过他还不懂这个道理，想不通这个问题。
高尔察克（不管他叫高尔察克还是邓尼金，不管军装如何不同，实质都一样）是靠占领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区之后，在那里准许粮食贸易自由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来维持的。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名称多得很）这班先生们的这种“自由”和“平等”，那么，在我们这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目前在乌克兰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匪帮，每个匪帮都起一个称号，一个比一个自由，一个比一个民主。
把工农平等奉献给我们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象舍尔公民那样，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指出，许诺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虽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国家的具体条件，特别是一个遭到完全破坏的国家的具体条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硬说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党人”经常责备我们，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说，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低下的”共产主义。这纯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们看书，读书，反复背诵，但是一点也不懂得书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甚至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考茨基甚至现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两天看了一份我们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纸，上面谈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8]考茨基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读报告）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没有生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维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怜的德国工人！他们正在同谢德曼和诺斯克作斗争，同刽子手作斗争，竭力要推翻仍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刽子手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权，他们认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俄国的一切资产者说（这曾登载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报纸上）：“就应该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都很清楚，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主张这样做。应当进行自卫。谢德曼和诺斯克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战争毕竟是战争。德国工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内战时期，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该使工人有饭吃。考茨基却认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
哦，聪明绝顶的先生们！但是在一个被帝国主义者所掠夺所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煤、没有原料、没有工具的国家里，你们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发展生产”！不过，我们人民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都在分配残存的几百万普特的煤或石油，我们很苦恼，每个委员只拿到残存的一点物资，感到不够，不得不决定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业，——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但是只能这样做，因为没有煤。煤在顿涅茨煤田，由于德寇的侵犯，煤被毁掉了。请你们看看比利时和波兰，这是个典型现象，到处都同样呈现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这就是说，失业和饥饿现象还要存在很多年，因为有些被淹的矿井过许多年也是恢复不起来的。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鼓掌）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当然不会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老爷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老爷们也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的。伟大的革命，即使象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派和多数人的意志这一套市侩的空谈，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类“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愚蠢的市侩空谈来看，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来谈什么和平发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拿法国来说。法国是个战胜国，然而那里的粮食生产减少了一半。在英国，我从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人们说：“我们现在是乞丐了。”而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竟责备共产党人使生产陷于停顿！说这种话的人，尽管再三自称是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我们还要忍受许多年的贫困，许多年的倒退，向野蛮方面的倒退。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倒退，使我们向野蛮方面倒退。如果我们能够拯救劳动者，拯救人类的主要生产力——工人，我们就能挽救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拯救工人，我们就会灭亡；因此，再说一遍，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者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只会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象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生命，拯救工人，而工人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工厂停工，工厂之所以停工是因为没有燃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完全不合理，工业同原料产地隔绝。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棉纺织厂需要的原料，要从埃及和美国运来，再近也要从土耳其斯坦运来，当反革命匪帮和英国军队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诺沃茨克的时候，请你们从土耳其斯坦运运看！当铁路无法运输，遭到破坏，没有煤陷于停顿的时候，请你们从埃及从美国运运看！
必须拯救工人，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工作。如果我们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就会倒退，退回到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们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有人走来对我们说：“我们主张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你们共产党人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平等”；那我们回答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
