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派”是怎样建成的——又是怎样被摧毁的（其一）
罗布·苏沃尔，2021.06.21
本文发布于IMT（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05年7月18日，旨在阐明曾经是英国最大的托派革命团体“战斗派”的兴衰史。本文作者与后来成立国际马克思趋势的同志们曾经是战斗派和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的创始成员，却于1992年被CWI多数派开除会籍，后自立门户。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5年工党内部科尔宾现象发生的10年前，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英国支部就已预期到工党基层终将激进化，不同于工国委和其他左派团体认为激进化的群众不会进入工党的观点。工国委遂于2019年爆发大分裂，而国马趋的组织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稳健成长。）
1964年，战斗派（Militant）成立了。其随后的演变在英国或国际左翼团体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没有资源的微小团体起步，它成为了自托洛茨基成立左翼反对派以来英国最成功的托洛茨基主义趋势组织。
在1980年代后期的高峰期，战斗派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每个人，不光是在英国而且在国际上，都听说过战斗趋势。我们控制了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 LPYS），在工党和工会中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有超过五十名地方议员，三名国会议员，一名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NEC，下称工党全执委）同志，以及一名英国工会联盟总理事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TUC）成员。我们带领利物浦市议会与保守党政府作斗争，也领导了数百万人参与的反人头税运动（Anti-Poll Tax Campaign），最终迫使首相撒切尔下台。
这些对于一个一开始非常小的团体来说，是不凡的成就。在1988年，战斗派有超过8000名支持者[1]、国家和地区总部、以及200名全职组织者——甚至比工党要多。调查记者迈克尔．克里克（Michael Crick）称战斗派是英国的第五大政党，这么说并不算夸张。
我们的成就，吸引了统治阶级及其在工运中的右翼分子的激烈反对，引发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者的政治迫害。战斗派在工党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被资产阶级的战略家者视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危险的隐患。
统治阶级当时忽略了（且现在仍然会忽略）工运边缘的分裂的宗派组织——但战斗派是他们无法忽略的。然而，战斗派最终是从内部被摧毁的，原因是领导层的一部分采纳了错误的观点和政策。我们务必从中吸取教训，因为那些不从历史吸取教训的人将永远注定重复自己的错误。
不起眼的开端
然而，战斗派在一开始并不起眼。它在起步时仅是一个月刊，只有银行里的几块钱、一台打字机、一间合租的办公室、没有全职员工。但是我们有远比比财务和物质资源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有理念、观点和政策，追求正确的方法，并牢牢扎根于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这些首先是泰德．格兰特（Ted Grant）要维护的，他是战斗派的创始人和启发者，也是其所有成就背后的缔结者。
战斗派的刊物是由泰德．格兰特主张成立的，他与吉米．迪恩（Jimmy Deane），亚瑟．迪恩（Arthur Deane）以及一小群支持者，一起在1950年代的黑暗时期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些同志们在托派运动中有着悠久的履历。格兰特是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创始人和杰出理论家。随着1949年革命共产党的解体，他们一小群人加入了工党，并出版了《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t）杂志，后来又出版了《社会主义斗争》（Socialist Fight），两者皆由格兰特编辑。 （见格兰特，《英国托派史》）。
