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认识了他的方法，也认识了他的理论。
我们从这个学说中应当作出什么实际结论呢？
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呢？
辩证方法说：只有天天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不倦地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阶级才会始终是进步的，才能粉碎奴役的枷锁。我们看到，不断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为未来而斗争的唯一阶级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应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
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得出来的第一个实际结论。
然而，服务和服务各有不同。伯恩施坦要无产阶级忘掉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克鲁泡特金向无产阶级提出分散的、没有广大工业基础的、村社式的“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去争取以广阔的现代大工业基础为依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服务。
我们应当怎样使我们的工作有利于无产阶级呢？我们应当怎样为无产阶级服务呢？
唯物主义理论说：一种理想，只有它和国内经济发展不相矛盾，只有它完全适合于这个发展的要求，才能对无产阶级有直接的帮助。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表明：现代生产具有社会性，生产的社会性根本否定现存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这就是说，鼓吹忘掉社会主义的伯恩施坦学说是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本矛盾的，它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表明：现代生产在一天天扩大，它不能局限于个别城市和个别省份的范围内，它不断地打破这种范围而遍及全国。因此我们应当欢迎生意范围的扩大，承认将来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个别城市和个别村社，而是统一与不可分的全国的领域，这个领域将来当然会更加扩大起来。这就是说，把未来的社会主义局限于个别城市和个别村社范围中的克鲁泡特金学说，是和大力发展生产的利益相矛盾的，它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
为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生活这一主要目的而奋斗，——我们就应当这样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得出来的第二个实际结论。
很明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结论。
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
现代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说，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一小撮资本家的阵营，一个是大多数人的即无产者的阵营。无产者日夜工作，而依旧贫穷。资本家不从事劳动，却总是富有。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无产者彷佛缺乏智慧，资本家别有天才，而是因为资本家夺去了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为资本家剥削无产者。
为什么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的正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自己呢？为什么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呢？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到处都是买卖原则占统治地位。在这里你们不仅能买消费品，买食品，并且也能买人们的劳动力，买他们的血汗和良心。资本家知道这一切，于是就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他们。而这就是说，资本家成为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主人。无产者却失去支配这种已经卖出的劳动力的权利。就是说，由这种劳动力造成的东西已不归无产者所有，而只归资本家所有，只落到资本家的口袋里。也许你们卖出的劳动力一天能生产值一百卢布的商品，但这和你们无关，不归你们所有，这只和资本家有关，归资本家所有；你们应得的只是你们一天的工资，这工资也许能满足你们必不可少的需要，当然你们要过得很俭省才行。简言之，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无产者，因此资本家也就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此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
但是，为什么是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呢？为什么是无产者被资本家雇佣，而不是资本家被无产者雇佣呢？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因为工厂、土地、矿藏、森林、铁路、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变成了一小撮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是因为无产者被剥夺了这一切。所以资本家为了使工厂开工必须雇佣无产者，否则他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就不会产生任何利润。所以无产者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否则他们就会饿死。
这一切都足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性质。第一、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不能是什么统一的和有组织的生产，它完全分散成各个资本家的私人企业。第二、同样很明显，这种散漫的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生产出卖的商品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但是，因为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想多得利润，所以他们都尽量多生产商品，结果市场上商品充斥，物价下跌，普遍的危机就随之发生。
由此可见，危机、失业、生产中断、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无组织性的直接结果。
这种无组织的社会制度之所以暂时还没有被摧毁，它之所以暂时还能坚强地抵抗无产阶级的攻击，首先是因为有资本主义国家保卫它，有资本主义政府保卫它。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如此。
毫无疑义，未来的社会将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首先就是说，那里不会有任何阶级存在：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无产者，因此也就不会有剥削。那里只会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就是说，那里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因此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存在的余地，那里只会有自由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最后就是说，那里随着雇佣劳动的消灭，任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消灭，那里不会有贫民无产者，也不会有富翁资本家，那里只会有集体占有一切土地、一切矿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厂和一切铁路等等的劳动者。
由此可见，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这里不会有商品生产、争夺利润等等现象存在的余地。
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它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这里不会有生产的分散性，不会有竞争、危机和失业现象存在的余地。
凡是没有阶级的地方，凡是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地方，也就不需要国家，也就不需要压制穷人和保卫富人的政权。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马克思还在一八四六年就说道：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清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见“哲学的贫困”）[6]
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说道：
“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各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的了。我们现时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再无必要，而且还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舘去,而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7]
