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派”是怎样建成的——又是怎样被摧毁的（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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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市议会

同年，战斗派在利物浦市议会领导层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让它举国知名。 1983年3月，有几位战斗派支持者胜选为工党的市议员。在许多城市的选举中，工党从自由党与社民党手中分别夺下了12席与1席席次，而工党得票数增加了40％。 “我对这些城市感到失望。那么多的战斗趋势的成员都胜选市议员了”，自由党领袖特雷弗．琼斯（Trevor Jones）爵士如此哀叹道。

战斗派在利物浦的成功，就如同我们其他的成功，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包括了吉米．迪恩（Jimmy Deane）和迪恩家族、汤米．比斯霍尔（Tommy Birchall）、帕特．沃尔（Pat Wall）以及其他同志，花了数十年在工党内部持续耕耘的收获，也让新一代的战斗派同志能站稳在这些基础上。他们在利物浦对抗以铁腕支配当地工人的布雷多克机械公司，并相信事件的发展会改变局势，最终他们也做到了。特别是数十年来，沃尔顿选区工党（Walton CLP），一直都是战斗趋势在当地的基石。沃尔顿选区工党在1950年代中期，还推派格兰特为它们的下议院候选人。而埃里克．赫弗（Eric Heffer）最终也在1964年为工党赢得当地的下议院席次。

同为战斗派支持者的德里克．哈顿（Derek Hatton）则是在利物浦市议会选为副议长。利物浦工党在市议会有着以三分之二的多数，但利物浦当下糟糕的财务状况，让他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执行裁员或是继续斗争？继续沿用自由党—保守党的预算规划，就意味要舍弃创造1,000个新工作机会、将房租减少至每周两英镑、提高最低工资，以及为市议会员工争取每周35小时工时的计划。

当然，我们决定要斗争到底。为了赢得市议会的支持与反对保守党的财务紧缩，我们随后发起了一场大型活动，当中包括集会游行、公开会谈、抗议示威以及罢工行动。最终，市议会订定了赤字预算表，并要求保守党政府弥补差额。

尽管全国工党领导阶层持矛盾与反对意见，利物浦的工人阶级还是参与斗争。这也反映在1984年的地方选举，工党夺下17席的席次。最终，由战斗派为首的利物浦市议会迫使保守党议员做出巨大让步，得以执行他们的计划。

1984年7月14日，泰晤士报刊登“今日，市政激进性在利物浦获得了辩白”。 “...一位三流的乡巴佬政客，一个自我吹嘘的革命者……德里克．哈顿先生让政府屈服了……哈顿先生和他的同僚们威胁要采取一系列破坏性行动。他们所赢得的，是终止了400个地方当局被告知是不可逆的财务目标...就为了买通战斗派。“

战斗派的同志们带领了这场在接下来三年保卫利物浦工人们的斗争，直到他们被非民选法官判处罚款并免职。那时他们赢下每一场选战。在1985年的工党大会上，金诺克对战斗派与利物浦市议会发起苛刻的攻击，对战斗派支持者展开公开清算。 11月时利物浦地区工党被勒令停止运作。金诺克怒吼道：“我要他们滚出工党”。

在战斗派全国各地支持下，利物浦的同志发起巨大的抗争，但最终仍不敌来自撒切尔政府、保守党媒体、工会官僚，以及最重要的，决心要打败战斗派，并把战斗派丢入火坑的金诺克与工党右翼领袖们所组合而成的攻势。

像那些所谓的“左派”，如“赤色”的肯．李文斯通（Ken Livingstone）与大卫．布伦凯特（David Blunkett）也都起到恶劣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演说与演技都是哗众取宠，但他们把利物浦弃之不顾并孤立，因而让利物浦注定要被打败。最后，金诺克补上了最后一刀。 1986年3月，包含哈顿在内的16位战斗派同志，被指控“从事不利于党的行动”，并以不公正的方式被开除党籍。

尽管事情如此，但我们并没有灰心。我们受到来自工党基层党员的巨大同情与支持。在金诺克开除利物浦同志的同时，我们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组织了一场有力的高达5,000人参与的21周年纪念集会，为战斗派的战斗基金募集了27,000英镑。

在工会与年轻群众之间的成功

笔者第一次见到格兰特，是在1966年7月斯旺西的社青团夏令营上，而随后就加入了战斗趋势，而那年我只有14岁。 1970年代初期，我被选为工社青团的全国委员，并进入了战斗派的领导层。而直到1982年底我都作为西威尔斯的战斗派全职工作者，之后进到全国中心工作。

