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列宁
（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再版序言
从下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9月底开始写，10月1日写成的。
10月25日的革命，已经把这本小册子提出的问题从理论的领域转到了实践的领域。
现在不应当用言论，而应当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理论根据，是不堪一驳的。这些论据已经被推翻了。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证明工农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活跃的正直的农民，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一定会竭尽全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
干起来吧，大家都干起来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应当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
尼·列宁
1917年11月9日于彼得堡
从《言语报》到《新生活报》，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到半布尔什维克，总之，除布尔什维克以外，所有派别在哪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呢？
在以下这点上：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或者即使敢于夺取并且夺到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极短暂的时期也保持不住。
如果有人说，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某些极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狂热者”才会认为这个问题是现实的， 那么我们只要把负有最重大责任、最有影响的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的言论一字不改地引来，就能驳倒这种论调。
但是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敢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谈几句。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听策列铁里部长的一次发言时当即在席位上大声插话，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复[2]。而且，不论在报刊上或者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布尔什维克发表过关于我们不应当单独夺取政权的声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
现在，我们来引用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半布尔什维克（我倒更愿意称他们为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在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
9月16日《言语报》的社论说：
“……亚历山大剧院的大厅里笼罩着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的气氛，社会党人的报刊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十分明确而且毫不隐讳。在民主会议上，这是少数人的观点。然而在苏维埃里，却是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尽管布尔什维克言词激昂，自吹自擂，摆出十分自信的姿态，但是他们除一小部分狂热者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嘴上勇敢。他们的本意并不想夺取‘全部政权’。他们这些地道的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骨子里却是一群胆小鬼，他们内心里深知自己腹中空洞无物，深知他们目前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也象我们大家一样非常清楚：他们彻底胜利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迅速垮台的第一天。他们按本性来讲是一些毫不负责的人，按方法和手段来讲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能算作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流派，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偏向。要永远摆脱和根除布尔什维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要不是意识到这种试验是不能容许的，有招致毁灭的危险，真可以豁出去试一试这种有英雄气魄的办法。我们再说一遍，好在这些可悲的当代英雄自己也决不想真正夺取全部政权。在任何条件下，建设性的工作都是他们难以胜任的。因此，他们的十分明确和毫不隐讳的态度，只能表现于政治讲坛上和群众大会上的空谈。实际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的立场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是，这种立场在某一方面也取得了某些实际结果：它把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派别联合起来反对自己……”
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现在请看俄国最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9月21日的一篇同样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社论中：
“……如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资产阶级不愿意根据民主会议批准的纲领同民主派合作，那么，联合内阁就应当从民主会议的成员内部产生出来。这对拥护联合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牺牲，但是，宣传政权‘清一色路线’这种主张的人也应当作这样的牺牲。不过，我们担心在这方面可能达不成协议。那就只有第三种即最后一种办法了：政权由民主会议中原则上拥护清一色政权的主张的那一半成员负责组织。
明确地说，就是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布尔什维克极力把仇视联合的思想灌输给革命民主派，答应在消灭‘妥协’以后给他们各种好处，并且说妥协是我国一切灾难的根源。
如果布尔什维克了解自己鼓动的是什么，如果他们不欺骗群众，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兑现到处随便开出的支票。
问题非常明显。
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匆忙炮制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
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
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种办法，三条道路，其他的办法和道路是没有的！”（黑体是《人民事业报》原来用的）
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最后，请看新生活派“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如果脚踏两只船也可以称作立场的话）。下面这一段话摘自9月23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社论：
“……如果再同柯诺瓦洛夫、基什金一起组织联合内阁，那就只能意味着民主派又一次投降，意味着撤销民主会议的关于根据8月14日的纲领建立责任政权的决议……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清一色的内阁，就象联合内阁里负有责任的社会党人部长一样，很难感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政府不但不能把革命的‘活跃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也不能指望从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稍微积极的支持。
但是组织另一种清一色的内阁，即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这也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更坏的出路，其实这不是出路，简直是死路。诚然，这样的口号谁也没有提出过，只有《工人之路报》在偶尔发表的不那么大胆的意见中提到过，后来才不断加以‘解释’。”（这些负责的政论家连9月21日《人民事业报》的社论也忘掉了，居然“大胆地”写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
