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上一页】

同国家机构问题有关的还有集中制问题，巴扎罗夫同志在9月27日《新生活报》第138号《布尔什维克和政权问题》一文中，十分有力又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巴扎罗夫同志是这样推论的：“苏维埃不是适应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机构”，因为7个月的经验已经表明，“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有几十份、几百份文件资料”已经证实，苏维埃虽然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已享有“充分权力”，但是“在消除经济破坏方面，并没有能取得稍微令人满意的结果”。需要一个“按生产部门划分的、在每个部门内实行严格集中制并服从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心”的机构。“请看，问题不在于更换旧机构，而仅仅在于改良旧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一直讥笑持有这种计划的人……”

巴扎罗夫同志所有这些同资产阶级论调一模一样、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断，简直是软弱无力得令人吃惊！

确实如此。说苏维埃在俄国某地某时曾享有“充分权力”，这简直是可笑的（即使这不是在重复资本家出于阶级私利的谎言）。所谓享有充分权力，就是要有支配全部土地、所有银行和所有工厂的权力；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经验以及有关政治同经济的关系的学术资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小小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法就在于它不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对苏维埃采取的任何一种重要步骤都暗中破坏，继续把持政府，保留支配土地和银行等等的权力，却又把经济破坏的罪责推在苏维埃身上！！联合的全部惨痛教训也在于此。

苏维埃从来没有掌握过充分的权力，它的措施除起缓解作用和加剧混乱外，什么结果也没有。

向布尔什维克，向这些按他们全党的信念、纲领和策略来讲都是集中主义者的人证明集中制的必要性，那简直是多此一举。《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了解我们对他们那个“全国性的”观点加以嘲笑的意思和意义。而新生活派没有了解这一点，又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嘴巴上而不是在脑子里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一面背诵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一面却时时抱着理论上是可笑的、实践上是反动的“超阶级观点”，并把这种为资产阶级的效劳叫作“全国性的”计划。

可爱的人们，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更通俗一点讲：我们不是讥笑那些“计划”，而是讥笑巴扎罗夫之流不懂得否认“工人监督”、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拥护资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无缥缈的空想。

从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对过苏维埃的集中制，反对过苏维埃的统一。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反对按生产部门成立工厂委员会，反对工厂委员会的集中化。巴扎罗夫在无的放矢。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讥笑的都不是“集中制”，也不是那些“计划”，而是改良主义。因为在有了联合的教训之后，你们的改良主义是太可笑了。谁说问题“不在于更换机构，而在于改良”，谁就是改良主义者，就成了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派。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

这正是半年来联合所作的尝试。

我们所讥笑的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说：“是呀，正是呀，我们恰好不反对改良，我们主张工人参加全国性的监督，我们完全同意。”而巴扎罗夫由于没有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细加思索，就上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圈套，于是好心的巴扎罗夫在客观上就扮演了资本家应声虫的角色。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企图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们的下场，过去一向如此，将来还会永远如此。正因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不能理解阶级斗争，他们的政策是十分可笑地永远动摇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可爱的公民们，去拟订“计划”吧，那不是政治，不是阶级斗争的事情，在那一方面你们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你们的报纸有许多经济学家。请你们同那些准备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工程师及其他人联合起来吧，请你们的大“机构”（报纸）拿出一个副刊来认真研究关于俄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关于银行和辛迪加等等的精确材料，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的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不致引起特别有害的影响，正是这种“计划”工作不致引起工人的讥笑，而会得到工人的感谢。

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让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来节省劳动的办法，探索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为劳动者的利益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

我们拥护集中制，也拥护“计划”，但是，我们拥护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制和计划，是无产阶级为了贫民、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反对剥削者而调节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制和计划。我们只同意把所谓“全国性”理解为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全部政权交给大多数人民，即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

第五条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因为“环境非常复杂……”

真是聪明人！他们也许愿意顺应革命，但只能是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向往这种革命而发出的叹息，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的哀鸣。即使革命开始时环境并不太复杂，革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造成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因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编者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是旧事物无比复杂而痛苦的死亡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新生活方式的诞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而只有套中人[5]才会认为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国内战争是可以设想的。

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么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