1983年年底，我被指派为战斗趋势的全国组织者，并做为组织委员会的负责人，统筹我们对猎巫行动的反击，以及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内建立战斗趋势的势力。这时我们在全国中心与各区域共有约200位的全职工作者。这样的规模算得上是非常大的事业，而且这个事业一直都在壮大。这个时期的战斗派非但没有衰退，反而更向前挺进。我们能在伦敦东边的赫普斯科特路买下一座大工厂，做为一百多位全职工作者的办公楼。

在利物浦斗争期间的一年，英国被矿工们的罢工给震撼了。战斗趋势有能力派驻几位全职工作者到矿场协助工人进行罢工。由于战斗派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们在罢工工人之间的声望大大地提升，并且有500名矿工加入了战斗派。由于罢工不可避免的遭受了失败，多座矿坑也被停业，我们随之又失去许多支持者。而我们早就明白，由于战斗派的突出表现，我们正受到特勤部门的严格调查，而为了防止我们的报刊被查封与同志被捕，我们准备了因应计划。

我们在工业领域工作的成长，与年轻群众领域工作的成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有8到9位在工业部门进行工作的全职同志，在各个工会之间协调统整战斗派的参与。尽管我们最强大的支持领域是公务员工会（CPSA），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都有着上百位工厂代表和召集人。为了发展战斗派的影响力，我们拉拔了“泛左翼组织委员会”（ the Broad Left Organizing Committee, BLOC ），这个委员会在1984年初成为了在工会领域中成为了最大的左翼势力。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了一场成功的全国工会大会，约有来自数十个工会，2,500位工场代表参加。

这段时期恰好遇上工社青团在组织上有所成长的时期，也为矿工罢工与利物浦市的斗争中投注了能量。自1985年，工社青团的国内分会成长到573个，成员约在10,000到15,000左右，是自它从1960年成立以来最多的人数。第一位黑人的工党全执委委员就是来自社青团的琳达．道格拉斯（Linda Douglas）。尽管我们的对手指控战斗派在对待女性问题上不够严肃（因为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但工社青团全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女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带领下，我们在年轻群众领域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以金诺克为首的工党右翼领袖们，会坚决地、想方设法地摧毁工党的青年部。工党全执委青年委员会主席汤姆．索耶（Tom Sawyer，本文发表时已经受封爵位）推动了将青年部的年龄限制从26岁调低到21岁，立刻削减了三分之一的成员资格，并阻止了许多年轻的工会成员所带来的影响。青年部的报刊停止运作，青年大会（吸引了2,000多名青年会员）沦为黑箱选举制度的粗俗会议。情况又退步到了1965年至1969年时期。战斗趋势有弹性的做出反应，成立青年工会权利运动（the Youth Trade Union Rights Campaign, YTURC），以规避工党官僚的算计。比如在1985年4月，YTURC就带领了300,000年轻学子的罢课运动。

由于反对战斗派的猎巫行动，电视与报纸关于战斗派的报导已经达到饱和。每天早上，我都会收到所有报导的影本，其数量能塞满我的房间。为了利用这一点，我们组织了在全国上下反对抨击战斗派的座谈会，并在这过程中收集了新的支持者。到了1987年，战斗派的坚定支持者名单已超过8,000人。

这个人数是否过于夸大？我只能说，那一年有7,000多人参加了我们在伦敦亚历山德拉宫（the Alexandra Palace）举行的大型集会，现场与人在墨西哥市的托洛茨基的孙子埃斯特万．沃尔科夫（Esteban Volkov）通了电话。而这是战斗派分裂之前的最后一次全国集会。

尽管由于这次的猎巫行动，约有220名同志被工党开除，也有部分其他人被暂停党籍，战斗趋势的成员仍然保持完整并维持其在工党内部的根基。当然我们已经预料到会被猎巫了，也没有这之外的可能。重点是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很遗憾地，这却是之后战斗派内的部份领导阶层所做的好事。

人头税

1987年保守党的胜利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撒切尔曾承诺她将引入为人所知并厌恶的社区收费或人头税政策。政府计划第一年在苏格兰地区实施人头税，再来就是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只要苏格兰人被压制，那其他地区也会接连沦陷。

在大选后一系列的全国会议上，格兰特概述了战斗趋势当前所面临的情况，并首次提出了大规模反支税运动（The mass non-payment campaign）的想法，就像是：“在1915年的格拉斯哥发生的租客罢工”，还预期到了接下来社会动荡的浪潮。从那时起，战斗趋势就开始准备正面迎战保守党政府。