“现在，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七月事变之后，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的苏维埃明确地走上积极反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时候取消的。现在不仅可以认为‘苏维埃路线’是经过校正的路线，并且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到，在准备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布尔什维克将获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一条旨在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策略路线’。其实，苏维埃也可以理解为农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依靠俄国整个民主派绝大多数人的政权。但是这样一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失去独特的意义，因为它使苏维埃成为在组织成分上同民主会议所组织的‘预备议会’几乎相同的东西……”（《新生活报》的论断是最无耻的谎话，这等于说，冒牌和伪造的民主同民主是“几乎相同的东西”：预备议会是伪造的，它是以少数人，特别是以库斯柯娃、柏肯盖姆、柴可夫斯基之流的意志来冒充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甚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柴可夫斯基之流所伪造的农民苏维埃在民主会议上反对联合的也占很大的百分比，如果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在一起，其结果也足以使联合彻底垮台。第三，“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农民苏维埃的政权主要会扩展到农村去，而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可以稳占优势。）“……既然两者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就应当立刻取消。如果‘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只是掩饰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那么这样的政权正是意味着革命的破产和失败。
不仅脱离国内其他阶级、而且也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无产阶级，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使它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运转起来，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目前唯一符合时局要求的政权，就是民主派内部真诚联合的政权。”
请读者原谅，我们摘引了这样多的话，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须确切地介绍一下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各个党派的立场。必须确凿地证明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所有这些党派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不仅是十分现实的问题，而且也是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立宪民主党人到新生活派，“大家”都确信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所持的理由。
堂堂的《言语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不过是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话把布尔什维克痛骂了一顿。顺便说一下，我们引用的话也表明，如果以为《言语报》在“挑动”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因此说什么，“同志们，要当心，敌人建议我们干的准不是好事！”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地估计到一般的用意和具体的用意，就“相信”这是资产阶级在“挑动”我们去夺取政权，那我们就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因为资产阶级无疑永远会恶毒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会造成千万种灾难，永远会恶毒地叫嚣“要一下子‘永远’摆脱布尔什维克，最好是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然后把他们彻底打垮。”这种叫嚣也可以说是一种“挑动”，不过是出于相反用意的挑动。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者决不是“建议”我们而且从来没有“建议”我们夺取政权。他们只不过想用政权面临的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任务来吓唬我们。
不，我们不应当被吓坏了的资产者的叫嚣吓倒。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无法解决的”社会任务，至于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作为摆脱极端困难的状况的唯一出路，这些完全可以解决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解决。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么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获得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巩固的胜利。
我们要完全实事求是地讨论那些会使某一时机变得不利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让资产阶级疯狂的叫嚣吓倒，同时也不能忘记，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确实成了十分迫切的问题。现在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对我们的党有莫大的危险，比我们认为夺取政权“为时过早”要危险得多。在这方面，现在决不可能说什么“为时过早”，因为千百万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也许只有一两件例外。
对《言语报》的恶毒的谩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背诵几句诗：
我们听到的赞许声
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
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
资产阶级对我们这样切齿痛恨，这也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一个真理：我们正确地给人民指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和方法。
非常难得，这一次《人民事业报》没有赏我们一顿痛骂，但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只是指出“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的前景，企图用这种间接的暗示的方式来吓唬我们。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社会革命党人在吓唬我们的时候，自己却着实被吓倒了，被吓坏了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得魂不附体了。我可以同样肯定地说，在某些特别高级和特别腐朽的机关里，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类似的“联络”（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触的，老实说，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勾勾搭搭的）委员会里，社会革命党人也能吓倒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第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议会”等等这一切机关里，空气坏到极点，臭得令人作呕，长久地呼吸这种空气对任何人都是有害的；第二，着实的惊恐是有感染力的，着实被吓倒的庸人甚至能把个别革命者一时变成庸人。
尽管“按人之常情”来说，一个过去不幸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当部长或者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能当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着实被吓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让别人把我们吓倒，那就是犯了政治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很容易弄到背叛无产阶级的地步。先生们，把你们的切实的理由摆出来！别以为我们会被你们的惊恐吓倒！
这一次，我们只在《新生活报》上找到一些切实的理由。《新生活报》这次所扮演的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扮演这种角色对它来说，要比扮演使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3]显然感到“怪难为情”的布尔什维克的辩护士的角色更合适些。
这位辩护士提出了六条理由：
（1）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2）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
（3）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
（4）无产阶级“不能使”这个机构“运转起来”；
（5）“环境非常复杂”；
（6）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