同时很明显，为了处理公共事务，社会主义社会除需要集中各种资料的地方局之外，还需要一个中央统计局来搜集有关全社会各种需要的资料，然后适当地把各种工作分配给劳动者。代表会议，特别是代表大会，也将是必要的；它们的决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占少数的同志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
最后，很明显，自由而友爱的劳动必定使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需要都得到平等而充分的满足。这就是说，如果未来的社会要求每个成员能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那末社会本身也应当根据每个人需要多少产品就给予多少产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就是未来的集体制度应借以建立起来的原则。自然，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上，既然参加新生活的还有一些不习惯于劳动的分子，生产力也没有足够地发展，而且还有“粗”工和“细”工的差别，这时要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一定大感困难，所以社会不得不暂时走上某一条中间道路。但同样很明显，当未来社会走上自己的轨道而资本主义残余被连根铲除的时候，上述原则就会是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原则。
因此，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说道：
“在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当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消失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后，当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其本身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当增长时……只有那时才能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哥达纲领批判”）[8]
依据马克思的理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情景就是如此。
这都很好。但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可以想像的吗？可以设想人们能铲除本身的“野蛮习惯”吗？
还有，如果大家都各取所需，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够得上这种需要吗？
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现存资本主义所有制阻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估计到在未来社会中不会有这种所有制，那末显而易见，生产力一定会增长许多倍。同时还不应忘记，在未来社会中，现在的数十万寄生虫和失业者都会担任工作而补充劳动者的队伍，这样就会大大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人们的“野蛮”情感和观点，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永恒的东西：有一个时期即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是不承认私有制的；后来一个时期即个人主义生产的时期，私有制掌握了人们的情感和理性；现在一个新的时期即社会主义生产的时期快要到来，那时人们的情感和理性浸透着社会主义的意向，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存在不决定人们的“情感”和观点吗？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建立起来呢？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要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知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美妙的理想或幻想呢？其科学证明又在哪里呢？
历史表明：所有制形式直接以生产形式为转移，生产形式一改变，所有制形式迟早也必然耍改变。有一个时期，所有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原始人出没其间的森林和原野归大家所有，而不归个人所有。为什么当时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呢？因为当时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是共同的，集体的，大家共同劳动，谁也离不开谁。后来一个时期，即小资产阶级生产的时期，所有制具有个人主义的（私人的）性质，人所必需的一切（当然空气、日光等等除外）都被认为私有财产。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生产已成了个人主义的生产，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开始为自己而劳动了。最后，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成百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个场所、一个工厂里一起劳动。在这里，已看不见旧时那种自顾自、各干各的情形了，在这里，每个工人和每个车间所有的工人，在工作方面和本车间的工友、和其他车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只要某个车间停顿下来，整个工厂的工人就会无事可做。由此可见，生产过程、劳动已经具有社会性，已经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不仅个别工厂的情形是如此，整个生产部门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要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生产就会陷于困难的境地；只要石油和石炭的生产停顿下来，很快就会有整批的工厂关门。很明显，在这里，生产过程已具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性质了。既然占有的私人性不适合生产的社会性，既然现代集体主义的劳动必然引向集体所有制，所以不言而喻，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
历史就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历史告诉我们说：凡在社会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并掌握主要生产职能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经过一些时候必然成为这种生产的主人。有一个时期，即母权制时期，妇女被认为是生产的主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原始的农业中，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担负着主要的职能，而男子则出没于森林，寻找野兽。后来一个时期，即父权制时期，男子在生产中占统治地位了。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以戈矛、套绳、弓箭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牧畜经济中，男子起着主要作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无产者开始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一切主要生产职能都转入他们的手中，没有他们则生产一天也不能维持（且回忆一下总罢工吧），这时资本家不仅对生产无益，而且还妨碍了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或者是一切的社会生活都要完全遭到破坏，或者是无产阶级迟早一定会成为现代生产的主人，成为这种生产的唯一所有者，成为这种生产的社会主义所有者。
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作临终祈祷并确定地提出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现代工业危机，使这个结论完全明显，并一目了然地揭露了资本家的寄生性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历史又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悲天悯人的情感上，并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正义”上，并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热爱上，而是建立在上述的科学根据上。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缘故。
恩格斯还在一八七七年就说道：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根据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不合正义，认为正义总有一天定要胜利，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了……”这里最主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生产力和由这生产方式造成的财富分配制度，已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惊人的矛盾，并且矛盾到了这种程度：如果想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的话，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对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根据这个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根据某个学究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而奠定的”（见“反杜林论”）[9]。