这段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捍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理论、传统和方法，反对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格里．希里（Gerry Healy）创立的社会主义工人联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一个极左派组织，曾在1959年从工党分裂，宣布了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打算。然而，在1960年，工党领导意识到他们需要年轻群众才能赢得选举，于是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希里趁这机会，把自己旗下比我们势力大得多的兵力派遣到社青团里面并控制了它。
极左派的行动结果是彻底的灾难。在社青团里的希里派多数立马企图和工党领导迎面碰撞，导致在1961年他们的《向左看齐》（Keep Left）刊物被取缔，成员接二连三地被开除。由于不理解如何在工党内工作，也没有前瞻，所以希里派以疯狂的极左主义与流氓行为相结合，每有机会就挑衅工党以制造对峙和开除党籍的事故。当然，这些行动恰好迎合了工党官僚的胃口，并使“托洛茨基主义”在工党基层工人之中臭名远扬。
社青团全国委员会的会议被取消。在11名全国委员会成员中，《社会主义斗争》的支持者仅有一名：斯旺西市的彼得．麦卡勒姆（Peter McCallum）；这再加上默西塞德郡、布莱顿市和伦敦，是格兰特在全国仅有的支持者基地。在这个阶段，格兰特在英国的支持者人数大约为50或60位，远远低于他的主要政治竞争对手：希里的社会主义工人联盟，以及围绕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现为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后者持俄罗斯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立场。
说实话，这些年算是格兰特趋势经历过的最低点。组织没有钱、没有设施、没有中心办公室、没有全职员工、没有报纸。战斗趋势手中仅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方法。然而，这最终是决定性的因素，正如历史一贯所证实的。
《战斗报》的创立
正是面对这种惨淡的局面下，1964年夏天，我们决定了不要重启《社会主义斗争》，而是发起一份针对工党年轻群众的新报纸。在1964年4月伦敦召开的小型委员会会议上，战斗趋势决定“授权泰德．格兰特与独立工党（ILP）谈判承租据点”。一个月后，他们“取得了成本的估算”并要求一份租约的复本。眼前的大选可能会成立工党政府，因此他们慢慢地筹备了在秋季推出新报刊。我们只缺现金，这是一点一滴的筹集的，至少足以出版第一期。
就像任何新事业一样，我们为新报刊的取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鉴于其他的竞争对手，我们的选择有限。最终，我们选择了《战斗报》的名称，报纸的副标题是“为工人和年轻群众奋斗”（For Labor and Youth），首发日期为1964年10月。
第一期黑白列印的月刊共有8页，但由于财务问题这很快就减少到4页了。虽然我们为第一期收集了500英镑的战斗基金，但我们在第一年其余只筹集了150英镑。 “把保守党踢下台——但工党必须有社会主义政策”是头版头条，为这些年的战斗派设定了基调。第一篇社论解释道：
“我们的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传递给工人运动以及其中的年轻群众。工人运运动需要包容所有的倾向，包括革命左派。”
“首要任务是聚集工运中最有意识的分子，以便在经验和事件的基础上耐心地解释这些政策的必要性。《战斗报》将努力认真收集事实和论据，为重建工运的斗争提供弹药。我们希望提供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无论是关于工业纠纷、住房危机、还是刚果危机——随机举几个例子——并建议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向工人阶级实话实说，反对资产阶级的谎言和夸张，以及工党官僚的半真半假。”
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出于个人、财务和工作方面的迫切压力，吉米．迪恩不得不出国。尽管他长期缺席，吉米一直是泰德的忠实战友和挚友，直到两年前吉米过世时，他仍是《社会主义呼唤报》（Socialist Appeal）的支持者。
吉米的离开，使得有必要从别的地区派一个人来帮助撰写报纸并加强组织方面的工作。这一角色由彼得．塔夫（Peter Taaffe）履行，他当时是来自伯肯黑德市（Birkenhead）的有前途的年轻人，他于1965年夏天被派往伦敦做全职工作。
塔夫在之后的35年会与格兰特奋力共事，塔夫凭借自己相当的组织能力，无疑为建造战斗趋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尽管塔夫名义上是报纸的主编，但政治路线一直由格兰特决定的，因为格兰特的政治能力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出众。
谁是战斗派的政治领袖，这问题从来没有过疑问。塔夫本人在1988年1月写道：
“格兰特[...]当时是——并且现在仍然是——英国托派的理论家和主要领导”（作者的重点）。
他也不可能不这么写。没有任何一个参与战斗派的人会怀疑过泰德．格兰特是我们最杰出的理论家和领导者。然而，仅仅三年之后，塔夫就开始唱了非常不同的曲调（走上不同的政治路线）。