《新生活报》提出第一条理由，实在笨得令人可笑，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是这一阶级的主要代表）和无产阶级。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时，说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
《新生活报》大概是想说，无产阶级脱离了农民，因为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决不会是地主。但是又不能明确地说无产阶级现在脱离了农民，因为这种说法显而易见是十分荒谬的。
很难设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象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很少脱离小资产阶级，请注意，这是指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在客观的不容争辩的材料中，我们有一些最近的材料，它们说明了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也就是声名狼藉的“民主”会议的“各选民团”赞成和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表决情况。试以苏维埃的选民团作例子，情况如下：
赞成联合的 反对联合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 83 192
农民代表苏维埃………………………102 70 —————————————————————————————
总 计………………………185 262
可见，多数人总的说来拥护无产阶级的口号：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同时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在增长。要知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民主会议，是由苏维埃的昨天的领袖，即在中央机关中拥有可靠的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召集的会议！显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实际的优势，在这里是被缩小了。
无论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上，或者在立刻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目前都已经得到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里的多数的拥护，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9月24日的《工人之路报》第19号转载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4]第25号上发表的关于9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消息。在这个会议上，主张无限制联合的有4个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萨马拉省和塔夫利达省）；主张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的有3个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和黑海省）和2个集团军执行委员会；而反对联合的有23个省和4个集团军的执行委员会。
可见，大多数农民是反对联合的！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此外还应当指出，主张联合的是3个边区省（萨马拉省、塔夫利达省、黑海省）和4个工业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科斯特罗马省和莫斯科省）。在这3个边区省份中，使用雇佣工人的富裕农民和大地主比其他各省多得多，在4个工业省份中，农民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俄国大多数省份强。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材料收集起来，看看有没有关于农民最“富裕的”那些省份里的贫苦农民的资料，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集团”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了很大的优势：40票对15票。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之流对俄国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采取兼并政策，横施暴力的政策，已经自食其果了。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居民群众，即他们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超过了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因为历史已经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了。资产阶级卑鄙地背叛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无产阶级则忠于这一事业。
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目前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切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容争辩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无产阶级一点也“没有脱离”其他阶级。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这两个问题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行坚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从而不仅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一下子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且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真正爆发出来，因为群众将从政府那里第一次看到，不是沙皇制度下那种地主对农民、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残酷压迫，不是共和制度下那种在花言巧语掩盖下继续实行类似政策的意图，也不是挑剔、凌辱、诬蔑、拖拉、阻难和搪塞（也就是克伦斯基赐给农民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一切），而是见诸行动的热烈同情，是反对地主的紧急的革命措施，是立刻恢复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穆斯林等等的充分自由。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拉拢合作社派的半立宪民主党人上层分子来帮助自己执行反对群众的反动民主政策。所以，对于实际政策的某些事项，例如是不是应当立刻把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是不是应当满足芬兰人或乌克兰人的某些要求，等等，他们永远不敢征求群众的意见，不敢举行全民投票，甚至不敢在各个地方苏维埃、各个地方组织中进行表决。
而在和平问题这个当今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其实无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全民族的代表，是各个阶级中一切活跃的和正直的分子的代表，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到政权以后才会立刻向各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只有无产阶级才会采取真正革命的措施（公布秘密条约，等等），尽可能快地取得尽可能公正的和平。
不，《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只能表明他们自己主观上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毫无疑问，俄国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没有“脱离”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在人们取得了“联合”的惨痛教训之后，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
第二条理由是所谓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实在费解。这大概“讲的是希腊语”，——法国人遇到这种场合常这么说。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是一些能当部长的角色。他们完全适合在立宪民主党人手下当部长。因为对这种部长所要求的无非是善于说冠冕堂皇、八面玲珑、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空话，这种空话可以用来掩盖一切丑恶行为，因此一定可以博得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定会鼓掌赞成新生活派认为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说法，因为这种话的言外之意是（或者说，这种话他们一听就明白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是“民主派活跃的力量”。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是僵死的力量。这一点已经由联合的历史证实了。