当人们意识到在他们面对着巨额的人头税单时，苏格兰所有地区都燃起了不可抑制的愤怒。我们举办关于住房产权计划的会议，开始大规模的工作，并随后成立了由地方代表所组成的反人头税委员会（Anti-Poll Tax Committees）。一年内，在苏格兰有100万人拒绝缴税。汤米．谢里丹（Tommy Sheridan）是领导反支税运动的战斗派候选人，后来也成为了苏格兰反人头税联合会主席。

同时，工党领袖则对废除此恶法的诉求敬而远之。 “大规模反抗税运动之所以是由战斗趋势的支持者所领导的，主要是因为工党领导层所留下的政治真空。”《苏格兰周日报（Scotland On Sunday）》如此写道。 “对抗税的大力支持，已经广为人知到让工党领袖们恼怒。”（《苏格兰周日报》，1987年7月2日）

笔者作为战斗派全国中心组织部的负责人，当时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战斗趋势发行了两本有关人头税的小册子，均由笔者撰写，并卖出了数千本。第一本小册子分析了苏格兰抗税运动的教训，而随后发行的第二本小册子则谈论到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不断发展的抗争。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人头税的当天，由战斗派领导的全英反人头税联合会，在伦敦组织了大规模的25万人示威游行，以及在格拉斯哥的5万人示威游行。一如过去的做法，金诺克声明与31位拒绝缴税的工党下议院议员断绝关系。到1990年年底，约有1,800万人拒绝支付人头税，失信于民的撒切尔被迫辞职，反人头税政策实际上已经做废了。

组织内部的问题

尽管取得了这些可观的成功，但在战斗趋势内部却衍生出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围绕在人头税的群众工作，带给了同志们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地方单位的同志们压力更甚。而负担持续增加，可以胜任的人却越来越不足。我们开始成为“单一议题”政治局限性的受害者，工作变得越来越不平衡。这样的情形具有则非常负面的后果。

当时，组织内部有很多挫折感。例如，在1990年9月的一次全国地区代表会议上，有人惊呼我们趋势被锁在人头税的抗争中，无暇顾及其他事情。有报告指出我们的全职人员已经变成了反人头税的全职人员，我们的同志正在用自己代替工人阶级。组织部越来越成为一个反人头税的部门，我们已经无法负荷巨大的工作量，有可能搞垮整个趋势组织。

事实上，我们已经把自己逼到了一个角落里。压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真个趋势组织似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从一个抗争跳到下一个抗争，从一个法庭案件跳到下一个法庭案件，从一个与法警的对抗跳到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在人头税运动中取得的成功让一些同志开始好大喜功。用斯大林的一句话来说，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苏格兰和利物浦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两个地区是塔夫直接控制的，当地同志们充斥着沮丧和不耐烦的感觉。归根结底，这反映了政治水平低下，缺乏远见，缺乏分寸感。我们需要的是向同志们解释人头税运动的局限性，以及需要对趋势组织如何发展经过深度思考后的产生一个观点，不仅要顾及今天，也要想到明天和后天的发展。

遗憾的是，领导们没有试图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同志们。相反，全国中心系统性地向各地同志系统性地灌输和强化急躁的情绪。他们鼓励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全职人员给同志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东奔西跑寻找速成的成果。结果，许多老同志被弄的焦头烂额，纷纷退出。这又导致了趋势组织的政治淡化，政治水平进一步下降。

为了虚幻的短期利益，我们趋势的政治资本被挥霍殆尽。如果全职人员达不到全国中心要求的宏伟目标，他们就会编造一些虚假的成果来上报中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跑得越来越快来试着站稳脚跟。另外，替代主义（Substutitionalism）也越来越严重，全职同志替代了基层同志，基层同志替代了整个工人阶级。向下的沉沦开始愈演愈烈。但领导团队对此却毫不在乎。

塔夫周围的那群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分寸感。塔夫这时已经迷恋上了自己的重要性。他甚至私下里透露，英国革命的命运就在他一个人的肩上!领导圈的傲慢通过全职人员传到了基层，他们缺乏年纪较长的同志们所具备的必要的理论训练。这就越来越疏远了左派的其他部分和普通工党工人党员。塔夫周围的那群人对此毫不在意。他们认真地幻想，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绕过工党。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径自完成一切。