除了重视理论和培养干部的核心作用外，格兰特还确保了报纸的定位是牢牢地面向群众组织的，特别是工党和工会。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避免各宗派极左主义的刺耳叫嚷，而以冷静的方式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紧扣着“事实、数据和论点”。在不作任何原则性让步的前提下，该报纸以工党成员、工会会员和青年能透彻理解的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念。用列宁的话说，我们的口号是“耐心地解释”面对工人运动的基本理念和任务。
极左派和工党
战斗派反对了希里派的冒险主义，而这次冒险主义的结果，是官方的社青团被摧毁。到1965年，工党官僚取消了社青团会议，而希里派竭力多从工党中捞出成员，企图建立独立的社青团。这些极左派的把戏破坏了工党的青年组织，并恰好迎合了工党右翼和官僚的意图。
工党的官僚随后对青年组织进行了重组，剥夺了其独立权利，并更名为“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工社青）”。当时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正在执行右翼政策。这引起了工党和工会中的工人和基层的广泛厌恶。一些矿工的工会支部都公开谈论脱离工党。这与今天的情况十分类似。
在几年之内，其他左派群体——如克里夫派（今天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British SWP）及微小的曼德尔（Ernest Mandel）宗派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MG）——极左到不耐烦地离开了工党，并决心在云霄中创建“群众规模”的革命政党。我们是唯一留下来的团体。尽管困难重重，我们理解事情会发生变化，将有一支左派在工党内部发展。
当然，宗派们指责我们向改良主义投降了，只会消极地守株待兔等等的。但我们不理睬他们并继续做自己的事。我们事先就回答了他们的荒唐话。 1966年8月，格兰特写了一篇名为“对评论极左主义讨论的一些意见”的文章，在那里写了以下一段话：
“在宗派眼中，向工人阶级、工会、工党、社青团发号施令就算足够了......对工人阶级发行军命令。当工人和激进分子走自己的路而不理睬他们时，他们就开始'发作'，并谴责所有那些在事实上正为基于列宁原则的革命性纲领和政策奋斗的人，给他们冠上中派、工贼和'巴布洛主义者'的罪名。
“经验告诉我们的英国同志，今天最会大声指责别人是叛徒、逆贼、假左派等的人，恰恰是那些昨天最爱提倡深度打入主义的'革命者'。今天的'反巴布洛主义者'实际上是昨天最狂热的'巴布洛主义者'。那些过去因为不想'破坏我们与《论坛报》（Tribune）[2]的关系'而拒绝批评安奈林．贝文（Nye Bevan）[3]的人，恰恰是现在把《论坛报》谴责为主要敌人的人。这些人主要的谴责对象绝对不是资产阶级敌人、保守党、或工党右翼领导，反而把矛头主要指向'冒牌左翼'，当然特别反对'巴布洛主义者'。
“马克思说，历史总是会重演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希里的第三时期主义及其'永久性背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或工运，都不能接受的。
“这些人喜欢指责我们所谓的'空想马克思主义'、'守株待兔'等倾向，来小题大做。但当前面临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肯定不是等待历史，更不是（希里指控我们）'强奸'历史——而是脚踏实地为历史和重大历史事件做好准备。换句话说，不是通过在工党和工会内外抽象地宣传，而是通过有意识地参与眼前的斗争。
“像之前所说的那样，群众运动的真正前景是左翼会不可避免地增长。我们的运动有责任通过建设性批评来参与和准备这些事件；不仅批评右翼领导人以及右翼的短处和不可避免的背叛，也同样批评'左翼'（例如《论坛报》、卡曾斯（Frank Cousins）等）。但是，虽然这些前景我们已经解释给我们正在训练的革命干部，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到，群众会在早期阶段会走向迷茫的左翼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我们战斗趋势会全力参与与右翼改良派决裂的冲突，不光会吸引激进意识的斗士，更能吸引成千上万个向左翼移动的普通工人。”
苏塞克斯小组
布莱顿市是战斗趋势的关键地区之一，迅速发展成为了继伦敦和默西塞德郡之后最强的领地。苏塞克斯团体是由艾伦．伍兹（Alan Woods）建立的，他于1960年在斯旺西市加入了趋势，并于1963年10月前往苏塞克斯大学就学。他招募了鲍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和罗杰．希尔弗曼（Roger Silverman），并迅速建立了一个学生小组，战斗趋势以此为基础扩散到了城市。
伍兹不久后就被选举到战斗趋势的国家领导组织，在那里发挥了关键作用，直到1976年被派往西班牙，在艰苦的地下工作条件下建立战斗趋势的支部。布莱顿的同志们在这段时期毫无疑问地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工作确实确保战斗趋势能够在这些艰难岁月里维持下去，并为全国的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