新生活派被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氛吓倒了，竟把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重大差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右翼，如《人民意志报》和《统一报》等等当作“活跃的”力量。而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跟群众而不是跟富农有联系的力量，只有那些受到联合的教训因而抛弃联合的力量，才是活跃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左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积极的活跃的力量”的代表。这个左翼的加强（特别是在七月反革命事变以后），是无产阶级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的一个最可靠的客观标志。
最近社会革命党中派的向左摆更加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切尔诺夫9月24日的声明就是向左摆的证明，他说他那一派不赞成重新同基什金之流联合。从社会革命党在城市尤其是在农村所得的选票的数目来看，这个党是目前占优势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而在这个党的代表中中派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它的中派向左摆证明：上面引的《人民事业报》关于民主派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保证给”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充分的支持”的声明，无论如何都不是说说而已的。
社会革命党的中派拒绝重新同基什金联合的事实，以及外省孟什维克护国派（高加索的饶尔丹尼亚等）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优势的事实，都是客观证据，证明一部分一直跟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群众将支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俄国无产阶级现在恰恰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
第三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这也许是最常见最流行的理由。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这个理由指出了摆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所以它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毫无疑问，这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假使我们这些自称为社会党人的人指出这个困难仅仅是为了逃避完成这种任务，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同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差别了。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困难，应该促使无产阶级的拥护者更仔细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
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新生活报》的撰稿人说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这个机构，这就暴露出他们非常愚昧无知，他们既不肯重视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又不愿考虑布尔什维克出版物中早已说明的道理。
《新生活报》的所有撰稿人，都认为自己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也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有学识的社会党人。可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一本小册子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册已经印好，不日即可问世，书名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构”。1917年4月4日以来，我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几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中也谈到过这一点。当然，《新生活报》本来可以声明他们根本不赞成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但是象这样一家经常傲慢地责骂布尔什维克对困难问题采取了所谓不严肃态度的报纸，却对这个问题完全避而不谈，这无异是证明自己思想贫乏。
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新生活报》居然把这个“国家机构”完全忘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新生活派这样谈理论，实质上就是在政治理论领域干着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实践中所干的事情。因为，既然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确实不需要任何新的国家机构，那么苏维埃也就失掉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权利了，那么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消灭苏维埃的意图也就是正当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新生活报》在彼得格勒市杜马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曾经同他们结成联盟）也表现出某些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地方，所以《新生活报》这种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就显得越发骇人听闻了。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民主会议上宣读的那份苏维埃多数派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由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所建立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构成了一种革命国家机构的新机体，以代替旧制度国家机构衰朽的机体……”
这未免说得过分漂亮了一点，就是说，在这里华丽的辞藻掩盖着政治思想上明确性的不足。苏维埃还没有代替旧“机体”，而且这个旧“机体”并不是旧制度的国家机构，它既是沙皇制度的又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是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在这里毕竟要比新生活派高明得多。
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革容易实行。第五，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的。第六，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我国1905年的苏维埃，可以说只是腹内的胚胎，因为它们总共只存在了几个星期。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苏维埃的全面发展。在1917年的革命中也还谈不上这一点，因为几个月的时间太短促，尤其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糟蹋了苏维埃，把它们变成了清谈馆，变成了这些领袖的妥协政策的附属品。苏维埃在李伯尔、唐恩、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领导下活活地腐烂了，解体了。苏维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一种玩物。“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意味着苏维埃的瘫痪。