你们说，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吧？那让我们来衡量一下，计算一下。拿60个农民和10个工人来说。60个农民有余粮。他们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有粮食。而10个工人呢，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衣衫褴褛，受尽折磨，没有粮食、燃料和原料。工厂停工。怎么样，你们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吗？60个农民有决定的权利而10个工人应当服从吗？好一个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和由多数人作决定的伟大原则！
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回答说：“你们是一些小丑，因为你们用一些动听的话来回避和掩盖饥饿的问题。”
请问你们：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工厂停工的国家里，如果农民不把余粮拿出来，挨饿的工人是不是有服从多数农民的决定的权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们有没有甚至用暴力取得这些余粮的权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问题的实质，他们就转弯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国的工业都遭到破坏，而且这种状况将继续好几年，因为烧掉工厂或淹没矿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炸毁车厢、捣毁机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傻瓜，不管他是德国军官或法国军官，做这种事都是很能干的，特别是他有了进行爆炸、射击等等的优良装备的时候；然而恢复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农民千百年来受到的熏染就是，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谁以为用一个说服另一个，另一个说服第三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在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机关之后，发现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这就是习惯势力。我们愈坚决地摧毁一切支持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即习惯的势力就表现得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我们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下解放了出来，摧毁了束缚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由出卖粮食是“自由”，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余粮是不自由。农民愤慨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要“交售”；特别是在我们的机构还很糟的时候，他们更是这样说，而机构很糟，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都站在苏哈列夫卡[9]那边。显然，这种机构应该依靠那些正在学习、即使是忠诚老实也至少要学几年才学得会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学会，我们的机构还是糟的，有时甚至会有各种自称为共产党人的骗子混进来。这种危险威胁着任何一个执政的党，威胁着任何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因为既不能一下子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机构。我们很清楚，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还很糟。不久以前，对非农业省份的工人的食物供应情况作了科学的统计调查。原来他们的一半粮食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是从投机商那里得到的，前一半占他们全部购粮支出的十分之一，后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收集和供给的，当然在收集上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收集的。收集这一半粮食是靠战胜了投机商，而不是靠同投机商作交易，这样做有利于挨饿的工人，而牺牲了社会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先生们所夸耀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诸位先生们，你们死守着你们的“平等”吧，而我们则要跟被我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挨饿的工人在一起。不管孟什维克怎样责备我们破坏“平等”，事实却是这样的：我们在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解决了粮食任务的一半。所以我们说，如果60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和“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整个19世纪全部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他们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些民主派听来也许是不堪入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恶意诬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们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读一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读一读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的叙述，去想一想18世纪和19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19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
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
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们出卖粮食这种必需品，谁要没有这种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财产去换它。饥饿是无情的，为了买到粮食，花一千卢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农民的过错，农民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他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取货币。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货币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要消灭货币，必须组织好亿万人的产品分配，——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往坏处说则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如果资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收买他们，用恢复自由贸易引诱他们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所有俄国白卫分子的经济纲领就是自由贸易。他们是懂得这一点的，舍尔公民不懂得这一点，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并不因某个政党不懂得它们就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自由贸易。有人竭力欺骗农民说：“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是更好吗？难道靠自由出卖农业劳动来生活不是更好吗？什么比这更公平呢？”自觉的高尔察克分子是这样说的，从资本的利益来看，他们是说得对的。为了恢复俄国资本权力，需要依靠传统——依靠农民的偏见而反对他们的理智，依靠自由贸易的旧习惯——需要用暴力镇压工人的反抗。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高尔察克分子是对的，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中说得头头是道，懂得从何开头从何结尾，懂得农民的自由贸易和对工人的残暴枪杀之间的联系。联系是有的，虽然舍尔公民不了解这种联系。粮食自由贸易是高尔察克分子的经济纲领，枪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如在芬兰）是实现这个纲领的必要手段，因为工人不会白白放弃他们已获得的果实。