第五条理由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因为这里既没有什么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没有任何别的思想。这里有的只是革命使之感到忧愁和恐惧的人们所发出的叹息。为了说明这种叹息的性质，不妨谈一下我个人经历的两件小事。

七月事变前不久，我同一个富有的工程师谈过一次话。这个工程师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做过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甚至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现在，他完全被吓坏了，对情绪激昂、无法制服的工人充满愤恨。他（一个有学识的到过外国的人）说，假如这些工人能和德国工人一样就好了，当然，我了解社会革命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在战争造成工人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不是革命，这是毁灭。

要是历史象德国特别快车进站那样平平安安、稳稳当当、正点到达社会革命，他是愿意承认社会革命的。文雅的乘务员打开车厢门喊道：“社会革命站到了。请全体下车（Alleaussteigen）！”那时，有什么理由不从季特·季特奇之流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转到工人组织中的工程师的地位呢？

这个人见过罢工。他知道，就是在最平静的时候，一次最普通的罢工也总要掀起一场情绪激昂的狂风暴雨。他当然懂得，在阶级斗争唤起了一个大国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时候，在战争和剥削把千百万受地主数百年折磨，受资本家和沙皇官吏数十年掠夺和殴打的人民弄到几乎绝望的时候，这种狂风暴雨必然要更加猛烈千万倍。他“在理论上”了解这一切，但他仅仅在嘴巴上承认这一切，他简直被“非常复杂的环境”吓坏了。

七月事变后，承蒙克伦斯基政府的特别照顾，我有幸转入了地下。掩护我们这种人的当然是工人。有一次，在离彼得格勒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么好的面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再给坏面包了。我们早就不指望在彼得格勒还能买到好面包。”

对七月事变的这种阶级估量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由于什么形势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口号和我们党的机构，以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挨过饿的人是没有想到的。面包对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要通过政治分析这种非常复杂的途径才会想到一切的根本，想到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

而被压迫阶级的人，哪怕是待遇很好和十分有知识的工人，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而且说得那样朴实直率、斩钉截铁、观点鲜明，令人感到惊奇，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整个世界分成两个阵营：“我们”劳动者和“他们”剥削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感到不安：这只是劳动跟资本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斗。要砍树木就别怕木片飞迸。

“革命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真令人难以忍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我们把‘他们’压了一下，‘他们’已经不敢象先前那样耍无赖，了。我们再压一下，就可以完全把他们压倒。”工人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第六条，即最后一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

先生们，请别吓唬人，你们吓不倒谁。我们已经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克伦斯基执政和它没什么两样）领教过这些敌对力量和它们的进攻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怎样消灭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和为数不多的特别富有、同革命特别“敌对”的地方小土地占有者阶层的代表曾处于多么可怜和无可奈何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看见了的，这是人民都还记得的。9月30日的《人民事业报》劝导工人在立宪会议召开（在对付起义农民的“军事措施”保护下召开！）以前要“容忍”克伦斯基执政（即科尔尼洛夫叛乱）和伪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人民事业报》上气不接下气地再三重复《新生活报》的第六条理由，并声嘶力竭地喊道：“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不听命于苏维埃政权，即不听命于工农政权，《人民事业报》为了不落在暴徒、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请看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

但是，无论《新生活报》或者《人民事业报》都吓不倒觉悟的工人。你们说：“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更简单明了、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克伦斯基政府要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竟敢说什么这将是“国内战争”，这将是“可怕的前途”！

不，先生们，你们欺骗不了工人。这将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一小撮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绝望的骚乱。就是说，他们想“不听命”于人民，并且想不顾一切地挑动人民大规模地重复在维堡对待科尔尼洛夫分子的那种行动，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想这样做，要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克伦斯基想这样做，他就会触怒人民。不过，先生们，你们这样是吓不倒工人和士兵的。

真是卑鄙无耻到绝顶了：他们伪造了新布里根杜马，利用伪造手段招募了一些反动合作社派即农村富农当作帮凶，再加上一些资本家和地主（所谓有选举资格的分子），又企图利用这帮科尔尼洛夫匪徒来蹂躏人民的意志，蹂躏工农的意志。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象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9月30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在9月29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

“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为消灭俄国中部农村中仍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做什么事。”

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在9月29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换句更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京、基什金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

