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列宁
（1919年5月）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
1 贺词 （5月6日）
同志们，我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向社会教育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当然，你们并不期望我的讲话会象了解情况和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前一位发言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讲的那样，深入问题的实质。请允许我只讲几句祝贺的话，并谈谈我在人民委员会多少接触到你们直接从事的工作时所稍微观察到和思考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未必找得到一个苏维埃工作部门，能够象社会教育那样，在一年半中就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在这个部门进行工作要比在其他部门容易些。在这里，我们过去是在排除种种旧障碍。在这里，工农群众特别迫切地要求获得知识、自由教育和自由发展，工作比较容易适合他们的这种要求。因为如果说依靠群众强大的压力，我们已经容易地清除了摆在他们道路上的外部障碍，摧毁了把我们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并使俄国遭到这次战争造成的最大困苦的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制度，如果说我们容易地摧毁了外部障碍，那么我们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在这里，完全要用另外的方法进行斗争。在这里，只有靠先进阶层的长期的有成效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可是我们常常感到惭愧，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在这些初步措施中，在推广社会教育即自由的、不受旧的框框和俗套限制的、为成年人所欢迎的教育的事业中，我们起初曾不得不首先同两种障碍作斗争。这两种障碍是我们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那里继承来的，这个社会直到现在还用千万条绳索和链条束缚着我们，把我们拖向后退。
第一个缺点，这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为数很多，他们往往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作自己在哲学方面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2]（鼓掌）不过在初期这是很自然的，是情有可原的，不能归罪于广泛的运动；我希望，我们终究会摆脱而且一定会摆脱这种状况。
第二个缺点，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遗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追求知识、摧毁旧东西的时候，不能带来任何起组织作用和有组织的东西。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动员识字的人和成立图书馆司的问题时，我曾作了一些观察，根据这些粗浅的观察我得出结论说，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好的。当然，在贺词中照例是不大讲坏事情的。我希望你们摆脱这种俗套，如果我向你们谈到我所看到的某些不好的现象，请你们不要埋怨我。当我们提出动员识字的人的问题时，就让人特别清楚地看到，我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它没有立刻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它让现有的力量有发展的自由，而这些现有的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它们的口号仍然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口号，除了导致高尔察克的统治和旧资产阶级复辟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看看我们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做的工作吧，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很少，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总任务，就是要懂得需要无产阶级分子的组织性。问题不在于停留在纸上的可笑的辞藻，而在于现在必须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办法，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会几个不识字的人。我们的法令已对这点作了明文规定[3]。然而在这方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当我在人民委员会接触到另一个问题即图书问题时，我曾说，人们经常抱怨我们的生产落后，书籍太少，不能出版足够数量的书籍，这都是事实。我现在还说，这都是事实。的确，我们没有燃料，工厂停工，纸张很少，因而我们不能得到书籍。这都是真的，但除此之外，我们未能掌握我们现有的书籍，这也是事实。我们在这方面仍然苦于农民的幼稚和无知；农民夺取了贵族老爷的藏书，跑回家中，惟恐有人把图书夺走，因为他还不能认识到，可以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家的东西不是一种令人可恨的东西，它是工人和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这不能怪不开展的农民群众，而且从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农民只会把图书拿回家去，秘密地藏起来，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因为他不懂得全国的图书可以集合在一起，不了解我们将有足够的书籍来满足识字的人的求知欲并使不识字的人识字。现在必须同破坏行为的残余、混乱状态、可笑的本位主义的争吵作斗争。这应当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的人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我们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应当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建立许多平行的组织。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革命不解决这项任务，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谬现象，那么这个革命将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至于资产阶级，则只满足于摧毁旧东西，给农民经济以自由，而农民经济，如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一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
既然我们叫作共产党，我们就应当懂得，只有现在，当我们清除了外部障碍、摧毁了旧制度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才第一次真正地和彻底地提出了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年半的实验之后，我们总该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来战胜那些一直使我们身受其苦的不文明、愚昧和粗野的现象。（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5月7日《真理报》第9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9—332页
2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5月19日）
同志们，大概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谈谈目前形势，但是，请允许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来回答几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整个苏维埃革命阶段的特点，这些问题最能引起争论，最能引起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们的攻击，最能引起以民主派自居并特别喜欢责备我们和到处责备我们违背民主制的人们的疑虑。我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在目前一切宣传和鼓动中，在一切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版物中，几乎经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当然，这种出版物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味撒谎、诬蔑和谩骂比起来，要稍微高明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稍微高明一点的出版物拿来看看，那我认为，关于民主同专政的关系、革命阶级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当前一切政治性争论的最主要的内容。也许你们觉得，说明这些问题有些离开当前的急务，但是我认为，说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总的主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我根本不能奢望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我只从中选几个问题，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
一
我所要谈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过渡的困难的问题。一些以社会党人和民主派自居的人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我认为《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这两个文人集团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这两家报纸被查封，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有利于革命的，这两家报纸的代表在攻击中经常采取理论性的批评，它们被我们的政权机关认定是反革命的刊物，它们攻击我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个阵营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那你们就会看到，在许多责难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者们，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但是，他们既没有给你们面包，也没有给你们和平与自由，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背弃了民主。”关于背弃民主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谈到。我现在来谈这种责难的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给的却是继续战争，是特别残酷特别激烈的斗争，是协约国即所有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反对受苦受难的、落后的和疲惫的俄国的战争。”我再说一遍，这些责难，你们会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报纸上看到，你们会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谈话中听到，你们会不断地在庸人们的每一次讲话中听到。我请你们考虑的正是这类责难。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诲，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的斗争和战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俄国和全人类摆脱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进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同样毫无疑问，正是谋求摆脱这种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行动引起了所有文明国家对俄国的进军。因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的，尽管它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尽管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之流作了这样的保证，尽管他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知道，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协约国军舰正封锁着黑海沿岸一带，甚至还向克里木半岛上有他们的志愿兵活动的刻赤一带进行轰击。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给你们。即使志愿兵对付不了你们，我们也不会把克里木半岛上这块地方让出来，不然你们就会控制亚速海，切断我们同邓尼金联系的通路，使我们无法支援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开攻势，昨天我们的一艘雷击舰就同敌人的四艘雷击舰打了一仗。这就是武装干涉，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在这里参加战斗的不是英国的舰队吗？难道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西伯利亚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吗？整个文明世界现在都在反对俄国，事实就是这样。