联系是密切的，而那些一点不懂经济科学和政治的人，那些由于自己市侩的懦怯心理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企图用“平等”、“自由”的空谈使我们忘记这种联系，他们大喊大叫，说我们破坏“劳动民主派”内部的平等原则，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公平的”。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念。这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派。在我们看来，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同心协力而外，用其他办法是不能打倒资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万农民一下子就巩固地联合起来去反对资本、反对自由贸易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农民十分自由并有高得多的文化。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其他的经济条件，需要多年的准备。那么，谁来进行这种准备呢？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们可能动摇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他们也可能发牢骚，讲怪话，咒骂无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少数。可以咒骂他们，可以高谈多数，高谈你们劳动民主派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高谈纯粹民主。要讲多少话都可以。但这些话只是掩盖一个事实：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饿、工业停顿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转变时期，那些不是按照较公平的价格而是按照“自由的”价格，按照资本主义的和生意人的价格帮助工人得到粮食的人，不管他们本人怎样替自己否认，不管他们怎样真心地相信他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实行自己的纲领，他们都是在实行高尔察克分子的纲领。
五
现在我来谈我所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失败和胜利的问题。我曾经向你们提到考茨基，作为老而腐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他责备我们说，按多数人意志作出的决定才是能够保证和平结局的决定。靠专政作出的决定是一种用军事手段作出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你们用军事手段得不到胜利，你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因为内战不是俘虏人，而是消灭人。被吓倒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吓唬”我们的。
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事实。我们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国内战争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严重更残酷的战争。在历史上，自古罗马的国内战争起，一直都是如此，因为国际战争总是以有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而告结束，唯有在国内战争中，被压迫阶级才集中全力来彻底消灭压迫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
我要问你们，有些“革命家”用革命可能遭到失败来吓唬开始了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家”有什么用处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不冒失败危险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在多少有些觉悟的社会党人中间，是没有观点上的分歧的。当我分析了考茨基所写的这些东西的全部叛卖性之后，我在一年以前写道（这是去年9月的事情）：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95页。——编者注］任何一个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因为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失败，它也是胜利的。看起来这可能象是玩弄字眼，但是为了说明这是事实，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上的具体例子。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蒙蔽了。
我们的革命一年半来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情，要比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们所做的事情多得多。
他们支持了两年，后来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击下灭亡了，在全世界的联军的打击下灭亡了，这些反动势力打败了法国革命家，在法国恢复了正统的合法的君主——那个时代的罗曼诺夫，恢复了地主的统治，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扼杀了法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
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
一年半来，我们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我们奋斗的目的，为打倒资本统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国革命为本阶级所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们说，即使出现某种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我们的话可以从下列一点得到证明：这次革命建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中已经取得道义上的胜利，现在就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遭到灭亡，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斗，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尤其是先进的英国都起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的革命仅仅经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年半的统治，就使它所创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组织成了全世界工人所理解、所熟悉、所欢迎的组织，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绝对必需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因此，我在代表大会开幕的简短贺词中强调了这一基本的、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因此，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我现在拿组织常识来反对这些臆造。分配粮食和煤时，要爱惜每一普特煤和每一普特粮食，——这是无产阶级纪律的任务。这不是农奴主用棍棒来维持的纪律，也不是资本家用饥饿来维持的纪律，而是同志的纪律，工人联合会的纪律。解决了这个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摇摆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农民，那时一定会完全跟我们走。而现在，农民不知道，他应该跟着他还不相信但又不能否认他们在实行一种没有剥削的较为公平的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危害国家的罪行）的人走呢，还是跟着那些照旧许以似乎意味着劳动自由的粮食贸易自由的人走。如果农民看到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政权时善于建立秩序（农民需要秩序，希望有秩序，在这一点上农民是对的，虽然农民这种追求秩序的意愿还和许多模糊的东西、许多反动的东西、许多偏见分不开），农民在多次动摇之后，终于会跟工人走的。农民不可能简单地、轻易地、一下子就摆脱旧社会而走向新社会。他们知道，他们从旧社会得到“秩序”的代价是劳动者破产，是劳动者沦为奴隶。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能不能给他们秩序。对于闭塞、愚昧、散漫的农民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相信任何言论，不相信任何纲领。他们不相信言论倒很好，要不然他们就摆脱不了各种欺骗。他们只会相信行动，相信实际经验。