在《战斗报》发布前一年，他们已经开始出版了两周一次的马克思主义期刊《观点》（Perspectives），以及社会主义协会的季刊《火星》（Spark），该刊物在那段时期充当了整个战斗趋势全国性的理论期刊；还出版了其他书籍，包括重要的小册子，如《世界纵观》、《逆流而行》（Against the Stream）、《马克思主义之国家论》（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等。
1965年5月，在一份交给编辑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布莱顿分会在过去一段时期在财务和政治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伍兹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学生和工人，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时期成为战斗趋势的领导层。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取得了进展，在1966年8月其所有活跃成员都加入了我们，共青团前国家主席吉姆．布鲁克肖（Jim Brookshaw）也紧随其后。
在苏塞克斯的进展使我们能够将战斗趋势的影响散播到其他地区。 “布莱顿的同志们将回到各个不同地区，直到假期结束，尽管几位同志将继续留在市内，分会也照常运行”，1966年7月的全国报告写道。 “两位同志计划明年将常住诺丁汉郡，而其他人则会去我们迄今没有成员的地区。虽然我们不认同所谓的'输出革命'说法，但这是与新联络人接触的一种手段.. ....他们为报刊基金的募捐工作应该成为所有其他支部的模范榜样。”
我们在苏塞克斯的成就为全国范围内的学生工作敞开了大门，但也为我们在工党中的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因此将布莱顿．肯普敦的选区工党（Brighton Kemptown CLP）变成了重要的根据地，定期向工党年会提交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案，并将雷．艾普斯（Ray Apps）同志选举为选区工党代表。最终，一位战斗派支持者罗德．费奇（Rod Fitch）被选为下议员候选人，但未能赢得议会席位。
先见之明还是惊愕
托洛茨基曾说：“理论带来的前瞻让我们能处变不惊”。离开工党的极左派既没有理论，也没有任何正确观点，因此在事情发生变化时，就如我们已经预想到的，极左派们也只能瞠目结舌。
表面看来，英国当时的情势显得黯淡无光。我们工作的主要领域是年轻群众，而这块工作领域的情况则非常糟糕。经历了1965年希里极左派所造成的混乱，社青团的组织剧烈地衰退。在那之后，社青团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们全都被工党的区域执行委员会重新指派任命了。
我们所有的讨论都被局限在年轻群众的问题上。有个“聪明人”灵机一动，在全国大会上提出解决方法：“全国大会可以宣示，我们声援所有25岁以下的越南自由斗士。”想当然尔，这个提案是不会被采纳的！由于社青团的联盟遭到破坏，各社青团分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阻断了。然而，我们的观点仍然认为，情势终究会变，而我们的预测也被实现了。
1968年，辛普森委员会（the Simpson Committee）提议有条件的重启社青团。一年后，左翼的琼．莱斯托（Joan Lestor）当上工党全执委青年委员会主席，而工党社青团被允许出版一份期刊《左翼》（Left），并拥有自己区域性与全国性的委员会，而且在工党全执委拥有一席席次。在全国委员会的选举上，战斗派支持者者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席次。社青团的主席彼得．道尔（Peter Doyle），是首位在工党全执委选举中胜选的战斗派支持者，而他至今都和我们的趋势有热切的联系。
1969年4月19、20日的这个周末，由41名代表组成的战斗派会议在南伦敦的一家酒吧举行。这次会议讨论了世界与英国的政治纵观，也采取了以下的新组织目标：
（1）六个月内取得新的办公室与出版用具。
（2）六个月内增加两位以上新的全职工作者，并将报纸的出版次数调升至半月刊。
这意味着我们的全职团队将会增加一倍，但硬体设备上依旧稀缺。这场会议的以“对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致上敬意与支持做结。
所有这些艰辛又磨人耐性的政治工作开始有了回报。虽然速度缓慢，但围绕着战斗派的势力开始一步一脚印地建立起来了。在1970年工党社青团的领导多数下，通往以系统化方式建立青年组织的道路已经敞开。这时恰好是由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的新保守党政府执政，同时发生的是自1926年以来在劳工阶级内部首次产生的大幅激进化。