“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他们在7月8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9月17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自食其言，甚至不顾孟什维克唐恩的劝阻而推迟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11月底，而不是象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10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即将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会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会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军事措施的政府，对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伪造选举的行为明目张胆地进行庇护的政府会如期召开立宪会议。

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竟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说：“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起义农民的政府！”

使几十万俄国士兵在6月19日之后的进攻中送了命，使战争拖延下来，使德国水兵不得不举行起义，把自己的长官投到水里，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还在一味地空谈和平而不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还在恬不知耻地向工人和农民，向朝不保夕的士兵说：“必须容忍”，要相信“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的政府，要再相信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一个月，而他们在一个月中又会把几万士兵送到屠宰场……“必须容忍”。

难道这还不是恬不知耻吗？？

不，社会革命党的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是骗不了士兵的！

工人和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克伦斯基政府了，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府将立刻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因此一定能立刻实现停战并迅速缔结和约。

我们农民军队的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这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农民起义的克伦斯基政府违反苏维埃意志存在下去了。

不，社会革命党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再也骗不了工人和农民了！

在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的问题上，也就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新生活报》深信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的那种进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逻辑上和政治上的非常惊人的错误，只有那些已经让别人吓得几乎神经失常的人才看不出来。

你们说：“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说得好。不过可爱的同胞，你们都是些经济学家和有学识的人。你们都知道，拿民主派同资产阶级作对比是荒诞的和愚蠢的，这就象拿斗同尺作对比一样，因为世上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非民主派的（能参加旺代叛乱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各种敌对力量”，这是一句空话。而阶级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拥护它的还有地主）。

俄国也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成三种主要“力量”：资产阶级和地主，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首先是农民。正是这三种主要“力量”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在俄国），不仅早已为科学的经济分析所证明，而且也为一切国家的整个现代史的政治经验、为18世纪以来欧洲所有革命的经验、为1905年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了。

那么，你们是想恐吓无产者，说资产阶级的进攻会把他们的政权消灭吗？你们的恐吓就是这个意思，也只有这个意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

好吧。比方说，如果资产阶级能够消灭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那剩下的就只是“联合”，也就是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或妥协。任何别的都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要知道联合已经试验了半年，已经遭到了破产，并且你们这些可爱而不善于思考的《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自己也已经放弃了联合。

结果怎样呢？

《新生活报》的公民们，你们吓糊涂了，你们让别人吓得甚至连最简单的议论都不能自圆其说了，连总共不到五而只到三的数目都弄不清了。

或者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这你们早已不赞成了，甚至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敢提了，因为它知道，在4月20—21日，人民用肩膀一撞就把这种政权撞翻了，现在更是会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打翻这种政权。或者政权归小资产阶级，即由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联盟，妥协），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愿意而且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经济科学证明了的。经济科学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资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间是站不住的。这个联合半年来在俄国试用过不下几十种方法，但还是失败了。

最后，或者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贫苦农民，而不是归资产阶级，以便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还没有尝试过，而这是你们《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劝人民不要去干的，你们用自己畏惧资产阶级的心理去吓唬人民。

第四种办法是连臆造也臆造不出来的。

这就是说，如果《新生活报》因为无产阶级政权仿佛可能被资产阶级搞垮而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等于暗地里回到同资本家妥协的立场！！！很明显，谁害怕反抗，谁不相信能够粉碎这种反抗，谁教导人民说，“你们应当害怕资本家的反抗，你们制服不了这种反抗”，谁就是以此号召重新同资本家妥协。

现在，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都已看到联合的破产，不敢公开拥护联合，同时他们又得到资产阶级的保护，而害怕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掌握全部政权，所以弄得糊里糊涂，《新生活报》也象他们一样，糊涂到了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地步。

害怕资本家的反抗，同时又自命为革命者，希望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多么可耻！被机会主义败坏了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在思想上堕落到什么地步，才能发出这种论调！

资本家的反抗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全体人民也看到过了，因为资本家比其他阶级更有觉悟，他们一下子就理解了苏维埃的意义，马上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直到采取空前未有的造谣诽谤的手段，制造军事阴谋，来破坏苏维埃，消灭苏维埃，糟蹋苏维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之下），把苏维埃变为清谈馆，长年累月地用无聊的空话和玩弄革命的把戏使农民和工人厌倦。