试问，我们号召劳动者进行革命，答应给他们和平，却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向软弱落后和筋疲力尽的俄国进军，这是我们自相矛盾还是那些无耻地责难我们的人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问题正在这里。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我们谈的是革命阶级，是人民的革命政策，我请你们拿一位革命家来看看。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一事无成。”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他那样闭塞无知，不能结合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也许不能怪他；要不然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那些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牺牲，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么，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我现在请你们放下个别革命家来看看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使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讲话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句话。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结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那就应该可怜他们的神经失常，有什么办法呢，跟他们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场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1915年就是这样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同样是艰难的流血的、痛苦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就必然引起同样的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时候，听到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庄稼汉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懂得存在着不同的战争，懂得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哪怕是一点点革命史。对于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我们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派、社会党人自居，要公开登台演讲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是称作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真正的社会党人或是伯尔尼国际[4]的拥护者——各种称号多得很，称号是不值钱的——如果这种人责备我们说：“你们许诺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该怎么回答他呢？能不能设想，他象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愚昧，连各种不同的战争都不能区分呢？能不能设想，他竟不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而且现在已被彻底揭穿呢（在凡尔赛和约[5]缔结之后，只有根本不能进行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出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能不能设想，还有哪个识字的人，竟不懂得掠夺性的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懂得我们的战争所以具有世界规模，是因为世界资产阶级知道这是一场同他们的决战呢？我们没有根据作这种种设想。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作什么样的民主派或社会党人，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面前责备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许以和平，现在却拖长国内战争，拖长这个艰难的战争，痛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象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惊讶地说：“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们，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们，很遗憾的是，你们不愿想通这个问题，也不想知道可以从中得出一定结论的普通政治常识。你们硬说你们反对高尔察克。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来说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论、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绪来说吧。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的差别。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冒这种风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可能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者、剥削者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极端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最险恶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这些责难的确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愚昧无知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不管进行战争是为的什么，他们都同样受苦。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我一点也不奇怪。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就要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
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
二
对我们目前这个由于革命而必然出现的艰难困苦时期作了估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看到过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斯维亚季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也在《消息报》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认为自己恰恰是别人无法指责他们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他们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公民们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估价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在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以后，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察克叛乱的关系，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恕我直言，有人等待我们悔悟，认为我们将要悔悟。我们不会悔悟什么的，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布列斯特和约又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碰到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这些民主派，社会党人，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我们彼此彼此。”我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老根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一个革命家而是拿一个普通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难道能找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会区别不了这两种协议吗？你们一定会说，如果真能找到，那大概也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强盗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强盗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1000人中至少有999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从这个例子进而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真诚提议媾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要先去推翻德国资产阶级，那是可笑的！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条约，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条约，斥责了它，甚至拒绝立即签订这个和约，指望得到德国工人的帮助。当暴徒把手枪对准我们的太阳穴时，我们说：请把武器和金钱拿去吧，我们以后再用别的方法同你们算帐。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德国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能不能把我们同帝国主义达成的这个协议和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称号愈激进就愈响亮）同协约国达成的对付本国工人的协议相提并论呢？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这样摆着，现在也是这样摆着的。要知道，现在还侨居欧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响的全欧洲闻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同协约国订有协议。这种协议是不是签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没有签字，聪明人干这些事是会不声不响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们捧出来，发给他们护照，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消息，说今天发表演说的是阿克雪里罗得，明天是萨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齐耶夫，后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那就很清楚，这种协议是有的。虽然这是默契，难道这就不是协议吗？难道这种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也和我们的一样吗？表面上是一样的，正如一个人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从表面上看，是和任何类似行为一样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不管是何情况，不管我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是为的什么，是我受匪徒袭击，不把手枪交给他们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枪和金钱交给他们以求解脱呢，还是我明明知道匪徒们要去行劫而想同他们分赃呢。