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构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糟蹋苏维埃的悲惨历史，实行“联合”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苏维埃摆脱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历史，也就是苏维埃通过“涤罪所”，即苏维埃实际领教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联合的全部卑鄙龌龊行为的历史。但愿这个“涤罪所”没有使苏维埃受到损伤，而是使它们受到了锻炼。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确的、最认真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象司徒卢威那样死背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是把它和任何政权一样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照新生活派的意思直说：不是实行工人监督，而是实行国家监督，那得出的是一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话，实质上是一个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式，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点也不反对工人参加“国家”监督。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非常清楚，这种参加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上极巧妙地收买格沃兹杰夫、尼基京、普罗柯波维奇、策列铁里之流以及所有这帮歹徒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跟着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以此说明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俄国工人群众在它的统治下“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折磨”已经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的困难，主要任务。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维埃正在筹划无产阶级的这种可以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组织工作。
这里我们就涉及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
这个“国家机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拿过来”，使它“运转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阶级政府用一道命令就能够而且定会把这些职员变成国家职员，这正象资本主义的看门狗白里安等资产阶级部长用一道命令把罢工的铁路员工变成国家职工一样。我们需要而且能够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国家职工，因为资本主义简化了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使之成为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并不那么复杂的记录工作。
把银行、辛迪加、商业等部门的大批职工“国家化”，无论在技术上（由于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或者在政治上（在苏维埃进行监督和监察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应当和对待资本家一样，只能“从严”。他们一定会和资本家一样起来反抗。一定要粉碎这种反抗；一贯天真得可爱的彼舍霍诺夫是一个真正的“政界的黄口小儿”，他早在1917年6月就咿咿呀呀地说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而无产阶级一定会认真地把这句小孩子话、这句幼稚的狂言变成现实。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问题只是粉碎极少数人，简直可以说是一小撮人的反抗；职员联合会、工会、消费合作社和苏维埃将对他们每个人实行监察，使所有的季特·季特奇之流都受到包围，就象一个法国人被困在色当城下一样。只要弄到一张经理、董事、大股东等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季特·季特奇的名字。他们在全俄国总共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拥有苏维埃、职员联合会等机构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给他们每个人指定10个甚至100个监督者，这样一来，甚至通过工人监督（监督资本家）也许就能使任何反抗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用不着去“粉碎反抗”了。
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税率）的办法来代替没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公开帐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工人国家的工人监督。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注：参看我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那里更详细地说明了强迫辛迪加化的意义。（见本卷第181—226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第四条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这个理由同前一个理由比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旧机构我们当然既不能掌握也不能使它运转起来。新机构苏维埃则借助“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已经运转起来了。不过必须解除领导这个机构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套在它身上的羁绊。这个机构已经在运转，不过必须去掉那些妨碍它全速前进的畸形的小资产阶级赘瘤。
为了补充以上所述，还应当研究两点：第一，不是我们而是资本主义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第二，在管理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方面加强民主制的意义。
粮食垄断和面包配给制不是我们而是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和它整个历史创造活动一样，是从资本主义那里获得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臆造”和“凭空创造”这种武器。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一旦用来对付资本家和所有富人，一旦由工人用来对付这班人，它就会产生一种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力量，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监督和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只能起震慑的作用，只能粉碎积极的反抗。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震慑”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且还要粉碎消极的、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们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强迫他们在新国家组织范围内工作。“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重新为国家服务。无论是对资本家，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以及某些高级职员等等，都应当如此。
我们也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
每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那时，这个证件对他并不是一种侮辱，虽然现在它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证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证明。
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的制度（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绝大多数农民大概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用不着劳动手册的）。劳动手册将不再是“贱民”的标志，不再是“下”等人的证件，不再是雇佣奴隶制的证明。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
富人应当向最接近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工人联合会或职员联合会领取劳动手册，每周或每隔一定时间必须从该联合会取得他们工作踏实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不能领到面包配给证和其他一切食品。无产阶级的国家会说：我们需要银行业的和企业联合的优秀组织者（在这方面，资本家有比较多的经验，而使用有经验的人，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需要比从前愈来愈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我们要所有这类工作人员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我们大概只能逐渐实现报酬的完全平等，在过渡期间将保留这些专家较高的报酬，但是，我们要使他们受到工人的全面监督，我们要彻底地无条件地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最好的工厂、试验站、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我们只能借鉴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