而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反抗力量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贫困和资本主义奴隶制所摧残的人们实际看到和感觉到国家政权到了被压迫阶级手中，并正在帮助贫民对地主和资本家展开斗争，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什么样的回击资本家的潜在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隐蔽的社会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页。——编者注］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来；只有那时，如果工人阶级政权有1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顽抗的敌人，就会有100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们斗争，而这些新战士至今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他们一直在贫困折磨和绝望状态中苟延残喘，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也会为他们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兵分队会完全信任地召请他们直接地经常地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

在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这帮先生善意参加下，资本家和地主用尽一切办法糟蹋民主共和国，用效劳财富来糟蹋民主共和国，致使人民变得冷漠无情，使他们觉得反正都一样，因为一个挨饿的人不会去区分共和国和君主国，一个挨冻、赤足、受尽折磨、为旁人的利益去送命的士兵是不会爱上共和国的。

但是，一旦无论哪个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娘，随便哪个破产农民都看到，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向财富卑躬屈节，而是帮助贫民；这个政权敢于采取革命措施；这个政权把寄生虫的多余食品拿来分给饥民；这个政权让无家可归的人强行搬进富人的住宅；这个政权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土地交给劳动者，工厂和银行受工人监督；百万富翁隐匿财产会立刻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旦贫民看到这一切并且感觉到这一切，那时任何资本家和富农的力量，任何拥有数千亿的世界金融资本的力量也战胜不了人民革命，相反地，人民革命将战胜整个世界，因为在所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熟。

如果我们的革命自己不害怕自己，如果它把全部政权交给无产阶级，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更加成熟的和更加有组织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暂时受到了战争的压制，但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战争使它更加强大了。

担心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即保证能得到贫苦农民全力支持的无产阶级政权会被资本家先生们“消灭”！这是多么近视！这是多么可耻的害怕人民的心理！这是多么虚伪！流露出这种恐惧心理的人都属于“上等”（这是按资本主义的尺度，而实际上是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讲到“正义”这个词，自己并不相信，而是习惯于把它当作一种空话，并不赋予它任何内容。

这里有个例子：

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个著名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再找不到比他更温和的劳动派分子，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更志同道合的人了。没有哪个部长比他更热心地替资产阶级效劳。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比他更热烈地拥护“联合”、拥护同资本家的妥协！

请看，根据护国派《消息报》的报道，这位先生在“民主”（应读作：布里根）会议上的发言不得不供认：

“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反映集团要求即阶级要求和民族要求的纲领。最坦率地维护这个纲领的是布尔什维克。而民主派其他部分的人也很难拒绝这个纲领。要知道，这是劳动群众的要求，是被歧视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民主派难以同布尔什维克决裂，拒绝这些阶级要求，首先是因为这些要求实质上是正义的。我们在革命前为这个纲领奋斗过，为这个纲领进行过革命，在其他条件下我们都会一致地拥护它，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个纲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现在，这种危险性更大，因为这些要求恰恰是在国家不能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首先要保卫国家这个整体，把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一条路：不管提出的要求多么正义和强烈，一概不予以满足，相反地，要各方面忍受必须忍受的限制和牺牲。”（9月17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当资本家们还掌权的时候，他所保卫的不是什么整体，而是俄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的私利。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和资本家，和他们的秘密条约，和他们的兼并（侵占别人土地），和他们的银行的金融诈骗行为断绝关系之后，战争才不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在断绝这种关系之后，战争才会在敌人拒绝接受正式向他提出的公正的和约的情况下，成为防御性的、正义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一个摆脱资本的枷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银行和工厂置于工人监督之下的国家的防御力量，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许多倍。

而最重要的是，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既然他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的正义性，不得不承认它的要求是“劳动群众”即多数居民的要求，那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立场，放弃了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全部立场。

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的政府将是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纲领。

要知道，彼舍霍诺夫先生是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政治朋友，是富农之类的老爷们的代表，如果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或者克伦斯基的军队（他们是一路货）打败了布尔什维克，这些老爷们的老婆和姐妹第二天就会用小伞挑出被打得半死的布尔什维克的眼珠。