但此刻塔夫却面对着一大问题：格兰特所拥有巨大的政治和道德威信。这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能让我们趋势一致的水泥。格兰特为组织订立了政治观点，他绝不会容忍冒险、耍宝或极左主义。从政治程度上来说，塔夫的地位连的脚踝都比不上，而他知道这一点。他总是被泰德的政治威信掩盖，这不断地让他感到不安。

塔夫无疑是个能干的人，但他的能力纯属组织和煽动性质。他从来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野心极大，觉得自己的"天才"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由于他无法在公开的政治辩论中对付格兰特，塔夫采取了在领导层中孤立格兰特的策略。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他身边聚集的他身边一群跟班的鼓舞。这些人在组织内的升迁都归功于塔夫，他们也不断怂恿塔夫排挤格兰特。

我们这个过去一直以强大的理论基础为荣的趋势组织，正陷于不断行动的漩涡之中。没有时间喘气，更不用说在政治上对同志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培训了。我们是在不健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组织变得头重脚轻。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后果。

格兰特和伍兹试图解决政治水平低下和缺乏干部的问题。格兰特曾不断提醒新来的同志缺乏理论训练，但被忽视了。事实上，塔夫身边的那群人对理论不感兴趣，他们最多认为理论是不必要的累赘，充其量只是圣诞树上的仙女装饰。他们完全蔑视格兰特，虽然他们还不敢公开攻击他。

他们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坚定支持格兰特的伍兹，后者是在趋势组织的国际间有很多支持者。伍兹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立即恢复了奄奄一息的理论刊物《战斗国际评论》（MIR）。这很受基层和全职人员的欢迎，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理论的必要性。但该杂志没有得到领导层的支持，使其资源匮乏。 《战斗国际评论》甚至完全没有在领导委员会上被讨论过。

最后，塔夫设法把伍兹从杂志运作工作上撤下来，声称他"太忙碌于"国际工作。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尽管伍兹的国际职责非常繁重，但他却非常成功地经营着这份杂志，让其得以定期出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办到的，而且很受同志们的欢迎。但这正是塔夫所不能容忍的。他希望组织工作的每一部分都在他所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不管他们的个人能力或政治能力如何。

"苏格兰转向"

在革命政治中，急躁情绪会带来有害的作用。然而组织内的一些人，特别是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分会内的一些同志，开始寻求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 1991年4月，他们说服塔夫在苏格兰发动"新转向"，声称是为了打击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并从反人头税运动中获得成果。这项策略一开始是以“占时的绕行“来推销给领导层的，没有什么不正常。当然，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事实并非如此。

长期以来，领导层内部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 1991年年初，他们因为一次相当次要的事件而突然爆发。领导层就塔夫试图明目张胆地提拔他的追随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格兰特和伍兹指责塔夫结党营私——这也完全是事实，任何在全国中心工作的人都能看出来。这导致了领导层内部关系的急剧恶化。

我们很快就发现塔夫集团为这场斗争已经准备了很久。他们立即调动全职人员机器，粉碎"不忠诚的反对派"。他们制定了一种忠诚誓言以孤立批评者，对他们施加了最极端的压力。他们组织会议，不是为了辩论，而是为了谴责格兰特和伍兹。没有人和在全国中心内的少数反对派支持者说话，甚至连早安都不说。他们还采取了各种小把戏，甚至在少数派人员离开办公大楼前搜查他们的背包。

目睹这一切的我相当吃惊。这些手段与我们引以为豪的战斗派清廉民主传统毫无共同之处。各种各样的压力都是施加在我身上试图让我屈服，但我仍然继续抵抗。塔夫甚至建议我放个"长假"!但我们实在无法容忍他们以战斗派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因此，即使我们是当然的少数派，但我们仍然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在沃尔顿的冒险

不久后新的事变。随着沃尔顿的国会议员希弗的逝世，战斗派的支持者莱斯利·马哈茂德（Leslie Mahmood）试图角逐工党在该选区的提名，但因官僚操作被排挤在党内初选外。塔夫周围的集团建议我们应在沃尔顿站推一个独立候选人。他们在利物浦举行的一场彩排好的全国会议上，由于伍兹不在现场，只有格兰特和我发言并投票反对参选的决定。塔夫和他的支持者们把"沃尔顿转向"说成是一条捷径。格兰特恰如其分地将其描述为"一条通往悬崖的捷径"。后来的事件表明了他是多么正确。