“当然，我说这就是使俄国摆脱暴徒的专政，我无疑是个民主派，因为我拥护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民主制，我自然是在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不该怀疑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为匪徒们，为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者效劳，那我也是为了民主、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的利益呀，是为了使各个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为了打倒暴徒、篡夺者、布尔什维克呀！”
当然，目的是极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判断政策不是根据声明，而是根据实在的阶级内容？你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如果你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那你是不是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呢？
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65页。——编者注］中曾顺便指出，在18世纪革命的美国人民争取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在他们进行解放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之一）时，争取解放的伟大的美国革命人民就曾经同当时在美洲、在美国人民家门口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美国人民同这些强盗结成联盟，击败了英国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有哪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是否见过有哪个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代表（或者叫什么别的名称，直到孟什维克），竟敢公开责备美国人民，说他们违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则呢？这样的怪人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他们给自己安上了这些称号，甚至自以为应该和我们呆在一个国际里，说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共产国际，而不愿参加伯尔尼那个老的、美好的、共同的、统一的国际，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在捣乱，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一些捣乱分子！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你们同威廉达成协议，我们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
我可以断言：假使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那他们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否认，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厌恶高尔察克叛乱，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甚至已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不能设想他们会不懂得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在全部革命史上被剥削阶级在同剥削者作斗争中常常被迫达成的协议，一种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主派、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来反对他们所说的本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对他们只能采取象觉悟的革命者对待高尔察克分子的态度，不容许采取任何别的态度。
三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普通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我们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让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象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象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又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过的、或者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很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天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的无线电讯。就在最近几天，我有机会看到法国强盗政府发出的无线电报，说什么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他们把什么叫作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诸如集会自由叫作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因为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象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我们说，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649年在英国、1792—1793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作大革命，是因为它不象1848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有利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族，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会再想到当一名非工作者的社会成员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快到来，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的到来），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种自由。
我们在投入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这些童话供自己和别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集会自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字眼更崇高更美好的呢！没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发展及其觉悟的提高能够想象吗？没有集会自由，人道的原则能够想象吗？但是，我们说，英国和北美合众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它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束缚劳动群众的手脚，因为我们很清楚，资产阶级将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一开始就很不寻常很“怪诞的”政权。在那些考虑过阶级斗争和稍微具体而明确地想到起义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人看来，只能是这样。资产阶级已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但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被推翻，正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推翻，它现在才以更为狂怒的姿态投入战斗。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就万事大吉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派和社会党人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因为资产阶级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蔼可亲地嘲笑过我们；米留可夫嘲笑过，切尔诺夫嘲笑过，新生活派也嘲笑过。他们嘲笑说，“好吧，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请你们组阁吧，你们亲自掌握一两个星期政权看看，——你们会帮我们一个大忙的！”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这样写过，米留可夫在《言语报》[6]上这样写过，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也这样写过。他们所以嘲笑，是因为他们认为事情并不严重。现在他们看到事情严重了，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自己的护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资产者先生们现在也看到并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所以他们大家都在武装起来。你们最好能够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里的每个资产者都在武装起来，建立白卫军，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已经关系到他们能不能保持特权，使千百万人继续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现在斗争具有世界规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站在有产阶级一边，都是欺骗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现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
当劳动者受资本奴役、为资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集会自由是什么呢？是骗人的东西。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战胜剥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级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向这个阶级许诺自由、平等和由多数人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