这当然不是说，既然资本主义已在腐朽，那只要我们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随时建立起来。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才这样想。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是一切阶级的理想。这只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对实现这一理想直接关心的并不是一切阶级，而只是无产阶级。这就是说，当无产阶级还只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旧生产形式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的扩大、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但是这还不够。社会大多数人可能已经无产阶级化了，然而社会主义可能还实现不了。这是因为要实现社会主义，除这一切而外，还需要无产阶级具有阶级意识，需要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并善于领导本身的事业。要获得这一切，又必须有所谓政治自由，即言论、出版、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一句话，就是必须有阶级斗争的自由。政治自由并不是到处都有同样保障的。因此，究竟无产阶级必须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斗争：在专制的农奴制条件下（俄国）、君主立宪制条件下（德国）、大资产阶级共和国条件下（法国）还是在民主共和国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正是这种条件）进行斗争，这对无产阶级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政治自由在民主共和国里有最好的和最完全的保障，自然只限于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般能够有的保障。因此，一切拥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人都必须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把它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的“桥梁”。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现时条件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最高纲领，一部分是以开辟一条经过民主共和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目的的最低纲领。
要自觉地实现自己的纲领，要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怎样行动，应当走什么道路呢？
答案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不能靠和资产阶级妥协而达到社会主义，它一定要走斗争的道路，而且这个斗争应当是阶级斗争，是整个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应当依据的原则。
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罢工（不论它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抵制和怠工，无疑地也是阶级斗争。游行示威、参加代表机关（无论是一般议会或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也都是阶级斗争。这一切都是同一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说明哪一种斗争形式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更大的意义，而只指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需要的，都是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必要手段。而觉悟性和组织性像空气一样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但也应该指出这一切斗争形式对于无产阶级都不过是准备手段，其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形式都不是无产阶级能够借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单靠总罢工是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总罢工只能为摧毁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决不能想像无产阶级只要参加议会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利用议会斗争只能替推翻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罢了。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是什么呢？
这样的手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罢工、抵制、议会斗争、游行示威，——这一切斗争形式作为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手段是很好的。但是这些手段没有一种能够消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这一切手段集中成一个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坚决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种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
决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突然的、短促的打击，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群众用以击败资产阶级并夺取其阵地的长期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对战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在阶级冲突时期一个阶级的失败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应当采取的步骤。
这就是说，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战败时，当它的财富还没有被没收时，无产阶级一定要拥有军事力量，一定要有自己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以便用它来打退垂死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击，正如巴黎无产阶级在公社时期曾有过的那样。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产阶级利用这种专政就能够剥夺资产阶级，并没收整个资产阶级的土地、森林、工厂、机器、铁路等等。
剥夺资产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达到的结果。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就是如此。
因此，马克思还在一八四七年就说道：
“……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已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见“共产党宣言”）
如果无产阶级想要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它应走的道路。
其余一切策略观点都是由这个总原则产生的。罢工、抵制、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只是在有助于组织无产阶级、有助于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
总之，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则应当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就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以便利用它来剥夺资产阶级。
但是，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就必须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并使之不断地壮大起来。
无产阶级的组织应当采取哪些形式呢？
最普遍的群众性的组织就是工会和工人合作社（主要是生产消费合作社）。工会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工业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商业资本，用减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办法来扩大工人的消费，这当然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论工会或合作社，作为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手段，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此，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这两种组织形式，巩固和加强它们，当然这要以现存政治条件所允许的程度而定。