当时，很多同志们对这个天有很多疑虑，特别是在较有经验的同志中。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领导集团现在已经开始了一有自己一套逻辑的极左冒险。他们不负责任地决定牺牲我们的议员，故意让工党官僚能够开除我们。一般来说，所有工党国会议员都必须公开支持工党提名的候选人，不然会遭到开除党籍处分。但在沃尔顿选举期间，战斗派国会议员内利斯特询问领导们他是否该表态支持当地工党候选人时，塔夫却告诉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行！"总书记的这几句话实际上决定了他的命运。

全国中心的领导集团发动了一场让整个组织对我们成功前景产生幻想的运动。同志们从英国其他地方甚至从国外被征召到沃尔顿来助选。但尽管有种种狂妄的吹嘘和夸张的报道，但选举结果确却是马哈茂德仅以2613票位居第三，而工党候选人则得到了21317票。沃尔顿事件完全是一场闹剧。但这是领导们不能承认的，不然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无误地位。因此，他们在《战斗报》的头版上赫然以巨大标题宣称这个灾难性的结果是"2613票支持社会主义！"

当然，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只要老实地承认错误，不重蹈覆辙，吸取教训，那就不是问题。这一直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也是格兰特一直教导我们的。对于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来说，承认错误只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但对于一个缺乏必要的政治和道德威信的领导层来说，他们是不能承认错误的。在这样的组织中，领导人永远不能承认错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损害他们的威严。因此，同样的错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复。然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个错误，而成为一种趋势。

沃尔顿的败选在组织基层之间引起了惊愕，他们一直认为我们可以赢得这个席位。为了使士气低落的同志们振作起来，领导集团立即宣布黑的就是白的，败的就是胜的。他们理直气壮地宣布： "这种成功应该在全国各地被重复"!

沃尔顿事件是一次严重的错误，但不一定要延伸成一场灾难。它本来是可以纠正的。但塔夫和他的集团不能如此。这一切的首要考虑是领导层的威信。其他一切考量都处于从属地位。由于他们拒绝承认错误，领导集团把一场失败变成了一场可耻的溃败，最终导致战斗趋势组织和四十年的耕耘毁于一旦。

沃尔顿冒险的直接影响是为工党右翼提供了宝贵的弹药，右派自然而然地加强了猎巫行动。主要受害者是内利斯特和菲尔兹这两位战斗派议员（不幸的是，当时派特·沃尔已经离世）。领导层为了追求他们不负责任的政策，故意牺牲了这两名国会内的同志。工党右翼也义不容辞地执行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历史学家乔治·德罗尔（George Drower）写道：

"根据照片和其他可核实的证据显示工党党员在（沃尔顿）补选中为马哈茂德竞选，工党全国执行委组织委员会下令将147名疑似战斗派同情者的工党党员被立即停权——这是有史以来对该组织最大的打击...为了开除据称支持战斗派的工党议员戴夫·内利斯特和特里·菲尔兹的程序也随之开始"。

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建立这些阵地，但领导们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它们扔掉了。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威信。他们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视而不见。每一个疯狂的举动被说成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有的批评都被视为是背叛行为。

在领导层中，格兰特、伍兹和我个人都反对极左的"新转向"，这种"新转向"很快就走上了与大约三十年前战斗派反对的希里派所走上的相同道路。关于"转向"的所谓“辩论”是一场与我们组织民主传统毫无干系的闹剧。反对派在全国中心的策划下，遭受了一场扭曲、谎言和诽谤的恶毒攻击运动。他们声称我们赞成战斗派议员缴纳人头税，我们反对抗争行动，只想"被动地等待事件的发生"，我们甘愿屈服于工党会议内的平静生活，等等。

这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但是，基层同志们并不具备了解事实的条件。领导集团控制了全职人员机器，并不择手段地利用它来破坏我们。原因是他们完全无法在政治问题上回答我们。我们不是被当作要用争论来说服的错误同志（就像过去我们对待反对派的一贯做法一样），而是被当作敌人来对待。在歇斯底里的气氛中，我们的全职人员被开除，并毫不客气地与其他反对派一起被驱逐。

我们驳斥的过去...