要向他们证明，你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善于分配粮食和煤，不糟蹋一普特粮食和一普特煤，能够使每一普特余粮和每一普特余煤都不拿去做投机买卖，不为那些苏哈列夫卡的英雄们所利用，而是拿来作公平的分配，供给挨饿的工人，甚至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时候拿来援助他们。一定要证明这一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任务。在没有经济根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但历史注定它是要失败的。但依靠先进阶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秩序和组织的更高原则，是可以使用暴力的。那时暴力也可能暂时遭到失败，但它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向农民表明：制度是正确的，劳动和粮食的分配是公平的，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是爱惜的；我们工人能够靠同志的纪律，联合组织的纪律来实现这一切；我们用暴力进行斗争，只是为了保护劳动的利益，只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我们准备把我们现在所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他们，——如果农民看到了这一切，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会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现在正朝这方面去做。
我有点离开了本题，现在应该回到本题上来。目前在所有国家中，已经不象我们不久以前只是重复而不懂得“义和团”这个名词那样，把“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看作怪诞的字眼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名词由世界各种语言重复着。觉悟的工人都看到各国资产阶级每天怎样在千百万份报纸上诬蔑苏维埃政权，他们正从这种谩骂中学习。我最近看了几份美国报纸。我看到一个美国牧师的演说，他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些缺德的人，他们实行共妻，他们是强盗，是掠夺者。我也看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回答：他们以五分钱一份推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推销这个不实行“劳动民主派的平等”的“专政”的宪法。他们是援引这些破坏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篡夺者”、“强盗”、“暴徒”的宪法中的一条来回答的。这里顺便谈一下，当欢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的时候，纽约一家最大的资本家报纸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到达的那天用特大号的字登着：“欢迎老夫人到来！”美国社会主义者转载了这条消息说：“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美国工人们，你们是不是因为资本家赞扬她而感到惊讶呢？”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为什么他们要赞扬她呢？因为她反对苏维埃宪法。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你们看，这一条是从这些强盗的宪法中引来的。”他们引来引去总是那一条：凡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苏维埃政权正是由于它公开地讲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新类型的国家组织，它才博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这种新的国家组织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困难千万倍，但这对于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组织来说，又有益千万倍。当无产阶级的组织解决了这个任务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获得最终胜利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在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里，但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拉丁词，以前任何一个劳动者听到它时，都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怎样实现它。现在这个词已由拉丁文译成现代的各种语言了，现在我们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政权下，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的组织高于一切；任何一个非劳动者，任何一个剥削者都没有权利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要全力以赴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任何虚伪的口号，任何‘自由’、‘平等’之类的偶像，都骗不了我们。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派，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我们已把这一点载入苏维埃宪法，并已博得全世界工人对这部宪法的同情。他们知道，不管新制度的诞生多么困难，不管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考验甚至失败是多么严重，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人类拖向后退。（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9年5月6—19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33—372页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1919年6月23日）
5月19日我在社会教育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分析的关于平等特别是工农平等的问题，无疑是现时最尖锐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触到了小资产者、小业主、小商品所有者、各种庸人和十分之九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否认工农平等！请想想，这是多么吓人的事情！当然，资本家的一切朋友，资本家的一切奴才，首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竭力抓住这件事情来“刺激”农民，“煽动”农民，唆使他们反对工人和共产党员。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事情既然是以谎言为基础，也就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农民是稳重踏实的人，是讲求实际的人。给他们解释问题，要实际，要用浅显常见的例子。怎样才算公平呢？是有余粮的农民不顾工人挨饿，把余粮藏起来，等待粮价暴涨呢，还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的政权不按投机价格，不按生意人价格，不按掠夺性的价格，而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来收购全部余粮？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可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为资本家效劳，为恢复资本家的独裁而卖力的各种骗子们，却想用“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等言词来“规避”这个实质。
农民必须进行选择：
或者是赞成粮食自由贸易，──这就是赞成粮食投机，赞成富人有发财的自由，穷人有破产和挨饿的自由，赞成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独裁，赞成破坏农民同工人的联盟。
或者是赞成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即卖给统一的工人政权，──这就是赞成农民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消除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只能二者择一。
富裕农民即富农定会选择前者，想碰碰运气，同资本家和地主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反对贫苦农民，但这种农民在俄国只会是少数。大多数农民一定会赞成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恢复资本家政权，反对“富人有发财的自由”，反对“穷人有挨饿的自由”，反对用“平等”（拥有余粮的饱食者同挨饿者的平等）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掩盖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饿死的自由）。