然而，单有工会和合作社是不能满足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组织方面的需要的。这是因为上述组织不能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其目的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但工人所需要的，是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是根本打破这种范围，而不是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兜圈子。因此，还需要一个能把各行各业工人中的觉悟分子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能把无产阶级变成觉悟的阶级、并以粉碎资本主义制度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为其最主要目的的组织。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
这个党应当是阶级的党，应当完全不依赖其他政党，——这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者只有靠自己的手才能获得解放。
这个党应当是革命的党，——这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只有用革命手段、用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宝现。
这个党应当是国际主义的党，党的大门应向每个觉悟的无产者敞开，——这是因为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对格鲁吉亚无产者，或是对俄罗斯无产者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都是同样重要的。
因此很明显，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得愈紧密，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民族壁垒破坏得愈彻底，则无产阶级政党就愈强大，无产阶级组成一个不可分的阶级就愈容易。
因此，必须尽可能在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中实行集中制原则，反对联邦主义的散漫性，无论党、工会或合作社都必须这样。
同样很明显，这一切组织都应当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自然要某些政治条件及其他条件不阻止这样做才行。
党和合作社、党和工会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合作社和工会应当是党的组织还是非党的组织呢？这个问题要以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斗争来决定。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无论工会或合作社，它们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愈友好，其发展就愈充分。因为这两个经济组织若不接近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往往就会琐碎化，就会只顾狭隘的职业的利益而忘记整个阶级的利益，从而使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保证工会和合作社受到党的思想政治影响。只有这样，上述组织才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学校，把分散为各个集团的无产阶级组成为觉悟的阶级。
一般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者怎样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
首先必须知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单是哲学学说。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学说，是他们的旗帜，全世界无产者都尊重它，“崇拜”它。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单是什么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是日益发展壮大的活生生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活生生的领袖。谁要反对这个学说，谁想“推翻”它，谁就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一切，免得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此他们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斗争时，使用着一种迥非寻常的新武器。
这种新武器是什么呢？是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新的研究？是不是驳斥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不是！也许他们是用“新事实”和“归纳”方法武装起来，“科学地”驳斥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吧？也不是！那末这种不寻常的手段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责备马克思和恩格斯“盗窃他人的著作”!你们以为怎样？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科学社会主义乃是一种捏造，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彻头彻尾都是从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偷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比的领袖”车尔凯兹施维里却神气十足地向我们讲这个滑稽故事，而有位什么拉姆斯这样一个轻率的、车尔凯兹施维里的“门徒”和我们的那些土产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如此拚命地重复这种“发现”，所以我们至少也要把这个“故事”简略地说一下。
请听听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话吧；
“‘共产党宣言’的整个理论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从孔西得朗那里拿来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合法革命民主派的这部圣经——不过是笨拙地把孔西得朗的‘宣言’改头换面一番。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抄袭了孔西得朗‘宣言’的内容，而且……甚至剽窃了个别的标题。”（见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和拉布里奥拉三人论文集“‘共产党宣言’的起源”德文版第十页）
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拉姆斯也重复着这一套：
“可以坚决地断定：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简直是一种盗窃（剽窃），一种无耻的盗窃，然而他们并不像普通的窃贼那样逐字逐句地抄，而只偷去了思想和理论……”
（见同书第四页）
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号召报”、“工人报”[10]、“呼声报”[11]等报上面也重复着这一套。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原来是从孔西得朗“宣言”中“偷来”的。
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孔西得朗是什么人呢？
马克思又是什么人呢？
孔西得朗死于一八九三年，是空想主义者傅立叶的门生，始终是个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他认为只有阶级调和才能“挽救法国”。
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是唯物主义者，是空想主义者的敌人。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获得解放的保证。
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从这个理论的观点看来，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继地主农奴制度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制度，那末这只能“归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制度必然产生出来。再就是，如果说继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那末这是因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样。由此就产生出资本主义毁灭和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就产生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应当在生产力的发展史中而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自己的理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础就是如此（见“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第二章）。
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观点吗？