尽管我们直到1970-1年间才达到1969年会议就取得办公室和提升报刊发行次数所决定的目标，然而组织仍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进步。整个1970年间，我们在贝夫诺格林（Bethnal Green）购入的那栋老旧且快要散架的房子，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提供劳动为我们重新翻修过，而同志们甚至自己为房子打了新的地基。 1971年，我们买了一台旧式影印机、摄影机以及打版机，并且在房子后面所搭的棚架里运作这些设备，而有着新的红色刊头的《战斗报》双周刊也于当年九月问世。
当时我们在全国有217名支持者。接下来的进展非常快速，在接下来的五个月内《战斗报》周刊报（每期四页）发行了，这时也正好遇上1972年的全国矿工罢工。 1972年九月，《战斗报》周报增刊到了八页，我们的支持者也来到354名同志。而首先从上克莱德造船厂的静坐罢工开始，我们将工党社青团转向了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工业斗争。
工会的转变
一如过去在英国的情况，劳工运动的转变首先是在工会内部开始的。这里我们应当指出，许多极左派都否定某些工会有改变的可能，如运输与总务工人工会（TGWU）、英国总工会（GMB，前英国市政工人和制锅炉工人工会），甚至还支持把这些工会从更大的工会中分裂出来，组成他们要的“左派”工会，就如在利物浦码头区以及皮尔金顿玻璃公司的情况一样。但一如往常，事件的发展都证明这些极左派是错的。
工会内部的左倾，导致了杰克．琼斯（Jack Jones）以及休．斯坎伦（Hugh Scanlon）分别当选了运输与总务工人工会与合并工程工会的总书记。由下而上的反对浪潮将工会代表大会（TUC）推向希斯政府的反对面，特别正当希斯政府推行着反工会法案。这场反对政府的斗争，在1972当局逮捕了五位码头工人后，而TUC则威胁发动二十四小时总罢工时达到它的最高点。
就如我们一再所说明的，群众组织不会是以直线式的，而会是以辩证的方式发展。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与布莱尔（Tony Blair）想破坏掉工会与工党之间的有机联系，却导致群众往激进化的方向移动。成长中的工业后备军加强了工会与党，让工党内部，甚至是工党全执委的层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左倾。这些都是离开了工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没有预见到的，他们只是一再地大声宣告“工党已死！”。
在工会内部的左倾之后，紧接着的是工党内部的左倾。要指出什么不同的话，在威尔逊执政时期，一直是工党内部坚定的右派中心人物托尼．本恩（Tony Benn），现在成了左派的领袖。这样的发展绝非偶然，而是由于驱使过程的客观压力所导致的。
我们能指出，我们在工党全执委的同志们在稳固左派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973年，在战斗派的影响下，工党全执委提出了将前25大垄断企业国有化的纲领。当然，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决议有其极限，但这些都明显地显现了工党内部急剧的左倾与战斗派影响力的增长。
我们首先能在年轻群众中能看到情况复苏的征兆。工党的青年组织本来是痿靡不振的，但现在情况都改变了。这些年间，工社青团与战斗趋势同时开始成长。这一快速的进展，靠的是十几年下来耐心的政治工作，正确的纲领、观点与方法，而不是什么偶然。 1960年代后期，出席工社青团大会的人数通常在200左右，几年后却开始吸引近1,000人参加。我们的战斗派在工社青团大会内的外围座谈会也开始吸引来更多的人听讲。
我们也一如往常，维持着坚定的国际主义路线。当1969年8月工党政府由于北爱尔兰问题而派兵镇压时，战斗派也随着德里工党（Derry Labour Party）对此一军事行动表示反对，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左派，包括克里夫集团（社会主义工人党），与英国共产党都支持向北爱尔兰派兵。
在10月的工党全国大会上，我们的同志，来自布里斯托的雷．埃普斯（Ray Apps），以及布莱顿．肯普敦市的布莱恩．贝金罕（Brian Beckingham），提出《二号紧急动议》（Emergency Resolution Two），声明工党：“支持爱尔兰工人运动任何试着团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工人的力量，特别是德里工党，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论是橘色的新教还是绿色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并呼吁爱尔兰的工会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工人组成的联合防御委员会（Joint Defence Committees），来遏制教派恐怖主义的蔓延。”
在战斗派的指导下，工社青团开始进行反对失业、种族歧视的抗争，并组织国际间的声援活动。工社青团所发起的运动中包含了爱尔兰、智利、西班牙，以及其他议题。西班牙青年社会主义保卫运动（The Spanish Young Socialist Defence Campaign）就是非常巨大的成功案例，并由工社青团发起对西班牙当地反对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权地下工作的声援。艾伦．伍兹（Alan Woods）被选为该工作的负责人。他随之于1976年初与家人一起移居西班牙。