我们的任务就是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自由”“平等”的响亮的美丽的词句所布置的狡猾的资本主义骗局作斗争。
农民们！摘下披着羊皮的豺狼的假面具吧，他们唱着关于“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甜蜜歌曲，其实是以此维护地主压迫农民的“自由”，维护有钱的资本家同工人或半饥饿的农民的“平等”，维护藏匿余粮的饱食者同那些因战争的破坏而挨饿和失业的工人的“平等”。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是劳动者最凶恶的敌人，尽管他们叫作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或非党人士，实际上都是资本家的朋友。
“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我们进行斗争，只是保卫劳动的利益，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这就是我在那次讲话中谈到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为“平等”的响亮词句所搅混的地道的真理。绝大多数农民都知道这是真理，都知道工人的国家同投机者和富人作斗争，竭力帮助劳动者和穷人，而地主的国家（在沙皇统治下）和资本家的国家（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则随时随地在一切国家帮助富人掠夺劳动者，帮助投机者和富人靠穷人的破产来发财。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这个真理。所以大多数农民愈觉悟，就会愈迅速愈坚决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赞成同工人结成联盟，赞成同工人政府妥协，反对地主的国家或资本家的国家；赞成苏维埃政权，反对“立宪会议”或“民主共和国”；赞成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妥协，反对支持资本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对于“有教养的”先生们，对于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等，我们则要说：在口头上你们都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你们恰好在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把阶级斗争忘记了。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你们在口头上都是承认这本书的）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可是“有教养的”先生们，你们竟把这个起码常识也忘记了。
从这个起码常识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阶级斗争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只有傻瓜和叛徒才会用空谈“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来支吾搪塞。事实上，一切都是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局来决定的，而中间的、中等的阶级（包括全体小资产阶级，因而也包括全体“农民”）必然动摇于两个阵营之间。
问题在于这些中间阶层归附哪一个主力──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形，谁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丝毫不懂得社会主义，谁实际上就是盲目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庸人和市侩。谁懂得这一点，谁就不会让自己受“自由”和“平等”的空谈所欺骗，谁就会想到和谈到实际问题，就是说，会想到和谈到那些使农民同工人接近，使他们结成反对资本家的联盟，使他们达成反对剥削者、富人和投机者的协议的具体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内战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的同盟者的联盟，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那时，联盟就由斗争协议变为中立协议），这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只有腐朽的“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腐朽的英雄们，如考茨基和马尔托夫之流，才能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一般词句，即用商品经济时代思想行囊中的只言词组来支吾搪塞，而不去研究这种联盟的具体形式、条件和任务。
尼·列宁
1919年6月23日
注释：
[1]这是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致的贺词和在闭幕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5月6—19日在莫斯科举行，约有800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的讲话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目前形势与社会教育的报告。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分组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报告。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决议；通过了关于必须颁布扫除文盲法令、关于建立国家的社会教育机构基本体系、关于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社会教育司的工作从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专门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的专门决议。——[318]。
[2]列宁指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名义下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理论。十月革命后，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加以贯彻。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40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319]。
[3]指1918年12月1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动员识字者和组织宣传苏维埃制度的法令》。该法令刊载于1918年12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2号。法令规定对所有识字的人进行一次登记，从中选拔优秀的宣讲员，编成小组。这些小组第一要把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向不识字的居民传达，第二要通过宣读法令、文章和共产党的报纸来帮助全体居民提高政治觉悟。——[320]。
[4]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326]。
[5]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26]。
[6]《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339]。
[7]发表在1919年5月13日《真理报》第101号上的尔·格尔曼诺夫的《从克伦斯基向后退》一文，摘引了瓦·弗·舍尔的提纲《合作社在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舍尔在提纲中提出，为了尽快消除粮食危机，必须采取以下的经济措施：坚决实行一切定量食品的自由贸易；放弃垄断制度，有步骤地把自由贸易扩大到一切粮食产品；使农民享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在农村停止实行征集和没收；以农民的农业组织同工人、市民的组织间的自由协商来代替固定价格；立即缩减并在以后取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收购机构。——[342]。
[8]可能是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1919年4月15日该报第181号刊登了卡·考茨基在全德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由他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代为宣读）。——[344]。
[9]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