在分裂后的十几年里，塔夫和他的追随者们有了一个黄金机会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政策和方法的正确性。当我们被开除时，大多数人认为，阻止我们趋势组织飞速发展的唯一因素是我们与工党的联系。只要脱离工党，我们就可以"飞黄腾达"。

这种话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反复被说过。但正如老恩格斯喜欢说的那样，"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我们有权问：这些行径带来了什么成果？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取得了什么成绩？毕竟，这是一段不可忽视的时间。战斗派真的“飞黄腾达"了吗？当然没人相信!恰恰相反，他们只在一件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彻底摧毁了"战斗派"。

反对派被开除后，战斗趋势的阵容立即急剧下降。塔夫集团从我们最鼎盛时期的8000名同志，搞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他们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这是以组织手段来对付反对派，而随后又用来对付任何不以足够热情支持领导们的必然结果。

利物浦的同志们——号称是战斗派的"皇冠上的明珠"——后来与领导层发生冲突而被停权，而后被开除会籍，其中包括塔夫在默西塞德郡的主要支持者戴夫·科特里尔（Dave Cotterill），他曾经对后者赞不绝口。领导利物浦市内1983-87年间所有抗争的组织被彻底破坏了。在苏格兰——正如我们所料——谢里丹和当地几乎整个组织都与塔夫分道扬镳，现在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左翼民族主义。

仍然沉醉于在他们的极左幻梦的塔夫集团，真的想象他们将取代工党。他们推出了所谓的"社会党"（加入了二十几个类似名称的政党），至今仍是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失败。他们经常参加选举，常态地得到了乏善可陈的结果，而这些结果经常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分裂后，他们急于抛弃所有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旧思想、方法和传统。这些方法的正确性不是由煽动性的演说，而由事实证明的。现在他们以宗派主义的疯狂，宣布工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号召工会脱离工党。这与战斗派的方法和传统毫无共同之处，反而更像是斯大林注意“第三时期”政策的重演。就像过去所有的极左冒险一样，它只会将组织带向死路。

为了解决他们的财政问题，他们不得不卖掉位于赫普斯科特路的大总部——这栋我们大家都为之做出贡献取得的伟大成就，但他们自己却把它赔个精光。卖掉总部得到的钱可以让他们维持一段时间，但不会永远维持下去。无论如何，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缺乏正确的思想、观点、政策和方法。

作为最后的羞辱，他们甚至抛弃了"战斗派"这个名字。这是相当愚蠢的行为。 “战斗派"这个标志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但是没有人听说过"社会党"的报纸。即使是资产阶级也明白，一个成功的品牌不应该被抛弃。

这样一来，我们所建立的成果就烟消云散了。他们把我们过去经历困难和牺牲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一个个抛弃了。这是连我们最乐观的敌人也无法预料到的结果!没有能力捍卫过去的成果的人，将永远无法引领未来的进步。彼得·塔夫在历史书中赢得了他的地位，但不是以他所希望的方式。他将永远被人们视为那位摧毁战斗派的人。

...和我们所捍卫的遗产

我们在英国取得的成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在托派运动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阐明这一非凡成功的原因，以便让新一代革命家们能够从中学习和受益。战斗派的惊人崛起，一方面是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严谨态度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屈服于极左主义，在工运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当其他所有的人都向荒野进军，在那里停滞不前，走向衰落的时候，我们仍然留在工党内部。另一方面，战斗派由于政策的正确，实际上确实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我们对群众组织，特别是对工党的面向，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我们取得成功的巨大程度，首先从统治阶级对我们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

对"战斗派"的攻击，实际上是对工党左翼进行持续的、有组织的进攻的第一步，也是统治阶级企图重新控制工党领导层并把它变成其手中工具的一部分。工党最后以布莱尔主义和所谓"新工党"的暂时失常而告终。但是，工党内部的斗争绝对没有结束。事实上，它几乎还没有开始呢。

布莱尔主义右派现在正处于防守状态。工党基层内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人们正在寻找另一种选择，但不是在工党之外。如果我们成功地保持了我们的力量，在过去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利用下一个时期布莱尔被迫下台后，工党内的斗争真正开始时的大好时机。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通过努力赢得的许多职位被可耻地抛弃了，许多好干部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毁掉了。事情本来会比现在简单得多。但斗争还是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力量的基本核心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并且正在继续工作，继续战斗，继续赢得新的朋友和支持者，继续前进。事实上，我们由于摆脱了宗派分子和极左分子而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

那种认为"战斗派"的消亡是由于客观条件困难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格兰特总是指出，在撤退时期的有好的指挥比进军时更重要。不同的是，有了好的将领，你可以井然有序地撤退，保持部队的完整，并在条件成熟时准备新的推进。但坏将军总是会把撤退变成溃败。战斗派的下场也是如此。

在《战斗报》开办40周年之际，我们向过去的伟大成就致敬。我们以战斗派的传统感到骄傲，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延续这些传统。战斗派的真正继承者是在英国和国际上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以格兰特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趋势——由《社会主义呼唤报》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代表我们的观点。我们曾经证明如何可以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与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我们将再次赢得同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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