1974年初的第二次全国矿工罢工，首次成功地将政府拉下台。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在工社青团旗下的同志，在新的工党政府的选举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许多的工社青团成员，在布里斯托选区的大型竞选活动中提供协助，确保了东尼．本恩的胜选。我还记得我们从南威尔斯带了两台巴士的矿产工人协助竞选。这些就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影响力的程度。
恶改政策
面对这场大规模工业反叛，希斯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1974年瓦解，由新的工党政府取代。在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党威尔逊政府由改良政策转移到了恶改政策。工会领袖们同意了一个会削减生活水准的工资政策。从1977年以及首次的消防员罢工开始，群众愤怒的水坝就开始溃堤了。工会和工党内部都浮现出了反对设立工资上限的声音。威尔逊因此声势大跌而引咎辞职，将政府领导权交给詹姆士．卡拉汉（Jim Callaghan）。
无数的低薪工人开始组建工会，并发动一场为了争取加薪的猛烈斗争。这些工人们已经不想再等待下去了！因而引发了“不满的冬天”（the Winter of Discontent）时期，使得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垮台。 1978年，来自利物浦威佛崔（Wavertree）选区工党的战斗派同志泰瑞．达菲（Terry Duffy）成功地在工党全国大会上推动一项综合法案，以反对政府的工资上限政策。这也终结了此一收入政策。
1974年到1979年的威尔逊—卡拉汉政府危机，使得战斗趋势能与一个过去前所未见的广大的激进化工人阶层连结起来。 1975年，我们能在伦敦市哈克尼区（Hackney)的Mentmore Terrace街区取得一个新的且更大的办公大楼。到了1976年，战斗派的支持者已经接近一千大关。战斗派的影响力持续增长。 《战斗报》的篇幅也增加到了16页，每周发行。
这时战斗派的成功开始受到注意。不只是在工党官僚的耳中，也在统治阶级的耳中响起了警钟。资本主义的谋略家们由于工党内部的左倾，以及看见战斗派作为这一发展的催化剂而惊恐起来。这也是第一次，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开始变成在国家政府算计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1976年初，在《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上就以“爆料”的名义，展开了对战斗派的猎巫行动。这场猎巫行动所使用的材料，是由工党全国组织者瑞格．恩德希尔（Reg Underhill）所收集的，是用来证实一场“阴谋”，以及用来煽动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清算。一年之后，随着战斗派同志，工社青团主席安迪．贝梵（Andy Bevan）被任命为全国青年部委员，一时之间在媒体上关于战斗派的报导都炸开了锅。工党的纽汉区下议院议员雷格．普伦蒂斯（Reg Prentice，此人后来加入了保守党）被取消竞选资格，也为反对战斗趋势的猎巫行动火上加油。
然而这场猎巫行动并没有达成它的目的，实际上它还产生了反效果。越是在媒体上宣传反对战斗派，越是让我们收到来自年轻群众与工会人士的支持。 1979年英国大选时，我们在英国有至少1,500名活跃支持者。我们也在英国工运界内成为非常出名的团体。在工运中我们的实际外围友人不仅远大于我们的成员数目，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成长。
惊恐的统治阶级
1979年大选卡拉汉的失利与撒切尔的胜利，对整个运动造成了冲击。这也让工党更进一步的左倾。在东尼・本恩与埃里克．赫弗（Eric Heffer）的领导下，左翼改良主义在工党内部占主导趋势。即使在议会里工党右翼也在节节败退。右翼的候选人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也只赢过东尼・本恩一个百分点！在这些情况下，战斗趋势以飞跃式的进展成长，支持者突破了2,500人。
统治阶级现在整个都被吓坏了。他们无法容忍一个由左派领导的工党，遑论马克思主义者了。统治阶级组织了对工党内部一部份重要右翼领袖的分裂，来组建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以做为对工党的背刺手段。但这个举动却适得其反。这场社民党分裂证明了这一招足以让工党成为在野党，但阻止不了工党的左倾。摆脱了那些最腐败的右翼领袖，只是进一步强化了工党的左倾程度。
所有“旧秩序”的势力现在都集结起来要打击左派，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就是战斗趋势。他们认识到战斗趋势在稳固左派改良主义领袖的作用，因而用对战斗派的猛烈攻势，展开对左派的反对攻势。资产阶级媒体则疯狂地放送“马克思主义革命份子意图要接管工党”的消息。