我们断定说，无论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或是我们的“号召报派”，都没有从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中引出一段话或一个字来证实孔西得朗是个唯物主义者，证实他是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生活的演进的。反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孔西得朗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以空想派的唯心主义者闻名的（见波尔·路易“法国社会主义史”）。
既然这些奇怪的“批评家”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不能区别，那末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饶舌呢？为什么他们要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呢？难道是为了引入发笑吗？……
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是关于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用来夺取政权然后剥夺资产阶级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叙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就是如此。
孔西得朗在“民主宣言”中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承认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吗？
从车尔凯兹施维里和拉姆斯的论文（见上述文集）中可以看出，孔西得朗的“宣言”对这一点只字未提，而仅仅指出了阶级斗争是一件悲惨的事实。至于作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手段的阶级斗争，那末请看孔西得朗在其“宣言”中对这一点所说的话吧；
“资本、劳动和才干是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财富的三个来源，是工业机构的三个轮子……代表这三方面的三个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阶级的任务是迫使机器为资本家工作和为人民工作……这些阶级面前的……伟大目标是用民族统一原则把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见考茨基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是剽窃”第十四页，那里从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引证了这段话）
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这就是孔西得朗在其“民主宣言”中所宣布的口号。
这种阶级调和的策略和坚决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反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策略，有什么共同点呢？
当然是没有什么共同点的！
那末，车尔凯兹施维里这伙先生们和他们的轻率的应声虫为什么胡说呢？莫非他们把我们看成死人吗？难道他们以为我们不会使他们原形暴露吗？！
最后，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孔西得朗活到了一八九三年。他在一八四三年出版了自己的“民主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末写成了自己的“共产党宣言”。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已用欧洲各国文字再版多次。谁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虽然如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无论孔西得朗本人或他的朋友，无论在任何地方，一次也没有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孔西得朗“宣言”里剿窃了“社会主义”。读者，这难道不奇怪吗？
那末，究竟什么东西激起这些“归纳派的”风头家们……对不住，——“学者们”——胡说八道呢？他们究竟是用谁的名义讲话呢？难道他们比孔西得朗本人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宣言”吗？或许他们以为孔西得朗及其信徒们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但是够了……已经够了，因为连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都没有认真地注意拉姆斯和车尔凯兹施维里的唐·吉诃德式的讨伐，这种滑稽的讨伐的可耻结局已经过于明显，用不着再去注意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批评的实质。
无政府主义者患有一种宿疾，就是很爱“批评”敌方的政党，但又不愿费一点力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些政党。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在“批评”社会民主党人的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这样做的（见第一章和第二章）。他们讲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就拿下面一件事实来说吧。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这谁不知道呢？社会革命党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否认它的辩证方法，否认它的纲领，否认阶级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这谁不知道呢？对于即使偶然听到一些有关“革命俄国报”（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和“火星报”（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论战的人，这种原则上的区别也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那些看不出这种区别而竟叫嚷着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家”，又有什么话可说呢？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就硬说“革命俄国报”和“火星报”这两个机关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见无政府主义者文集“面包和自由”第二〇二页）。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认识”就是如此！
说到这里，究竟他们的“科学批评”有多少根据也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种“批评”吧。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责难”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复地说：你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你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我们得出和……社会民主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我们……要达到的是自由的共产主义，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自然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作者注)要达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见克鲁泡特金“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第七十四页至第七十五页）
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德国社会主义者说，所有一切积累起来的财富都应当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将把这些财富交给工人团体，组织生产和交换，并注视着社会的生活和工作。”（见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第六十四页）
其次：
“集体主义者在自己的……草案中犯了……双重的错误。他们既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又要保存构成这个制度基础的两种制度：代表制和雇佣劳动制。”（见“争取面包”第一四八页）……“大家知道，集体主义……保存着……雇佣劳动。只有……代表制政府……能够做主人……”这个政府的代表“有权为大家的利益而使用从生产中获得的剩余价值。此外，在这个制度中规定出工人的劳动和受过教育的人的劳动之间的……差别；杂工的劳动在集体主义者看来是简单劳动，而手工业者、工程师、科学家等等则从事马克思称为复杂劳动的工作，并有权获得高额工资”（见同书第五十二页）。这样，工人在领取其必需的产品时，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的比例为标准”（见同书第一五七页）。
格鲁吉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重复这一套，不过讲得更加神气十足罢了。他们中间素以鲁莽见称的就是巴顿先生。他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体主义是什么呢？集体主义，或者确切些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下述原则之上的：每个人愿做多少就做多少，或者国家规定多少就做多少，而他得到的报酬是用商品支付的自己劳动的价值……”于是，这里“必须有立法会议……（也）必须有执行机关，即阁员、各种行政人员、宪兵和侦探，如果不满分子过多，也许还要有军队”（见“号召报”第五期第六十八页至第六十九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对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责难”就是如此。