就连这样的一位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要求的“正义性”。

在他看来，“正义”不过是空话。但是在半无产者群众看来，在被战争弄得破产，弄得痛苦不堪，弄得疲惫已极的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看来，这不是空话，而是最尖锐、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是关系到会不会饿死、能不能取得一片面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政策都不能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挨饿者和破产者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妥协”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定会得到这些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支持。

知识分子和那些根据他们“洞悉”经济唯物主义的“奥妙”这个堂皇的理由而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坏蛋们说：正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

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正是在目前，布尔什维克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代表，以自己的政策体现了那种在全世界推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

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当大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物质机构依靠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先进国家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奇妙的技术，而资本主义却妨碍这些技术的运用的时候，当觉悟的工人团结成一个有25万党员的党，以便在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支持下有计划地掌握这种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后记

上面这篇文章写好了的时候，10月1日的《新生活报》社论又提出了一套糊涂的新妙论，这套妙论特别危险，因为它是隐藏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后面的，隐藏在“不要受人挑动”这种深奥的庸俗议论的烟幕后面的（可别落入这种关于挑动的叫喊的圈套，因为这种叫喊无非是企图恐吓布尔什维克，使他们不要夺取政权）。

这套妙论说：

“无论是7月3—5日运动的教训，还是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都非常明显地表明：民主派拥有在人民中威信最高的机关，如果它在国内战争中采取防御立场，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掌握进攻的主动权，那它就要失去一切中间的、动摇的分子而遭到失败。”

如果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套议论中所反映的这种庸俗的糊涂思想表示任何形式的一点点让步，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革命。

因为发表这种议论的作者在谈到国内战争（这个话题恰好是通体漂亮的太太搭得上话的）的时候，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训曲解到了极端滑稽可笑的地步。

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代表和奠基人卡尔·马克思谈到这些教训，谈到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时是这样论述的：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决心干到底（直译：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全部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马克思指的是起义的最“困难的”情况，即必须反对“巩固的”旧政权，反对还没有在革命影响和政府动摇影响下瓦解的军队〉；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年德文版第11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编者注］

《新生活报》的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6]，我们有的不是三倍的勇敢，而是两种长处，“我们有这样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在“我们”看来，世界历史的经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1917年两次运动的经验——透过莫尔恰林[7]的眼镜被歪曲了的经验。

让我们不戴这副可爱的眼镜来看看这个经验吧。

你们拿7月3—5日的事变同“国内战争”相提并论，是因为你们相信了阿列克辛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之流。而相信这样的人正是《新生活报》的先生们的特色（尽管他们拥有大型日报的庞大机构，但在收集有关7月3—5日事变的材料方面却没有独立地做过一点事情）。

我们姑且假定，7月3—5日的事变不是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在雏形阶段内的国内战争的胚胎，而是真正的国内战争。我们就这样假定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训证明了什么呢？

第一，布尔什维克没有转入进攻，因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转入进攻，那就会在7月3日夜里，甚至在7月4日拿下许多东西。如果说这是国内战争（《新生活报》正是这样看的，而不是如实地看作自发的爆发向4月20—21日那种示威的转变），采取防御正是他们的弱点。

由此可见，“教训”同《新生活报》那些聪明人所说的相反。

第二，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连起义的打算都没有，为什么当时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它并不在我们和《新生活报》争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国内战争”即起义的教训，而不是革命政党由于显然缺乏多数人的支持而放弃起义的念头。

因为大家知道，1917年7月过了很久以后，布尔什维克才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在全国获得了多数（在莫斯科获得了49％以上的选票），可见，得到的“教训”又完全不是新生活派那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想看到的那些。

不，不，《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请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搞政治吧！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

为什么《新生活报》谈到7月3—5日事变的“教训”，却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呢？那是因为谈论政治问题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小团体中被资产阶级吓倒了的人们。

还有，第三，事实表明，正是在7月3—4日事变之后，正是由于策列铁里先生之流被自己的七月政策揭穿了，正是由于群众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是自己的先进战士而“社会联盟派”是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才开始垮台的。他们的垮台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就完全为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所证实了，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而“社会联盟派”遭到了失败。（《人民事业报》不久前隐瞒各党派得票的总数，企图推翻这一事实，但这是欺骗自己和欺骗读者；根据8月24日《日报》仅仅关于城市的材料来看，立宪民主党人得票的百分数从22％增加到23％，绝对票数减少了40％；布尔什维克得票的百分数从20％增加到33％，绝对票数只减少了10％；所有“中间”党派得票的百分数从58％下降到44％，绝对票数减少了60％！！）