我们说，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苏维埃把全体居民组织进来就能粉碎这种反抗，对特别顽强和拒不服从的资本家自然必须惩办，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把他们关进监狱，只要无产阶级胜利了，象我今天在《消息报》上看到的那种事情就会多起来。我们这样说，当然丝毫不会陷入空想主义，不会离开极其冷静而实际地估计情况的立场。今天的《消息报》说：
“9月26日有两个工程师到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声明说，有一批工程师决定组织一个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协会。鉴于现在实质上已经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该协会愿意听从工人群众指挥，并且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愿同各个工人组织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回答说，理事会愿意在自己组织中成立工程师部，该部应当把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要点列入自己的纲领。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和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团体的发起人近日将举行联席会议。”（1917年9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
1905年革命以后是13万地主管理俄国，他们管理的方法就是对15000万人滥用暴力，肆意侮辱，强迫大多数人从事苦役、过半饥饿的生活。
而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不能为了替穷人谋福利、为了反对富人而管理俄国。这24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100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都证明，就连彼得格勒杜马8月的选举也证明，党员人数同党的得票数的比例正是如此。可见，我们已经有一个由一百万思想上忠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20日领取大笔薪俸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的“妙法”，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为了说明这种妙法是多么简便，效果是多么灵验，我们且举一个尽可能简单明了的例子。
国家有时要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常有的事，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资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失去了干活的人而缴不起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一大帮法警、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要派一个哥萨克分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法警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们知道，撵人搬家的场面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濒于绝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愤怒，激起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把法警和民警队打成肉酱。需要大量的兵力，而且一定要从某边远地区调几个团到大城市来，这样士兵就不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不致“传染上”社会主义。
假设无产阶级国家要让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强行搬进富人住宅。假设我们的工人民兵分队由15个人组成：2个水兵，2个士兵，2个觉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1人是我们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1个知识分子和8个劳动贫民，这8人当中至少必须有5个妇女，而且要有仆人、粗工等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2男2女住着5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您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之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以前，你们必须挤一挤。你们的电话要10家共用。这样可以不必跑遍各家铺子等等，可以节省100来个工时。其次，你们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轻劳动而没有事干的半劳动力：55岁的女公民和14岁的男公民。他们每天要值班3小时，监督供应10家的食品的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记。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学生公民马上就把这项国家的命令抄成两份，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字据，保证切实执行这个命令。”
依我看来，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同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情形就会是这样。
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
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把民主制教给人民。立宪民主党的女士们同意根据英国和法国最好的资料给女仆们作关于妇女平等的讲演，并且还准备在最近的音乐会上，在露天舞台上，在几千人面前表演接吻：演讲人立宪民主党的女士吻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吻前任部长策列铁里。感激不尽的人民将受到一次实例的教育，知道什么叫作共和制的平等、自由、博爱……
是的，我们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策列铁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忠于民主制，并且在人民中间宣传这种民主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民主制有某种不同的概念，那该怎么办呢？
在我们看来，为了减轻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的负担和灾难，为了医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就需要实行革命的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上述例子中那种根据贫民利益分配住房的革命措施。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对食品、衣服、靴鞋等等的处理，以及在农村对土地等等的处理都应当这样。我们可以立刻吸引1000万人，甚至2000万人组成的国家机构从事这种意义上的国家管理，而这样的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觉悟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训练”（我们并没有白受资本主义的训练）而富有纪律性的工人，他们能够建立工人的民兵并逐渐把它扩充（要立刻开始扩充）为全民的民兵。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领导，并且他们也能够吸引真正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
自然，这种新机构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但是，难道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经营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吗？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要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即资产者、官吏和“社会党人”部长们企图按老办法管理国家，但又无法管理，结果7个月之后居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激起了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通过实践让他们看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合理地最有秩序最有组织地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符合贫民的利益。不这样，就不能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认真地、勇敢地、普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眼界狭窄的旧官僚分子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对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逼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来讲，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