总之，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议论中得出的结论就是：
一、彷佛在社会民主党入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非有政府不可，这个政府将以大老板的资格雇用工人，并且一定要有“阁员……宪兵、侦探”。二、彷佛照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粗”工和“细”工的区别不会消灭，那里将摈弃“各取所需”的原则而承认“按功取酬”的原则。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责难”就建立在这两点上。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这种“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可以断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种场合所讲的这些话，不是糊涂，便是无耻的造谣。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还在一八四六年就说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见“哲学的贫困”）
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写道：“国家将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所作的第一个行动——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就是它以国家资格所作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反杜林论”）
同一位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又写道：“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各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的了。我们现时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再无必要，而且还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而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又重复过同样的话（见“法兰西内战”引言）。
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不会有所谓国家、政权及其阁员、省长、宪兵、警察和兵士存在的余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将是国家存在的最后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将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并建立自己的政府（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但是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后，在各个阶级已经消灭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后，就再不需要任何政权了，所谓国家就会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由此可见，上述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诽谤。
至于“责难”的第二点，马克思说过以下的话：
“在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当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消失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当增长时……只有那时才能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哥达纲领批判”）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乃是这样一个制度：其中“粗”工和“细”工间的区分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矛盾已完全消除，劳动一律平等。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里没有雇佣劳动存在的余地。
显然，这一“责难”也是毫无根据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根本没有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只凭道听途说妄加“批评”，或者是他们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作品，但是有意撒谎。
第一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二个“责难”就是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向我们这样说：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否认暴力革命，你们想单凭选票来建立社会主义。
请听吧：
“……社会民主党人……喜欢高谈‘革命’、‘革命斗争’、‘拿着武器斗争’等等题目……但是，如果你实心实意地向他们要武器的话，他们却会郑重其事地给你一张选票……”他们硬说：“革命者所宜于采取的唯一适当策略，就是和平地、合法地进行议会活动，同时宣誓忠于资本主义，忠于既有的政权和整个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见“面包和自由”文集第二十一页和第二十二页至第二十三页）
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也是这一套，当然是说得更加神气十足些。就拿巴顿来说吧，他写道：
“整个社会民主党……都公开宣称：用步枪和武器进行斗争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方法，党只有凭选票，只有靠普选，才能取得政权，然后经过议会多数和立法程序去改造社会。”（见“夺取国家政权”第三页至第四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是这样议论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个“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说：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里又表现了自己愚昧无知和热心诽谤。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七年末就写道：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地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整个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共产党宣言”。在某些公开版本的译文中遗漏了几个字。）
一八五〇年，在德国即将有新的发动时，马克思写给当时的德国同志们说：
“不论在什么借口下他们都不应当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工人们应当……组成一支有司令官和总参谋部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这是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注意的”。（见“科伦审判记”中马克思“告共产主义者书”）[12]
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必须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一句话，要按照至今驰名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见“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我们以为这里所说的不仅是“选票”。
最后，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的历史，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是怎样和平地行动的，当时公社竟满足于在巴黎的胜利，放弃对凡尔赛这个反革命巢穴的进攻。你们以为马克思当时说过什么话呢？他号召过巴黎人去进行选举吗？他赞同过巴黎工人（当时整个巴黎都在工人手中）疏忽大意的态度吗？他赞同过他们对战败的凡尔赛人所表示的宽大态度吗？请听听马克思的话吧：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呀！挨了六个月的饿……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宽大’。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近卫军反动部分一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开始内战，彷佛丑陋不堪的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也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给库格曼的信”）[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一味重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信徒们只对选票感觉兴趣，他们不承认暴力的革命行动！
可见这个“责难”也是一种诽谤，表明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为何物。
第二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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