七月事变后和科尔尼洛夫事变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垮台，也为两党中的“左”翼人数几乎增加到40％这一情况所证实，这真是替遭到克伦斯基先生之流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报了仇”。

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失去了”数百个党员，但是在7月3—4日事变中赢得了许多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群众懂得了并看到了它的忠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背叛。这就是说，得到的“教训”和“新生活派”所说的完全不同，这个“教训”就是：决不能离开沸腾的群众而去迁就“民主派的莫尔恰林们”，如果是起义，那就要趁敌军分散的时候转入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新生活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精确估计客观形势作为策略的基础，而是荒谬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国内战争”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召开立宪会议”混为一谈吗？

先生们，这简直令人可笑，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任何逻辑的嘲弄！

如果在客观形势中没有使阶级斗争激化到“国内战争”程度的根据，你们在谈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这里分析的《新生活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如此）的时候，为什么要谈到“国内战争”呢？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并且证明，在客观形势中没有进行国内战争的基础，因而可以并且应该把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在法律上和议会制上是“简单的”东西，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之类放在策略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那就可以认为这类代表大会和这类会议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国内战争的必然性或者哪怕只是可能性是以目前的客观形势为根据的，如果你们不是“信口”谈论国内战争，而是明显地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国内战争形势的存在，那么，怎么能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会议放在首要地位呢？？这简直是嘲弄挨饿的和受蹂躏的群众！难道挨饿的人会同意“等待”两个月吗？难道你们自己每天都在描写的日益加剧的经济破坏会允许“等待”到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在我方没有采取争取和平的重要步骤（即没有正式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的条件下，德国的进攻会允许“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你们有这样的材料，使你们能够断定，从2月28日到9月30日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的历史，从10月1日起到11月29日[8]就会发展得极其平静、和平、稳步、合法，而决不会有爆发、飞跃、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危机吗？难道前线的军队，由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代表前线正式宣布“不会再打下去”的那个军队，会平静地忍受饥寒，直到“预定的”日子吗？难道由于你们把农民起义叫作“无政府状态”和“暴行”，由于克伦斯基派“武装”力量去镇压农民，农民起义就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因素了吗？难道可以设想一个在农民国家里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能平静地、公平地、不伪造地进行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吗？

先生们，你们不要讥笑“斯莫尔尼学校张皇失措”[9]！你们张皇失措的程度并不小些。是你们在用张皇失措的言语和可怜的立宪幻想来回答国内战争的各种严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染上了这种情绪，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自己的革命。

尼·列宁

1917年10月1日

正文和后记载于1917年10月《启蒙》杂志第1—2期合刊

再版序言载于1918年彼得格勒出版的本文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87—339页

注释：

[1]《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是在维堡写的，最初发表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刊物《启蒙》杂志1917年10月第1—2期合刊。——[282]。

[2]1917年6月4日（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发言中说：“现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们，你们走开吧，我们将取而代之。俄国没有这样的政党。”列宁当即在席位上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反驳说：“有的！”接着又在自己发言时讲到这个问题，宣布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0页）。——[283]。

[3]通体漂亮的太太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以制造流言、搬弄是非为能事的女人，见于该书第1部第9章。——[289]。

[4]《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　Тр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担任该报编辑的有Ｂ．Ｂ．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达·卡姆柯夫和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该报起初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17年11月1日（14日）第59号起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机关报，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第105号起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3月15日迁往莫斯科。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后被查封。——[291]。

[5]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2]。

[6]“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是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326]。

[7]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他夸耀自己有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327]。

[8]2月28日（3月13日）指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9月30日（10月13日）是临时政府最初规定的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这个日期后来被它改为11月28日（12月11日）。——[330]。

[9]这句话出自《新生活报》上刊登的俄国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的《雷声又响了》一文。

斯莫尔尼学校即斯莫尔尼宫。1917年8月4日（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塔夫利达宫迁到这里。它的一个房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办公处。1917年10月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也设在此地。列宁在这里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