从早到晚，这些媒体发起反对“战斗派之癌”的空穴来风，要求东尼．本恩左派所领导的工党将战斗派的支持者开除党籍。做为对这场对战斗趋势的公开猎巫行动的补强，后来更是被揭露，军情五处为了打击“马克思主义者的颠覆”，悄悄地安插了30名秘密特务在我们组织的基层内部。这才是真正的反对工党的阴谋—不是来自左派与战斗趋势，而是资产阶级国家，与其隐身在工党内部的异物们的阴谋，他们密谋要接管工党，并将工党转变成服从于大企业的工具。
资产阶级的反攻壮了工党与工会内部右翼人士的胆量。自《恩德希尔报告》在1975年11月提出以来，它就一再被工党全执委的左派多数所阻止。然而当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成为党魁后，1981的工党全执委便转向右派，而一场党内肃清的行动也蓄势待发。
在资产阶级媒体无止尽的压力下，工党右派要求根据恩德希尔的报告开除战斗派党员。尽管有向工党全执委提出所有抗议的决议案，但“柔性左派”还是屈服了，并以10票对9票的差距同意对战斗趋势展开调查。在1982年工党大会上受到认可的《海伍德—休斯报告》（The Haywood-Hughes Report），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它建立了一本“可接受团体”名册，这当中将战斗派特别排除在外。
对抗猎巫行动的斗争
自工党成立以来，一直都有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工党。因此试图要开除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就是对党内民主的侵害。资产阶级希望藉由攻击左派以及安插其亲信到工党领导层内，再次申张他们对工党的掌控。而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战斗派的成就，并且不断地让工党右翼受挫。这也是为何资产阶级对战斗派的攻击，是如此地猛烈。
声称因为战斗派是有组织的团体而不应存在于工党内只是ㄧ个借口，因为右派在工党内总是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党内党。在社民党从工党分裂出去并背叛工党前，这的确是如此。而今天，在同样热衷于对战斗派进行猎巫的资本阶级报刊狂热支持下，从而劫持工党的布莱尔集团也是如此。
我们自然会自行抵挡这些攻击。为了打倒那些不只是将其隐藏在工党强大机构下，以及得到资产阶级国家奥援的右翼人士，我们当然要组织起来！我们在温布利会议中心（Wembley Conference Centre）组织了一个成功的工党反猎巫运动大会，共有2,000名代表出席。我们还在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主要城市组织多次会议，每场都有高于1000人出席。
群众对战斗派的支持迅速飞涨，在1982年所纪录的就接近3,500名支持者。我们在工党内部的斗争，以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为首位的社会主义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对战斗派的注意。尽管事实上大多数工党基层党员都反对开除战斗派，但工党全执委还是继续在1983年2月伯蒙德西补选（1983 Bermondsey by-election）前夕，驱逐了《战斗报》编辑部的五名成员。
工党全执委声称这样做是在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当时战斗派已经有了上千名积极支持者以及上万名的同情者。为了将战斗派驱逐出党，他们将不得不摧毁英国从上到下的党组织，并对其造成严重的破坏，打击了工党内部的活跃人士，并使工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取得胜利。而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
1983年英国大选上迈克尔．富特的失败，以及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胜选工党党魁，标志着工党领导层内由左往右的转移。在金诺克领导层下，对战斗派的猎巫行动依旧持续进行。新党魁倾注其狂热的热情，走火入魔在反对战斗派的斗争中，就算这样做对工党本身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个愚眛无知的暴发户，盲目地听从保守党媒体一直耸恿他执行的建议。其结果就是，导致基层党员的士气低落，而工党也无力打败保守党。
尽管万事不顺，但在大选结果上，两位战斗派支持者：泰瑞．菲尔德斯（Terry Fields）与戴夫．内利斯特（Dave Nellist）都胜选了下议院议员，让战斗派首次能在下议院发声。可惜的是，由于社民党分散了选票，派特．沃尔（Pat Wall）在布拉德福特北区落选。直到1987年情况才反转过来，但那已经是沃尔最后一次参与选举了。这是史上第一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进入英国下议院担任国会议员。这点也再次证明了我们正确的政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